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爾夫的金幣:戰爭陰云下,“受過教育的人的女兒”如何行動
本文整理自許小凡、肖一之、汪天艾2026年8月16日在上海圖書館東館的圓桌談“英語經典:從莎士比亞到伍爾夫,看英國女性的覺醒之路”。
許小凡:我們先從《三枚金幣》這本書說起。很高興能跟大家分享這本書,它往往并不在我們討論伍爾夫最核心的視野之內,但這次重讀,又是中文版,令我非常感動。這次我閱讀的入口,是思考伍爾夫的晚期風格。《三枚金幣》出版于1938年,在這之后她還寫成了《幕間》這本最后的小說,還有一系列她的筆記,比如像尚未出現在中文世界的、題為《匿名》(“Anon”)的筆記,試圖把歷史和文學從作者和印刷術的壟斷中解放出來,把它還給普通人和讀者。無論是在《三枚金幣》還是《幕間》這些寫作里面,伍爾夫都力圖打破文學與非文學、文學與歷史之間的界限,這個歷史不僅僅是作為過去的歷史,也包括她所生活的兩戰之間、包括二戰之前的歷史。《幕間》的設定是在1939年6月的英國鄉下,當眾人演出露天歷史劇的時候,戰機就在他們的頭頂轟響,二戰一觸即發。
在《三枚金幣》當中,伍爾夫借用書信體的方式試圖解釋一個問題:作為一名女性,作為“受過教育的人們的女兒”,如何阻止戰爭。這個身份對我們今天的讀者來說可能會比較陌生,但在伍爾夫的時代,提取出這樣一個群體是十分切實又敏銳的。在她寫作的兩戰之間這一時期,有大量的女性雖然富有才華,或者有強烈的求知愿望,或者像伍爾夫本人一樣飽學,但接受大學教育并取得學位仍然并非常態:她們所受的正式教育,無論是父母允準的還是社會允許的,都尚未讓她們完全獲得“有教養的女性”這一稱謂。但伍爾夫想調動這一新近獲得經濟和政治自由的群體(女性剛在此前二十年獲得參政權),將關于性別的思考與反戰的議題相結合,重新定義何為行動:一種對以暴易暴邏輯的重審與反制。她們的砝碼就是手中的“三枚金幣”:女性教育、女性就業,以及文明和文化的自由氛圍。
肖一之:小凡提出了伍爾夫的晚期風格,大家會在各種社交媒體上看到關于伍爾夫的介紹,更多的都是年輕憂郁少女的側像,那是1902年20歲的伍爾夫和她的爸爸一起去家族影院里面一套全家合照里面選出來的。這個照片選得很好,但我認為也是她非常不幸的事情,就是因為拍得太好了,被用得太廣,就把伍爾夫的形象鎖定在這樣一個柔弱少女身上。大家要記得伍爾夫是1882年出生的,我一般有一個參照系,魯迅是1881年出生的,伍爾夫就比魯迅小一歲。
所以,到1937年的伍爾夫,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1938年出版《三枚金幣》的伍爾夫,大家可以算一下,她已經50多歲了,這是一個成熟的中年作家的思考。如果大家對這個時候伍爾夫的形象有興趣的話,1936年《時代周刊》做過一期伍爾夫的封面,這個時代的伍爾夫,頭發看起來短短的,正面看著大家,是一個思考者的形象。
著名的批評家薩義德寫過一本叫《論晚期風格》的書,他在里面有一個重要的提示,是說我們一般認為一個作家或者一個思想家的思想是越來越成熟的,隨著他們的年紀越大,我們會期待他們在晚期呈現出一種圓融的狀態,薩義德不這樣認為,他認為晚期風格恰恰是一種非常不圓融的,有一種倔強的態度在里面。我用一個最簡單的闡釋,就是可以放飛了。
所以,我們會在這里看到和之前完全不一樣的寫作態度。如果你對伍爾夫之前的作品比較熟悉的話,包括《達洛維夫人》《到燈塔去》《海浪》這個脈絡里的作品,提到伍爾夫想到的就是意識流,想的就是非常幽微的內心活動,想到我們是追隨著一些非常瑣碎的日常進入人物的內心,她是這樣一種寫作風格。但是如果去看她1930年代的寫作,這樣的時刻基本上就沒有了。伍爾夫很明確地從個人的內心里浮上來,像小凡說的,去到世界,去到歷史,她要回答更大的問題,也是任何時代的人都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我們到底為什么成了現在這個樣子。
伍爾夫在20世紀30年代的寫作因此就有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許小凡說了《三枚金幣》是1938年出版的,1937年伍爾夫出版了另外一本書《歲月》,這是伍爾夫寫得最久,寫得最掙扎,也是她寫得最長的一本。伍爾夫的小說都是10萬字左右,她寫得很快,《到燈塔去》寫了差不多100天就寫完了,《達洛維夫人》也是三四個月,但是《歲月》這本書從1932年開始寫到1934年,第一稿寫了20萬字,伍爾夫的寫作習慣是先自己手寫,然后再用打字機打一遍自己的手稿,邊打邊修改,等于是二輪創作的過程。如果看《歲月》的手寫稿和打字稿基本上是兩個小說了,她把打字稿打出來壓縮到十七八萬字的狀態,接下來還要修改,還要一輪輪改校樣,對她來講是漫長的過程,整個過程一直持續到1936年。
