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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與托妮·莫里森重逢:誰的眼睛在看?誰決定了美?
來源:上觀新聞 | 柳青  2026年09月11日08:51

好萊塢當下最炙手可熱的女演員贊達亞最近在電影《奧德賽》的宣傳路演時被問起喜歡的書和作家,她脫口而出:托妮·莫里森的《最藍的眼睛》。美國作家托妮·莫里森,她是迄今122位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中,第一位、也是唯一的非裔女性。近日,上海譯文出版社推出莫里森系列作品的全新中譯本,包括她的大部分代表作:《最藍的眼睛》《所羅門之歌》《愛》《寵兒》《爵士樂》和《天堂》。

莫里森在1993年獲諾貝爾文學獎,《寵兒》和《所羅門之歌》早在1990年代末就被譯介到中國。當時,莫里森小說所涉及的多種族混居的移民社群,被歧視者潛移默化地接受了歧視者的價值觀念并斬斷自身族群的文化傳統,這些主題對中國讀者來說尚且是遙遠的。30年過去,莫里森在2019年以88歲高齡去世,她全部寫作所探討的議題在當今世界不僅沒有翻篇,很可能更尖銳了。當社交網絡充斥著對黑皮膚美人魚和黑皮膚海倫的嘲諷,《最藍的眼睛》這部初版于1970年的小說在半個多世紀后重新爆發出犀利的時效性——到底是誰定義了“美”和“丑”?那些根深蒂固的偏好和厭惡是怎樣被灌輸到人們的頭腦里?此時此刻,是時候和托妮·莫里森“重逢”了。

她看到比苦難更復雜的現實

譯者賴小嬋在翻譯《最藍的眼睛》時,經常會聽莫里森在世時的訪談和朗誦音頻,作家的聲音讓她感到安穩可靠,一如小說的行文。莫里森在39歲這年發表了第一部長篇小說《最藍的眼睛》,她持續寫了5年,之前沒有想過要出版。動筆寫《最藍的眼睛》時,莫里森剛結束一段婚姻,她懷孕且帶著一個年幼的孩子,前夫不留贍養費地回了牙買加。她供職于蘭登出版社,工作地點是紐約州中部的小城,她在當地沒有朋友,孩子又小,她用寫作打發孩子睡著以后的漫長夜晚。她是自己唯一的讀者,也從不想象作品出版以后評論家會怎樣點評,她得到了寫作者的自由,并且從拮據孤獨的生活中拯救了自己。

文學研究者、讀書博主史靖瀾注意到莫里森顯著地不同于20世紀中期黑人民權運動中活躍的黑人男作家:馬爾科姆·X號召同種族的創作者以矯枉過正的方式書寫黑人經歷的苦難;詹姆斯·鮑德溫從法國回到美國,他痛心于黑人群體內部的相互糟踐;理查德·賴特是美國共產黨員,他寫一無所有的底層黑人在資本結構里的抗爭。

莫里森從一開始就游離于上述這些帶著時代烙印的斗爭式寫作。她出生并成長于俄亥俄州北方、伊利湖邊的小城,《最藍的眼睛》的故事背景地也是這個地區。南北戰爭爆發以后,大量黑奴從南方的種植園逃亡北方,來到靠近加拿大邊境的工業城市務工。莫里森的祖輩、家人是在北方大城市克利夫蘭附近謀生的產業工人,她生長的社區是東歐人、猶太人、加勒比地區移民和美國黑人混居的多種族社群。在《最藍的眼睛》里,女孩佩科拉的父母從南方的州逃難來此地,一家人租的門面房房東是希臘人,鎮上的雜貨店老板是波蘭猶太人,猥瑣的牧師來自西印度群島,是個混血,他的祖上是個無恥的英國白人。莫里森寫作的獨特之處在于,她從女性的角度看到一個多元的、族群混雜的小社會,這一點極具前瞻性,甚至領先于半個世紀后的同行,她看清了遠比苦難更紛繁復雜的現實。她的小說像擺滿小商品的雜貨鋪,看似瑣碎、不起眼,但覆蓋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美麗的藍眼睛vs丑陋的黑皮膚

童年的莫里森是享受了“幸存者偏差”的孩子,她的成績非常好,被家人和老師保護得很好。直到學校里的玩伴偶然跟她說起“想長一雙藍眼睛,因為藍眼睛更美,討人喜歡”,這段小女孩之間的閑話成了落在她心里的一根刺。莫里森有意識地思考“歧視”這件事是在進入大學時,她發現黑人學生社團里流行“牛皮紙測試”,社團的錄用標準是用牛皮紙袋比對膚色,在黑人學生群體中,不同的膚色深度劃分出高下不等的階層。

《最藍的眼睛》寫到出身富裕家庭的混血女孩莫琳,長著一雙藍綠色的眼睛,她和白人姑娘們一起做作業、玩耍,被所有的老師疼愛;寫到黑人姑娘杰拉爾丁拉直了她的一頭卷發,主動參加教堂唱詩班,學習白人清教徒的節儉和堅忍,她不許兒子和黑人孩子玩耍;寫到佩科拉的母親在白人家庭幫傭,溫柔地照顧白人小女孩,卻每日呵斥自己的一雙兒女;寫到傷心的佩科拉去雜貨店買糖,糖紙上印著的圖像是金發碧眼的孩子,她看著糖紙廣告的孩子、母親照顧的女孩和人見人愛的莫琳,天真地認為自己的不幸來自“丑陋的黑皮膚和黑眼睛”,她幻想擁有一雙藍眼睛,生活就會好起來。

