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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宕的旅程與道德的生產:結構主義視角下的《士兵之歌》與《今天我休息》
來源:澎湃新聞 | 默元  2026年09月17日09:09

電影《士兵之歌》劇照

電影《士兵之歌》劇照

電影《今天我休息》劇照

電影《今天我休息》劇照

1959年,蘇聯導演格利高里·丘赫萊伊拍攝了悲劇戰爭片《士兵之歌》(Баллада о солдате),而中國導演魯韌則執導了都市輕喜劇《今天我休息》。這兩部影片誕生于不同的歷史語境,蘇聯正處于赫魯曉夫時期,電影轉向關注個體命運、人性復歸的微觀敘事?!妒勘琛酚靡粋€年輕士兵未完成的歸鄉之旅,重塑了蘇聯的國家記憶。與此同時,中國正處于建國十周年的節點與“大躍進”的高潮,電影創作呈現出高昂的樂觀主義基調與集體主義熱情。《今天我休息》承載著構建新型個人-集體關系、謳歌社會主義道德的功能。

一部是憂傷詩意的戰爭悲劇,一部是詼諧明快的都市喜劇,兩者在語境、題材、風格與情感基調上都大相徑庭。然而,剝離其表層的類型外殼,這二者處理“個體與集體”、“私人時間與公共責任”這一核心命題的邏輯和結構卻極為相似。那么,在冷戰背景下,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對于“理想主體”構建何以存在某種跨越國別與類型的結構同構性?何種敘事功能與二元關系支撐起了這種“理想主體”誕生的過程?本文試圖以兩部影片的“組合段”與“聚合段”來分析。

橫向軸是影片的敘事句法/組合段(Syntagm),指符號在表達序列上的線性排列。在電影敘事中,這對應著情節發展的動力機制。蘇聯民間文藝學家弗拉基米爾·普羅普在《故事形態學》中歸納了“功能”項(如“匱乏”、“禁令”、“考驗”等),以此我們可以分析兩部影片如何共同運用目標受阻/旅程“延宕”來組織故事。這種“延宕”意味著影片的敘事動力并非來自目標的達成,而是來自插入段落對主線任務的不斷打斷與置換。

縱向軸是影片的符號選擇/聚合段(Paradigm),指符號在組合段的某個特定位置上的聯想與選擇關系。在電影敘事中,它通過二元對立來生產意義。借用列維-斯特勞斯的神話學方法,我們通過分析影片中作為符號和隱喻的對立項(如“前線/后方”、“工作/休息”、“短暫/永恒”)以及這些對立如何被調和與解決,來考察影片如何完成對個體欲望的升華和對“理想主體”的規訓。

在這個分析的坐標軸中,無論是阿廖沙悲劇性的“未歸”,還是馬天民喜劇性的“無休”,本質上都是同一套結構的變體,它們共同參與了1950年代社會主義國家對于“無私主體”的想象與建構。二者都以“延宕的旅程”為敘事結構,以“公/私”置換為符號機制,完成了對社會主義理想人格的建構與意識形態詢喚。

一、敘事句法:作為核心動力的“延宕”

普羅普在《故事形態學》中提出:故事中的人物是可變的量,而人物的功能是恒定的量?!妒勘琛泛汀督裉煳倚菹ⅰ吩跀⑹陆巧托袆庸δ艿脑O定上都極其相似,共享著以“延宕”為核心的敘事結構。

《士兵之歌》被廣泛認為是一部戰爭公路片,影片通過主人公阿廖沙在戰時假期返鄉路上的所見所聞來串聯起各種人物和情節。公路片這一類型的核心特征正是“在路上”的狀態,主人公的成長不來自目標的達成,而來自旅途本身。因此,這種形式天然適合表達“過程高于目的”的價值觀,而這恰恰與社會主義道德教育中“重行為輕結果”的取向形成了巧妙的契合。