伍爾夫自己后來管《歲月》叫洪水,她說“這是一場要把我沖走的洪水”。《三枚金幣》跟《歲月》是很難分開的創作,兩本書都可以看到30年代的伍爾夫把視野投向歷史,投向回答我們為什么會走到現在這個地步,另一方面伍爾夫作為一個作家進行了全新的嘗試,把自己講過的故事或者是素材再講一遍,你在讀《歲月》的時候會發現還是她童年的故事,還是她家族的往事,連主人公家里的孩子數目都和她爸爸萊斯利·斯蒂芬家一樣。雖然把自己的人生歷史又講了一遍,但是跟之前不一樣,她不再跳到每個人內心當中,而是讓更大的社會背景更明確地展示出來,每個人站在社會潮流當中,她讓我們看到更大的歷史潮流和個人之間到底是怎么樣互相作用的。
《歲月》是這樣一本書,那么《三枚金幣》又是哪兒來的?伍爾夫一開始計劃《歲月》的時候,書名想叫《此時此刻》,這里面的主人公叫帕吉特一家,所以她在想要不要題目就干脆叫《帕吉特一家》算了。她最開始想寫的是一個虛構的故事,然后在每一段虛構的故事中間,她會加一個過渡章節,她管這個叫“interchapter”。這個過渡章節就是非虛構史,她把社會評論的內容夾在虛構故事當中,嘗試過寫作的朋友可能會知道,這種狀態非常矛盾,你在寫小說和社會評論的狀態不停地切換,她在1933年放棄了這樣的想法,但是材料還在,她就把準備好的關于社會評論的材料抽出來,重寫成了《三枚金幣》。也就是說,今天看到的《三枚金幣》誕生于伍爾夫1930年代更大的跟社會歷史相關的創作當中。大家對伍爾夫的印象是她寫的東西特別傾注于內心,所以她不需要做太多的調查、研究和準備太多的材料,其實并不是。尤其是寫這本書開始,她從1930年代開始收集各種各樣的新聞剪報,我們在《三枚金幣》中看到她不停地引用最近這條新聞怎樣怎樣,因為她有好幾本剪報,從1930年代初貫穿到1930年代末,她有充分的歷史材料,可以讓她證明作為一個受過教育人的女兒生活在1930年代會是什么的感覺。
1930年代歐洲最大的背景是西班牙內戰。這是歐洲良心被測試的時候,而且對伍爾夫的親人有直接的影響。納粹的興起,西班牙內戰,是1930年代整個歐洲政治文學最大的背景,不光是伍爾夫,所有的1930年代作家都需要處理這個問題。尤其到了30年代末當戰爭變得非常明確的時候,中國文學里面也有類似的時刻,比如現代文學著名的國防文學時刻,你在民族危亡的時候,作家能做什么,寫作能做什么,這是所有的作家都要回答的。伍爾夫在《三枚金幣》里面也試圖回答這個問題,她作為女性作家在戰爭威脅到來的時候能做什么,這些都會構成我們會聊的伍爾夫晚期風格的幾個大背景。
許小凡:肖老師說到戰爭對伍爾夫的親人的影響,也就是她的侄子朱利安·貝爾在西班牙內戰戰場上的陣亡。朱利安本人其實經歷了從反戰青年到一名戰士的心路歷程,在參戰之前,他跟伍爾夫有長期的討論和意見的分歧,我認為這些都圍繞著一個詞就是行動。“行動”,action,也就是戰爭。在大概1934年到1936年間,伍爾夫這一代知識分子,包括她的丈夫倫納德,還有奧登、福斯特、赫胥黎等等,都參加了各種各樣的在歐陸和英國本土的反法西斯活動和組織。這些知識分子也有一系列關于反戰思想的討論,以小冊子的形式傳播,比如羅素有一本叫《哪一條道路通向和平?》,再比如赫胥黎的《拿它怎么辦》,他們都希望以反戰思想干預現實。但伍爾夫的這本書寫于1938年,情況已經發生變化了,大家都已經意識到戰爭迫在眉睫,而反戰不僅僅是反對戰爭本身,更復雜的一點在于這是保家衛國的戰爭。兩者不可避免地沖突了。羅素在開戰后就退出了對反戰組織的支持。這樣的沖突也反映在朱利安·貝爾和伍爾夫的討論之中。內戰前的朱利安在戰爭與反戰之間搖擺不定,其實他1934年還參加過海德公園的反戰大游行,但他逐漸堅信要通過行動和戰爭解決問題,認為他這代人雖然主動并且熱切地抵制過戰爭,但也最有可能采取革命性的“行動”。他認為善在行動之中。但這種行動在多大程度上是助長暴力升級的冒進英雄主義,伍爾夫對此始終要打一個問號,這也是伍爾夫《三枚金幣》的核心問題。
這本書剛出版時自然是很有爭議的。肖老師剛剛說的是歷史的洪流。《普通讀者》第一輯的末篇叫《對當代文學的印象》,其中就引用了馬修·阿諾德的一個比喻,什么是現場,現場就是燃燒的大地,一片火海。《三枚金幣》就見證了伍爾夫投身到一片話語和爭議的火海之中。這就回到伍爾夫的晚期風格問題,一個人的晚期風格并不是越來越圓熟。它不是成熟風格。當一個人成熟的時候,我們會覺得這個人的社會化程度比較高,或者說這個人跟市場,或者是社會通行話語對這個人的要求之間達到了某種平衡。但是一位作家對現實的深入往往會把她帶到一片孤獨的地域。這其實是《三枚金幣》,或者說《幕間》的處境:她想走向非文學,想探索文學跟歷史之間的一片思想可能之地。這兩個文本某種程度上都關于文學的失敗,關于向不可能性的奮發。我非常欽佩她在書中做出的努力。
汪天艾:剛剛小凡和肖老師都提到了《三枚金幣》所創作的背景,跟1930年代歐陸整個大的歷史背景是息息相關的,我作為一個做西班牙文學,尤其是主攻內戰及內戰后文學的人來說,聽得很感動,因為他們剛剛所說的《三枚金幣》創作背景的這段歷史,對于我來說是非常親近的東西。
在這里跟大家稍微介紹一點當時西班牙內戰的背景。為什么說這場內戰是對整個歐陸的知識分子在精神上有非常大的震動,為什么當時其他國家的知識分子、作家前赴后繼在完全不了解這個國家以及為什么打仗的時候都跑到西班牙這個戰場互相打成一團,包括大家更熟悉的奧登、海明威,包括他們剛剛提到的一些英國作家,朱利安·貝爾也是在西班牙戰場上犧牲的。
