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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陸建德、王璞、周麗華:重返那次文學核爆的現場
來源:澎湃新聞 | 陸建德、王璞、周麗華  2026年08月26日09:13

作為現代主義詩歌的里程碑與西方文學史上最具影響力的詩作之一,T.S.艾略特的《荒原》以其龐雜的典故、破碎的意象與深邃的文明憂思,重塑了20世紀詩歌的面貌。問世百年來,這首四百余行的長詩始終如一個無盡的謎題,吸引著無數讀者與學者不斷重讀、解讀。傳記《荒原:一首詩的傳記》正是對這一文學“核爆事件”的全面回望。作者馬修·霍利斯以翔實的史料與詩人的敏銳,還原了艾略特在個人與時代的雙重廢墟中拼合詩篇的艱難歷程,同時勾勒出龐德、薇薇安等關鍵人物交織的命運,為讀者呈現了一幅現代主義誕生時刻的璀璨星圖。該書中文版推出之際,8月15日,一場新書分享會在方所北京店舉行。活動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陸建德,詩人、學者、美國布蘭代斯大學長聘副教授王璞,以及本書譯者、文學研究者周麗華齊聚一堂,圍繞《荒原》的文本魔力與當代回響、傳記的敘事手法與翻譯心得展開深度對話,帶領讀者重返那個群星閃耀的文學現場。以下是此次活動中嘉賓發言的整理。

講座現場

周麗華:今天我們要分享的新書,是英國詩人、編輯及傳記作家馬修·霍利斯所著的一部文學傳記——《荒原:一首詩的傳記》。這也是英國著名的詩歌出版社費伯出版社為紀念《荒原》問世一百周年(2022年)推出的重磅獻禮之作。這本書在過去的兩三年里,耗費了我和合作者大量的時間和心力,翻譯和出版的過程都非常辛苦,但是現在一書在手,還是想套用《荒原》里詞句說一聲:它值得我們“忘卻盈與虧”的付出。它講述了一個群星璀璨的文學時代里一些非凡人物的平凡生活。更重要的是,它非常詳盡地還原了《荒原》里那些詩行的誕生過程,讓我們能夠更好地理解這首雖然膾炙人口卻也晦澀難懂的長詩。

問世一百年來,《荒原》早已成為西方詩歌史上最著名的詩篇之一。它的開篇詩行“四月是最殘忍的月份”,其盡人皆知的程度,幾乎與“現代詩歌”這個名詞相當了。它是現代主義詩歌的開山之作和巔峰之作。時至今日,這首富于樂感與玄思的詩作仍然令無數人在讀懂之前就為之沉迷。

這首詩長達433行,采用了碎片拼貼式的寫作手法。其中的碎片,來自東西方文學和哲學經典,來自神話、宗教故事,也來自現代市井生活和科考紀實。它覆蓋了文學、繪畫、音樂、歌劇、戲劇等各種藝術門類,詩中的人物群像也非常奇特而龐雜,它還用到了七門語言。可以說,作者試圖在一首詩里,對這些人類生活和藝術的碎片——或者說文明的原子——進行廣采博收,進行一場語言煉金術。而煉金之火,我想大約就是艾略特所處時代的戰爭創傷和個人生活里的痛苦遭遇,是一種博學而敏感的心智在臨界狀態感受到極致的受難體驗。但是艾略特沒有直接宣泄他的情緒,他通過實踐他自己同期倡導的“非個人化”詩學原則和“客觀對應物”的表達途徑,在最大程度上將自我煉凈到一種近乎“集體性自我”或“神性自我”的境界,使自己的筆成為眾生發聲的通道。以一個人的多聲部,演出了一部賦盡滄桑的文明戲碼,成就了一部擁有多重回響的史詩性作品,定義了一個時代的精神風貌。

這樣的一首詩作,一經問世,艾略特文學上的論爭對手威廉·卡洛·威廉姆斯就說:“他在文壇投下了一顆原子彈。”而這顆原子彈從很多維度上永遠地改變了現代詩歌。毋庸置疑,這樣一首偉大的詩作,值得一百年后的我們以一部厚重的傳記來紀念。而這,我想也是我們今天的活動能夠請到陸建德老師和王璞老師這樣的一流學者的原因——這是一場為了《荒原》的聚會。

從很早起,陸建德老師就是我們英語文學專業學生的學術偶像。他早年在劍橋獲得文學博士,回國后一直從事文學研究工作,擔任過社科院文學所所長、外文所副所長、魯迅文學翻譯獎評委主任以及各種核心期刊的主編。陸老師著述等身,其中也包括主編上海譯文多卷本《艾略特傳》,他也寫有多篇艾略特專題論文,是令人欽佩的艾略特專家。王璞老師是紐約大學的文學博士,任教于美國頂級私立大學,同時還是頻獲獎項的優秀詩人,他也寫有多篇艾略特專題論文。能夠請到他們來參與這場分享會,也是對這本書的價值的肯定。我非常期待來聽一聽兩位老師對于《荒原》這首詩以及《荒原》傳記的看法和解讀。

