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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溫柔的夜給島嶼披上外套——我與俄羅斯文學近乎宿命的書緣
來源:中國作家網 | 汪劍釗  2026年09月01日09:20

對于我而言,與俄羅斯文學的相遇似乎是一個宿命。

我最早讀到的一首俄羅斯詩歌,來自中學時代讀到的某部小說中的一段引詩。至于那部小說究竟是《野火春風斗古城》還是《戰斗的青春》,或者是其他的長篇小說?有點記不清了。不過,小說中的那個情節還歷歷在目:在革命斗爭的間隙,兩個游擊隊員坐在滹沱河畔,一邊看著東流的河水,一邊談論環境的艱苦,同時暢想著革命勝利以后的美好前景。聊到興起的時候,女主人公情不自禁地吟誦了一首詩,那是普希金寫給他的奶媽阿利娜·羅季奧洛夫娜的作品之節選。在普希金的成長史上,奶媽的作用不可忽視。她代表民間給予了詩人綿綿不絕的溫柔,在一定程度上,培養了他對底層人民、也就是通稱的一部分“小人物”的同情,可以稱得上是詩人與民間文學之間最重要的紐帶。那時的我對詩歌接觸還不是太多,但是,因文字分行而產生的節奏感,以及節奏承載的情感熏染,不僅引起了我內心的共鳴,也讓這份記憶延續到現在。

那部小說并沒有注明出自誰的譯文。多年以后,在讀到俄文原作之后,我也試譯了一下:

神奇的往昔時光的女伴,

我憂傷而戲謔的虛構之朋友,

我在生命的春天與你相識,

那時充滿最初的夢想與歡娛。

我等待你;在黃昏的寂靜中,

你來了,像一名快樂的老婆婆,

穿著棉背心,戴著大眼鏡,

手搖鈴鐺坐在我的身旁。

你一邊晃動著兒童的搖籃,

一邊用歌聲讓我的耳朵入迷,

你在我的襁褓中留下一支蘆笛,

這支蘆笛被你施了魔法……

我的譯文肯定與當初讀到的那段引詩有出入,但大致意思應該是不差的,它也可算是對自己“生命的春天”的一個紀念。

命運的重要轉折出現在1981年秋,在沒有填報志愿的情況下,我被杭州大學外語系俄語語言文學專業錄取。從此,我就與俄羅斯這個民族和它的文化結下了不解之緣。八十時代初,正是朦朧詩由地下浮出地表的階段,作為一名熱愛詩歌寫作的大學生,我不再滿足教科書給出的坐標,不再局限于課堂上劃定的對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甚至偽浪漫主義的作品的閱讀,開始在課外尋找那些符合自己閱讀期待的作品,這也注定了我與俄羅斯象征主義詩歌的相遇。在我對俄羅斯詩歌的閱讀和翻譯中,不能不提的一位人物是俄羅斯白銀時代最重要的象征主義詩人勃洛克。某天,我從圖書館借到了一冊《勃洛克詩集》,該詩集屬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蘇聯科學院編輯、作家出版社推出的經典詩人文庫,藍色的封面,略有磨損,內頁也有點發黃。有意思的是,在這本借書登記卡上,前面的名字居然是一片空白,而此后數年,這本書的十多次借閱記錄都是我的名字,它似乎成了一本專屬我的詩集,陪伴我度過了不少大學時光。可以說,正是勃洛克,把我帶進了“象征的森林”,知道在表象的世界之上還有一個精神的真實,懂得了語言創造世界的可能,在必死的生命之后有一個不朽的存在。那種僅屬于一個人的閱讀是愉快的,它甚至刺激起了我分享和翻譯的沖動,而經由自己的手筆,讓俄語中那些獨特的意象、詞匯進入現代漢語,真的是一種非常美妙的感覺:

溫柔的夜給島嶼披上外套。

月亮出來。春天又回歸,

憂傷多么明亮。我的靈魂歡愉。

只有那長寒的涅瓦河水

在腳下陰沉著臉晃動。

你,幸福!你,往日的歡樂!

我遙遠的幻想之春天!

