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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琬讀《遠山回憶》|帕慕克:尋找“眼睛”的風景書寫
來源:上海書評 | 李琬  2026年08月19日14:43

《遠山回憶》,[土]奧爾罕·帕慕克著,李琬譯,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文景,2026年8月出版,776頁,118.00元

“如果說卡夫卡的日記是一點點積累而成,作家原不打算將它們匯集為一部完整的作品,那么另外一些作家則不同,比如帕斯卡爾在一開始寫《思想錄》的時候就有意選擇了這種文體?!崩虻蟻啞ご骶S斯如此說道,她在談論自己的寫作方式和影響來源時,多次提及筆記、日記的作用,尤其是卡夫卡日記對她的影響和啟發。如果按照這一分類,那么帕慕克的日記也更多具有某種寫作的“自覺”,盡管這種自覺已經融入他的日常生活和不假思索的意識活動中了,和他的繪畫一起,構成了他自我塑造、自我認同的表達。

《遠山回憶》一書,由帕慕克從過往十余年間(2009—2021)的日記本中精心挑選的帶有插圖的日記匯編而成,這些圖文“創作”于一個個Moleskine筆記本上,那微微呈現米黃色的光滑肉感的空白紙頁吸滿各式各樣的色彩,畫面的旁邊或周圍是文字,有的文字在畫畫之前寫的,而有的是在作家畫出圖畫之后過了段時間被添上的。因此這是一部有著特殊體裁的書,它不僅僅是私人書寫的匯編,也是跨越文字與圖像,穿梭于多層時間、并不按照自然時間順序排布的作品?!八囆g家的一生受他的作品制約的程度,與他的作品受他命運制約的程度是一樣的。他在他的創作中凝聚了他的生活經驗,同時也用他的作品中的材料去計劃他的生活。”(豪澤爾《藝術社會學》)在這一意義上,這部日記展現著帕慕克擺脫這種制約的努力。我們無法簡單地將這些文字還原為他的命運和喜好,而他記錄的許多日常生活和創作細節也完全“溢出”了他已經寫出的小說。

正如帕慕克所傾慕的德拉克洛瓦所寫的日記——這本書在德拉克洛瓦身后出版,包含他開列給助手看的如何配制各類顏料的說明——這些文字既是寫給作者自己看,又完全可能是寫給他人看的。簡言之,它包含兩重意涵,既是作為記錄生命過程的日記,又是從一開始就具有某種實際用途和公共閱讀價值、很有可能服務于未來的寫作、用來提醒自我與他人的筆記。而對帕慕克來說,原本可能出于隨性自在發揮而積累的日記,經過他的挑選編排后,就更呈現出某些主題和特定的意味,其中有許多篇幅記錄著他工作的興奮和困頓、對于寫作的思考、對于詞與圖像之間關系的看法。他把作為創作小說的“工作者”的自己,最大程度上透過這部日記或回憶錄呈現出來。

這些日記條目可以大致分為三個層次或類型:首先是對于生活的經驗性的記錄,如交游、居家生活、工作進度,尤其是記錄了他與前女友基蘭·德賽的相處交談和他在印度游覽居住的經歷;第二是他對某些問題的看法,如他寫道,“對另一種全新的人生、一個遠離此處的世界的幻想”界定了他自己的整個人生,或許也根本上主導著他的寫作沖動;第三,更為抽象也更富有詩意色彩的,是他的夢境和想象,往往呈現為一些直覺式的文字,他會寫“詞語從輪船上傾瀉出來落到筆記本上倒映在水中一切都再次回到了這座山上”,這樣的語句無法和圖畫完全分開來閱讀,它的四周是粉色的邊緣漫漶的山丘、海水、船只,以及山腰上總是努力掙脫土地向天空伸去的樹木的枝杈。