陸建德:我首先向譯者表示祝賀,翻譯了一本非常有價值的書。這本書非常特別,因為它的傳主很特別,是一首詩。給一首詩來寫一個傳記,我覺得這個書名和想法本身,就特別讓人眼前一亮。而這首詩呢,是在20世紀英國文學史或者說世界文學史上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我們現在說到西方的現代派,可能大家會想到一位男主角叫詹姆斯·喬伊斯。喬伊斯寫過《尤利西斯》,也寫過幾首詩,所以喬伊斯的地位是很高的。從我自己的閱讀感受來說,我有時候好像對艾略特更加敬佩。因為我覺得他不光是一個詩人,他的身份比喬伊斯更復雜、更多樣。他寫《荒原》這首詩——這首詩是劃時代的作品。他除了是一個出色的詩人,而且是諾貝爾獎獲得者,他有多重的身份。在這首詩發表之前,他就是一個非常出色的批評家。他的批評文章寫得特別好,而且后來,到了(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他又寫了一些詩劇,他很想恢復莎士比亞式的詩劇創作,所以他寫的幾個詩劇也是挺有名的,而且有個詩劇在不斷地演出。所以他是批評家、詩人,又是一個劇作家。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身份:他做過非常重要的編輯工作,而且對于編輯工作他并不是消極被動地去做,而是他自己的選擇。我們大家看到的這本《荒原:一首詩的傳記》,是由英國一個特別有名的出版社——費伯出版社出版的。艾略特本人就是這家出版社歷史上最重要的編輯,他那時候的編輯權力是很大的,可以決定什么書出版、什么書不出版。這個出版社就在倫敦很有名的地方,羅素廣場附近。大家如果以后有機會到倫敦去訪問的話,可以去看看那個地方。那個地方邊上,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文化人士住過,跟他同時代的——比如說有一位女作家,叫弗吉尼亞·伍爾夫——他們那個地方叫布魯姆斯伯里,也在羅素廣場附近。那里原來是很多文人聚居的地方,在20世紀英國文學史上,有非常獨特的地位。那個地方聚集了很多文人,同時還有一些很重要的機構場所,倫敦大學的大學學院也在那一帶,還有大英博物館,也都在那個地區。

更讓我們感到比較驚訝的一點是,艾略特出生在美國。在他之前,有位很重要的小說家叫亨利·詹姆斯,也是美國人。他們覺得美國文化可能不及英國這么豐厚,就趕到英國去、趕到歐洲去,希望進行更積極的文化交流,甚至就決定生活在那個地方,成為那里的一員。艾略特后來也是加入英國籍。跟艾略特差不多時間,還有一位美國人,這本書里面提到特別多的,叫埃茲拉·龐德,也是美國人。龐德年輕的時候寫詩,對美國文化不是很恭敬。龐德對《荒原》這部詩做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改動。那個時候,尤其是在1920年代,有一批美國人到歐洲去,他們積極地投入文學創作;也有一些人去買藝術作品,像德加、塞尚,他們買法國的印象派畫作。于是從20世紀開頭這些年,我們發現跨大西洋的文化交流非常緊密。這時,如果我們純粹把美國文學看作美國本土的,就已經不夠了。因為有大量的美國文學青年跑到歐洲去,寫出具有跨大西洋的文化交流性質的作品。

剛才麗華還說到威廉·卡洛·威廉姆斯,這一位是美國本土派,他的立場觀點跟艾略特和龐德這批人不一樣。威廉姆斯覺得你如果是個美國人的話,你要挖掘本土的資源。但有一些美國人,覺得我的美國特性加上一種歐洲文化的雜交,可能會得到一種更有世界意義的擴展。現在想起來,那一批有美國背景的現代派文學奠基人,他們做的工作很不尋常,他們不是非常狹隘的美國民族主義者,而是希望進行一種積極的文化互動。

而且艾略特晚年其實對歐洲有一些非常豐富的想象。早年他就提出過“歐洲心智”的概念,把歐洲思想文化當做一個整體來看待。二戰時,他更從一位文學現代派轉向了積極的文化捍衛者,并開始深刻思考戰后歐洲文化重建的角色與使命。所以我們現在來回顧那段歷史,也會有很多感嘆。尤其是他的朋友龐德,也就是《荒原》這首詩的“助產士”。龐德是美國的奇才,他老早就覺得國際貨幣應該改革,提倡一種新的貨幣體系,因為他特別擔心,貨幣不改革的話,真正掌控世界的人會是這些貨幣背后的人。所以他看到的問題其實很深邃。而事實上現在的我們也開始關注和研究這些議題。龐德就是這樣的人,他反對高利貸,也覺得20世紀上半葉整個西方的金融制度出了毛病,他想投入對這一切的改革。但是他走錯了路,投入到墨索里尼門下,二戰結束時被美軍俘虜,被控叛國罪。

我特意介紹一下龐德,還因為他特別崇拜中國文化。龐德在二戰尾聲被美軍俘虜,美軍要羞辱他,把他關在一個鐵籠子里,龐德看著遠處意大利的山,心里想到的卻是中國的泰山。這里的“泰山”不是一個地理名詞,而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精神符號。在他最孤立無援時,支撐他的不是基督教上帝,而是他精神上認領的“東方圣山”。龐德其實還懂中國的文字,他最有名的詩作叫《詩章》,里面嵌入了很多中國字。所以我們也要看到,那一批歐美現代派的先鋒,從很大程度上講,真的是跨文化、跨國界的,做了很多非常有意義的實驗。

