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指針的鐘》中的飲食偏好與身份操演
【作者簡介】
黃若儀,中山大學外國語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英語文學、飲食批評、后殖民批評。
黃若儀 博士生
肖明文,中山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文學飲食研究。
肖明文 教授
《沒有指針的鐘》中的飲食偏好與身份操演本文原載于《外國語言與文化》2026年第2期,經期刊編輯部與作者授權由 “外國文學文藝研究” 微信公眾號推出。【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西方物敘事研究”(23&ZD302);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20世紀美國小說中的新農業敘事與新飲食話語研究”(25BWW038)
內容提要:美國南方在內戰后經歷了深刻的結構性變革,“二戰” 更加速了這一社會轉型進程。傳統等級制度與新興民主秩序圍繞種族、性別與階級關系展開博弈,使南方居民陷入了身份困境與主體性危機。麥卡勒斯在《沒有指針的鐘》中將南方的歷史變遷與南方人的身份操演融入飲食敘事之中。在 “南方家庭羅曼司” 的影響下,馬隆通過厭食與挑食的方式抱殘守缺,卻在新舊沖突中逐漸迷失;老法官以貪食與暴食緩解焦慮,終因復舊無門而身份撕裂;謝爾曼借奢華飲食標榜自我,最后反被物欲吞噬。麥卡勒斯借助飲食話語勾勒出南北沖突的歷史圖景,批判了等級秩序與資本主義對主體的異化。她將飲食敘事作為小說的寓言性主題的表現方式,不僅揭示出時代進步與隔離消解的歷史必然,也為美國南方人的身份突圍與自我救贖指明了方向。
關鍵詞:卡森·麥卡勒斯 《沒有指針的鐘》 飲食身份操演主體性
20世紀50年代,美國南方正處于翻天覆地的社會變革之中。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版圖逐漸覆蓋了傳統的莊園和農場,平權運動也蓄勢沖破種族隔離和性別歧視的枷鎖。美國南方作家卡森·麥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的最后一部作品《沒有指針的鐘》(Clock Without Hands)正描繪了這樣的歷史圖景。麥卡勒斯將作品作為現實主義寓言,借藥劑師馬隆之口叩問:“死亡近在咫尺,生者又何以存活。”(62)探尋南方居民在衰落的社會中應該如何生存,在政治、經濟、文化變革的波譎云詭中又該如何自處。關于該小說的早期研究大多著眼于 “精神隔絕” 的主題,聚焦于主人公的身體缺陷與身份困境。學者們普遍認為,角色的身體異常是其精神異化的外顯征候。麥卡勒斯通過身體書寫展現少數群體的邊緣化處境,批判固化的認知模式和等級秩序(Carr 31,142;Adams 551-52;荊興梅、朱新福 161)。然而,絕大多數從身體哲學角度出發的研究都只著眼于外部身體特征,而忽略了人體內部結構及相關欲望。