作者在日記中自陳,“一切都始于風景”。風景也因此成為閱讀此書的關鍵。日記中的畫大多是“風景”,而非如他小說中所寫的那種物件、人物、室內景觀。這些圖像既有對于細節的提煉,也同時成為對于全景的概括,是繪者在某時某地的“心象”的展示。可以說,它們記錄了作家寫作之背景,描繪著他一次次從繁重的小說寫作和純真博物館建造工作中暫時把自己解脫出來的情境。帕慕克曾為《瘟疫之夜》畫插圖,描繪了小說中一個個人物的樣貌。而在日記中,他暫時離開了人物塑造的過程,進入純粹的自然和人文景觀的領域,這本身也是一種“休息”和間離。

奧爾罕·帕慕克著《瘟疫之夜》

有必要對帕慕克與圖像以及風景的關系作一說明。在《天真的和感傷的小說家》中,帕慕克曾談到了詞語想象(verbal imagination)和圖畫想象(visual imagination),他舉例說托爾斯泰更多訴諸圖畫,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幾乎主要訴諸詞語,后者的小說很少大段描寫經驗性的細節和物件、環境等。但他也補充說,許多作家不可能截然被劃分為哪一類,兩種不同的想象力往往在同時發揮作用。在帕慕克看來,一個作家大腦中“圖畫中心”和“詞語中心”越靠近,他將具象事物熔鑄為詞語的能力就越強;也就是說,當圖畫和詞語成為一體,便達到了一種寫作的理想狀態。帕慕克一直以來的寫作就是如此,貫穿著從圖像到詞語的運動,而《遠山回憶》記錄的是詞語和圖畫在他的意識中的原初和原料狀態。

或許不同讀者對意象類型的敏感性是不同的。意象不僅僅存在于物件、景觀和形容詞里,而同樣表現為一種動作、神情和氣氛。這兩種想象的不同,應該是意象類型的不同,而非視覺性和非視覺性的不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他或許的確很少描繪日常的物件、衣著、自然界的光線和植物、家具、食物等等,但這并不意味著他沒有對這些事物的觀察,而且他觀察得往往比許多作家更為精細、準確——讀他的散文就知道這一點;同時他對許多人物舉動、神情的細節描寫也可讓我們知道。

同樣有趣的是,盡管帕慕克多次強調他自己更加倚重圖像,喜歡具象化的描繪,但他從來也不僅僅是——甚至并不主要是一個憑借“圖畫想象”編織作品的作家。從成名作《紅》(也是最早被引進中國出版的作品)開始,直到《瘟疫之夜》,帕慕克讀者或許都已熟稔,他的小說缺乏我們在普魯斯特或一些俄蘇作家筆下看到的“純粹”、靜態的景物描寫。即便描寫,也往往并不停留于一點,而是如不斷運動的橫搖鏡頭,將眾多共時性的事物收納筆端,如描繪某一時刻的光線、人物、氣息、不同商鋪的活動等等,而對每一個人和物件,他只給出一兩句話。如果他真的沉溺于外物的風景,便將細細描摹,可是他往往是把風景描寫當作馬上就要進入的人物心理、行動和對話的鋪墊和輔助。占據他小說之絕對中心的,仍然是人情事理,是相當復雜、一直在運動轉變中的人性的活動和關系。

奧爾罕·帕慕克著《天真的和感傷的小說家》

帕慕克幼年時代著迷繪畫。若以中國傳統的養生功法來比喻,繪畫本質上是一種“動功”,而寫作是“靜功”:前者宣泄著心緒,讓我們暫時無法沉思繁難的問題,無力對人情事理進行條分縷析,只是用手表達所見與所感,沉浸于涂涂抹抹的歡悅,而后者需要高度凝神、專注地思考,動用理智與分析的器官;當我們寫日記文字時,往往不一定想到會直接袒露于他人,而當我們作畫,多多少少會想過可以展示出來。帕慕克自己就曾借用席勒《論素樸的詩與感傷的詩》的劃分,在帕慕克看來,繪畫是天真的,而寫作是感傷的。他自敘道:“我二十三歲的時候,正是在那個時期,我放棄了從七歲起就憧憬的成為一名畫家的夢想,開始寫作小說。對我來說,這個決定有關快樂的狀態。我在童年繪畫的時候是非??鞓返摹峭蝗恢g,說不上什么原因,這種快樂消失了……繪畫的時候,我總感到孩提一般的天真;而寫小說的時候,我則更像一個感傷的成人?!?span style="color: #7e8c8d;">(《天真的和感傷的小說家》)