《荒原》就是這里面最有代表性、影響最大的一次實驗。所以說要了解20世紀西方文學的話,我覺得要讀《荒原》,這是必不可少的一部。趁此機會,我們讀讀這首詩,再看看它是怎么樣產生的,它前前后后的經過,我覺得這對所有的文學愛好者來講是非常有意義的。像艾略特,其實他傳統的寫詩本事是很好的,他并不是不會寫,但是他后來完全走出一條新的路子。但他這一生,也并不是以這個為終點,后面還在繼續探索創作的道路。所以我們可以從這里開始,去了解一種更寬廣的歐美現代派的文學實驗風格。我覺得這本書和這首詩,對我們來說是起步重要的一個環節。

王璞:首先我也要向譯者周麗華表示祝賀,這是讓人肅然起敬的工作。其實我的很多感受和陸老師是類似的。這樣一本書,它正好是2022年,為了紀念《荒原》問世一百周年而寫成的。從2022到2026,這本書在我們的漢語中也浮現出來了,這真的是一件非常有價值的工作,我們可以想見周麗華在翻譯的過程中所付出的辛勞努力,這是我首先要表達敬意的地方。

陸老師剛才說到這本書屬于小眾題材,但它其實是很有吸引力,甚至很有懸念感、引人入勝的一本書。我很認同陸老師剛才的說法,為一首詩立傳的寫作角度非常獨特,比順理成章地寫一部艾略特傳(事實上我們已經看到了不止一部這樣的大部頭傳記),更別出心裁。這首詩是一首長詩,433行的一首長詩,也成了現代主義詩歌中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這部傳記的作者馬修·霍利斯也是一個非常著名的詩人、傳記作者和編輯。他是把如此多的時空線索連綴在了一起,然后在這些不同的界面不斷地跳轉,完成了一首詩的傳記,這確實是非常神奇的工作。只要你對這首詩、當時的倫敦文學界、這首詩背后的北大西洋英美文學之間的關系,以及他們背后所有的人事、歷史細節感興趣,翻開書從任何一頁讀起都會有意外的發現和收獲。

這本文學傳記對于敘事的安排是很新穎的,不是一般的文學史或者學術性傳記寫作那樣格式化的工整。涉及這首詩的人、這首詩的編輯、這首詩的歷史背景、那個時代的種種、這首詩背后的那個人——其實是一個復數的人,是一代英語世界的文學青年,是一場文學運動,還有里面涉及的所有的詩歌問題,他要把這些都連綴在一起,他的寫法本身在我看來也是非常高級的一種文學敘事。單是這本書的目錄就很有意思。我是一看到這個目錄就被吸引住了,因為它前面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引子,就是“摩洛哥,1960”。因為我們都在期待這本書要談《荒原》,要談艾略特和他那個時代,這本書不是關于1922年的《荒原》嗎?但是它的起始,是給了我們一個很特殊的歷史跳躍,一個蒙太奇式的電影鏡頭,是摩洛哥,1960,是關于主人公在二戰之后的人生。所以這個開篇鏡頭就很有感覺。然后它的上半部叫“停戰”,其實就是點明了《荒原》這首詩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整個西方世界,尤其是大西洋兩岸的英語世界的精神危機的背景。而通過“停戰”這個上半部,它其實是把整個一戰后的文學界、文化界、思想界的交流、走動、互動的各種情況,給我們一個全景式的呈現。然后到了它的下半部,它才真正進入主標題,就是“荒原:一首詩的傳記”,就是這首詩的433行,每一行中所涉及的詩歌問題、文化意象、思想主題,全部都有一個重新的連綴梳理。但是它不是一種學術式的解讀,而是把它變成了一部傳記,是一個故事——這首詩如何在現代文學、現代社會、現代西方危機的歷史之中,成為他自己的生命。

然后我看到這個版本的時候,我也就明白了,周麗華翻譯這本傳記時,必然要提供《荒原》的一個新譯本。在這個新譯本后的注文里,周麗華也提到,在過去這一百年,我們在中文世界已經有了非常多的《荒原》譯本,像我當時在2022年寫紀念《荒原》問世一百周年的文章時,主要是使用查良錚(也就是穆旦)的譯本,當然很有名的,還有趙蘿蕤的譯本、裘小龍的譯本,這都是比較有名的譯本,還有其他的很多,還有節譯,還有港臺地區的譯本。但是,如果你看到這本書,尤其是它的后半部的話,你就會明白,譯者一定會為我們提供一個新的譯本,這幾乎是這本傳記翻譯的必要的一個副產品。所以拿到這個譯本,今天我也把它完整地讀了一遍,也是特別的激動。而且確實你會看到,每一次中文詩歌界對《荒原》的翻譯,其實都是重新尋找詩歌現代性的過程,非常有價值。

閱讀霍利斯的這本《荒原:一首詩的傳記》,最切身地讓我感到興奮的一點是,它也讓我更加確認了我對《荒原》的一個基本的解讀。我曾經對《荒原》有這樣一個概括,那就是“三位作者,多重死亡,同一種復活”。我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三位作者”的問題,尤其是陸老師剛才已經談到了艾略特和龐德的關系問題。也就是說,我們今天當然是把《荒原》看作一首署名艾略特的作品,那么就好像我們今天在談論AI時代的人機共同創作一樣,其實我們也要想到《荒原》是一個共同創作的偉大的現代主義長詩。