巴特勒(Judith Butler)將身份建構的過程稱為 “身份操演”(identity performance),認為身份并非與生俱來,而是在行為實踐中生成的。他指出:“行為背后不一定有一個 ‘行為者’,但‘行為者’是在行為中并通過行為而多維建構起來的。”(181)飲食行為是身份操演的重要手段之一。在進食過程中,個體不僅攝取營養,更吸收和展演食物所承載的關于種族、性別和階級等層面的社會規范、文化意識與價值取向,從而形成自我認知和身份歸屬(Counihan et al. 3)。同時,飲食不僅反映了個體和群體的生存狀況,還映射到社會、歷史和文化的縱深處。麥卡勒斯在每部作品中都對吃喝場面不吝筆墨,延續了以飲食表現風土人情的美國南方文學傳統。與飲食相關的意象和場景在《沒有指針的鐘》中占據重要地位。麥卡勒斯將歷史場景與身份表征嵌入吃喝場面之中,借助三個主要人物的 “異常” 飲食行為——藥劑師馬隆的厭食挑食、老法官克萊恩的貪食暴食和黑白混血謝爾曼的食物崇拜——表現了南北秩序的沖突拉鋸,影射了他們的存在危機。麥卡勒斯將飲食敘事寓言化,借人物的飲食偏好與身份求索,表達了等級終會被顛覆、隔離終會被消解的信念,體現了作家關注社會邊緣人群的責任意識與盼望世界大同的人文情懷。
一、舊制消亡下的厭食挑食
與自我迷失
個體對時代變化的不適應常常以進食障礙的形式展現出來:“瓦解、錯位和不穩定既是社會變遷時期的特征,也是厭食癥的標志。”(McGee 85)作為中心人物之一的馬隆就在大部分時間里“胃口全無,也從不記得吃了些什么”(麥卡勒斯114)。他因為患上白血病而食欲不振,其衰弱肌體與南方舊制的消亡互為映射。他的厭食則影射了其在新舊碰撞中的身份危機。同時,馬隆還愛挑食,但他挑剔的并非食材或菜式,而是共食的對象。他在自家餐桌上總是興味索然,也不與妻子過多交談,卻熱衷于與老法官在藥房共飲威士忌,談論時事政治。“二戰” 后的美國南方仍然是森嚴的等級社會。在這種傳統社會中,“在儀式性的就餐中分享和吸收食物意味著參與者被納入社群,同時界定他/ 她在其中的特定 ‘位置’” (Falk 20)。馬隆借飲食選擇表達身份認知,他對家庭共食和藥房共飲的不同態度反映其社群歸屬與意識形態立場。
馬隆抵觸與妻子瑪莎共食,是因為她顛覆了美國南方傳統等級秩序,使馬隆在家庭和社會層面喪失了權力。金(Richard H. King)將美國南方白人對地區、家庭、種族、性別等的觀念總稱為 “南方家庭羅曼司”(the Southern family romance;27)。這種意識形態以種植園大家庭為核心,“其主宰是有紳士風度、高尚可敬、勇敢的父親,母親則是圣潔、堅韌、沒有欲望的完美女性形象”(李楊 27)。瑪莎在婚后一改柔弱居家的淑女形象,做起了點心生意,代替馬隆成為家庭的經濟支柱,極大地挑戰了他作為男性和丈夫的權威。瑪莎是美國南方新女性的化身。從 “一戰” 開始,美國南方女性更加積極地參與工農業生產。隨著收入的增加,她們的社會地位也開始大幅提升(Sharpless 19-20)。新女性沖破 “家中天使” 和 “二等公民” 的桎梏,對 “南方家庭羅曼司” 中的父權思想造成了強烈沖擊,讓以馬隆為代表的保守勢力深感焦慮。
