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W.科爾:以文字滋養社會的澳大利亞文壇先行者

E.W.科爾(Edward William Cole,1832-1918年),是澳大利亞的作家、編輯家,也是科爾書店的創辦人。科爾編纂出版了大量大眾讀物,其中最成功的是《科爾趣味圖畫書》系列和《科爾趣味醫生》。此外,他還推出了許多系列叢書,包括《人類思想精華文庫》《英聯邦叢書》《科爾英聯邦音樂書》《科爾實用書籍》等。 科爾并不僅僅是一位書商,他通過出版、音樂等多種形式,將閱讀轉化為一種城市公共文化生活。這也是科爾書店在百年前就成為墨爾本城市文化史中一個重要文化地標的原因之一。 2026年,澳大利亞的Vivid Publishing出版社推出了《E.W.科爾四卷本文集》,呈現了E.W.科爾的文學創作以及思想觀念。隨著這套文集的推出,引發了澳大利亞學界對E.W.科爾的價值重估,認為“這套書可以填補早期澳大利亞人文歷史的空白”。

《E.W.科爾四卷本文集》
在澳大利亞近現代城市文化史脈絡中,E.W.科爾是一位相對默默無聞、卻深刻影響了墨爾本精神底色的關鍵人物。澳大利亞新近出版的《E.W.科爾四卷本文集》,不是簡單的舊文重印與文字匯總,而是一場發生在2026年的世紀回望與近代文化價值重估。
這套四卷本文集如此完整、系統,還包含貼近當代視野的文獻總結,都歸功于主編托尼·拉德(Tony Rudd)的獨家整理與深度編纂。作為E.W.科爾的曾外孫,托尼·拉德是科爾家族史料的主要嫡系繼承者。數十年來,他持續搜集、掃描、歸檔科爾一生海量的絕版出版物、宣傳畫、小冊子、報刊雜文與私人文獻,網站幾乎收錄了科爾全部可考的出版影像與原始文本檔案,為本次四卷本編纂奠定了獨有的一手資料基底。相較于過往零散、年代殘缺且價格高昂的舊版文本(比如當下舊書網站上450澳幣一本的科爾小冊子,在此套全書中只是某一卷本中十分之一的內容),托尼·拉德在這套叢書中加入了大量跨版本比對、生平脈絡梳理、創作背景考證與時代語境闡釋,補齊了百年以來一些缺失的細節鏈條。正因編纂者兼具家族傳承視角與當代回望的視野,這套文集成為迄今為止內容最翔實、體系最完整的E.W.科爾文集,也讓2026年的當代讀者得以近距離重遇這位百年前的墨爾本文化先驅。
E.W.科爾的人生經歷,就是一部英國貧苦白人移民在澳大利亞的成長史詩。叢書清晰鋪展了他從1830年代至1910年代的完整生命軌跡。科爾出生于英國肯特郡,這個一無所有的貧民之子,無家世依托、無資源庇護,少年時代到倫敦街頭謀生無果,于是順應大英帝國在南非開拓殖民地的政策,前往開普敦的卡魯地區勞作求生。澳大利亞發現金子的消息又將他吸引到墨爾本。之后他輾轉嘗試十余份職業,一路摸爬滾打,帶著求知執念深耕文字與書店出版事業。他打造出南半球規模首屈一指的科爾書店,憑借豐富多元的出版物與極具創意的經營理念,把商業書店塑造成墨爾本醒目的城市文化風景線。
正如書中介紹的澳洲著名教育家、原西澳大利亞大學校長沃爾特·默多克(Walter Murdock)所提出的一個觀點,關于人精神世界的塑造有三處關鍵場域——一是學校;二是圖書館;三是書店。他認為科爾的書店對他的影響至關重要。而對于只接受過6個月正規學校教育的科爾而言,影響他的是后兩者。
從圖書館開始
從圖書館這個角度看,科爾在澳大利亞得到了他在英國難以獲得的機會。19世紀50年代,在倫敦的大英圖書館,想要進入閱覽室讀書,預覽人必須書面申請讀者閱覽證,還要提供有社會地位人士的推薦信,并說明自己的研究目的。年齡也有限制,21歲以下一般不允許進入。所以英國的圖書館即便不收費,也是篩選制,優先服務學者、作家、專業研究者。像科爾這樣的底層勞動者、自學的普通人很難拿到準入資格。
但是那個時期的墨爾本公共圖書館則不一樣。淘金熱帶來豐盈的稅收,當地管理者也有意把知識向底層平民敞開,圖書館的理念就是要成為“民眾的大學”,任何人只要年滿14周歲,雙手干凈即可入館。所以澳大利亞的圖書館是面向所有普通市民開放的,不看身份、不需要推薦信,無需申請讀者閱覽證,沒有階級篩選,工人、移民、自學成才者都可以直接進館閱覽。這樣的圖書館為E.W.科爾這類的自學人士提供了思想求索的機會。科爾通過在這里的廣泛閱讀,研發出飲料的配方,他不再挖金礦,而是靠賣飲料給礦工來謀生。同樣,也是在這里,他開始了關于人類宗教的思考。