接下來我用周麗華的這個新譯本念一下《荒原》的題記:“我曾親眼看到庫邁的西比爾懸于細頸瓶中,男孩們問她:‘西比爾,你想要什么?’她答:‘我想死。’”這是我后面要說的,《荒原》的主題,一個基本的主題,是關于死亡。在這個題記里面,我們首先遇到的是西比爾,也就是古希臘神話中的女先知或者說女巫,她在圣地進行預言。這個“庫邁的西比爾”涉及跟阿波羅有關的一則希臘神話。西比爾從阿波羅那里得到了預言的能力,甚至得到了永生,但是當她拒絕阿波羅的愛意時,這位女先知忽略了一點:阿波羅讓她永生,卻沒有給她永葆青春的能力。所以千年之后,她變成了一個小老太太,干癟到可以放進一個瓶中。這就是《荒原》的這個題記。

可能待會兒陸老師也會跟我們展示一本收錄有艾略特的第二任妻子瓦萊麗·艾略特整理的《荒原》手稿版的原版書。那么通過這個手稿版就可以看到這些細節,其實最初《荒原》的題記并不是庫邁的西比爾。這些手稿版的信息,在這本傳記之中也都有引述。最初,其實艾略特選的是一段來自小說家康拉德的題記。然后龐德——這位“接生婆”、這位偉大的匠人——對此的評價是:“康拉德好像不夠分量,經不起引用。”雖然后來在兩個人的通信之中,龐德說:“哎,這個題記不那么重要,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但是顯然他已經對艾略特這個將要產出《荒原》這部偉大詩作的詩人產生了影響,艾略特開始動搖,然后他改成了定稿的西比爾題記。所以一百年后的今天,當這首詩已經成為如此的經典,我們就更證實了龐德的分量:就是他的一封書信中的一句話,對艾略特當時的創作產生了這么大的影響。而且他不僅僅是能夠影響到艾略特,而且他是真的動手刪改并讓這首詩變得更偉大、更精確、更有力量了。所以龐德的眼光對這首詩的創作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剛才開場白里周麗華說過,這首長詩用到了多種語言。這樣一種多語言的轉換,也是從這個題記開始。因為題記是關于古希臘神話的,然后題獻給龐德的時候,題詞又用了龐德所熱愛的拉丁文和意大利文的寫法(最卓越的匠人)。如果當時用的是康拉德的題記,好像是在英語文學的框架里面在寫這樣一首長詩;但是因為龐德的批評意見,它最后變成了關于整個人類文明命運的長詩。然后這首長詩里也有瓦格納的歌劇、但丁和波德萊爾的詩行、倫敦底層市民的語言、英國腔、梵文……所有這些因素編織在一起,成為一部多聲部的、多語言的著作。而我們在這樣一個共鳴板上,辨聽出來——它或許不僅是艾略特一個人的作品。通過讀這本《荒原:一首詩的傳記》,我愈發感覺到它有好幾位參與者。我們也知道,這首長詩被稱為“非個人之詩”(impersonal poem),但是對于這個“impersonal”,我們原來是從詩歌的寫作手法去理解的,就是艾略特在寫自己特別私密的經驗時,實踐了他提倡的“非個人化”原則,把一切都去個人化了。但今天這本書給我的啟發是,我們或許可以把這首詩看成一種合作的現代主義藝術,也就是說這首詩的創作過程是一次合作:參與者有艾略特,也有龐德。龐德的工作主要是施加影響、刪改,他是一個“接生婆”,但是這個“接生婆”,后來艾略特說過,是進行了一次剖腹產。為什么不是順產?因為他的手里是有一把手術刀的,他要刪掉在他看來冗余且不夠有力的部分。

但是藏在艾略特和龐德這兩個悲劇英雄式的男性詩人背后的,其實還有艾略特第一次不幸婚姻中的妻子,也就是薇薇安·艾略特。如果我們回到這本傳記所引用的那些手稿版,如果我們回到今天陸老師會跟大家分享的手稿版圖書——那個當年由他的第二任妻子編輯的版本——就會看到,除了龐德的手筆,這首詩還有一個女性的作者,那就是他的第一任妻子薇薇安,她扮演了一個現代主義藝術合作者的角色。所以在這樣一個死亡的基調之上,我想談的就是,這本傳記更讓我確認了它講述的是一個群像,這是一個思想的、文化的、文學的,甚至社會歷史的群像。而聚焦到這首詩,有三位創作者。這是我想首先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想法,謝謝。

陸建德:剛才王老師也談到,艾略特在詩中汲取了不同文化背景的資源,比如引用但丁的《神曲》、佛教典籍,結尾處還使用了梵文。艾略特在哈佛讀書時確實學過一些梵文,他的知識視野非常廣博,不局限在某一固定傳統之內。這一點我們今天讀來仍然很有感觸。當然,他與英國文學傳統的關系也很緊密,詩中還化用了不少中國文學的經典意象,但往往不是直接引用,而是經過變形處理。照我們中國人理解,傳統詩人寫詩講究“本事”——也就是典故的化用,但這典故不能照搬,而要“脫胎換骨”,讓它自然融入新的語境,才算用得巧妙。趙蘿蕤先生在1930年代于清華大學圖書館完成了《荒原》的第一個中譯本,她的老師葉公超專門為此寫了序。葉公超在序中特別注意如何借助中國文化資源來解讀這首詩,他強調我們中國有“詩話”的傳統,而《荒原》這種對典故加以變形的寫法,對中國讀者來說其實并不陌生。