如果時間回到20世紀30年代初,1931年西班牙建立了第二共和國,在那之前西班牙是一個有國王的國家,在1931年的時候,他們變成了一個共和國,國王流亡到法國去,那個時候西班牙進入到了前所未有的左翼知識分子和左翼政黨執政最為興盛的時期,也就是1931年到1933年,但是在這個過程中西班牙內部的左和右的矛盾激化,與此同時法西斯政黨開始興起,無論是德國還是意大利,包括其他國家,互相之間都有交互,包括肖老師說伍爾夫有做新聞剪報,西班牙在1936年8月份爆發西班牙內戰,也就是佛朗哥從非洲群島起兵打回西班牙,掀翻民選的共和國政府,這場戰爭很快就變成所有歐洲左翼知識分子想要在西班牙的戰場上尋回在自己的國家已經孱弱到無法實現的一些理想。
與此同時,西班牙內戰的另外一方,立刻得到了納粹希特勒的支持,也就是說西班牙戰場很快在1937年就變成了二戰的預演,變成了德國跟意大利的試兵場。比如納粹德國空軍轟炸,考文垂很多城池被他們夷平,這個前奏是1937年德國納粹空軍出兵炸平了西班牙的格爾尼卡,如果熟悉畢加索那幅畫的話就會知道,格爾尼卡是西班牙北部的一座小城,大火燒了三天三夜,那里根本沒有軍隊。德軍覺得西班牙的地理位置很重要,雖然在二戰期間沒有參戰但依然有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因為它是歐洲通往非洲的門戶。德軍也想試驗一下,那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用軍機轟炸平民城鎮,全部被夷平了,那是非常慘重的。
當時有很多在那場轟炸中失去父母的孤兒,都是被英國的志愿軍從西班牙戰場用船接去了英國,這些消息在當時的英國媒體上鋪天蓋地,他們大概救了好幾百個孩子,那些孩子都在英國長大,他們到倫敦去,被分散在很多慈善家的家中,被他們收養。我看到伍爾夫在1939年有一則日記,那個時候倫敦已經開始被轟炸了,描寫她自己在泰晤士河畔看到的風景,“泰晤士河霧蒙蒙的,有幾縷煙,可能是從燃燒的房子里冒出來的。然后我坐地鐵到了倫敦圣殿教堂,在那古舊荒涼的庭院廢墟中走了一會兒,傷痕累累,墻體倒塌,古舊的紅磚變成白色的粉末,就像一片建筑工地,灰色的塵土,破碎的窗玻璃,一切完整性都被破壞了。”這里提到的圣殿教堂就是Temple Church,現在倫敦已經沒有這個教堂了,只剩下一個地鐵站叫Temple,就在倫敦市中心,就在KCL Strand校區旁邊。
這是1939年寫的日記,那個圣殿教堂旁邊就是當時從西班牙內戰逃出去的流亡知識分子,以及收養那些孤兒的家庭經常聚會的地方,就在那個Temple旁邊,有一個大廳,實際上從西班牙流亡出去,有一位從西班牙流亡出去的詩人恰好也在1939年寫下一首詩叫《流亡印象》,這首詩開頭寫的就是在倫敦這個圣殿教堂的中廳,他描寫了這個中廳還描寫了那個窗戶,就是伍爾夫寫的破掉的窗戶,描寫了這個房子背后,后面就是泰晤士河,河水有灰色的閃光,他說一切都是灰色的,一切都很疲倦,就像一顆病態珍珠的虹膜,還描寫了當時的聚會。但是寫的是前一年的春天,即1938年的春天,當時還是完整的房子。
他描述的地點跟伍爾夫寫的1939年倫敦被轟炸之后描寫的是一模一樣的地方。我當時讀到的時候有一種后背發涼,歷史場景被疊加的感覺,可以想象在當時當刻,歐洲的知識分子是如何看著西班牙一步一步走到這樣的境地,從1937年覺得法西斯不會贏,還來了國際縱隊,里面還有中國的志愿軍過去,到意大利法西斯下場參加這場戰爭,因為他們的兵器和武器都很厲害,很快這個局勢就開始轉變。到了1939年1月,有大批的西班牙人開始往外逃,智利的大詩人聶魯達是智利駐法國的外交官,他用好幾艘船救走了很多當時走投無路的西班牙左翼知識分子,費了很大的勁。歐陸很多知識分子和作家都眼看著西班牙要落入法西斯戰爭的魔爪,西班牙內戰1939年4月1日結束,而二戰是1939年9月1日爆發。很多人已經知道歐洲很快要陷入戰火當中,而且這個東西是精神上的摧毀。剛才說到一個作家開始意識到我為什么要深入歷史,聶魯達當年最著名的詩集是《二十首情詩與一首絕望的歌》,他剛到西班牙的時候,每天寫的都是愛來愛去的詩,大家后來知道聶魯達變成了著名的斗士,是寫革命詩的,他的起點是西班牙內戰,他站在西班牙的戰場上,他意識到自己之前寫的東西沒有用。同樣的,他們開始考慮什么東西有用,除了像朱利安·貝爾身體力行上戰場之外,有時候用語言的力量,甚至抒情或者虛構是不是有別的用處。
當年西班牙戰場上,大家會把反戰主題和斗爭革命主題的詩歌印在小的折頁和像紙花一樣的東西上,從飛機上往下撒,站在街頭、在山上往下撒。他們在摸索其他的方式,開始思考人類的未來,并不是思考這場戰爭能不能贏,后面事實證明確實是這樣,不然不會到了二戰結束之后有著名的“奧斯維辛之后無法寫詩”。你會考慮人的精神狀態,人的價值、尊嚴可以被摧殘至此的時候,人本身還有什么價值?寫作這個行為,當他不能抵擋一顆子彈的時候有什么價值?英國當代女作家維多利亞·希斯洛普寫了一本小說叫《回歸》,寫的是西班牙內戰,里面有一個情節是母親的兒子死在西班牙戰場上,旁邊的鄰居說你兒子死了,殺死你兒子的是共和軍還是佛朗哥的長槍黨?他媽媽說是一顆子彈。這就是我們講伍爾夫開始把個人融入歷史的洪水中,但是要保持私人視角的時候,你怎么去尋一條路,無論是火海還是洪水,你的逃生梯在什么地方?