《今天我休息》則被歸類于歌頌性喜劇這一中國特有的類型。有學者將其定義為“社會主義喜劇園地的新形態”。歌頌性喜劇的獨特之處在于它改變了喜劇藝術的傳統功能,不再以諷刺為核心,而是以歌頌新人新事為目的。馬天民的喜劇性恰恰來自“延宕”而非“達成”,觀眾的笑聲并非源于他成功約會,而是源于他一次次“失敗”地錯過約會卻在道德上不斷“成功”。這種將“失敗”轉化為“成功”的喜劇機制,正是歌頌性喜劇的敘事形式。

(一)“匱乏”與“禁令”:延宕的觸發

兩部影片的敘事都始于普羅普所定義的初始狀態(initial situation)的破壞,即匱乏(lack)的產生。在《士兵之歌》中,阿廖沙請求假期的理由是為了修補家中漏雨的屋頂,這里的屋頂象征著戰時岌岌可危的家庭結構。阿廖沙的匱乏是工具性的(需要修屋頂)與情感性的(需要見母親)。而在《今天我休息》中,馬天民的匱乏則是由于忙于工作而導致的伴侶缺失(需要約會/個人幸福)。這種匱乏驅動了出發(Departure)功能。在旅程中,禁令(Interdiction)與違背(Violation)的復雜互動構成了“延宕”,并最終指向匱乏的完成/未完成。

在這兩部電影中,禁令均以“時間限制”的形態出現:阿廖沙的假期只有六天,還要扣除路途,他必須把握每一分鐘才能見到母親;馬天民的休息日只有一天,而約會時間有嚴格精準的刻度要求。這種“倒計時”結構將原本平鋪直敘的空間移動轉化為時間競賽,正是因為有了“不可延誤”的元禁令,兩人在旅程中的一系列“延誤”行為才構成了對禁令的結構性違背,從而產生了巨大的道德張力。

這兩個故事可以被分解為相同功能項組成的序列。

序列A:獲得獎賞。蘇軍戰士阿廖沙因擊毀兩輛德軍坦克而獲得六天假期,上海民警馬天民因長期勤懇工作而獲得難得的周日休息,這兩個獎賞都是社會系統向個人釋放了“私人時間”。

序列B:確立目標。阿廖沙的目標是回家為母親修補漏水的房頂,馬天民的目標是去見相親對象,這兩個目標在結構上都屬于私人領域的修補與重建。

序列C:中途受阻。阿廖沙在歸家列車上遇到了因截肢而自卑的士兵、委托他送肥皂的戰友、失去了母親的女孩舒拉、遭遇轟炸的災民等等,馬天民在相親路上遇到了落水的公社財產(豬)、生病的孩子、丟失財物的群眾等等,這些阻礙被設置為對主體的道德測試。

序列D:利他解決。兩人毫不猶豫地將私人時間投入到解決他者需求中,選擇承擔公共責任。

序列E:時間損耗。隨著每次利他行為的完成,鏡頭總會刻意強調時間的流逝。

序列C和序列D可以被總結為“考驗”。這種考驗不再是傳統故事中使英雄獲得加快旅程的獎賞的考驗,反而成為了阻斷旅程的延宕。主人公的“假期”/“休息”真正的作用是提供一個由于時間緊迫而產生的道德測試,以此驗證個體在面對私人利益與公共責任沖突時的選擇。因此,這種“延宕”是主人公確立英雄性的過程。影片通過這種延宕暗示觀眾,為了“大我”(社會利益)而犧牲“小我”(私人利益),是成為社會主義理想主體的唯一路徑。

(二)行動元的置換:延宕的道德化

格雷馬斯將敘事中的角色抽象為六個行動元,并通過三條軸線(欲望軸、權力軸、交流軸)來組織意義。在兩部影片中,這種延宕的產生,尤其是其道德意義的產生,正是基于行動元的不斷置換。

