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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勒的機器寓言
來源:文藝報 | 余靜遠  2026年09月07日08:44

塞繆爾·巴特勒(Samuel Butler,1835—1902),英國小說家、散文家、評論家,生于英格蘭諾丁漢郡。1858年畢業于劍橋大學圣約翰學院,曾放棄牧師職位移居新西蘭經營牧場,后轉向文學創作。1872年出版諷刺小說《埃里汪》,1873年出版《公平的避難所》,1903年出版歷時12年創作的自傳體小說《眾生之路》。蕭伯納稱其為“19世紀后半期英國最偉大的作家”。巴特勒還涉足繪畫與音樂創作,其畫作藏于劍橋大學圣約翰學院。《埃里汪》《眾生之路》已經推出中文版。 小說《埃里汪》中,塞繆爾·巴特勒虛構了一個名為“埃里汪”的國度。作品通過游記的形式描述主人公探索該國的經歷,展現埃里汪居民對于死亡、機器進化、動物權益等問題的獨特認知。在書寫機器的部分,作者最早提出機器是一種生物并會進化出自我意識的觀點。小說中關于機器的描述多為虛構之言,但在今天看來卻不乏遠見,對于我們理解機器、技術以及機器加速進化問題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埃里汪》英文版封面

如果把19世紀關于機器的想象放到今天來讀,塞繆爾·巴特勒(Samuel Butler,1835—1902)幾乎總會令人吃驚。他并非以“預言”人工智能而著稱,而是因為他在機器問題上捕捉到了一種更深層、更持久的不安。機器的危險,或許并不在于它們可能會突然覺醒出意識,而在于人類早已在不知不覺中,將自己的生活節奏、感知方式、價值判斷乃至整個存在形式,逐步交托給了機器來組織和重塑。與其憂慮機器將來是否會成為人類的主人,不如追問人類是如何一步一步將自己訓練成機器附庸的。這種追問,在巴特勒筆下,既是維多利亞時代工業革命的回響,更是跨越一個半世紀仍未過時的警醒。

1872年出版的《埃里汪》(Erewhon,或譯《烏有鄉》),正是在這樣一種深刻的焦慮中誕生的。這部飽含諷刺與思辨的小說虛構了一個奇異的國度,在那里,機器被嚴格禁止。禁令并非源于蒙昧的反技術偏執,而是因為一部影響深遠的文獻《機器之書》,曾在當地引發了一場思想與社會的劇變。書中論證機器并非靜止的工具,而是可能像生物一樣,通過競爭、改良與自然選擇不斷演化。一旦演化啟動,人類面對的就不再是自己制造并可隨意支配的器具,而是一種可能脫離人類目的甚至反過來改造人類生活的新存在形式。

巴特勒將這一設想嵌入小說內部,既保留了諷刺的彈性,讓讀者在荒誕中反思自身社會,又賦予“機器問題”以思想實驗的鋒利。它不是簡單的反烏托邦宣言,而是對技術、進化與人性邊界的持久叩問。在今天,當ChatGPT、算法推薦、自動化系統與智能設備已深度嵌入日常生活時,重讀巴特勒,我們發現他的洞見遠超“預言”層面。他真正關切的,是人類如何在便利的裹挾下,悄然改變了自己的主體性。

巴特勒其人:從牧羊人到思想者

要理解巴特勒的機器寓言,必須先走近他的生平。塞繆爾·巴特勒出生于英國一個牧師家庭,父親嚴苛,家庭氛圍壓抑。這或許塑造了他終身對權威、制度與偽善的批判態度。他曾就讀于劍橋大學,原本可能步入神職,卻在信仰危機中選擇遠走他鄉。1859年,他登上前往新西蘭的船只,成為一名牧羊農場主。在坎特伯雷地區的偏遠牧場,他度過了約五年時光,親身經歷了艱辛的開拓歷程,也獲得了難得的獨立思考空間。