當年像本雅明很努力往外逃,他最后去世在逃亡的路上,他其實是過了西法邊境,在那里聽說好像逃不掉了,他自殺的時候是覺得自己逃不走了。像茨威格,都已經去了巴西,已經去到了未來之國,正如他那本書的標題《巴西:未來之國》,他也覺得沒有出路了。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我們來到了伍爾夫寫《三枚金幣》,包括她寫《幕間》的時候,這是她在思考的東西。
肖一之:因為提到了納粹參加西班牙內戰和大轟炸,有幾個細節補充一下。朱利安·貝爾是1937年6月從倫敦出發去西班牙參軍,他本來是想加入國際縱隊的,但是所有家里人都反對,沒辦法了,就像小輩和長輩之間妥協的故事,你媽、你姨媽,你家里所有親戚都反對你,但是你還是要堅定地去,所以你最后妥協不是加入國際縱隊,而是去開救護車,他跟海明威是一個工種,都是開救護車的。朱利安·貝爾是1937年6月到達西班牙,參軍開救護車,1937年7月被納粹空軍炸死,他在西班牙參戰一個月就陣亡了。
1937年的夏天本來對于伍爾夫來說是一個特別好的夏天,因為她之前掙扎了那么久的書,終于要出版了,《歲月》是伍爾夫在世賣得最好的一本書,是伍爾夫寫的暢銷書,之前的書當然有很好的評論,但是沒有《歲月》賣得那么好。而且本來因為改《歲月》改得太艱難,中間一度伍爾夫精神崩潰,對她來說那么難的一個步驟已經過去了,因為這本書出來,所以她本來對自己接下來要走的小說道路有了更清楚的認識,她知道我有新的小說形式可以嘗試。
這個夏天還發生了一件好的事,關于伍爾夫和她的先生開的霍加斯出版社。這個出版社一開始是給伍爾夫當心理療愈用的,通過一些手工來做心理療愈,因為他們的排版是自己做的,自己排版自己印刷自己裝訂,慢慢變成了最成功的文學出版社之一,那么自然有很多事務性的事情,伍爾夫已經不想管了。1937年夏天的時候把霍加斯出版社的版權賣了一半給奧登的好朋友約翰·萊曼。這個時候等于業余項目賣了3000英鎊,掙了錢然后瑣事又可以不管了,身體也恢復了健康,有很多新的東西要寫,在這樣一個時刻,她突然被用最慘烈、最直接的方式拉到了歷史和戰爭當中。伍爾夫和她的丈夫沒有孩子,一直跟她姐姐的孩子們關系很好,她姐姐的幾個孩子包括朱利安還有昆汀(就是給她寫傳的侄子),他們的關系都非常近,在這樣的狀態下,親人的去世是一種沒辦法抗拒的被拉到歷史當中的力量,你必須要去看納粹和你之間直接的關系。
另外一層關系就是二戰對我們來說是既定的事實,是一個已知的時間線在運轉,到了1939年好像一切都是必須發生的,但是伍爾夫他們當下和我們現在一樣,未來是未知的,2027年會發生什么事我們不知道。
伍爾夫的《三枚金幣》是1938年出版的,其實整個寫作過程貫穿30年代,出版的時候伍爾夫的反戰態度遭到了很大的批評。其中罵得最狠的那個人,是英國著名的批評家利維斯太太(Q.D.Leavis),在雜志《細察》(Scrutiny)上狠狠罵了伍爾夫的《三枚金幣》,直接罵伍爾夫的想法是社會寄生蟲空想出來的生活藝術。她周圍的家人和朋友都覺得這本書寫得不太合理,倫納德沒有直說,但是用他能夠說的方式說這是伍爾夫寫得最糟的書。這對伍爾夫來說也是特別大的挫折,這里要特別注意,伍爾夫到底試圖在《三枚金幣》里面講什么?她為什么會有這樣奇怪的題目,或者是奇怪的形式?