馬隆與老法官的共飲儀式則是白人男性對美國南方等級制度的操演和強化。他們在每個星期日的正餐前相聚,馬隆會為老法官備好椅子和威士忌,在交談過程中虔誠聆聽,將他的見解奉為圭臬。二人姿態的強弱對比凸顯其階級差異。同時,當馬隆在種族和性別層面深受打擊時,作為 “本州與南方的驕傲”(麥卡勒斯 9)的老法官在共飲時對他血統的肯定帶來了重振的希望:“血液病!怎么會,這不可能——你的血是全州最好的。”(14)“血統說” 是 “南方家庭羅曼司” 的核心觀念之一,其邏輯是用 “白人至上” 的觀念合理化種族歧視和階級壓迫。馬隆與老法官的共飲儀式既是美國南方人將等級制度內化于心的體現,也是他們在社會巨變中裹足不前、不肯放棄既得利益的現實寫照。
通過厭食與挑食的飲食操演,馬隆有意識地塑造自己的身份。食物與飲食主體的身份認知關系密切,因為攝入的食物影響人的特質、塑造人的 “血統”:“將一種食物吸收到身體內,在實際和想象的層面上,都意味著吸收了其所有或部分特性:所食即所成。”(Fischler 279)通過與老法官共飲、吃他推薦的食物,同時在家庭共食中敷衍了事,馬隆在意識形態上向保守勢力靠攏,穩固自己基于傳統秩序的身份認知,從而獲得等級制度賦予白人男性的優越感。從馬隆與老法官的飲酒方式可以看出,他們飲酒的目的不同:“他[老法官]淺酌慢品。每一口酒下咽后,舌頭便在嘴里轉一轉,品味酒的余味。馬隆喝得太快,酒在他的肚子里如一朵玫瑰瞬間綻放。”(麥卡勒斯 12)馬隆飲酒的急躁和草率表明他并不懂酒愛酒,喝酒只是為了維持與老法官的關系,甚至讓他誤以為自己也獲得了法官的精英特質,“好像自己也成了個國會議員”(13)。同樣,即使厭惡吃肝,他也遵循老法官的建議每天吃肝治病。不同于宣告白血病無法治愈、令馬隆感到屈辱的猶太裔醫生,老法官給了馬隆 “吃肝就能恢復健康” 的一線希望。這不僅讓馬隆找回了作為有著 “最好的血液” 的白人男性的自信,還讓他在舊制消亡和生命流逝的大勢中抓住了救命稻草。
然而,南北戰爭推翻了南方政權、解放了黑人奴隸;工業化和城市化逐步瓦解了基于奴隸制種植園經濟的傳統秩序;民權運動進一步推動種族平等;女權運動促進了女性的覺醒與崛起。在這樣的歷史進程中,“南方家庭羅曼司” 被新秩序拆解和取代,使馬隆的身份認同失去了基礎。因此,馬隆在小說前半段為了穩固身份做出的飲食操演都是徒勞,其身份的無根性和虛幻性使其迷失在時代風云與死亡迷霧中,最終是飲食偏好的轉變幫助他獲得了解脫。
二、南北拉鋸中的貪食暴食
與身份割裂
老法官的飲食集中反映了南北勢力的沖突拉鋸。面對美國南方秩序的式微,馬隆的反應是食欲低靡,老法官卻保持著貪食和暴食的習慣,將節食等同于秩序喪失:“醫生在我直覺里要么代表切割,要么意味著節制飲食,一樣可怕。”(麥卡勒斯 47)老法官是更具野心的保守勢力:馬隆只接納承載著一致觀念的食物,對新秩序呈回避姿態;老法官則食欲旺盛,試圖通過貪食和暴食去吞噬與同化 “異己”。他的貪婪食欲和重振欲望形成了互為補充的循環。當他中風住院時,食欲的受限讓他想出了通過兌換貨幣復興南方的計劃;當重振計劃無法施展時,他便在暴飲暴食中反芻舊時繁榮帶來的優越感,緩解舊制衰落導致的焦灼。
