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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篇迷思抑或互為鏡鑒?從《拉夫爾》到《卡拉馬佐夫兄弟》
來源:中國作家網 | 李鈺韜  2026年08月18日11:25

在完成《卡拉馬佐夫兄弟》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原計劃再創作一部續篇。據陀氏的同代人阿廖沙·蘇沃林回憶,續作的主人公將是阿廖沙·卡拉馬佐夫[1]。可惜,老陀的續篇計劃最終未能實現,他在《卡拉馬佐夫兄弟》出版后不久便去世了。于是乎,這段未完成的構想成了一件懸百年而未決的文學公案:一位帶著圣徒氣質的年輕人“來到世人中間,承擔起他們的痛苦和罪過”[2],他的人生會走向哪里?

2013年,當代俄羅斯作家葉甫蓋尼·沃多拉茲金的長篇小說《拉夫爾》問世。故事發生在中世紀時期的古羅斯,主人公阿爾謝尼同樣是一位帶有圣徒色彩的人物。在愛人死于難產后,他背負著自認的罪責踏上了漫長的贖罪之旅。沃多拉茲金曾言,他寫這部小說“想要講一個能做出犧牲的人。不是那種一分鐘熱血就足以做出的偉大的、一次性的犧牲,而是每天、每小時的人生犧牲”。這個說法讓人很容易聯想到佐西馬長老對阿廖沙的囑托,以及老陀在那個未完成的續篇中設想的方向。

信仰的味道催人出走

從情節看,阿廖沙·卡拉馬佐夫與阿爾謝尼的兩條故事線間確乎有相似之處。這種相似性集中體現為一種空間敘事的同構:兩位主人公都是在某種危機或變故之后,離開了他們最初所處的、帶有信仰庇護性質的居所——阿廖沙走出修道院,阿爾謝尼離開故鄉的村落——由此開啟了兩位角色塵世生活的序幕。當然,“出走”不僅是一個情節上的巧合,更是一個體裁意義上的共同選擇。這種從固定居所出發、在流動中完成精神成長的空間敘事模式,并非老陀或沃多拉茲金的個人創造。它所仿寫的是東正教傳統中的“行傳”體裁。行傳的核心特征就是圣徒人物通過“行走”來完成朝圣或救贖。在這個意義上,兩部小說的情節結構都帶有明顯的行傳色彩。

令二者“出走”的動機同樣值得關注。這不僅是情節邏輯的補全計劃,也是深挖角色內涵的最好切入點。兩場出走有一個共同的前提:它們都由死亡事件觸發——分別是佐西馬長老與烏斯吉娜的死亡。兩位主人公都是在失去至親之后,才被迫或主動地離開原有環境,走上那條屬于自己的路。

值得注意的是,兩場死亡情節均圍繞尸體的腐敗大做文章,并將重點放在了氣味的描述。佐西馬長老作為公認的圣徒,信徒們都堅信他在死后會出現奇跡證道,這一傳統在基督教中通常體現為遺體散發出香氣,然而“事情是這樣的:從棺材里漸漸發出陣陣腐爛的氣息,而且越來越明顯”[3]。《拉夫爾》中烏斯吉娜難產離世后,阿爾謝尼在守護母子遺體過程中察覺出“一股肉體腐敗的氣味”以及“一股濃烈的氣味直沖他的鼻子”[4]。佐西馬長老的腐敗氣息直接導致了周圍信眾對長老的地位和個人名譽產生了質疑,究其原因在于他沒有在死后展現出圣徒應有的神跡;而烏斯吉娜的腐敗氣味則導致她的死亡被村民發現,強行將其尸體拋入亂葬崗。在各自的文化語境與信仰邏輯中,腐臭都構成了對神圣性的直接否定。兩場死亡因此從單純的生離死別,演變為對信仰權威的“脫冕”、“貶損”與“否定”。