這里會涉及一直在說的文學和行動之間最重要的問題。文學采取行動的時候,或者是行動的文學應該是什么樣的形式?其實整個1930年代都給了答案,包括像朱利安·貝爾用自己的行動參戰。另外就是那一代更年輕的作家和詩人跟伍爾夫關系非常近,因為那一代詩人的作品基本上都是霍加斯出版社出版的,比如奧登和他的朋友們,奧登在30年代的詩作大家清楚很多都是檄文,奧登的名詩《西班牙1937》寫的就是大家抗爭的精神匯聚在一起,最后變成一支人民的軍隊,這基本上可以是刷到墻上的標語。伍爾夫對于說教的態度是極力避免,這是她寫《歲月》尤其痛苦的地方,伍爾夫覺得文學要做的事情絕對不是說教,英文用的是“preach”,我做文學是要講述這件事。寫《歲月》的時候,寫的是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中葉全部的歷史,小說最后寫成的是1880到當下,也就是30年代末,她最初想從1880年一路寫到2012年,如果最后實現的話,等于伍爾夫寫了科幻小說,她要怎么樣想象一下2012年的世界,我很好奇,可惜沒有寫出來。
還有戰爭跟他們的切身關系,除了朱利安的關系,還有倫納德的關系,倫納德是猶太人,納粹德國的興起和納粹入侵陰影對于伍爾夫另外一個切身利害就在這里,如果德國入侵的話,很有可能他們活不下來的,甚至在1939年有名單流傳出來,他們在納粹德國要處死的名單上。倫納德和伍爾夫之間有一個約定,如果德國登陸的話,他們最后的選擇是自殺。戰爭對他們來說是以切身的形式逼迫著他們進行選擇。
許小凡:剛剛肖老師提到了利維斯太太對伍爾夫的攻擊,她對《三枚金幣》的攻擊說的是你做過飯嗎,放在中文語境下就是十指不沾陽春水,你完全不知道真的女性生活的艱辛,我認為這是刻意的誤讀。
肖一之:伍爾夫肯定做過飯,她是烤面包愛好者。
許小凡:是啊,或者說做飯(包括利維斯太太繼續拎出來說的養育小孩)僅僅是生活眾多面向里的一部分。其實利維斯太太想針對的是一種特權的位置。《三枚金幣》里面也沒有諱言這一點:伍爾夫用的是“受教育的人的女兒”,只能如此,因為我們每個人不可避免只能占據社會的一部分,人如此有限,只能在我們所在的位置盡可能做一些伸展的活動。伍爾夫認領了這個階層,同時問“那么我們能做什么”:或許也只能首先通過在所擅長的事上多行好事。伍爾夫不可能通過做飯幫助別人,只能通過寫作。《三枚金幣》也是這樣的一種期望,用一種非文學的方式來突圍到現實中去,試圖通過反戰動員,讓一些人的生命或許免于夭折。
我這次重讀《三枚金幣》很驚喜,對我來說這是天真與精明的結合,天真是因為她占據的階層就是文化階層。精明的部分在于,當我有一枚金幣時,我可以做什么:她充分利用了錢對于決策的力量。有了我自己掙來的錢,我的政治理念和決定就可以不附庸于家中的男性。比如我想把金幣捐給這個學校,資助某一個學院,但我的資助是有條件的:你們不得從事任何支持戰爭的工作,你們的教育也不可以明里暗里支持戰爭。聽上去現實嗎?既現實又不現實,因為伍爾夫并不要求我們打開現實主義之眼,她讓我們打開一種未來的潛能之眼,要求我們跳脫我們任何因襲或者是繼承的結構,打開一些想象力。她邀請我們想象用手里的金幣做出一些根本性的改變。
她非常關心周圍在發生什么的,比如肖老師說到的新聞剪報,這本書一開頭就寫到了西班牙發回的現場報道,雖然不是真正的圖片而是文字再現,“我們每天看到的就是死亡的圖景,非常具體的死亡的圖景,看上去并不令人愉快,大部分是死尸,房子的殘骸,一枚炸彈炸毀了房子的一側,原本多半是起居室的地方,還掛著一個鳥籠,但房子的其余部分不過是懸掛在半空中的一串木棒。”桑塔格《關于他人的痛苦》開頭就引用了《三枚金幣》這里,由此展開在戰爭與全球災難的報道之中,觀看他人受苦的倫理后果
汪天艾:剛剛肖老師提到奧登和他的朋友們,奧登和伊舍伍德有一張特別好看的合影,在中國抗戰期間還來過中國,在上火車之前在火車站有一張合影。奧登和他的朋友們這一小群人,當年他們要挑戰自己的父輩,以及自己所屬的階級,要寫這種真正的體驗詩歌和經驗詩歌。奧登當年被伍爾夫嫌棄是preaching,不管是《西班牙1937》還是1939年9月1日那首寫二戰爆發的92行長詩,他在自己中晚期的創作階段完全把它們放棄掉了,他甚至不讓門德爾森把這兩首詩收進他的選集,他覺得自己當年很偽善,是假的,是個gesture,伍爾夫說得完全沒有錯,是可以印出來,刷在墻上當標語的。
奧登去過西班牙內戰,他在西班牙開救護車,但是一個月就跑回了英國,他說他受不了那個場景,他也來過中國,為中國寫了十四行詩,他是見識過戰爭的,他在自己年事已高的時候,回顧自己的創作生涯,他覺得自己不夠真誠,他不讓自己的編著者門德爾森把這兩首詩收進去。現在引用的是他《悼念葉芝》的那首詩里面說的“For poetry makes nothing happen”。所以,其實每個人在觀看和親歷他人痛苦的時候,自己也在變,因為他們都已經是專業作家、職業作家,對于文學和寫作作為志業的用途,想法一直都在變。
我們現在只能停留在《三枚金幣》和《幕間》,也沒有寫到2012年的科幻小說,但我們知道,其實她一直在持續思考,她跟她的周圍和體驗也有互動。
肖一之:順著奧登說一句,奧登1939年做了一件事之后,把他之前一切都cancel掉了,1939年二戰爆發的時候,奧登的選擇是作為一個英國人去了美國。所以之前所有的慷慨激昂,在那個時候就突然崩解掉了,你很難再為自己辯護了。