老法官對舊制的執著集中體現在對過世妻子的反復緬懷上,他對失去妻子、復舊無望的失落則通過進食來彌補。他珍愛妻子,認為她是最完美的南方淑女。待妻子去世后,他便常靠進食來緩解喪失感:“法官從沒刻意地想續弦;他每每談及妻子,言談間仿佛她尚在人間。但心中仍有種空虛的渴望,就勉力地品佳肴、喝美酒,欣賞合唱隊的女士們。”(50)食物是連接人與過去的媒介,“食物的味道、氣味和口感能觸發人關于飲食活動和體驗的記憶,記憶也能限制人基于經驗對食物的偏好和選擇”(Lupton 32)。老法官在用餐時總是沿用妻子在世時的習慣——在邀請再婚對象共進晚餐時,他按照妻子的喜好準備菜式,并在就餐過程中不斷將對方與妻子進行比較。在獨自享用早餐時,他也使用妻子用過的桌布、調料瓶和咖啡壺。通過重演與妻子共進美食的儀式,老法官追憶的不僅是妻子,還是南方淑女形象背后舒適富裕的種植園大家庭生活。他不愿面對美國南方等級制社會的解體,但這是他的進食操演無法扭轉的必然趨勢。因為再也找不到與亡妻一樣完美的南方淑女,老法官的兩次相親都以失敗告終,這預示著恢復舊制的無望。在失意之時,他仍然依靠暴飲暴食來獲得安慰。第一次晚宴草草結束后,他在睡前獨自喝完了剩下的白蘭地,準備在情人節時送出的一盒糖果也被他吃光。
貪食暴食是老法官緩解焦慮的重要手段。在心理學意義上,“現代主體的 ‘口腔沖動’ 不是口腔有‘安全感’的表現。恰恰相反,它是安全感缺失的癥狀”(Falk 28)。兒孫的反叛行為使老法官對新秩序的到來產生了最直觀的感受。當自身權威受到挑戰時,他試圖通過進食來獲取安定。在想起兒子約翰尼給黑人辯護失敗、進而自殺的慘劇后,老法官對孫子杰斯特手中塞滿培根肉、擠滿花生醬的雙層三明治垂涎三尺。在吃下三明治后,他才有勇氣將案情經過和盤托出。在杰斯特無故晚歸,并對自己大發雷霆之后,剛吃完早餐的他卻感到饑腸轆轆。在吃下更多吐司后,他才重拾大家長的權威,開始詢問杰斯特的行蹤。這些進食操演是老法官緩解不安、鞏固身份的手段,凸顯了他在舊制消亡過程中感受到的危機。
然而,進食只能給老法官提供短暫的安慰,新舊沖突最終導致了其身份認知的混亂。兒孫對舊秩序的挑戰持續削弱他的權威:兒子約翰尼致力于成為維護正義的律師,并以死亡這種慘烈的方式捍衛種族正義,深深撼動了他的價值觀;孫子杰斯特在種族、性別、階級等話題上與他針鋒相對,總是不留情面地揭穿種族主義和父權主義的虛偽與丑惡。當杰斯特在星期日的正餐上公然質疑 “白人至上” 理念、抨擊保守勢力的傲慢迂腐時,老法官不僅喪失食欲,甚至想要嘔吐,“胃里就開始翻騰,胃口全無”(麥卡勒斯 32)。老法官從貪食到厭食的突變不僅反映了他面對新秩序沖擊時的無助和恐懼,還是其身份撕裂的標志——“嘔吐這一生理行為影射的是一個撕裂的身份,因為嘔吐既是 ‘我’,又是 ‘非我’,它一方面把食物吸收到自我之中,而另一方面又暴力地加以排斥”(肖明文 124)。他試圖忽視先進的思想文化對自己繼承人和家庭的改變,并自欺欺人地認為自己能夠通過進食去吞噬和同化 “非我”。身處進步思想席卷的美國南方,老法官通過飲食來挽回舊秩序和侵占“異己”的努力都以失敗告終,他的自我被重獲權力的渴望和復舊無門的絕望左右拉扯。當他在電臺演講中反對種族融合時,竟無法自控地開始背誦宣告 “人人生而平等” 的《葛底斯堡演說》 (“Gettysburg Address”)。等級秩序和民主體制的不可調和最終導致了他身份的割裂。
三、種族隔離下的食物崇拜
與主體異化