對阿爾謝尼而言,腐臭打破了他對烏斯吉娜的守護,也摧毀了他試圖通過儀式將愛人復活的努力:“一只攥著刀子的手探了進來。跟著——一張臉。但是手馬上掩住了鼻子,而那張臉消失了。”(拉夫爾,116)掩鼻的動作成為無言的嗅覺側寫,阿爾謝尼眼中的復活希望與村民嗅覺中的腐臭矛盾地存在于烏斯吉娜的身體上,這是信仰神跡和自然法則的尖銳對立。在送葬過程中,這一矛盾終于無法調解,村民意圖將烏斯吉娜扔到亂葬坑——那個代表著罪孽、褻瀆和“異在狀態”(拉夫爾,119)之所在。那里埋葬的是“沒有懺悔的死亡”、“大地母親不接受他們”(拉夫爾,117)。把烏斯吉娜放在亂葬坑無疑是阿爾謝尼的信仰體系所遭到的致命一擊,這不僅是向他無情宣判死亡的事實與不可更改性,同時也讓他背負上深深的自責。

對阿廖沙而言,佐西馬的腐臭所帶來的沖擊則更為復雜。作為在修道院中成長與學習的宗教人士,阿廖沙始終將佐西馬長老視為自己信仰的具像化對象,當信眾對佐西馬長老權威的質疑聲蓋過了支持者的聲音,阿廖沙的內心信仰也因佐西馬長老身上發生的褻瀆行為而表現出巨大的惆悵和危機。不過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并非是阿廖沙開始質疑佐西馬長老以及信仰,而是因“眼看這位最虔誠、最恪守教規的教徒遭到那些生性淺薄、品格遠比他低劣的人譏笑和惡毒的嘲弄”(卡拉馬佐夫,500)而發出對于公道的質疑:“為什么在‘最需要的時候’(按阿廖沙的想法)上帝卻藏起了自己的手,甚至好像要服從那盲目失聰、殘酷無情的自然規律”(卡拉馬佐夫,500)阿廖沙直視著宗教信仰與自然法則之間的鴻溝,而當自然法則以無情的姿態碾壓著信仰,用偏見使信仰蒙塵,這直接導致了原本平衡的信仰-世俗的二元體系的崩塌,而阿廖沙只得走入塵世尋找答案。

無論是阿廖沙,還是阿爾謝尼,在死亡面前,原本的信仰體系并未給他們帶來希望的生機,反而在自然法則的制約中成為他人用以脅迫遵循某種更加冷酷的“共識”的兇器,而這個“共識”恰恰將他們希望借助信仰體系加以神圣化的對象“去神圣化”,甚至是“污名化”。阿廖沙順應著佐西馬長老的遺訓:“你應該離開這里,以修士的身份去過塵世的生活”(卡拉馬佐夫,422),而阿爾謝尼也將如尼康德爾長老所言:“人們只有在塵世的生命之中才能獲得拯救。”(拉夫爾,123)

永恒信仰與時代思潮都是亙古不變的話題。時代思潮總有讓人不滿之處,當這種不滿累積到一定程度,人們便會轉而求助于信仰的力量。但問題在于,如何尋求這種力量——是沉溺于宗教體制所提供的現成答案,還是以獨立的精神將信仰轉化為直面現實的勇氣——這恰恰是區分“隨大流”的信徒與真正具有自覺的思想者的核心標準。后者通過反思行為,通過持續的叩問,讓信仰保持活力,防止其淪為僵化的教條或過時的體制。這種反思是俄國歷代作家自覺肩負起的創作義務,在這個意義上,當代的沃多拉茲金與一百多年前的老陀有著共同語言。

沃多拉茲金在談及《拉夫爾》的創作動機時直言:“我想要用某種其他的東西來對抗當代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成功崇拜。”他想要講述的是一個能在持久的苦難中依舊敢于承擔、敢于犧牲、敢于信仰的熱忱者,以此回應一個被功利與效率主導的時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做法則更為復雜。在《卡拉馬佐夫兄弟》的“宗教大法官”一節中,他借無神論者伊凡之口講述了一個虛構故事:當耶穌再度降臨人間,教會代表宗教大法官不僅沒有歡迎他,反而將他囚禁并控訴他的到來。陀思妥耶夫斯基讓這位代表著宗教絕對權威的大法官以反基督的面貌登場,從而將對宗教體制的深刻質疑融入信仰本身。而在《罪與罰》中,他將當時流行的尼采“超人哲學”推向極端——讓一個法律系大學生在抽象理念的驅使下越過了道德與法律的界限——以此檢驗抽象的哲學理念在真實生活中可能遭遇的困境。

小說之所以能夠成為理論家們最好的思想實驗場,正在于它可以用更小的現實代價、更廣泛的傳播力,將復雜的問題放在具體的人物與情境之中,激發遠比理論著述更持久、更深入的討論。