剛剛小凡提到了其他人寫的反戰小冊子,我突然想到一個問題,是一個蠻重要的事,包括天艾說奧登的時候,我也在想,伍爾夫和伍爾夫那一代是經歷兩次世界大戰的人,他們那一代人的反戰是基于上一次戰爭切身體驗得到的,當新戰爭陰影可能來到的時候,上一代年長的人反戰并不是出于一種年紀更大的人的審慎或者是保守,而是因為這些年紀更大的人已經經歷過一次戰爭,就比如為什么羅素和赫胥黎會寫反戰的冊子?其實他們兩個在反戰冊子里面提出來的方案跟伍爾夫沒有什么區別,在1936年那本書里面寫了這場仗不是非打不可的,我們是有保持和平的方法的,英國政府作為當時歐洲強權帝國之一,是可以對德國說,我們現在做出一個態度,而不是用“張伯倫綏靖政策”來縱容德國,我們可以在此時采取行動。
包括像伍爾夫的同道E.M.福斯特,他作為小說家,大家都知道他在后期不寫小說之后還有一個身份,他是一個社會活動家,福斯特他們也在進行各種活動,他們想要憑借當時已經有的國聯這樣一個國際政治組織發揮作用來遏制戰爭。對于1930年代的人來說,和平是一個選項,戰爭也是一個選項,伍爾夫想選和平,她跟她那一代的人是一樣的,對于她來說我們要回答的是在現在這個時刻我們怎么樣讓pacifism(和平主義)變成現實,伍爾夫在跟朱利安通信的時候會說我們會尊重你們這一代人的觀點,但是你們家所有的長輩在上一場仗的時候,幾乎每個人都是一個“CO”,“CO”的英文叫“conscientious objector”,意思是出于良心原因反戰的人,她和她的男性友人們都是反戰的,哪怕是蹲監獄也不參與戰爭。這兩代人之間的經驗差也是歷史錯位帶來的。
關于《三枚金幣》再說兩句,英文叫“Three Guineas”,這里需要稍微解釋一下,英國18世紀開始鑄造一種本來專門用來做外貿的金幣,它比一般的英鎊更重,它是一英鎊一先令。最后的結果是,它的流通范圍其實只限于英國中上階層。伍爾夫在題目里面就給了一個線索,為什么這本書是關于“受教育的人的女兒”,因為是中上階層的人買東西計算價格的時候,才會用“Guinea”做計價的標志。如果是一個英國人,當時一看“Guinea”就知道,這不是一個下層人,勞動人民一個星期可能還掙不到一個“Guinea”。
整個本書的背景,伍爾夫在這里用了虛構的形式,是書信,作為受過教育的人的女兒收到了一位紳士發出的邀請,請她回答:我們現在要加入到反抗戰爭的活動當中,作為受過教育的女性應該怎么做?伍爾夫在這里設置了一系列的虛構的來信對話,你讓我來回答,但是我不能輕易做出決定,她分別從三方面來說明。最后她得到的結論是一個在1938年的人非常不可接受的,為什么呢?她把男性主義的霸權和希特勒納粹的霸權等同起來了,她說我們作為女性在家里尚且受到你們壓迫的時候,還要反過來跟你們一起發動一場戰爭維護壓迫我們的體制,如果我們真的要追求所有人的平等和自由的話,那么女性權利的提升,跟反對納粹其實是一個事情,我們要的是所有人的平等。而且她在書中有一些地方會說,早期的女性主義運動大家追求的不僅僅是女性的而是所有人的公平跟自由。
許小凡:這里需要提到《破局者:改變世界的五位女作家》這本我們和胡笑然老師一起翻譯的一本書,里面提到一個很有啟發的細節,伍爾夫的姑媽卡羅琳·斯蒂芬參加過一個反女性投票權的運動,現在聽上去很反動,但其實是不希望女性進入議會之后延續一種基于武力的政治邏輯。她們的表述是,“女性與開明男性其實是一樣的,我們作為人的潛在貢獻,是發揚利他主義精神和道德,以制約基于武力的公共力量。”
肖一之:我找到了書中的一頁,給大家念一下伍爾夫所寫的,如果你沒有讀過《三枚金幣》的話,你腦子里面還想的比較習慣的是女性主義的伍爾夫的話,這些話會讓你很意外。這段應該讓女性來念。
許小凡:那就由我來為大家念一下:
讓我們為這個新時刻發明一種新的慶祝儀式,還有什么比扔掉一個舊詞,一個有惡意的錯用的,給當時帶來危害,如今更過時的詞更恰當呢?這個詞就是女性主義者。“女性主義者”這個詞根據詞典的解釋,是指“倡導女性權利的人”。既然唯一的權利——謀生的權利,已經獲得,“女性主義者”這個詞就失去意義了。一個沒有意義的詞,就是個死詞,是個錯詞。因此,讓我們用焚燒這具尸體的方式來慶祝這個時刻吧。讓我們在一張大頁書寫紙上用黑色大字寫下這個詞,然后鄭重地用火柴點燃紙張。看啊,它燒起來了!多么耀眼的光芒照亮了世界!現在讓我們用鵝毛筆把灰燼在研缽里搗成粉末,然后團結一致地齊聲宣告,今后誰再使用這個詞,誰就是那種按了門鈴就跑的搗蛋鬼,是搬弄是非的人,是在舊骨頭堆里亂摸索的,臉上沾著的污水,就是他們卑劣行徑的證明。煙散盡了;這個詞被銷毀了。看吧,先生,我們的慶祝儀式帶來了什么。“女性主義者”這個詞消失了;空氣變澄澈了;在更澄澈的空氣中,我們看到了什么?男人和女人為了同一個目標并肩奮斗。
這是伍爾夫對女性主義的修正:真正意義是為了更好的未來并肩奮斗。岔開一句,念到火的時候,突然想到天艾老師所說的奧登1939年那首詩,結尾也是火,“一束肯定的火”。大概能理解他為什么反悔這首詩。等到二戰一切都結束之后回看,焚尸爐的灰燼讓這句話變得十分苦澀。但在1939年的當時,這首詩也是試圖在絕望當中強行注入一些希望。
又想起來剛才與肖老師說到利維斯太太說伍爾夫沒做過飯,這其實很不公平,因為伍爾夫對家務勞動的辛苦是很敏感的,非常有先見之明地專門提出女性家務勞動的報酬問題,給了家庭婦女充分的尊重。