在美國內戰前的南方社會中,個體的飲食狀況與其階級地位和種族身份密切相關:“由于奴隸制提供了食物生產的核心勞動力,種植園階級的飲食依賴對奴隸的剝削。”(易捷心、田舒琪 138-39)直到 “二戰” 后,這種等級秩序仍然根深蒂固,這體現在馬隆和老法官飲食上的 “墨守成規” 和黑白混血的謝爾曼的飲食困境上。20世紀中期,少數族裔群體仍處在經濟大蕭條的后遺癥中,吉姆·克勞法(Jim Crow Laws)仍是美國南方各州的金科玉律(Delinder 147)。謝爾曼的飲食就反映了黑人族群拮據的經濟狀況和邊緣化的社會困境。受雇于老法官之前,謝爾曼生活窘迫,無力負擔高品質的食物。工作后,他的收入也不足以支付奢華飲食。同時,雖然常在書房與老法官共飲威士忌,但他從未坐上后者的餐桌,這反映了他在美國南方社會中的邊緣處境。
在此背景下,謝爾曼對階級躍升的渴望讓他背離自身的種族背景,轉而投靠消費主義,企圖用奢華飲食裝飾自身,從而躋身上流階層。在初遇杰斯特時,謝爾曼就夸耀自己的飲食,堅稱只喝最優質的卡爾費特威士忌和香檳,并大量食用魚子醬,仿佛這就是最恰當的自我介紹。謝爾曼試圖通過飲食選擇來確定身份歸屬。他樂于與老法官共飲,常用三文魚、龍蝦罐頭等昂貴食材自制三明治,還拒絕與黑人廚娘分食玉米餅、甘藍葉等廉價食物。然而,老法官雖然樂于邀請底層人群共飲,但其餐桌從不對黑人群體開放。謝爾曼被白人的飲食社群排斥在外,沒有分享食物的家人或朋友,還拒絕與黑人群體共食。他在飲食層面的 “居間” 狀況反映了其社會身份的無根性,暗示了其現實自我和理想自我的根源性沖突及由此導致的身份混亂。
相比馬隆,謝爾曼的進食選擇更凸顯了人們追捧特定飲食的底層邏輯——食物不僅是社交工具,還是商品符號。現代社會中的消費是建構個人身份的關鍵,因為它既幫助消費者區分地位更低者、模仿地位更高者,還給消費者的自我表達和個性化實踐提供了符號(Falk 38)。區分他人和展示自我正是謝爾曼想要通過食品消費實現的兩大目的。一方面,他通過排斥底層人民的食物來凸顯自身優越性;另一方面,他借助上層階級白人才能消費的食物來建構身份尊貴的自我形象。然而,謝爾曼通過飲食消費來實現階級躍遷、逃脫種族迫害的渴望是虛幻的。在建構身份時,“個人必然要與世界、與他人建立認同關系,并遵循文化編碼程序,逐步確定自己在這一社會文化秩序中的個體角色”(陶家俊 37)。然而,在謝爾曼的飲食世界里,消費主義用人與物的關系代替了人與人的關系,致使他建構了錯置的身份。消費奢華食物不僅沒有幫助謝爾曼打破種族隔離,成為 “卓越人士”,更未讓他融入上層階級。編造謊言、透支消費的行為更說明其身份幻想與現實相悖。初遇杰斯特時,謝爾曼將奢華食品作為自己高貴身份的象征,但他的冰箱中只有干枯的萵苣頭和油膩的黑豌豆;在搬入白人社區后,謝爾曼家中的家具、食物、衣服都是分期付款買的,要三年才能還清。他遵循消費主義邏輯,將本屬于 “黑皮膚” 的家庭空間建構成向外展示 “白面具” 的公共空間,這使其身份基礎進一步被破壞,導致了自我的流離失所。
有論者指出,在《傷心咖啡館之歌》(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é)中,“麥卡勒斯將有著確定價值的商品與人類生命進行了比較”(Broughton 37)。在《沒有指針的鐘》中,謝爾曼也錯將商品價值和生命價值畫上等號。部分學者將謝爾曼不顧死亡威脅堅守新家的行為解讀為捍衛正義的英勇殉道(林斌 88;Groba 78),這樣的觀點固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宣揚正道并非謝爾曼唯一的動機。