年復一年……黑色的痕跡更清晰,

在光明曾經照耀我的地方,

夜色更濃了……黑暗里——獨自一人——

我走呀走——我的靈魂復又歡愉,

春天再一次給島嶼披上外套。

人格化的夜晚、明亮的憂傷、歡愉的靈魂、幻想的春天,這些獨特的表述,奇妙的組合,令人感受到了一種神秘的真實和生命的暖意,營造了一個桃花源式的世界,同時也讓我看到了在原創詩歌以外安放自己寫作激情的另一個出口。到了三年級下學期,我已譯出兩百來首詩。當時只有極少的幾首得以在刊物上發表,其余部分便被長期鎖進了抽屜。不過,我卻捧著這部分譯稿去拜訪飛白先生,得到了他的肯定和指導,隨后還成為他指導的外國詩研究方向的首屆碩士生。幸遇恩師,也讓我由從前那種散漫、無序的閱讀進入了更專業、更系統的對世界詩歌史的研讀。

《死亡的舞蹈——勃洛克詩選》

作者:(俄)勃洛克

譯者:汪劍釗

出版社:敦煌文藝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8

1994年秋,我自武漢大學中文系畢業,獲得中國現代文學專業博士學位,隨后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工作,成為一名專職的文學研究人員。此后,我算是進入了一個人們通稱的學術圈。在以后三十余年的學術生涯中,我曾經主編過十幾套跟外國文學有關的大小叢書,這些叢書的完成自然各有各的過程,各有各的機緣,其中情況最特殊的是《俄羅斯白銀時代叢書》和《金色俄羅斯叢書》。1996年,時任云南人民出版社文藝編輯室主任的潘靈先生到北京組稿,他本人是一名出色的小說家,曾獲得過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青稞文學獎等各種文學獎項,現在是《邊疆文學》的總編。該社此前以拉美文學叢書的出版在業內贏得了極好的口碑,當時也有拓展新領域的意向,在交談的過程中,我向他推薦了編輯俄羅斯白銀時代叢書的設想,馬上引起了他的興趣,表示回去請示社領導后即作定奪。事后,我才知道,第二天,他與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的程正民教授有過一個約見。程先生是國內文藝學研究的大家,尤在俄蘇文論的研究上有極深的造詣,曾經擔任北師大蘇聯文學研究所副所長和《蘇聯文學》雜志的常務副主編。期間,潘靈向他咨詢了白銀時代叢書的價值和可行性問題。據說,程先生聽了他的介紹,馬上就表示,這是一個極其前沿、頗具可行性的選題,很多作品都是俄羅斯非常熱門的書籍,非常有學術價值和閱讀價值。如果有人能幫你組織和翻譯,那真是太好了。顯然,程正民先生的這番話堅定了潘靈申報這一選題的決心,他回去以后立即向社長程志方匯報并拍板敲定。在落實了編輯選題之后,我邀請了好友劉文飛共同主編這套叢書,最終在1998年推出了俄羅斯白銀時代文化叢書,它們很快便在學術圈和讀書界引起了一定的反響。隨后兩三年,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學林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各自推出了與白銀時代有關的叢書,在國內掀起了一個關于俄羅斯白銀時代的閱讀熱潮。據說,在那段時間,讀書人聚在一起,如果不曾提及或不知道白銀時代,便有可能被人當作沒文化似的。在這套叢書中,我本人編選和翻譯《俄羅斯白銀時代詩選》和別爾嘉耶夫的《自我認知》,后者關于自由和人性的認識非常契合我對存在主義的認識,尤其是他關于人生意義的看法。他認為,自由不是權利,而是義務,是人被賦予的一項追求真理的義務。生活的意義不能在生命之外去尋找,而對意義的探索本身就給出了生活的意義。阿赫瑪托娃曾經寫過這樣的詩句:“白銀的月亮照耀著白銀的時代”,而今,這白銀的月亮也給現代漢語帶來了異域的光亮,正如賀拉斯《頌歌集》中的拉丁語“紀念碑”,來到俄羅斯,經過普希金的妙手揮點,變成了一座標準俄語的“非人工的紀念碑”。