佩科拉不是個例,《最藍的眼睛》不是莫里森寫身邊的故事,她寫彌漫在黑人社群中的代際相傳的自我厭棄,黑人努力扮演白人并因此劃分三六九等,她寫如同空氣一般存在于生活中的社會價值觀念。

賴小嬋在翻譯《最藍的眼睛》時,研究了莫里森和小說里佩科拉同齡時的美國社會環境,她發現在1940年代,一位黑人心理學家做過一個實驗,那時市場上沒有黑皮膚的布娃娃,心理學家把白色的洋娃娃染成黑色,然后讓小學生在白娃娃和黑娃娃之間選擇,哪個好看?結果,絕對多數的黑皮膚孩子選擇白娃娃。

《最藍的眼睛》明面寫一個貧窮黑人家庭的女孩被暴力摧毀,然而撕碎佩科拉的暴力不只是來自父親的侵犯,真正兇悍的隱形暴力是家庭、學校、社區和社會方方面面對孩子們的塑造,他們對美、愛、體面和道德的認知,來自看不見的灌輸,“歧視”內化成一個族群和一代又一代人的身體記憶。莫里森借著小說的敘述者、另一個黑人小姑娘克勞迪婭表達了憤怒:“為什么必須喜歡金發碧眼的白色洋娃娃?為什么黑人踢踏舞巨星比爾羅賓遜的銀幕搭檔是秀蘭·鄧波兒,而不是任何黑人孩子?”克勞迪婭從沒有機會公開表達她的想法,這是一個孩子沉默的抗議。

賴小嬋把《最藍的眼睛》和莫里森后續的很多作品比作“一面讓人不愉快的鏡子”,這面鏡子最初是向美國人舉起的,但是到今天,她讓全世界的人對著這鏡子思考:為什么會這樣?人們眼中的“正常”沒有問題嗎?

誰在“看”?誰“被看見”?

史靖瀾認為《最藍的眼睛》是很妙的書名,這個名字也是莫里森寫作的“原點”。她沒有把主題落到“白皮膚”或“金頭發”,而是強調“眼睛”,這是“觀看”的器官,莫里森的全部作品指向主動的“看見”。

1950年代,美國黑人作家拉爾夫·艾里森發表《看不見的人》,引起巨大反響,小說出版第二年即獲美國國家圖書獎。《看不見的人》的主角用暴力反抗的行動來證明自己作為人的獨立性,他以此反抗在白人社會里“不被看見”。當時正在大學文學系就讀的莫里森既不認可這本小說的價值,也不認可艾里森的立場。她提出,“要求白人看見”這樣的創作觀念源自一種隱藏很深的自卑,黑人仍把自身的族群、歷史和文化看作需要被認知的客體。她對于“被看見”這個概念表達了驕傲的蔑視:“我為什么要在乎白人看得見或看不見?他們看不見又怎樣?在他們看不見的地方,黑人的文藝開創著一個美麗、富饒的世界。”

莫里森認同鮑德溫對《湯姆叔叔的小屋》的批判,她形容這是一本表達抗議、文學性有局限的社會運動手冊,黑人作家們持續“被凌辱、被奴役”的苦難敘事,無異于作繭自縛。在《最藍的眼睛》之后,她的《所羅門之歌》《寵兒》《愛》,一部比一部更有敘事的強度和力度,她在這些小說里開創了一個新的視角:即使黑人被迫承受著奴隸的身份,被壓迫者的命運里不是只有畸形的苦難,他們也會愛,也會生活,受苦的人同樣是有著復雜性格的正常人,甚至,苦難者在抗爭以后也會墮落。莫里森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10年后發表暮年力作《愛》,當時美國主流文學評論奚落:“這個老太又在寫一群人愛來愛去的狗血故事。”時過境遷,史靖瀾贊美《愛》是21世紀的黑人版《了不起的蓋茨比》:“從來沒有人像莫里森這樣,關注到黑人如何創造又失去了黃金時代,他們得到過一切又揮霍了,最后剩下什么?”

賴小嬋被莫里森小說語言的音樂性格外打動,這種音樂性在黑人男作家的作品中幾乎不存在。她認為這來自黑人女性撫養后代時,她們用吟唱帶給孩子愛的傳遞,也制造了民族文化在親子代際之間的口頭傳遞,這造就了莫里森的語言和敘事。作為譯者,她總結道:“莫里森是很自信的故事講述者。哪怕直到今天,很多黑人作家仍然想象著白人怎樣凝視自己。然而莫里森對白人世界和更大的外部世界帶著‘愿者上鉤’的驕傲。她在她的世界里講好她的故事,哪怕她知道自己是邊緣的,但只要有人有興趣看過來,那個邊緣也會變成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