他拒絕離開,還因為他早已將商品視作生命,“這所房子已經瞬間占據了謝爾曼的整個世界”(麥卡勒斯 218)。當杰斯特給謝爾曼通風報信時,謝爾曼在短暫的驚恐后立刻開始展示自己的所有物。他著意提起自己為新居宴置辦的食物:“我買了卡爾費特威士忌,陳年佳釀,買了六瓶杜松子酒、六瓶香檳。我們要就著魚子醬吃松脆的吐司,還有炸雞、哈佛甜菜和綠葉菜。”(217)比起之前,他藏酒的種類和數量大大增加,對高雅餐食的想象也更加豐滿。可見,擁有更多商品讓謝爾曼的價值感和自信感大幅度提升,讓他沉溺于消費建構的高貴身份感中,將種族與階級差異拋之腦后。
然而,美國南方等級制度難以撼動,消費無法填平階級鴻溝,奢華的飲食并不能解除謝爾曼的存在危機。在種族主義迫害中,謝爾曼的所有物被白人暴民炸毀,他的生命也被剝奪。這一悲慘結局是謝爾曼注定無法通過飲食消費將自己的 “黑皮膚” 變成 “白皮膚” 的最好證明,也是美國南方社會森嚴的等級制度、殘酷的種族主義與“吃人”的資本主義的生動寫照。
四、時代進步中的膳食轉變
與精神超越
麥卡勒斯塑造過許多食性異常的角色,例如《心是孤獨的獵手》(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中嗜酒與肥胖貪食的聾啞人、《傷心咖啡館之歌》中的嗜肉女屠夫與嗜甜的駝背李蒙、《金色眼睛的映像》(Reflections in a Golden Eye)中的饕餮美人利奧諾拉和厭食 “瘋女” 艾莉森。以怪誕食欲折射人物的身份困境與主體危機幾乎成為麥卡勒斯寫作的慣例。馬隆的厭食挑食、老法官的貪食暴食與謝爾曼的食物崇拜都是他們構建身份的飲食操演,其食欲的異常折射出自我認知的紊亂,其飲食取向的轉變則暗示了重建主體性的可能。同時,《沒有指針的鐘》是 “一個地方特色鮮明、歷史感和時代性兼備的南方寓言”(林斌 93)。麥卡勒斯借獨特的角色、巧妙的意象與寓意深刻的情節,書寫南方歷史文化,反思南方社會體制,討論南方人在社會變遷中如何生存。飲食敘事則是這部作品寓言性主題的重要呈現方式。麥卡勒斯以馬隆和老法官為例,指明時代進步是大勢所趨,故步自封只會自取滅亡,革故鼎新才是南方人民的救贖之道。
在小說前半段,馬隆的主體性持續受到死亡與新秩序的動搖。雖然在飲食上靠近保守勢力使其獲得了短暫的安定,但最終還是飲食偏好的轉變幫助他實現了精神超越。停止吃肝是馬隆轉變的開始,此后他不再為死亡提心吊膽,甚至試圖通過自盡來奪取生命的主宰權。一個 “小小的奇跡”(麥卡勒斯 111)加速了他的認知轉變。馬隆發現,在他日漸衰弱的同時,他在花園中播撒下的種子卻蓬勃生長。當被瑪莎告知餐桌上的蔬果都來自花園時,他才意識到自己長久忽略了生命的旺盛與頑強,忽視了妻子提供的、取材于自然的食物的價值。生命的輪回永不停歇,新事物的誕生依托于舊事物的消逝。這一頓悟促成了馬隆思想立場的轉變,使他不再固守種族和性別的等級秩序,開始接受生老病死、新舊更替的自然規律。
放下執念、吐故納新的馬隆開始以更客觀的眼光評判南北價值體系,并在飲食選擇上轉變標準,在精神上遠離保守勢力。當白人暴民聚集在自己的藥房中討論對謝爾曼的迫害計劃時,他們飲用的威士忌的氣味使馬隆感到惡心并迫切想要回家和瑪莎一起夾核桃、喝啤酒。隨著他對藥房共飲和家庭飲食的態度的轉變,其行事標準也從種族主義變為人道主義。他沒有屈從于暴民的威壓,毅然拒絕對謝爾曼進行迫害。在實現了精神和道德的雙重超越后,馬隆在家中的食欲開始變好,會在天氣好的早晨盼望吃上妻子做的早餐,并感恩妻子的食物和愛。盡管老法官為他送去了玉米粉、蕪青和水果,但馬隆只食用妻子提供的冰水、西瓜和奶昔。通過選擇食物,他挑選了提供食物的人及其所從屬的群體文化和意識形態。從南到北、從舊到新的思想轉變讓馬隆在最后的時光中重獲平靜和從容,掙脫了死亡和落后勢力的異化牢籠。