《金色俄羅斯》是我最近十年投入不少精力主編的叢書,它的編輯緣起非常偶然。2015年,我與高興先生被中國當代詩歌獎評委會遴選為2013-2014年度的翻譯獎得主,頒獎地點在甘肅岷縣,我們一行從蘭州機場抵達岷縣用了六個多小時。雖說旅途漫長,但一路的風景還是不錯的。在一路的顛簸中,我和高興覺得,岷縣的地理位置如此偏遠,極有可能是個貧困縣,便約定如果需要兩個人合住一個房間,我們哥倆就在一起住幾天算了。記得那天抵達目的地已經很晚,在分配房間時,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主辦方大約將我和高興當作了獲獎的文學新人,真的將我倆安排在了一個房間,而絕大部分比我倆年輕得多的“評委”和嘉賓都住上了單人間。我倆打聽到賓館尚有空房間,便另開了一個房間,同時作為一種“抗議”,沒去參加歡迎宴會,而是自己出去單獨吃了晚飯。主辦方在了解情況后,最終重新安排,解決了兩位“老同志”的居住問題。平心而論,這次活動雖然有點混亂,但還是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印象,包括其中的一些不快,而今也成了“親切的回憶”。岷縣是西北花兒的故鄉,當地民間歌手日常唱吟的民歌有“活著的詩經”的美譽。那些時而憂傷、時而歡快的歌聲至今還回蕩在我的耳畔,令我懷想歌聲背后的那些故事。

“金色俄羅斯”系列書影

這次活動最大的收獲則是與四川人民出版社文藝編輯室主任張春曉女士的結識和交流。春曉女士原是四川文藝出版社的資深編輯,調到該社以后也一直不曾放棄文學情懷,一路上,我們有了比較深入的交流,發現雙方的三觀和文學趣味存在很多可以認同的地方。記得我們還談到了高興主編的《藍色東歐叢書》,它在當時已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讓讀者在對東歐文學既定的紅色閱讀之外,發現了相當一批以往被忽視的、但或許更接近文學本位的作家和作品。在交談過程中,春曉受此啟發,向我提出了一個設想:“汪老師,我們一起來做一套‘金色俄羅斯’叢書,怎么樣?”這真的是一個絕好的選題,它讓我想起曼德爾施塔姆的一句詩“黃金在天空舞蹈”,而俄羅斯的文化、文學或詩歌,也十分配得上“金色”這個字眼。我欣然接受了她的建議,同意為這套叢書做一點組織和邀約的工作。春曉回到成都以后,在社長黃立新的支持下,很快就寄來了邀約主編的合同。在確定編選原則時,我與出版社商定,盡管俄羅斯文學在中國已有大量的介紹,但仍然只是“冰山的一角”,很多作家和作品尚停留在“文學史上的地圖式導游”,填補空白可以說是這套叢書的首選。我們的目標就是“進一步挖掘那些依然靜臥在俄羅斯文化沃土中的金錠,為中國讀者提供優質的精神食糧”。這套叢書得到了國內一大批優秀的俄羅斯文學研究者和翻譯家的支持,春曉和她的團隊也在個人情懷和專業素質上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截至2022年底,該叢書已出版四十種包括《彼岸書》(赫爾岑著)、《動物園·第三工廠》(什克洛夫斯基著)、《藍色筆記本》(哈爾姆斯 著)、《怪人筆記》(安德烈·別雷著)、《苔菲回憶錄》(苔菲著)、《自天堂回家》(波普拉夫斯基著)等。我本人編選和翻譯的《秋天的哀歌——俄羅斯抒情詩選》也在第一輯中推出,這是一部跨度將近三百年的詩選,收錄的第一位詩人是出生于1703年的瓦西里·特列嘉科夫斯基,他是俄羅斯文化的一名啟蒙者,1735年,他在俄羅斯科學院的大會上倡議建立“詩歌學”,其作品帶有古典主義意味;最后一位詩人是出生于1971年的達吉雅娜·丹尼麗揚茨,她的另外一個身份是導演,其詩歌極具畫面感和探索性,帶有一定的后現代寫作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意味著我對整個俄羅斯詩歌在文學史意義上的研讀與反饋。

行文至此,我發現,與俄羅斯文學這么多年來近乎宿命性的緣分,那種閱讀和翻譯,已完全不能再以純粹私人化的角度來看待與界定了。誠然,它們肯定與我的個人經歷和趣味有關,但最終又以其審美和倫理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而轉入某種公共化的敘述。這篇文章也似乎偏離了編輯與我最初的約定,由閱讀轉向了主要對兩套叢書的編輯緣由之介紹。寫作有時與人生相仿佛,并不是按照既定的計劃所推進的,而旁枝逸出的信筆或許更能為過去了的“往事”帶來“親切”的回憶。

(本文為“俄蘇文學書友會”專題特約稿件,作者系詩人、翻譯家、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