新西蘭時期是巴特勒思想形成的關鍵,而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在此過程中起到極大的作用。1859年,達爾文出版《物種起源》,轟動全英國。幾個世紀以來信奉上帝的英國國民,被達爾文的理論震撼了。當時世界各地的人們分成了達爾文主義者和宗教主義者兩個不可調和的陣營,每個人都在討論“物種問題”。據巴特勒回憶,“《物種起源》問世時,我正在去新西蘭的路上,直到1860年或1861年才拿到它”。在他到達新西蘭后,《物種起源》到了他的手中,這本書讓他大吃一驚,漫長的海上航行、新西蘭荒野的壯觀景象,以及試圖將其信念轉變為科學信仰的宗教教養,使巴特勒敏銳地接受了達爾文書中提出的理論。巴特勒回憶說:“我住在離最近的人類居住地18英里的地方,從書商的商店騎馬要走三天的路程,我成了達爾文先生眾多熱情崇拜者中的一員。”這本書不僅重新解釋了生命的形成,更迫使人們重新思考“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如果人類并非上帝特別創造的中心,而只是漫長演化鏈條上的一個偶然階段,那么,為什么不能設想在“動物階段”之后,還會出現新的存在形式?巴特勒初讀達爾文時帶有近乎皈依的激情,但他很快便將達爾文主義推向了達爾文本人未必愿意承擔的極端。

在新西蘭期間,他為基督城出版社的《新聞報》寫了多篇文章,記下了他對達爾文進化論的理解和思考。1862年12月20日,《新聞報》以匿名形式刊登了巴特勒虛構的一篇哲學對話,題為《達爾文論物種起源》。對話發生在兩個讀過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的人之間,一個人支持進化論,另一個人反對進化論,討論由此展開。這篇對話清楚、簡潔地陳述了達爾文的主要論點。查爾斯·達爾文通過某種途徑得到了這篇對話的副本,他在將其轉給英國一位不知名的編輯時指出:“這篇對話由達爾文先生完全不認識的人撰寫,從其精神以及對達爾文先生的理論如此清晰和準確的看法來看,它是非常了不起的。”

1863年6月13日,巴特勒在《新聞報》上以“Cellarius”為筆名又發表了另一篇文章《機器中的達爾文》。這篇文章奠定了《埃里汪》中《機器之書》的基礎。它將自然選擇的原理大膽轉用于機械世界。最令人難忘的并非“機器將取代人類”的聳動預言,而是對日常現實的敏銳觀察,越來越多的人終身侍奉機器;勞動日益圍繞機械系統的運轉而組織;人的節奏、身體與社會結構,正在被機器重新編排。巴特勒警告說:“我們發現自己幾乎被機械世界的巨大發展所震撼,與動物和植物王國的緩慢進步相比,機械世界的發展可謂突飛猛進……我們會發現,我們無法不問自己,這場偉大運動的最終目的是什么?機器正在向我們逼近;我們每天都在變得更加順從于它們;每天都有更多的人被束縛為奴隸來照料它們;每天都有更多的人將畢生精力投入到機械生命的發展中。” 機器并非外在于人的異物,它通過分工、交通、能源、工廠與制度,層層嵌入人類生活,以至于人們在為機器服務時,仍自以為是在自由利用工具。真正可怕的,不是某臺機器忽然覺醒,而是整個社會已悄然變成一臺巨型機器。

這一觀察并非孤立奇想。19世紀中后期,工業革命正如火如荼。蒸汽機、鐵路、紡織機械改變了生產方式,也重塑了時間與空間體驗。鐘表讓時間變得可量化、可分割;鐵路壓縮了地理距離,卻也標準化了人的移動節奏。巴特勒敏銳地看到,技術“增強”人類的同時,也在重新定義何為“人”。