首先是主體與客體的錯位,影片建構了表層和深層的雙重客體。表層客體是私人欲望的對象,阿廖沙的客體是母親/修好的屋頂,馬天民的客體是劉萍/成功的相親,這種私人欲望構成了敘事的初始動力。深層客體是集體利益(人民)。敘事中的每一次“延宕”,實際上都是一次客體的置換。當阿廖沙把本該給母親的時間給了路人,馬天民把本該給劉萍的關注給了群眾,欲望對象不斷地從表層客體置換為深層客體。兩部影片講述的故事正是主體學習如何為了深層客體而犧牲表層客體的過程。

其次是反對者的去罪化和對抗性的消解,主體、輔助者和反對者之間不再有對立關系。在這兩部影片中,具體的階級敵人消失了,阻礙英雄旅程的不是反派,而是他人的困境。這種置換徹底改變了沖突的性質,敘事的沖突不再是正義對抗邪惡的外部斗爭,而是在“小我”與“大我”之間的內部道德建設。主體必須擁抱反對者,而不是消滅反對者,才能完成任務,影片強調的是一種道德的自律。

最后是發送者和接收者由具體被置換為抽象。表面上,給阿廖沙發假期的是將軍,給馬天民排班的是警局領導,他們是具體的、制度性的“發送者”。但在深層結構中,驅動主體行動的并不是命令,而是一種更宏大的超驗力量。對于阿廖沙來說,深層發送者是愛國主義和人性光輝,對于馬天民來說,深層發送者是“為人民服務”的精神。而接收者表面上是母親(見到兒子)和劉萍(獲得男友),但實際上由于表層客體的缺失(沒修好房/沒約成會),具體的個人并沒有真正收到“利益”,真正的接收者是廣義的“社會”以及銀幕前的觀眾。

兩部影片的延宕結構,是主體被抽象的意識形態(發送者)所召喚,以私人欲望(表層客體)為掩護,克服現實困境(反對者),最終將自我犧牲的道德范式(深層客體)傳遞給了全體社會成員(接收者)。

(三)“歸來”:延宕的個人成長

當延宕耗盡了所有的時間,敘事必然走向“歸來”(Return)和災難解除/匱乏的償付(liquidation)。兩部影片雖然結局不同(悲劇/喜?。渖顚舆壿嬕廊煌瑯?,以表層客體的失敗換取深層客體的圓滿。

阿廖沙最終回到了家,但這是一個殘缺的“歸來”,他沒有修好屋頂,只擁抱了母親幾分鐘便匆匆離去,并最終走向死亡,匱乏并未消除,但在“保衛蘇聯”這一意義上,阿廖沙完成得極為圓滿。如果阿廖沙真的修好了屋頂,他只是一個私人領域的英雄,而為了救人因而來不及修屋頂,使他成為了公共領域的英雄。結尾畫外音的介入,將阿廖沙從一個具體的兒子提升為全民族的兒子,結構上的“未完成”轉化為精神上的永恒。

馬天民最終錯過了約會,也沒有見到對象,但在結尾,通過普羅普所謂的承認英雄(Recognition)功能,劉萍的父親認出了那個“救豬的警察”就是劉萍的相親對象,相親成功了,馬天民的匱乏被奇跡般地消除了。在這里,阻礙本身變成了媒介,正是因為馬天民在路上耽誤了時間做了好事,才贏得了愛情。影片試圖證明社會的道德法則與個人的幸福是兼容的,甚至是因果相關的。只要你獻身于社會建設,你也必然會獲得個人欲望的滿足,以此來動員人民為“大我”奉獻。

這種延宕的結構,最終被呈現為個人的成長和集體的圓滿。同時,這種圓滿是建立在“過程高于目的”的結構原則上的。阿廖沙和馬天民的英雄性,并非取決于他們是否達成了出發時的初始目標(修屋頂/相親),而取決于他們“延宕”過程中的行動。這種敘事句法成功地將觀眾的注意力從結果的得失轉移到了行為的性質上,從而說明在一個理想的集體主義社會中,并不存在純粹的“私人時間”,為他人和集體奉獻才是滿足個人欲望的路徑。