肖一之:我再來讀一段,“但是妻子、母親和女兒她們整日勞作,沒一天停歇,沒有她們的勞動就要亡國,沒有她們的勞動,先生,就沒有你們的兒子們,但她們拿不到一文錢。”
這是伍爾夫在1930年代就提出的問題,我們現在還對母職這個經濟問題和經濟報酬問題進行討論。這一章講的是女性的財產地位,在歷史上,不光是母職報酬的問題,作為一個英國女性,獲得獨立的財產地位都是非常晚近的事情,對于伍爾夫來說,是他們這一代人都能記得的歷史。英國法律在很長時間當中是這樣規定的,一個女人一旦結婚,她在法律上就是covered woman,也就是feme covert,她失去了她的法律人格,法律上不承認已婚婦女是單獨的人,你的財產自動歸于你丈夫名下,你沒有任何的財產,只能仰仗你丈夫生活,然后一直到1870年才開始有所謂的已婚婦女財產法案,認定婦女在結婚之后可以擁有獨立于丈夫的財產,也就是在她出生之前十年才發生的事。而且這還只是初步法案,還有很多對女性的限制。按照伍爾夫在《三枚金幣》里寫的,女性是在1919年才拿到了自己的六便士,關于女性財產權利的確立和女性投票權的確立,都等到20世紀初才有,對于她們那一代女性來說,經濟獨立給人帶來的影響非常明確,伍爾夫在《三枚金幣》和《一間自己的房間》里面都是非常一貫地不停強調,如果Q.D.對她的指責是這個人沒有生活不講現實的話,她在這一點上非常現實。
在《一間自己的房間》里面,你會非常明確地感覺到伍爾夫的論點可以用一個非常政治經濟學的概念來概括,就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你沒有自己獨立的經濟來源,就不可能有獨立的思想,一切都無從談起。這件事是在《三枚金幣》有了進步,她會說OK現在已經過了,因為《一間自己的房間》是1929年的,現在過了將近10年,她可以回過來說現在有了更多的進步,但是在此時此刻,伍爾夫要說的問題是我們現在還在討論的問題,她會拿出當年的年鑒,特別像馬克思寫《資本論》一樣,論據都是年鑒里面來的,大家現在說職業向女性開放了,我們可以看英國公務員名錄,一個部長一個主教一年是15000鎊的工資,這個名錄里面要到最低等級的秘書,這個地方你才能看到女性的名字。比如主教一年掙15000鎊的時候,最低等級的秘書一年的收入可能才150鎊。伍爾夫說實際上在哪怕到了1930年代,一年能夠掙250鎊的女性都是非常少的。所以她在《三枚金幣》里面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問題,對當時來說都是非常進入生活才可以提出的問題,我一直認為Q.D.對她的攻擊,就是基于我是勞動人民出身的,我要占據道德的高地,要不停指責你,其實整個布魯姆斯伯里的人,在1930年代往后都會一直受到攻擊。
汪天艾:關于經濟基礎的問題,其實在很多其他國家,在20世紀初的時候,女性要去爭取所有其他權利的前提也是這個,因為像西班牙一直到20世紀初的時候,女性是沒辦法自己出去租房子的,要么得有個丈夫,要么就是她父親為她擔保,她不可以自己作為一個職業女性,或者是她有一份收入就可以出去租房子,人家不會租給她,不存在可以把一個租房合同簽給一個沒有男性擔保,或者說沒有男性親屬擔保的女性。她無法擁有一個所謂的自己的房間,你沒有空間可言,只是有一個依附的狀態,這是一個要被探討和看到的東西。
肖一之:突然想要另外一個細節,是伍爾夫第一章里不停提到的女性受教育的限制。人這個生物最大的麻煩就是代際之間的經驗不能灌輸,前一代人的切身體感不能直接灌輸給下一代人。伍爾夫在第一章關于女性教育會提到一些什么細節呢?我們現在幾乎難以想象,一個藝術史上著名的細節,傳統藝術史上,女性學畫畫、傳統藝術是有一個排位的,最高等級的是畫歷史、肖像和人物畫,為了畫人物畫要有一個基本功都會練習畫人體模特,在傳統藝術史上很長時間女性被禁止學習人物畫,以道德敗壞的理由,你是女的,你不能去畫裸體模特,所以在藝術史上很長的時間女性只能畫水彩和風景畫,這是非常直觀的限制。
在伍爾夫關于女性教育這章還提到一些細節,比如古典語言在19世紀整個維多利亞時代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就是出版物里頭這種涉及淫穢的部分都會變成拉丁文,也就是黃笑話都是用拉丁文寫的,這背后默認的是只要你上過大學,你會念拉丁文就知道我這里開了一個黃笑話,懂的都懂。在19世紀女性不能進入大學,很少有女性有機會能夠學習古典語言,直接用一個語言符號把你排除在外。
伍爾夫成長經歷中最特別的部分是,她爸爸根本不限制她讀什么書,她的爸爸是一個學者,她是她爸爸最喜歡的女兒,他會教她讀古英文、古希臘文,伍爾夫有比較強的古典語言閱讀能力,她有一次精神崩潰的時候,她覺得鳥會用希臘語唱歌。跟同時代的其他女性相比,伍爾夫在這個方面很幸運,但是她也會說我們并沒有給女性該有的教育。
她也不覺得我們仿照男性的學院,再建一個女性的大學,就把男性該有的那一套照搬過來有什么意義,這里也有直接的歷史背景,在第一章也講了。大家如果看英國的高等教育史會看到牛津和劍橋在19世紀晚期都設立了女性學院,大家會覺得OK,19世紀晚期女性可以去大學了,得到了這樣的印象。但是實際上這是一個不完整的大學學習經歷,因為女子學院畢業生不被視為牛津和劍橋的畢業生,現在大家拿了畢業證過來都知道你拿了文學學士,但是女子學院畢業的人不被授予學位。