也就是說,離開圖像來到詞語、選擇寫作,意味著那個孤獨思考著的、觀察捕捉外界而非與外界融為一體的個體誕生了,當它發生在一個搖擺于保守與現代之間的國家,就更有主體蛻變的意味。帕慕克多次描繪過這種蛻變,無論是在《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這樣的深情的散文中,還是在《新人生》《白色城堡》《黑書》等等小說里。

然而,以“感傷”的小說書寫為志業,并沒有扼殺帕慕克體內天真的生活欲。在這些日記本中,我們看到,他從一開始所選擇的描繪對象便是風景——大海,山丘,沙灘,海上星星點點的船只,橋梁,遠處的樓宇和街道……也就是說,從一開始這就是一個自由、獨立、與人群保持距離的觀察者。借用柄谷行人在《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中的說法,“風景是和孤獨的內心狀態緊密連接在一起的……只有在對周圍外部的東西沒有關心的‘內在的人’(inner man)那里,風景才能得以發現”。帕慕克實際上就是這樣一個內面的人。他家境優渥,少年時代便有不同前途供他選擇,還有閑暇在各處游蕩,有濃烈的藝術興趣和鑒賞能力;然而,夢中的遠山困住了他。

帕慕克敘述了自己編纂此書的動力,它與一個反復出現的噩夢有關:“我像看著自己窗外的景色一般看著這個夢境漸漸展開,直到我突然驚恐地醒來……為了幫助我自己理解‘夢景’,我決定按照心理順序而非時間順序來安排本書中的插圖頁?!边@種編排方式,也讓此書超越了一般的編年體日記。作家書寫的重點,更多在于回憶,而非記錄人生經歷的“真實”。當然,這也可能是小說家的有意為之,他拒絕通過日記提供過于顯白直接的傳記性材料,或試圖狡黠地避開他人依據歲月變化而作出的有關他心力、才力的評判,他反而是把自己的生活也編織為某種具有虛構、想象色彩和敘事性價值的文學作品。在這個意義上,日記中“詩畫一律”,它高于對于現實的摹仿,本質上是創作者內心情感和思想的深刻的涌現。

這個不斷出現的噩夢不斷產生著變體,經歷著發展演變,不變的是其中幾個因素的結合:鷹隼、遠山、死亡。多重意象的結合讓它的含義變得曖昧、不單純,仿佛難以解讀。帕慕克總在噩夢中看見遠山,山坡上有鷹(隼)的巢穴,終有一天,他發現那巢穴是空的,里面包含的竟然是他自己的墳;然而,這樣一個位置也讓夢中的自我感到安全——在那里,他可以與人間世的一切煩惱隔開。生命中所包含的死,這個概念也像是里爾克所言——人們知道死亡在自己身體里,如同果實有果核。但這也絕不只是一個映射了死之恐懼的夢。

與鷹隼同時出現的還有“眼睛”?!笆撬约簞撛斐鲞@只眼睛的。這樣一來,眼睛就能時時看著他,守護他了。他不想去眼睛視野之外的地方開展冒險。在那一道目光之下,在那只眼睛的注視下,他感到內心平靜?!?span style="color: #7e8c8d;">(316頁)他尋找著眼睛,希望待在這一道目光之內,在它的守護中行動。這意味著他渴望從觀看世界的人變成被看的人。這個情節在《黑書》中也多次出現,還演變成了整整一個篇章:徘徊流連于風景的人渴望回歸某種傳統,變成被“大他者”照拂的存在,但身為一個土耳其人,在全面模仿西方的浪潮中似乎又無處可去。因此,夢境部分地反映了作者(或敘事人)內心深處的矛盾和彷徨。他對“眼睛”的渴望,或許暗示,他內心深處也會厭倦做現代人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和彷徨孤獨之感。