二、符號選擇:生產意義的二元對立

《士兵之歌》與《今天我休息》除了在敘事序列上共享著延宕的結構,在符號選擇與運作機制上也極為相似,都旨在調和公與私之間深刻的二元對立。

(一)空間的對立

兩部影片均構建了清晰的空間二元對立?!妒勘琛罚呵熬€(死亡/混亂/職責)—后方/家鄉(生命/秩序/情感);《今天我休息》:崗位(警服/紀律/公事)—生活(便服/自由/私事)。其背后隱含的對立是:公共—私人。

神話的運作需要一個能同時溝通這兩個對立面的中介物,而兩部影片通過中介物,試圖調和與消解這幾對矛盾。在《士兵之歌》中,中介物是阿廖沙回家乘坐的軍列,它既是前線向后方的延伸(運載著傷員、物資和戰爭的陰影),又是后方通向前線的路途。阿廖沙在火車上的旅程,實際上打破了“前線”與“后方”的界限。影片選擇這種交通工具作為中介物來說明在全面戰爭的語境下,不存在純粹的后方,阿廖沙在列車上遭遇轟炸更是說明戰爭的威脅也不僅限于前線,戰爭的倫理要求(如犧牲與互助)不僅在前線生效,更應該在后方運作,從而呼喚出了一個“人民戰爭”的歷史記憶。

同理,在《今天我休息》中,街道成為了連接崗位與生活的中介。馬天民雖然離開了派出所(崗位),但街道作為公共空間,本身就是警察職權的延伸。他穿梭于弄堂與馬路之間,打破了“上班”與“下班”的物理邊界。馬天民雖然穿著便服(試圖進入私人領域),但他必須不斷行使警察的職能(公共領域)。電影通過這一中介物論證,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不存在純粹的“私域”,處處都要滿足“為人民服務”的倫理要求。

這兩部電影最終都通過“私人的讓位”調解了這種矛盾。阿廖沙最后只留給了母親幾分鐘,馬天民整整一天都沒見到相親對象,這種讓位是結構上的刻意設計,它證明了公共道德對私人訴求的絕對優先權。但同時,它們又試圖通過置換來證明這種矛盾并非不可調和,將最徹底的“公”=最高級的“私”。

而兩部影片的空間移動,正是矛盾調節的過程。阿廖沙的旅程是一條貫穿蘇聯大地的線,通過幫助送肥皂、探望傷員家屬,他將戰時被物理空間割裂的社會關系(前線與后方、生者與死者)重新縫合起來,他的移動是對戰爭造成的社會裂痕修復的過程。而馬天民的旅程是在上海街頭的多次穿梭,通過連接馬路、公社和工廠、患病的鄰居孩子和丟失財務的廠代表,他將都市陌生人社會編織成一個緊密的、互助的有機共同體。

兩人在“去往目標”的物理位移中,實際完成的是從“個體人”向“符號人”的轉變。在起點時,他們是懷揣私欲的具體的人,在終點時,他們成為了連接社會集體意志的化身。

(二)時間的對立

兩部影片雖然都采用了“被延宕的旅程”這一句法,但在時間軸上卻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有限/無限”二元對立。

阿廖沙的時間是不可逆的線性時間。由于他最終走向了死亡,他的每一次延宕都是一種消耗。這種時間的稀缺性與不可逆性構建了一種崇高感,阿廖沙因此從一個普通人成為了一個永恒的精神象征,通過個體的毀滅來維系集體的永生。

而馬天民的時間是可循環的周期時間。休息日還會再來,約會錯過了還有下一次。這種時間的無限性與可重復性,構建了一種日常感。馬天民的延宕指向的是一種日常性的秩序,英雄不在于壯烈的犧牲,而在于日復一日的服務社會。

