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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何為語言的責任 ——讀英格博格·巴赫曼《三十歲》
來源:文藝報 | 思藝  2026年09月07日08:50

《三十歲》,【奧】英格博格·巴赫曼著,王凡柯譯,上海文藝出版社,2026年6月

《三十歲》,【奧】英格博格·巴赫曼著,王凡柯譯,上海文藝出版社,2026年6月

“沒有新語言,就沒有新世界。”這是英格博格·巴赫曼的文學宣言,也是貫穿她一生創作的精神底色。若將這部1961年問世的小說集《三十歲》僅僅視為一位女作家對青春流逝的自我剖析,便徹底忽略了它的鋒芒。所幸《世界報》用一句近乎苛刻的贊譽定下基調:“唯有對生活一無所知、從未意識到生活時時刻刻都處于危機中的人,才會無法理解這些故事。”巴赫曼筆下的三十歲并不僅僅是一場關于年齡危機的隱喻,它更像是一面放大鏡,照出整個社會下那些被無聲掩蓋的、每個普通人所共陷的困境。

二戰后,奧地利經歷了快速重建,從廢墟清理到街道翻修,整個國家在物理秩序上已基本恢復正常。然而,在光鮮的表象下,民眾卻刻意沉浸在一種集體失憶中,他們急于借助經濟復興的成果來抹去納粹時期的記憶,好像只要物質生活重回正軌,過去所犯的錯誤便可一筆勾銷。此時,在維也納大學攻讀哲學博士學位的巴赫曼正接受著語言哲學和邏輯分析的訓練,哲學思維賦予她的警覺讓她比普通人更清醒地認識到:納粹曾用來美化真相、傳遞指令、編造合法規則的詞句,早已在德語語言結構里積下難以清除的雜質,它們不會隨著第三帝國的瓦解而自動凈化,反而以一副中立無害的樣貌,悄悄退回每一句看似平常的言說中。

語言所承擔的歷史責任

對巴赫曼這代成長于戰爭廢墟的知識分子而言,邁入所謂的成年社會,就意味著要被強行納入那個充滿謊言與偽善的中產階級秩序中。因此,《三十歲》同名篇中展現出的對成熟的抗拒,本質上也是對一種歷史共謀的拒絕。

小說中,男主人公在三十歲生日這天開始審視自己的生活,他回憶起自己在維也納國家圖書館度過的夜晚,他在綠罩臺燈下“想啊想,就像蕩秋千一樣越飛越高”,試圖洞穿“世界賴以生存的邏輯”,但最終沒能穿透頭頂的天花板,巴赫曼冷靜地將其處理為“一個可能的同謀被毀滅了”。所謂“可能的同謀”,指的正是那些在舊秩序中成長、使用舊語言、卻自以為可以置身事外的人。當一個人所用的每一個詞都沾染上歷史的污點,他自詡清醒的思考,可能在一開口,就成了同謀,而這個人在被社會賦予成熟的期待時刻,最終也繞不過那個殘酷的追問:是熟練地使用舊語言,與舊秩序徹底妥協,還是拒絕這種成熟,甘做一個不被理解的、破碎的人。

巴赫曼的洞察力并未止步于對特定歷史的清算。她清楚,如果癥結僅僅在于納粹污損了德語,那么隨著時間推移,等最后一位親歷者逝去,語言便有了自動凈化的可能。但她在學校里獲得的哲學訓練讓她無法接受這種廉價的樂觀,在她看來,納粹對詞句的征用只是一個極端表象,它暴露的是一個更為根本、更加普遍的結構性困境。

當她將這種不信任從歷史層面推向認識層面時,便不可避免地碰觸到維特根斯坦的猜想,如果語言即世界,而每個人又必須通過語言來認識世界,那么試圖逃離舊語言、發明新語言的努力會陷入不可解的邏輯循環中。在這個意義上,學會說話只能接受一種預先設定好的方式,并在觀看世界的過程中將自己交付給那個“古老而可恥的秩序”。