奧爾罕·帕慕克著《黑書》

自十九世紀末開始,土耳其的民族文化就徘徊在奧斯曼主義、伊斯蘭主義、土耳其主義之間,而這種自我定位和自我辨認本身,就是現代化進程中的自我的焦慮,是不會在前現代社會普遍發生并積聚為社會問題的自反性意識。帕慕克的自我認同的焦慮,與土耳其的民族身份焦慮同構、共振,而這也是貫穿了他的所有虛構作品的主題之一。他迷醉于印度的建筑,沉浸在琥珀堡的風景中并力圖從中提取一些元素帶進自己的小說——他對這個和土耳其一樣文化多元駁雜、都曾有突厥人統治“血統”、長期被伊斯蘭文明所主導的國度,是否也感到某種心有戚戚焉?

帕慕克長期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任教,他在日記中表示,在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最愛看的作品是“梵高、中國山水畫、畢沙羅、塞尚”。顯然,他對于這些平面性的、描畫風景的作品有所偏好,這種趣味也形塑著他自己的繪畫以及他看待世界的方式。畢竟我們總是先遇到某種作品,然后才會發現某種特定風景的存在。

從西方藝術史來看,“純粹的風景”的發現,始自印象派,尤其是畢沙羅。在印象派出現之前,多數風景畫需要人物來提供語境;而從印象派始,純粹的風景畫誕生,其中的人物退居次要位置,不再提示意義,甚至完全沒有了人物。(參見《三十二個展覽:印象派全景》)不過,這只是歐洲中心的敘事,世界范圍內的風景畫有多個起源:中國、日本、十七世紀的荷蘭和法國、十八至十九世紀的英國。在東方藝術如中國、波斯和奧斯曼土耳其的藝術中,風景畫的歷史更為悠遠。無怪乎這部書多次提及中國古代山水畫和中國畫家,這些作品為帕慕克自己的繪畫帶來了靈感:“我融合了中國古代畫家和印象派畫家的筆法,畫出了我喜歡的輪船、石頭、山丘和大海”……中國山水畫缺失了或者說弱化了透視法,并沒有將無人的自然和屬人的意象截然對立起來。

帕慕克也注意到土耳其自身的風景畫傳統:“種種描繪了大自然的場景,有些曾從艾哈邁德三世的時代開始就被用作部分細密畫的背景,而從十八世紀開始它們就不斷出現在圖書內頁、封面、墻壁和書桌上,很快變成某種時尚,成為奧斯曼時代的風景畫的先聲?!?span style="color: #7e8c8d;">(93頁)這些原本不占據主體地位、不具備主題意義的附屬性裝飾,寄托了細密畫家對風景的激情,逐步從后景凸顯出來。有趣的是,歐洲手抄本也有類似的現象,手抄本的頁邊空白和頁腳中“字跡空白的非正式空間”為繪畫者的即興創作提供了機會,使他們擺脫了“教義性、圖解性和說明性,實現與自然的嬉戲和純粹的繪畫”(見W. J. T. 米切爾的文章《帝國的風景》)。我們可以將這一過程理解為逐步擺脫教條和陳規,追求真實、追求個人心境流露,也即與自然“言文一致”的過程——我們幾乎可以在所有藝術門類和文學中看到這個方向上的運動,即不斷地突破陳規,突破范例,包納抵達格套和陳規的“冗余物”,實現個人表達。然而,另一個反方向的蛻變過程也是強大的——集體和傳統總有一種勢能,要去吞并現實主義的、模仿真實的或者說高度個人化的表達,把它變成某種較為次要乃至平淡無奇的裝飾,一種泛泛的程式。帕慕克處在二者的張力之間。他在熱烈地渴望現代性以及民主政治的同時,不也沉浸在細密畫那傳遞真主意志、非個人化的美中,并在《我的名字叫紅》中對這種傳統投去一瞥欣羨的目光嗎?