作者之死與星叢的誕生

“星叢”(Konstellation)是德國哲學家瓦爾特·本雅明借用天文學術語,構建的一套獨特的認識論,其核心是一個反體系、反等級、強調動態構型的抽象概念。本雅明在《德國悲劇的起源》一書中提出,理念與對象的關系,就如同星叢與星星的關系。理念并非對對象集體本質的抽象概括,而是通過將各種具體、差異的對象如同星星般并置組合,從而揭示出它們之間新的、真理性的關系模式。由此可見,“星叢”描述的是一種去中心化的結構,在這一意義上,倒也與德勒茲的“塊莖”有共同話語。在這種結構中,意義不依賴于任何一個結構內的要素,而是取決于讓整個結構得以運轉起來的機制、規則,或者說是特定語境和條件。

從結構主義的角度來看,“星叢”在文學批評層面的成立,有賴于羅蘭·巴特所說的“作者之死”。“作者之死”意味著文本不再被視為作者意圖的封閉載體,讀者的角色也因此發生了根本變化——不再是文本意義的被動接受者,而是成為積極參與意義生產的闡釋者。也就是說,“星叢”并不是簡單的個體組合,也并非來自于一個提前預設的核心概念,而是作為讀者的我們在主觀經驗和客觀對象的綜合影響下,對多個對象進行相似價值判斷的過程。這種判斷不是任意的,它依賴于一種由讀者的期待視野所構建起來的“互文”關系。在這種關系中,文本與文本之間的聯結由讀者的認知框架來激活,意義也就隨之生成于這一動態的過程之中。

事實上,任何具備圣徒出走情節的故事,都有成為《卡拉馬佐夫兄弟》續篇的潛在可能。這并非出于隨意聯想,而是因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本身具有典型的圣徒傳模式,更重要的是他在小說中留下了一個明確的續篇迷思。這個未完成的構想像一個開放的框架,使一切在邏輯上自洽的猜測都具有了合理化的理由。從這個意義上看,將《拉夫爾》視為《卡拉馬佐夫兄弟》的續篇,可以說是一種“清醒的錯覺”:說它是“錯覺”,是因為沃多拉茲金從未表明自己有主動續寫的意圖;說它“清醒”,則是因為兩部作品在情節邏輯與人物設定上的相似性,確實為這種解讀提供了堅實的文本依據。

在此,我們觸及了一個更有趣的問題:角色能否超越文本的邊界,成為星叢中的星星?帶著這一疑問再度走入兩個文本,我們會發現佐西馬、阿廖沙與阿爾謝尼三人如同三股交織的繩索,個人與集體的沖突、生理與信仰的悖論、私密與公共的矛盾,他們在苦難中時刻面臨著抉擇的折磨和對自我的揚棄,這一切構成了一種獨特的三位一體格局。

無論是從世俗倫理層面還是精神信仰層面,佐西馬和阿廖沙的關系猶如圣父與圣子。佐西馬作為圣父角色,他的兩次受難通過為苦難賦予神學價值,分別為自己和阿廖沙指明了信仰的出路,并成為阿廖沙在塵世歷練的精神之父。而阿廖沙作為圣子角色,其行動深刻踐行著道成肉身的理念。與佐西馬不同,阿廖沙并非主動追尋苦難,而是在塵世中被迫面對信仰與生理的沖突、罪孽與人性的審判、純潔與愛欲的掙扎、個人與集體的矛盾。阿廖沙將塵世的肉身投入苦難,在一次次蛻變中為他內心的折磨與困惑尋找答案——那既是阿廖沙口中的公理,亦即是成于肉身的道。

阿爾謝尼經歷了佐西馬的神圣性崩塌,也實現了阿廖沙的信仰團結。他完成了前兩者敘事的補全計劃:當信仰的完美外衣被徹底撕碎焚毀時,真正的信仰共同體才從碎片與灰燼中誕生。阿廖沙以伊柳沙的葬禮作為紐帶,用彼此永不相忘的誓言在伊柳沙的墳塋上建立起信仰共同體。但阿廖沙只是這場苦難的旁觀者,其角色本身并未經歷苦難完成信仰的圣化。佐西馬的死亡本應成為凝聚信徒的圣跡,但卻因腐臭事件而造成信仰的坍塌,信仰的聯盟并未在苦難中建立,反而暴露出神圣性面對現實人性與自然法則時的脆弱。這兩件遺憾在阿爾謝尼身上得到了補償:當阿納絲塔霞帶著尚在腹中的私生子前來投奔,阿爾謝尼甘冒淫亂的穢名對母子伸出援手,用自己的名譽和生命換取對方的救贖。作者在結局中以近乎機械降神的方式讓玷污阿納絲塔霞的磨坊主吉洪自承罪孽,來實現阿爾謝尼聲譽的反轉,用刻意安排的懺悔表達阿爾謝尼用生命交換信仰的崇高力量。在完全的寂靜中,在漸行漸起的壓抑慟哭聲中,在被風帶向草地另一端的淚河里,所有到場的送葬者們最終理解了阿爾謝尼的犧牲悲劇。