另外,剛才王老師還提到,《荒原》是一部“多聲部”的作品。很多詩作往往只有一個統一的敘述聲音,但(《荒原》)這首詩里的聲音極為豐富龐雜,有時甚至難以判斷聲音來源:有男有女,有受過教育的,也有普通人的聲音。艾略特在構思《荒原》時,其實借鑒了狄更斯小說《我們共同的朋友》。這部小說里有一個叫斯洛皮(Sloppy)的人物,他讀報紙上警察訊息的時候,會用不同的聲腔來模仿和演繹。而狄更斯本人也擅長公開朗誦,能一人變換多種腔調。事實上,《荒原》最初的詩題就叫做“他以多種聲腔演繹警訊”。

說到艾略特接受的影響來源,他最為敬佩的可能是但丁。他不僅多次引用《神曲》,還專門寫過文章談但丁對自己的意義。

艾略特本人身份復雜,他是美國人,哈佛畢業后到英國攻讀哲學碩士學位,后來違背家庭意愿留在英國,加入英國國籍,成為英國國教中較為保守的一派——安立甘宗(的信徒)。他自稱為古典主義者,有明確的精神信仰,這與一般人心目中對“現代派”的想象不太一致。他在創作中時常追懷祖先生活過的英國故地——他的家族早年從英國移民北美,到他這一代,沒有繼承家族的財富,而是獨自來到倫敦,開始全新的人生。讀他的傳記(比如霍利斯那本)可以看到,他在倫敦的生活并不安穩,經常租房、搬家,但他心甘情愿地接受了這種狀態,可以說是一心一意將生命貢獻給文學。此外,他還有一個常被忽略的身份——銀行職員。他在銀行上班的同時,還要創作、做編輯,像孫悟空一樣三頭六臂地做很多事情,實在了不起。

最后,關于他的個人生活,有人曾將他的人生故事拍成電影。他的第一任妻子精神狀態不佳,最后被送入精神療養院,但她的兄弟與艾略特一直保持友好關系,也理解他的難處。這一點對理解詩人的生平和創作背景是有幫助的,值得大家日后進一步了解。

周麗華:艾略特和第一任妻子薇薇安認識兩三個月就結婚了,這段婚姻被普遍認為是壓力重重充滿了問題的不幸婚姻,是令《荒原》從中生發的受難式生活的構成要素。當時在英國獨自生活的艾略特,家族期待他回到美國繼續在哈佛的學術生涯。以現實考量當然是學術生涯更體面、更穩妥,但他內心看不到作為一個哲學學者和教授的生涯對他有何吸引力,他更想留在倫敦成為一個文人。薇薇安在精神健康的狀態下是一個性情活潑、很有魅力的女孩,和艾略特有共同的愛好,她非常鼓勵和期待艾略特成為一個大詩人。在相識之初他們應該是有著很強的相互吸引的。恰在這個時候,艾略特因為一戰失去了對他來說很重要的摯友維爾德納,想來這是十分沉重的打擊。或許是好友在相當年輕的年紀的離去促使他做出了閃婚和留在英國投身文藝生涯的任性選擇。或許就像《荒原》詩里的那兩句:那投降的片刻里的可怕勇氣,窮盡余生的審慎也永難回撤。余生他為這婚姻上倉促的選擇付出了長久的忍耐,但這代價也成就了他的文學生涯。

艾略特的原生家庭是一個名門望族,宗教氛圍濃厚,祖父是一方宗教領袖,華盛頓大學圣路易斯分校的創辦人,父親是一個大型制磚廠的總裁,很富有。但是因為不滿艾略特的婚姻和職業選擇,他父親對艾略特繼承的那部分財產進行了限制,導致他能從家庭獲得的經濟支持很少。所以艾略特選擇文學生涯是承受了巨大壓力的選擇。

王璞:我覺得這本身也變成了文學史上一個重要的故事。首先是艾略特從美國人變到英國人,這本身會有很多象征層面的含義。然后是他和薇薇安的婚姻,也涉及文學史中,尤其是現代主義文學運動史中的情感情欲、精神狀態和精神危機、男女性別等等一系列問題。

先說他的整個人生軌跡。他出生在圣路易斯,當時美國西進運動都要經過密蘇里,所以今天在圣路易斯還有一個大拱門,這個拱門的意思就是美國人是通過這道門最后西進到了中西部。當然美國的西進故事,它既是一場活生生的、充滿了各種社會劇烈運動的移民運動,但另外一方面,它也變成了一個美國神話。美國是在所謂“天命昭昭”之下,從東部——其實原來那不叫東部了,因為原來美國就只有東部——變成了后來這樣一片廣闊的土地。圣路易斯的位置就成了美國東西南北的一個正中間區域,如果大家看地圖的話也確實是如此。那個拱門又建在密西西比河上。由于美國的擴張,密西西比河又變成了美國的一條最偉大的河流,也是世界的一條大河。也就是,如果你從美國的建國史來說,美國原來是英國清教徒移民,乘坐五月花號在東部建立的13個殖民地。在這13個殖民地里面,最老但同時最有美國革命精神的,是我們熟悉的馬薩諸塞州,哈佛大學的所在地,也是美國文化的起點。然后西進,通過密蘇里河、密西西比河、密蘇里州,有這樣一座圣路易斯城,這個城市的名字當然就是來自路易王,是當年法國殖民者起的名字。但后來由于法國和美國的聯盟關系,又由于拿破侖帝國之后,法國要放棄在美國大陸的很多殖民地,最后是賣給了美國,就成為美國的新領地。所以本來從波士頓到圣路易斯,是美國精神發展的過程,像羅伯特·弗洛斯特這些詩人都是這么寫的。但是艾略特的人生之旅是逆行的,他是從圣路易斯到波士頓,然后到了美國文化的起點,這樣一個原點性的城市,最好的大學——哈佛大學。他沒有停止,反而進一步地逆流,回到英國。所以他的人生軌跡本身也變成了一種跨大西洋的精神象征。