然而,當這種困境不再局限于成年個體的自我審視,而被推到代際傳遞的節點上時,它的倫理重量會變得更加沉重。一個所謂成熟的人站在一個尚未命名的新生命面前,他有什么權力把這個世界連同它的語言一起交出?這個追問正是小說《一切》中那位父親所要面對的。在教孩子說出第一個詞前,父親對教導兒子說話產生了近乎絕望的恐懼,他意識到自己必須確保孩子學會所有這些詞語的含義和用法,卻同時感到自己正在走向失敗。在此,失敗的——除了他身為父親的角色,更指向他作為舊語言的傳承者所背負的倫理責任。他曾經以為自己必須教孩子認識世界,但在與孩子進行過無聲的對話之后,他徹底迷茫了:“我是不是不應該告訴他事物的名稱,不應該教他如何使用這些事物?他是一個初生的人。一切都從他開始,說不定,一切都可能會因為他而變得完全不同。”他遲遲不敢說出第一個詞,因為他知道,倘若一個人必須使用這套既定的語言才能融入社會,那么從他開始言說的那一刻起,就已經在無形中交出了自己。現在,父親面對的何止是教育問題,一個根本性的存在選擇擺在他面前:將這個新生命拉入自己所在的、已經被污染的世界,還是將“這個赤裸裸的、沒有任何意義的世界完整地交付給他”,讓他自己從零開始創造意義。

“一切都與語言有關”

巴赫曼看出了問題所在,于是借這個父親之口說出“一切都與語言有關,而且不僅僅只和德語有關”后又退回到最初那個普遍的結構性困境中:“德語只是巴別塔時期創造的所有語言中的一種,創造這些語言只是為了讓世界混亂。還有一種語言潛伏在它們之下醞釀著,它包含我們的手勢和目光,包含我們思想的進程和情感的發生,而我們所有的不幸也都在其中。”顯然,她將戰后奧地利的特定歷史困境提升到人類面臨的共同困境,問題不僅僅存在于德語語言本身,更危險的是,人類所表達的語言結構中也潛藏著異化的因素。維特根斯坦所說的“語言即世界”在此獲得了悲愴的延伸,那種潛伏在一切語言之下的原始結構,恰恰是巴赫曼筆下的父親最想保護孩子遠離的東西,因為它包含了“我們所有的不幸”。然而他無法做到這一點,孩子終究要學習語言,而學會語言的那一天,就是他進入這個既定世界、成為舊秩序“可能的同謀”的那一天。這其實是《三十歲》中所有人的宿命,沒有人能完全逃出語言的牢籠,但巴赫曼通過文學創作,至少讓這種逃逸的渴望變成了一種可見的反抗。

這種語言與社會秩序的博弈也完美契合了巴赫曼自身創作的文學轉型。《三十歲》是巴赫曼從德語詩壇向小說創作的嘗試。在經歷了二戰的創傷、戰后文化圈對女性的排擠,以及內心對歷史暴力的陣痛后,巴赫曼意識到單純的詩歌創作已不足以抵抗現實的繁雜,于是她保留詩歌中的節奏感、密集隱喻和沉默美學,并在小說創作中注入斷裂的敘事和性別交錯的視角,用美學表達對抗那個可以被理解、被言說的現實社會。無論是在《一個叫維爾穆德特的人》中精神瀕臨崩潰的法官,還是在《溫蒂娜走了》中溫蒂娜對男性話語的控訴,巴赫曼在文字里,處處都在書寫權力是如何以日常之姿侵入私密關系中。這些故事各自獨立,卻都在舊語言已失效、新語言尚未誕生的夾縫中,竭力尋找一個人誠實的言說方式。他們的結局注定是悲觀的,但他們無一不站在自然的、反叛的立場上,用內心本真的感受對語言暴力完成一次次逆向審視。

1973年,巴赫曼在羅馬因火災重傷離世,那一年她47歲。回過頭看,《三十歲》出版的那一年她不過35歲,卻早已寫盡許多人一生都想躲避的真相。巴赫曼沒能看見語言被凈化,卻在七個短篇中不斷提醒著每一個站在這個門檻上的后來者思考:那些脫口而出的詞句,究竟是自己在說話,還是歷史在借你的口,繼續它未曾終結的沉默,這里究竟藏著多少不知如何言說的真相。

(作者系書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