為鉆研世界各地的宗教思想,他充分利用墨爾本的圖書館館藏,仍覺不足時,他甚至放下賴以謀生的生意,專程前往悉尼州立圖書館查閱文獻,以深入研讀與思考。1867年,他寫出一篇百頁長文,把耶穌從“神”重新轉化為“歷史人物”和“宗教人物”。在他看來,信仰應當扎根于人類理性,他寫這篇文章,是在進行一種宗教歷史去神圣化。他本來計劃探討耶穌和保羅兩個人物,但是因為當時的社會反響不大,還遭到當地教會的排斥,他并沒有接著寫關于保羅的章節。
科爾對宗教本質的清醒剖析與辯證審視,并未隨著時間的流逝而失去價值,反而對當下多元共生的現代社會有著極為重要的借鑒意義。在不同信仰、不同文化彼此交織的今天,宗教偏執依舊可能催生隔閡、對立與極端情緒。科爾提醒人們以包容理性看待不同精神傳統,為當代社會處理信仰議題、維系文明間的和平共處提供了極具現實價值的思想參照。
科爾書店
受惠于圖書館的科爾深知知識的力量,他將知識的傳播與自己謀生的事業相結合,全力經營書店這一公共文化空間,讓許多沒有機會接受正規教育的民眾有機會通過閱讀獲得知識。科爾書店所銷售的百萬冊全球新舊典籍,既包括世界各地宗教、歷史、文學著作,也有自家出版社出版的跨文化比較研究、通識類書籍,形成了完整的出版與流通體系。
科爾在1879年首次推出的《科爾趣味圖畫書》(Cole's Funny Picture Book),到現在累計銷量超幾百萬冊,仍然在不斷再版中。筆者的科爾研究就起始于20多年前,在社區圖書館借到的這本書。此書兼顧兒童啟蒙與成人趣味閱讀,類似集萃,把眾多經典讀物和圖片收集到一起出版。
他創作出版的《白人澳大利亞問題》等眾多文本勇敢地反對種族以及宗教的排他主義,主張文明平等與共存。他的科爾書店舉辦征文比賽,號召人們思考世界主義觀念,探討社會改良、社群平等的未來構想,傳遞多元共生的世界主義理念。科爾書店提升了墨爾本這座城市的全球文化辨識度,進而受到柯南道爾、馬克·吐溫、吉普林等作家的贊嘆。科爾書店很大程度上助力了1900年代的墨爾本獲得“壯觀世界大都市”的稱號。
科爾與《中國人性格好的一面》
作為中國人,筆者非常欣賞科爾出版的《中國人性格好的一面》。該書出版于澳大利亞聯邦建國初期,當時執行的是“白澳政策”,澳大利亞社會上普遍存在對華人移民的污名化與排斥情緒。其實,早在1850年代,隨著澳洲金礦的出現,華人采礦者人數急劇增長,面對勤勞吃苦、禮拜日也在挖礦的華人,白人的不滿情緒不斷積聚,開始限制華工入境,一些州在1857年到1891年之間相繼頒布了限入法案,向華人勞工收取人頭稅等。科爾以其長期倡導的公共啟蒙與世界主義立場出發,試圖以通俗而平實的論證對抗偏見:一方面,他從儒家倫理切入,將中國人的勤儉、仁愛、孝悌等特點放置于可比較的道德框架中;另一方面,他直指歧視的核心在于環境與機會的不平等。
他這樣評價他認識的一位生活在悉尼的華人梅光達:“他是一個中國人,但是通過教育和交往,他已經成為我們中的一員,并且成為我們中最好的人。他不是一個威風凜凜、自命不凡的有錢人;他是一個善于溝通、仁慈、助人為樂的人,悉尼人都能感到這一點,他們尊重和喜愛他。”他相信環境的力量。他說:“在我的一生中,我接觸過許多人,來自不同種族、有著不同特征、不同膚色、不同服飾、不同習俗、不同信仰、不同語言,我接觸得越多,就越相信人的本質都是好的。”該書體現了科爾對儒學的深刻理解與對“白澳”的公開質疑,這是一位澳大利亞人被儒家思想影響、勇敢進行公共論辯的范例。當然,這種睿智和包容,也來自于1860年代,科爾在澳大利亞圖書館的閱讀與思考。
該文集中,沃爾特·默多克的一句話可以概括筆者對這套叢書和科爾創舉的情感:“心懷感恩,震撼與敬畏”。感恩科爾為墨爾本這座城市文脈留下豐厚的遺產,這套書可以填補早期澳大利亞人文歷史的空白;震撼于一個赤貧少年僅憑一己之力,完成跨越階層、跨越時代的文化突圍;敬畏于他歷經世事沉浮,始終保有面向公眾的善意、面向時代的思考、面向社會的擔當。
在文獻散佚、近代民間思想易被湮沒的當下,這套四卷本文集的出版,是對科爾這位澳大利亞文化先驅最好的回望,也是給當代讀者珍貴的啟示。它讓百年光陰得以對話,讓多元文化互敬互愛的精神重新發光,也讓我們真正理解,一座城市的文明厚度,從來都源于這些默默深耕、以文字與善意滋養時代的先行者。
(作者系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