這本書給我們補充了這種人生軌跡里特別多的細節:他和家庭的關系,父親對他的期待,他和母親的通信,父親去世的時候他不在父親的床前等等。他在得到噩耗的時候,因為極度的震驚和悲痛,在英國甚至沒有能力發一通電報。而且他們家庭不認可薇薇安,這個經歷本身又很真實、很具體。至于在學術生涯和文學生涯之間的選擇,雖然對今天的我們來說學術生涯可能會是人生的險途,在當年也絕對不是一個可以大富大貴的職業,但至少以他的家庭背景、以他的資質,學術生涯是可以給他帶來尊重,是更好走、更順理成章的一條路。因為一個名門世家培養出來了兒子,送到了哈佛學哲學、學東方哲學、學宗教,然后還可以到英國去深造,但是他最后反而是選擇了可以說是最沒有希望的一條文學的道路。我們都熟悉這些故事,但是在這本傳記里面都可以看到那些細節:他父親的心情,他家庭的反應,他自己的猶豫不決和艱難抉擇。

然后說到剛才那部電影,名字叫《湯姆和薇薇》——湯姆就是他,T.S.艾略特,名字是Thomas,簡稱就是Tom。這段婚姻,我想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不管我們怎么講,都容易把它說成是一種文學史上常見的關于性別、愛情、婚姻的套路:一個作為偉大詩人的丈夫和他背后的瘋女人。但通過書中的這些歷史細節,包括剛才周麗華老師的討論,就可以看出來這種套路完全不能概括那個歷史的真實。所以我們今天不必以這樣一種性別框架來看待當時那樣一段不幸的婚姻。

接下來我們來聊聊占據傳記中心位置的三位主人公——艾略特、龐德和薇薇安——的合作關系。剛才陸老師展示的手稿影印本非常直觀,上面的刪改痕跡、顏色都標得清清楚楚。龐德在《荒原》問世過程中發揮的作用尤其有意思。他確實是個匠人,也是一個“接生婆”。這里面有一個意味深長的性別反轉:龐德成了“接生婆”,艾略特則變成了“產婦”。后來艾略特用了一個非常詼諧的說法來稱呼龐德——“sage homme”,這是法語詞,意思是“智慧的男性”。這個梗只有在具備多語言閱歷的人之間才能心領神會,因為在法語里,“sage femme”(智慧的女性)就是“接生婆”的意思,艾略特巧妙地把“femme”換成了“homme”。

龐德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刪,像拿著手術刀一樣。我統計了一下,僅“火誡”和“水中之死”這兩部分,在龐德的要求下,艾略特就刪掉了154行。龐德的建議非常直接,甚至帶有權威感,帶有兩個美國男性之間交流的那種干脆勁兒。他會說:“too loose”(太松了)、“too easy”(太簡單了),還會說 “make up your mind”(你到底拿定主意沒有),甚至直接說“你怎么就是不把這個搞掉”。他把這首詩完全當作自己的作品來對待,用最直接的語言說“這不行,這不行,這不行”。

艾略特為什么如此信任龐德?因為這首詩越寫越多,方向越來越多,點子越來越多,典故越來越多,已經變成了一個不斷攀升的作品,確實要“難產”了。當時他們圈內人看到草稿時脫口而出說:“這是艾略特的自白。”但今天我們讀這首詩,根本不會有這種感覺,反而覺得每一行都猜不透背后的“本事”,非常費解。因為在龐德的指導之下,詩歌的語言被刪改得特別精干、特別經濟,不斷去個人化。這正是龐德的厲害之處。

在第二部分手稿中,龐德的修改和薇薇安的修改混在了一起。我當時看到《荒原》修改稿影印本時,就覺得特別有意思。剛才周麗華也說到,薇薇安其實是非常有文學品位的女性,她的修改風格和龐德完全不一樣。艾略特同樣非常信任薇薇安的意見。但這里面出現了一個頗有創傷性的反諷:在他們的婚姻生活中,親密關系是失敗的——當然,很多人揣測他們之間的性生活或情感生活到底出了什么問題——然而在這首詩里,他們倆的親密關系卻實現了。這不是“接生婆”和“產婦”之間的關系,而是兩個人非常親密的合作。薇薇安有時像一個拉拉隊長,她會說:“Wonderful!寫得太好了,繼續。”就像我們今天鼓勵一個孩子努力做項目一樣。但她并不只是打氣,也有實質性的修改。尤其是詩中第二部分涉及兩種音調:一種是上層英國家庭閨房臥室里那種神經質生活的頹廢,另一種是下層倫敦婦女討論墮胎、討論從前線回來的丈夫的市井語言。這兩種音調都需要非常地道的倫敦腔,艾略特作為一個美國人,完全是從妻子和自家傭人——他們家傭人也是妻子當時最好的朋友——那里獲得靈感的。