在20世紀20年代的時候,曾經發生過一次大的投票,女子學院的人push學校出面,我們再做一次討論,投票的結果就是委員會大比例認為不應該授予女性學位,在這個結果出來之后,劍橋的男生在女子學院的門口堵了,把她們的雕像推倒了,還在門口放了一把火,這就是劍橋學生的素質。這件事在高等教育史上是一個非常有象征意義的時刻,伍爾夫在書里說占據傳統社會優勢地位的男性,在明確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脅時,可以采取直觀性行為,他們的行為可以被掩蓋過去,但是女性的反抗,當時女性投票主義運動者她們做沖進議會砸了幾扇玻璃,用馬鞭打了幾個人,就會被“大書特書”叫作殘暴血腥抗爭之類的。這些都是伍爾夫在《三枚金幣》里面講出來的故事。
回到剛剛晚期風格的話題,因為在三幾年伍爾夫五十多歲,對于這樣的事不遮掩,不停地把男性、父權和暴政的形象結合在一起,以至于到了結尾著名的時刻。大概就是在二戰的背景下,父權現在長這樣了。我讀一下原文,在這樣的一個種種的歷史討論之后,父權事實累加之后,“另一幅畫面逐漸清晰起來,那是一個男人的形象;有人這么說,也有人否認:他就是‘男人’本身,是陽剛氣概的精髓,是完美的典范,其余一切不過是不完整的虛影。他無疑是男人。他目光呆滯;他眼神兇狠。他的身體擺出不自然的姿勢,被緊緊裹在制服里。制服胸前縫著幾枚勛章與其他一些神秘符號。他的手按在劍柄上。在德語和意大利語中,他被稱為‘元首’或‘領袖’;在我們的語言中,他被稱為暴君或獨裁者。他身后是廢墟與尸體,男人、女人與孩子的尸體。”
在《三枚金幣》的結尾,伍爾夫把男性的形象和納粹的暴政結合在一起,她一直強調這是施加在所有人身上的暴政,你不能支持我去保衛它的一部分,去反對它的另一部分。
藝術在某些時代有分等,傳統有影響力的男性寫作就是歷史寫作,尤其是伍爾夫他們成長的年代,她爸爸的頭銜是歷史學家,她爸爸著名的代表作是《18世紀英國思想史》,然后在英國文學歷史上占據極高地位的吉本的《希臘羅馬衰亡史》、卡萊爾的《法國大革命史》,就是男性牢牢占據了歷史的線索。小說其實是在很長時間內都被認為不嚴肅的,它是留給女性發揮的空間,因為男性不屑于去做這個事,在小說史上是有這樣一個時代的。所以,伍爾夫用自己的方法,我們甚至可以說是在對抗這樣一個文學分級,或者說在對待嚴肅文學或者是嚴肅文學寫作到了這里可以從文學讀回歷史,我要占據歷史的講述方式,我要用自己的方式來講述歷史。
汪天艾:《三枚金幣》這本書很有意思,后面有一個很長的注釋及引用出處,大家一定不要錯過,這本書從186頁開始就是,里面最厲害的一些話都出自注釋。
肖一之:這個注釋不是編者和譯者加的,是伍爾夫自己寫的,如果《三枚金幣》里面正文里面也有一些話,說得非常狠,其實她把更狠的話都埋在注釋里面的,甚至在一條注釋里面把圣保羅比作希特勒,在基督教語境下這是非常逆天的行為。
汪天艾:一開始講了比較多的《歲月》這本書,如果同時讀伍爾夫的傳記會發現,在1917年,她35歲那一天,從那一年開始她每年都寫一本日記,到了1940年她突然意識到這個世界上根本沒有盧梭說的那種坦誠態度寫下的女性自傳。她寫了非常多的文體練習作品,包括《往事素描》,包括《歲月》,她會把自己的素材碎片進行非常多種方式的拼合和運用,而她開始于1917年也就是一戰中期的日記,一直持續到她的生命結束。這成為了她對于她所處時代的私人記錄。
1926年的時候她說,我的目標是等我60歲的時候,要坐下來寫一寫我的人生,會把這些日記作為她將來60歲要寫的那部杰作的原材料,小說是她后面完成的文章,要把日記作為原材料。
雖然今天圍繞伍爾夫聊得比較詳細一點,但也是將伍爾夫作為一個切面,無論是英國女性的覺醒,還是女性文學的寫作。因為伍爾夫作為一個我們可以稱之為大作家的人物,有著復雜的多面性,無論是內在的心靈肖像,還是外在所處的社會環境和歷史階段的劇烈變化跟推進,其實同時呈現出來了,也跨越了世紀,呈現為非常多面的思考對象和閱讀對象。
肖一之:剛剛天艾說到了伍爾夫的多樣性,今天最后基調都講得比較嚴肅,其實這并不是你看《三枚金幣》會感覺到的氛圍,這是我要澄清的,它并不是一本苦大仇深的書。伍爾夫也有尖酸刻薄、非常聰明機靈的一面,在《三枚金幣》中表現得非常徹底,該嘲諷就嘲諷,這樣的態度在她的人生當中也是一如既往貫徹的,還有一些在現在看起來并不是很合適的時刻。
前面提到1930年代的納粹的陰影,1935年伍爾夫跟她的丈夫開車去歐洲旅行了一圈,也去了德國,就是在希特勒上臺以后一年多,經過慕尼黑還是別的地方,剛好趕上了一場納粹的集會,1930年代非常標準的一個廣場的人都穿著制服站在那里喊口號舉手的時刻,他們開著1930年代英國老電影經常出現的車身比較長的敞篷車。伍爾夫的丈夫從商店里面救了一只來自南美的小猴子,家里有一個寵物是一只小絨猴。等于是敞篷車上過來了一對外國人,然后這幫人一邊舉手行希特勒的禮,一邊看著他們,然后伍爾夫在這里做了一件她非常會干的事,她開始揮手,檢閱了所有列隊的納粹群眾。伍爾夫就是這樣一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