兩年后,巴特勒又發表了《機器的進化》一文。在此文中,他又進一步發展了上一篇文章的觀點,認為機器是人體外的肢體,一個人在自己身上安裝的機器越多,他就越接近一個高度進化的有機體;機器不是對人類至高無上地位的威脅,而是“人類有機體最特別的發展模式,每一項新的發明都應被視為人類身體資源的額外成員”。機器既可能是威脅,也可以被理解為人的“外肢”,是人類有機體向外延伸的器官。這個判斷表面上緩和了先前的警報,實際上卻使問題變得更復雜。若機器只是外在工具,人仍可與之保持清楚界限。可一旦機器成為人的延長,人與機器的關系便不再是主仆關系,而更像一種共生關系。人一方面借機器擴展能力,另一方面也在這種擴展中喪失原有的自主性。望遠鏡改變了人的視覺尺度,鐵路改寫了人的空間經驗,鐘表塑造了人的時間紀律,技術每一次“增強”人的同時,也在重新規定什么是可見的、可達的、可計算的,什么又被排除在外。巴特勒的敏感,正在于他看出了這一點,機器并不只是替人做事,它更深地參與了“人之所以為人”的形成。

《機器之書》:進化、意識與邊界的消解

《埃里汪》并非傳統情節小說,而更像一部思想游記與諷刺合集。主人公希格斯誤入埃里汪,發現這個看似烏托邦的社會有著種種顛倒的價值觀:疾病被視為犯罪,犯罪卻被當作疾病治療;教育強調“無理學院”,推崇“假設學”;而最核心的禁忌,便是機器。《機器之書》是小說的書中之書。在小說中,埃里汪舉國禁止機器的原因,正是由于《機器之書》這部著作的廣泛影響。《機器之書》為虛構國度埃里汪禁止機器的古怪行為提供了邏輯底色。小說借主人公的視角詳細介紹了《機器之書》的內容。在大學參觀期間,敘述者與一位博學的古物學教授討論了對機器的反抗。他得到了介紹《機器之書》來龍去脈的機會。在引用了許多生物體的行為和機器的行為之間的類比之后,《機器之書》的作者問道:“嚴格地說,我們是否應該問人是由什么樣的杠桿組成,而不是他的性情如何?”然后,作者“變得越來越含糊,小說敘述者‘我’不得不放棄一切翻譯(《機器之書》由當地埃里汪語言寫成)的嘗試”。這位埃里汪作者還指出,眼睛和大腦這樣的器官就像機器一樣為個人服務,它們可以與顯微鏡、望遠鏡或機械計算機相媲美。“我們的血液由無窮無盡的生命體組成,這些生命體在我們身體的高速公路和小路上來回穿梭,就像城市街道上的人一樣。”在這里,我們遇到了達爾文主義的悖論:僅僅靠機會進化的生物體是純粹的機械,還是說機器本身就是有機的、有生命的?

《機器之書》繼續警告說,盡管現在不可能消除所有的機器,但如果要防止它們贏得對人類的控制權,就必須阻止它們的發展:“此時此刻,有多少人生活在機器的奴役之下?有多少人從搖籃到墳墓的一生,夜以繼日地照料它們?這些機器雇用了多少仆人啊!難道從事機械管理的人不比從事人工管理的人多嗎?難道機器不是按照它的習慣進食嗎?”作者最終得出結論,人其實并不比機器更自由。最后,他指出,我們已經開始依賴機器,所以“正是機器作用于人類,使人類成為人類,就像人類作用于機器并制造機器一樣”。為了防止奴隸制的不光彩的未來,必須現在就摧毀這些機器,無論付出什么樣的代價,決不能向那些認為奴隸制比死亡好的人屈服。因此,機器革命是注定的。

作為影響了整個埃里汪國策的著作,《機器之書》假托數百年前一位哲學家之手,系統論證了機器演化的可能性。書中那位無名作者不斷拿生物器官與機器作比,眼睛如光學儀器,大腦如計算裝置,血液中無數微小生命體的往來,又像城市里繁忙的交通網絡。這樣的類比當然帶有維多利亞時代常見的機械論色彩,但巴特勒真正想撬動的,是生命與機制之間那條看似牢不可破的邊界。若生命本身可以被理解為結構、傳導、反應與調節,那么機械與有機之間是否真有不可跨越的鴻溝?反過來說,若機器越來越能夠自我調節、自我反饋、自我修正,它們又是否仍只是被動的器物?