薇薇安做過一個非常精彩的修改,堪稱狄更斯式的修改。詩里有一段酒館中兩名下層婦女的對話,那種倫敦下層的腔調,作為美國人的艾略特再怎么寫也寫不出來的。原稿末尾那句“good night, good night”,薇薇安把“good”的尾音“d”刪掉,改成“goo' night, goo' night”——那種下層倫敦腔調一下子就出來了。薇薇安的這一改動,可以說是妙筆生花。

陸建德:剛才王老師說得很對。我們如果要成為詩人或作家,一定要有一雙非常靈敏的耳朵,要善于捕捉日常生活中的各種普通對話——這其實特別不容易。我最近在讀楊絳先生的作品,就覺得她特別有這個本事。這一點錢鍾書先生就做不到,因為錢鍾書的知識太強了,任何故事經他一講,就完全變成另一種樣子。但楊絳不一樣,她會如實寫下家里女傭人講的話,連原來的方言都保留下來,這就很不容易。所以我覺得,作為一個詩人,在很多場合下耳朵要特別靈,要留心聽各種各樣的話,記下來,然后用到自己的創作里去。這應該就是詩人、作家必備的一種本事。

說到翻譯,尤其是這個《荒原》的新譯本,其實很不容易。在已經有了好幾種中譯本的情況下,譯者還要再出新譯本,這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氣——既要不受前人譯本的影響,又要有自己全新的想法和措辭。比如我注意到,你把“藻井”這種中國建筑里的詞語也用進去了,看得出翻譯過程非常艱辛。

周麗華:這本書雖然已經有了很多譯本,我最初看的也是趙蘿蕤老師的版本,很喜歡,但到了我自己翻譯的時候,之前那些譯本的印象其實已經淡忘了。我也沒有特意去找來對比,就是完全根據英文原文先譯出一稿,然后一遍一遍地改。

這個修改的過程讓我非常感嘆。因為這首詩用典的密度太大,文化內涵和知識含量都太豐富了,真的每一個字都需要反復推敲。我譯完之后至少改了十幾遍,而且最后一遍改的時候,發現的問題最多——就在下印之前,我還在跟河大社的老師說:“有沒有已經下印了?我還要改兩個字。”需要考量的地方實在太多了。

別看《荒原》只有433行,但每一句話、每一行的背后都是典故,都是知識。比如第一部分“死者的葬儀”里,有一處引用了“梅耶林事件”中瑪麗·拉里施夫人的話。瑪麗·拉里施是自殺的魯道夫大公的表親,英文里“cousin”不分表兄表弟,以前的譯本都譯成“表兄”。但現在查資料方便了,我一查才發現,瑪麗·拉里施比魯道夫大公大兩個月,所以應該是“表弟”。這還算比較簡單的細節。

再比如第二部分里有一行,原文是“stumps of time”,以前的譯本好像都譯成“時間的樹樁”。但英語詩歌的象征傳統里從來沒有把時間比喻成樹樁的先例,實際上時間常被比喻成火柴或蠟燭,而艾略特自己的詩作里也出現過“冒煙的時間燭蒂”。所以這兒stump其實取的是火柴或蠟燭燃燒后的殘梗余蒂義項。前面有個限定詞“時間的”,所以譯成“樹樁”是不妥的。這樣的地方,對詩歌的象征體系沒有整體把握的話是很難敲定的。

修改的過程中我有時會有一種冷汗直冒的感覺,沒有什么是想當然的。不過印出來之后我翻了一遍,對這個譯本的準確度還是有一定信心的。

陸建德:我覺得讀《荒原》的時候,需要對西方文化有一些了解。比如最后一部分里提到“屋脊上的公雞”,它其實是一個風向標——這在西方的建筑里很常見。所以我的體會是,讀的時候除了看中文譯本,最好也能對照英文原文,再結合霍利斯這本傳記一起看,理解會更深刻一些。關于《荒原》的解讀實在太多了,真的是汗牛充棟,一百年來,評論文章和解讀文章大概從來沒有斷過,不斷有人在添加新的東西,這方面的文獻也是海量的,看了會讓人望而生畏。

周麗華:對,我把翻譯的過程看成是一個逼自己細讀的機會。翻譯的時候我對自己有一個要求是:我必須要對這首詩有一個貫通的理解,對每一句詩、每一個詞的含義,至少有一套能夠自洽的、成體系的解讀。如果將來有機會的話,我也希望可以寫一篇解讀類的文章。

王璞:是的,譯者就是最細致的讀者。我很期待周麗華能寫出她的解讀文章。

我覺得周麗華在翻譯《荒原:一首詩的傳記》和新版《荒原》的過程中,確實提供了很多關于這首詩的新解讀。我自己以前讀《荒原》時,接觸過幾種比較經典的解釋模式,艾略特生前也多次接受過訪談,《荒原:一首詩的傳記》里引用到一次。他回到美國,有報紙記者問他:“你寫這首詩是認真的嗎?”艾略特一下被問愣了,然后說:“如果你真的對我的認真有懷疑的話,那就說明我太失敗了。”

其實我們平常閱讀一首作品,如果有一行不那么確定,經常是似懂非懂就放過去了,或者接受一個比較經典的整體性的解釋框架。但譯者不一樣,她要讓自己安心的話,每一行都必須落實。翻譯的過程最能逼迫人去做精讀。翻譯本身,其實就是一種解釋。