這兩種時間,雖然性質不同,但都參與建構了一種“私”向“公”的讓渡,并在這種讓渡中使“私”得到升華。

(三)個體與符號的對立

阿廖沙與馬天民之所以具備跨越時代的感染力,不在于他們作為“個人”的獨特性,恰恰在于他們作為“符號”的公共性。他們不是現實生活中的某個人,而是兩個巨大的能指,承載著各自社會對于“理想主體”的想象。

阿廖沙是一個“空”的能指。他年輕、純真,幾乎沒有具體的個性缺點,正因為他的“空”,他才能容納無限的“有”。他不是一個具體的士兵,而是每一個母親的兒子,每一個舒拉的戀人,是蘇聯人民遭受戰爭苦難但依然保持純良的總象征,是“存在”。他的死亡,因此不再是個體的毀滅,而是一種神圣符號的生產。

而馬天民是一個具體的道德模范符號,是“行動”,他的名字“天民”(民為天)本身就包含著“為人民服務”的意識形態命名。電影幾乎沒有展示他進行社會服務時的內心掙扎,而是將其視為警民關系、城鄉關系、社區關系之間萬能的潤滑劑,是新中國“無處不在的國家關懷”的擬人化顯現。

巧合的是,“士兵”和“警察”是兩個很近似的符號。為什么兩部影片都選擇了士兵/警察作為社會主義“理想主體”的承載者?從這個角度去看電影,能發現兩者另一維度上的相似性,即將國家的暴力機器通過敘事置換為關愛機器。

士兵/警察都具有合法暴力壟斷權,士兵負責對他者的殺戮(戰爭),警察負責對內部的懲罰(監禁),他們的核心功能是排斥和壓制。但影片中,阿廖沙和馬天民并沒有行使這種暴力,他們的形象是“幫助者”和“關懷者”。蘇聯需要阿廖沙,來撫平外部戰爭留下的巨大創傷;中國需要馬天民,來建立新政權內部的信任。

而士兵和警察,是個體性最弱、國家性最強的兩個符號。電影通過講述他們試圖回歸私人生活卻失敗的故事,是為了證明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國家權力的代表者(士兵/警察)已經與人民徹底融為一體,以至于他們再也無法從“服務者”的角色中剝離出來,從而完成對觀眾成為社會主義主體的意識形態詢喚。

三、結語

1950年代末的中蘇電影不僅是講故事的藝術,更是一種組織社會關系的語法工具。創作者們將個體的私欲置于時間的磨損與道德的考驗之中,完成了從私到公的獻身,從而在銀幕上完成了從“人”到“英雄”的洗禮。兩部影片共享著以“延宕”為核心動力的敘事語法,主人公的私人旅程被不斷插入的公共義務所打斷,表層目標的失敗恰恰成就了深層道德的圓滿。同時,它們也共享著以“公/私”置換為核心的符號運作機制,空間上的“前線/后方”與“崗位/生活”、時間上的“不可逆/可循環”,都在敘事進程中通過對立面的調和,完成了對社會主義理想主體的詢喚與建構。

然而,雖然借用著相同的敘事結構,1959年的蘇聯與中國卻面臨著截然不同的歷史課題。蘇聯需要完成戰爭創傷的撫慰、修正過時的英雄敘事,中國則需要完成新政權的合法性鞏固與新型集體主義道德范式的推廣?!妒勘琛酚冒⒘紊车奈礆w生產了一種重新發現“人”的人道主義悲情,《今天我休息》用馬天民的無休確證了一種樂觀而自信的制度日常,同一種延宕的結構,承載了兩種迥異的政治情感與歷史訴求。結構主義的啟示因此是雙重的,它不止于發現相同,也不止于辨認差異,它既讓我們看到不同歷史語境中相似的敘事邏輯,也提醒我們這種“相似”總是在差異中分化出特定的意義,從未抵達“同一”。同中有異,異中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