這一追問與古老東方智慧形成有趣呼應。莊子在《天地篇》中講述了抱甕老人拒絕使用桔槔的故事。人寧愿費力抱甕取水,也不愿借助機械,以免生出“機心”而使“純白不備”。巴特勒《機器之書》對機器演化與奴役的警惕,與莊子“有機事者必有機心”的警示,共同指向同一重憂慮,即工具的便利可能悄然侵蝕人的內在自主與完整性。

這種跨文化共振,使巴特勒的寓言不再是孤立的維多利亞聲音,而成為人類面對技術時持久的自我叩問。問題的尖銳處在于,這并非單純的本體論思辨,而是關乎人的自我理解。一旦人承認自身并不高居于萬物之上,而只是演化中的一環,那么人所謂的尊嚴、自由和中心地位,就都要重新接受檢驗。《機器之書》之所以一再寫到“奴役”,并不是聳人聽聞,而是因為巴特勒意識到機器革命的真正后果,也許并不是出現某種鋼鐵暴君,而是人自己越來越樂于成為系統中的一個部件。在這里,他比許多晚近的技術烏托邦或技術恐慌都更清醒。因為他所擔心的,不是某種遙遠的末日,而是一種已經發生、卻不易察覺的日常轉變。

巴特勒與達爾文的復雜糾葛

巴特勒對達爾文的接受并非一成不變。他起初熱情擁護,后轉為激烈批評。1872年5月,巴特勒致信達爾文,“就我最近出版的小書《埃里汪》中的一部分內容向您表示歉意,我擔心這部分內容被誤解了。我指的是關于機器的那一章……我很抱歉有些評論家認為我在嘲笑您的理論,我從未想過要這樣做,我應該為自己的行為感到震驚”。達爾文在回信中則邀請巴特勒到自己在唐恩的莊園做客。巴特勒在達爾文家住了一個周末。也許正是對這次拜訪的回憶,促使達爾文在八年后寫信給赫胥黎說:“(巴特勒)這件事讓我惱火和痛苦到了愚蠢的地步……直到最近,他還對我表示了極大的友好,并說他從我的書中學到了關于進化論的所有知識。”這場爭論表面關乎進化理論的解釋權,深處卻觸及演化本身的意義。對達爾文而言,演化是生物界的自然過程;對巴特勒而言,一旦演化成為普遍框架,它必然延伸至技術、制度、心理與倫理領域。巴特勒后來推出多部著作(《生命與習慣》《公平的避難所》《進化論,舊和新》《無意識的記憶》《運氣,還是狡詐?》),質疑達爾文自然選擇理論的充分性,轉而強調“無意識記憶”與目的性因素。盡管科學界多視其為異端,但這種爭論恰恰凸顯了他思想的獨特性,他不滿足于將進化局限于生物學,而是將其作為理解現代世界的整體隱喻。

今天重讀巴特勒,最具價值的并非從《埃里汪》中搜尋對當代智能技術的直接預言,而是他提出的核心問題:“人會不會越來越按照機器的方式思考和生活?”當代技術景觀為這一問題提供了豐富注腳。當外賣騎手在GPS導航中穿梭樓宇,他們的心跳速率正同步著平臺算法的呼吸節律;導航App悄然替我們選擇路徑,推薦算法預先分配注意力,寫作輔助工具提供句式模板,可穿戴設備則將睡眠、心率與步數轉化為可優化的數據流。機器無需擁有主體性,已足以深刻塑造人的主體性。人在享受便利的同時也接受著隱蔽的訓練,將世界視為可計算、可優化、可即時響應的流程,將自我視為持續產出數據、等待反饋校正的節點。