我有時候看中國傳統詩詞被翻譯成外文,一讀外文版,反而對這首詩有了新的理解。原來的詩讀得很熟,就那么讀過去,其實是不求甚解的。一看譯文才發現,有些意思我原來閱讀時根本沒有理解到。所以翻譯和一般的閱讀,真的很不一樣。

陸建德:不過,《荒原》畢竟還是艾略特早期的作品,他后來一直在發展變化。到了后期,他對早期也有過反思,詩人的形象是在不斷成長中的——一直到他獲得諾貝爾獎,他的風格和思考都在持續演變。但話說回來,對整個文學界沖擊最大的,說來說去還是《荒原》。(艾略特)后來的作品影響也很重大,但當時《荒原》帶來的那種震動,簡直像一場文學革命。我們在想20世紀10年代,1915、1916、1917年前后,那正是一個文學革命的時代,而《荒原》其實就是英美版文學革命的一個里程碑。

周麗華:這首詩的音樂性也特別值得一提。(美國詩歌評論家)海倫·文德勒曾說過,在20世紀所有的韻律構制中,這首詩以其連綿且不可預測的音樂性令她的耳朵最為沉迷。樂感、內在音調,是能夠深入意識層面之下擊中讀者的東西。

《荒原》雖然以碎片化和實驗性著稱,但它在音樂層面并非完全拋棄傳統,而是對其進行了有選擇的突破和變形處理。這首詩的某些章節和段落仍然保留了韻制,頭韻、尾韻,等等,顯示出艾略特對傳統詩體的熟練掌握——正是在這種熟練的基礎上,他才能夠更輕盈地進行變革。比如長詩有的部分采取了類似詩中提到的拉格泰姆音樂那種獨特的切分音;比如在酒館女性閑聊段落里插入打烊提示語“快點吧時間到了”等等;又比如很多詩行的排版其實也存在著類似用心,形成視覺上的切分音效果。

王璞:剛才周麗華提到詩歌的音樂性,這一點讓我很受觸動。讀這本傳記時,前面講到龐德在到處為艾略特推薦出路,他就對很多人形成的艾略特印象表達過強烈不滿。大家從《普魯弗洛克的情歌》開始,就覺得艾略特是通過追求陌生化來形成現代詩意表達的,于是認為他是反韻律、反格律的。甚至我們對《荒原》的第一印象也是如此——這么龐雜,這么多深度和場景,會覺得它就是一首自由詩。但龐德當時就說,艾略特其實是一個“旋律噴涌而出的詩人”,而且非常工整,難得一見。

還有“非個人化”的問題。大家都覺得艾略特是非個人化的詩人,但龐德早就說過:“沒有不包含情感的知識。”艾略特看起來是在哲學上引經據典,其實里面都是個人情感。為什么能非個人化?是因為有著豐富的個人經驗,而這些經驗需要一種非個人化的處理。所以非個人化的基礎恰恰在于個人,在于個體的自白;逃避情感,恰恰是因為情感太激烈、太豐富。龐德這個判斷非常重要,因為有時候我們確實會把艾略特的現代主義風格理解得偏于一端。

回到周麗華的翻譯。看得出來,她在這首詩的新譯本里追求一種節奏,甚至格律。我覺得這個特別重要。雖然把英文的格律在漢語中復現幾乎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不這樣做的話——比如我們看查良錚的譯本、趙蘿蕤的譯本,他們都非常成功、非常偉大——可能就不會看到這本傳記里強調的那個事實:艾略特其實有自己的旋律、自己的格律、自己的詩歌韻律。

陸建德:其實艾略特還有不少早期的詩沒翻譯出來,有人編過他的詩集,里面詩體多樣,那些也很重要。

說到這里,我順便分享一點個人的感慨。我有些大學同學,最近在學寫舊體詩,但純粹是照著學,跟現在的生活不發生任何關系,也看不出時代氣息,這就有點可惜了。我們現在即使要與傳統呼應,艾略特也是一個很好的借鑒。中國的一些現代派詩人,比如卞之琳,他們在寫詩或翻譯時,其實對格律有很多關注。他們往往是中國詩讀得很深,同時又接觸了外語和外國文學,自己既創作又翻譯,所以我們的新詩也并不是蒼白的。像聞一多、戴望舒,他們都是新舊融合的典范,這里面還有很多具體的文章值得進一步挖掘。新詩,確實是不容易寫的。

王璞:關于音步、音韻這些話題,老一輩的詩人翻譯家討論得特別多,但現在年輕一輩反而很少涉及了。不過近些年來,也有一些新詩人在嘗試音步和尾韻變化方面的探索。

在中國新詩的發展中,十四行詩的引入是一個重要節點。比如詩論家卞之琳先生,他在翻譯中非常強調音步,他稱之為“頓”——其實就是英語里的“meter”這個概念。而剛才陸老師提到的戴望舒,他主要翻譯法語詩,法語詩的韻律特點在于元音,因為法語元音發音非常明確,所以他特別看重元音結尾的處理。這些都屬于非常具體的技術細節。

其實英語詩歌在韻律方面的變化是特別搖曳多姿、特別豐富的。20世紀以來,現代詩歌一方面在進行各種文體形式的實驗,甚至是完全毀滅性的創造;但另一方面,正如艾略特在《傳統與個人才能》中所說的——他是在傳統內部做變奏,在增加差異性的同時,也讓自己成為傳統中的另一個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