與改變飲食偏好、成功建立主體性的馬隆不同,老法官始終對配料豐富、高熱量的南方傳統飲食有著無限渴望,故而其身份困境始終未能得到解決。在衰頹的南方,老法官權勢不再,傳統秩序也分崩離析,他試圖通過貪食來恢復舊制、侵占 “異己”,卻終究是徒勞。法官的進食受阻是 “落后必將被先進取代” 的飲食表征。面對健康的惡化、妻子的逝去、兒孫的反叛和謝爾曼的制約,老法官的進食頻繁地受到抑制:他因貪食而患上肥胖癥、中風和糖尿病,結果不得不克制食欲、縮減食量;在妻子被癌癥蠶食生命時,他備受煎熬,食不知味;當孫子在餐桌上大談種族平等、性別自由時,他食不下咽,甚至想要嘔吐;在謝爾曼成為法官的文書后,他開始有權控制法官的飲食。在飲食受阻的過程中,老法官經歷了各種意義上的“眾叛親離”——妻子代表的美國南方社會體制逐漸消亡;兒孫秉持的新思想侵入家庭;謝爾曼代表的種族平權力量正在飛速壯大。法官通過飲食來紓解彷徨、吞噬異己、恢復舊制的努力屢屢落空。以父權制和奴隸制為根基的美國南方秩序也如同老法官在暴食下失衡的健康,在先進秩序的沖擊中搖搖欲墜。
在小說結尾,當馬隆平靜地等待死亡時,老法官闖入其房中,義憤填膺地宣告對學校種族融合的抵制,卻在隨后的電臺演講中又自相矛盾地背誦起《葛底斯堡演說》。馬隆飲食習慣的轉變過程是他放下執著、擁抱新事物,從而建立起主體性、實現精神超越的過程。老法官在飲食層面的執迷不悟則反映了其身份認知的混亂。他在時代進步中進退失據,始終無法突破思想和等級的局限。通過這種對比,麥卡勒斯宣告新舊更替是大勢所趨、等級和隔離終會被打破,從而為時代更迭中迷茫痛苦的美國南方人指明了前進的方向。
雖然《沒有指針的鐘》在評論界毀譽參半,但學術界普遍肯定其寓言特質和現實主義風格,認為這是一部反思南方歷史與現實的警世之作。餐桌上的界線即社會中的藩籬。在民權運動中,黑人群體將爭取與白人同桌共食的權利視為種族平權中至關重要的一步。約翰遜(Lyndon B. Johnson)總統簽署的《1964 年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賦予黑人群體進入公共餐廳的權利,但直到20世紀70年代晚期,包括餐廳在內的公共場所才對黑人群體開放(Edge 77-78)。麥卡勒斯將飲食作為歷史與身份的載體,以飲食沖突書寫南北矛盾,用怪誕食欲映射主體異化,借飲食寓言探索美國南方人實現精神脫困的可行路徑。雖然在作品創作的年代,等級秩序仍然頑固,種族對立依舊嚴峻,性別限制亟待打破,但麥卡勒斯通過描繪飲食隔離的瓦解回答了馬隆的生死之問——新舊更迭勢不可擋,隔離屏障終會瓦解,愛和理解才是人類實現身份突圍、擺脫主體異化的根本途徑。
來源 |《外國語言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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