具體到作家身邊的風景——從窗戶內部眺望外部世界的風景,成了這位作家每個“寫作日”早晨必須接受的“中介物”,它連接著室內與室外,昏睡與清醒,自我與他人,休憩與勞作。但同時,它也將他和喧囂的人間隔開一段距離,讓他得以取用自己那孕育著無限靈感的孤獨。當他住在吉汗吉爾,應能從居所眺望金角灣和博斯普魯斯海峽,書中也有一頁,畫的是他從吉汗吉爾的書房眺望看到的風景。他的筆觸活潑卻不粗放,不僅樹木錯落有致、葉色深淺不一,還耐心用細小的顏色色塊,畫出遠處鱗次櫛比的房屋屋頂。(20頁)他在比于克阿達島上也有房屋供他寫作,《瘟疫之夜》有許多部分就是在這里完成的,從描繪這個書房的圖畫中看,房間內有一張溫柔的粉色沙發,還有枝形吊燈,書桌面對著寬闊的陽臺和外面的大海風景,他特別用文字標示出“我的書桌”,可見對于作家來說這一家具和位置的重要意義。(361頁)

作者本人頗為保守地評價這些日記。他自己認為,最好的頁面都是2010-2013年創作的,而此后的圖文則略顯遜色。作為讀者和譯者來看,究竟如何呢?其實頁面排列上,似乎并沒有嚴整的規則,但作家仍會將某些特定的主題排在一起,如專門描繪遠山的圖像、專門描繪室內景象的圖像……總體上看,2010-2013年的繪畫飽滿、明艷、充滿細節刻畫,常常使用勾邊,而且構圖多層、視野完整、筆觸精細;2016年之后,則漸趨枯淡,勾線減少以至于無,更多用畫刷勾勒景物,頗有寫意的氣氛。作家巧妙地讓這些頁面散落在各處,早期的部分,更多出現在書的中間部分,而且篇幅也占比最大,其中至少有一半的篇章記錄了他和基蘭·德賽的相處。他們的戀愛,相比整個一生,雖然時間不長,但最終的分道揚鑣,在閱讀中依然令我唏噓。這段時光,他和能夠分享讀書、寫作之哀樂的女友待在一起,頻繁旅行,可能也是他最有創造力、種種心智最為密集活動著的時光。帕慕克亦多次寫到伊斯坦布爾不斷經歷的現代化變遷,語氣中有一絲懷舊和感傷。風景對他來說,既是他和外部世界相互連接的中介,也成了讓他在急速變動的時代里感到恒久、安寧的充滿回憶的象征。

由于中文版從英文翻譯,其中個別詞語與土耳其語存在“裂隙”或許在所難免,有時我不得不借助法文的參照推測一番,有時又求教于懂得土文的朋友,獲得原文特定名詞的解法。而此書在編校過程中,經歷種種煩瑣艱困的細節工作,除了涉及較多地名、人名、注釋,包含詳細漫長的索引的制作步驟,最主要的困難更在于究竟如何可能復刻原版圖書(無論是土耳其文版還是英文版)的版式。原版書中,圖、文合并為一,文字在日記本掃描圖像的周邊展開,大體模擬日記本內部圖文的位置、布局,但在同等尺寸的書頁中,對應的中文文字便不容易排下。中文的表達媒介特質再次凸現,這些方塊字更為堅硬、有形,拒絕頁面上的過多的妥協、流動、漫溢。于是責任編輯和美術編輯決定采取將圖、文分離為兩冊的方法,文字冊嚴格復制日記本里文字的排布方式。兩相對照的同時,也無形中強化了文字作為帕慕克之思想記錄的獨立地位和價值,讓我們看到,它本身也是《別樣的色彩》《伊斯坦布爾》等作品之外,帕慕克所貢獻的極為獨特、優美的散文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