智能手機已成為當代人的“外肢”。它擴展了記憶、社交與感知,卻也重塑了注意力機制。算法推薦創造出隱形的過濾環境,讓人越來越難遭遇真正異見;量化生活的潮流將內在感受逐步讓位于可測指標。平臺經濟中的工作者,需嚴格遵循App算法的節奏,人的彈性被壓縮進機器效率的框架。更深層的是認知與價值的轉變。搜索引擎改變了記憶方式,我們無需記住事實,只需記住如何搜索。AI工具降低了創作門檻,卻可能弱化原創思考所需的耐心與張力。效率邏輯滲透一切,時間被碎片化,注意力成為稀缺資源,關系被打分與匹配優化。巴特勒擔憂的“邊界消失”正在發生,人與機器不再是清晰的主客體,而是相互滲透的共生體。在亞馬遜式的倉庫中,工人動作被算法實時監控并優化至近乎機械的程度;社交平臺對青少年的注意力捕獲,悄然重塑了他們的認知習慣;腦機接口的實驗,進一步模糊神經信號與外部回路的界限。這些現象印證了巴特勒的觀察,技術在增強能力的同時,也在塑造人的存在方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巴特勒并非簡單的反技術論者。他并沒有幼稚地夢想回到無機器的自然狀態;《機器之書》中那種要徹底摧毀機器的激烈主張,本來就是放在烏托邦—反烏托邦結構中供人反思的。巴特勒真正要逼問的是:當人借助機器擴展自身時,究竟有沒有能力為這種擴展設定邊界?人能否在技術系統內部,仍保有對目的、尺度與生活形式的判斷?如果不能,那么所謂“機器統治”就未必需要通過戰爭或暴動來完成,它完全可能以最平和、最便利、最不可抗拒的方式發生。

《埃里汪》的魅力在于其多義性。它諷刺維多利亞社會的宗教、教育、道德與技術迷信,同時又超越特定時代,成為對現代性的普遍寓言。埃里汪社會種種顛倒的規范,映照出我們自身習焉不察的荒誕。《機器之書》至今值得細讀,因為它以寓言形式道出了現代技術社會的根本矛盾,人制造機器,本想借此減輕自身的負擔,結果卻不斷被機器重新塑形;人以為自己在支配工具,卻往往先被工具規定了需求;人希望通過技術獲得更大的自由,卻可能在效率、速度和連接之中,喪失了決定何為“值得”的能力。巴特勒的先見,不在于他準確預報了未來機器的具體形態,而在于他早早看見,人與機器之間最難處理的,從來不是力量對比,而是邊界的消失。

在人工智能迅猛發展的今天,這一洞見尤為迫切。大型語言模型展現出驚人的生成能力,卻也引發關于意識、創造力與控制權的持續辯論。一些人歡呼“奇點”臨近,另一些人擔憂就業、隱私與倫理風險。但巴特勒提醒我們,最深刻的轉變,可能并非機器“變得像人”,而是人“太輕易接受自己變得像機器”,習慣于即時滿足、外部驗證與優化路徑,卻逐漸遺忘慢思考、內在沖突與無目的探索的價值。我們真正需要防范的,或許不是機器變得過于智能,而是人類過于輕易地交出判斷權與自主性。巴特勒的問題在維多利亞時代已然尖銳,在我們這個比當時更深浸沒于技術系統的時代,才剛剛開始顯現其全部重量。面對這一寓言,我們無需回到無機器的“自然狀態”,那既不可能,也不必要。真正的挑戰在于,在共生關系中,重新確立人類的引導角色;為技術設定倫理與文化邊界;守護那些無法被量化、優化或外包的內在維度,例如沉思、愛、創造的無用之用,以及面對不確定性的勇氣。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