將信仰置于被質疑、被挑戰、被污蔑的泥潭,是阿廖沙與阿爾謝尼共同的矛盾來源。在陀氏筆下是“人們看到正人君子身敗名裂總會幸災樂禍的”(卡拉馬佐夫,487),而在沃多拉茲金筆下則是“目睹別人墮落的愿望要比饑餓更加強烈……因為這涉及一個義人的墮落”(拉夫爾,482)。當沃多拉茲金借外國商人濟戈弗里德之口問出:“你們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民族啊……一個人治愈你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獻給了你們,你們卻折磨了他一生。”(拉夫爾,496)而阿廖沙與孩子們的誓言已經在百年前給出答案:“為什么連我們也要變成壞人呢,諸位?我們首先應該善良,這是第一位的,其次應該誠實,最后應該永遠互相記住。”(卡拉馬佐夫,1142)

能夠將這三位角色放在一起探討的關鍵在于闡釋權的轉移。當一部作品完成并走向讀者,作者的原初意圖便不再是意義的唯一來源。具有不同閱讀經驗的讀者,會在各自的知識背景與審美期待中激活不同的文本關聯——有的人可能在《拉夫爾》中看到阿廖沙的影子,另一些人或許會在其他文學作品中找到相似的呼應。這恰恰說明了“星叢”式閱讀的本質:將佐西馬、阿廖沙與阿爾謝尼連接在一起的,既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個人意志,也非沃多拉茲金的前仆后繼,而是讀者對于圣徒行傳這一體裁傳統的整體認知,以及對經典信仰話語體系的文學化、形象化的釋讀。

現代性的時間魔法

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評價總離不開“現代性”,但何為現代性卻始終莫衷一是,眾說紛紜。它能容納各種相互矛盾的命題,也能包容許多自成一體的解釋。這似乎又陷入了“作者之死”的境地——不過這次死去的是現代性的締造者。但嚴格意義上看,現代性并不存在唯一的締造者,它從來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本質,而是在歷史進程中不斷被充實、被重新定義的“星叢”體。不過,任何術語終究有其最初的“源代碼”,即意義增殖之前那個原始而樸素的能指。現代性的源代碼指向一種時間隱喻——“現代”的詞類定義,一種“特定類型的時間意識”[5]。讓·克萊爾認為“現代”的早期觀念是一種靜態的概念,旨在呈現主體的時間感知:“現代性并不為即將來臨之物歡欣鼓舞,而是能敏銳地意識到短暫。”[6]客觀時間在科學與理性的不斷進步中獲得新的標尺與準則,而主觀時間則來自“個人的、主觀的、想像性的綿延(durée),亦即‘自我’的展開所創造的私人時間”[7]。由此,現代性的時間魔法就潛藏在主觀自我與客觀時間的交界地帶,在這里,時間以一種相對化的方式被扭曲了。客觀的時間標尺竟然失去了作用,看似對立的永恒與瞬間全然融為一體。

老陀曾不止一次將自己面對刑場的瀕死體驗化作情節,加入《白癡》《罪與罰》等作品中。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伊凡也說:“許多事情往往會在無意之間想起來,甚至在被押往刑場的時候也會回想起來……在夢中想起來。”(卡拉馬佐夫,954)等待死亡的時刻即使那么短暫,但在受刑者眼中卻又那么漫長,足夠想起很多很多事,足夠讓一生“走馬燈”。

人類對時間的感知從來不只是鐘表上的刻度。早在古羅馬時期,奧古斯丁就指出,過去不過是心靈的記憶,現在是心靈的關注,未來是心靈的期待;后來德國古典哲學家謝林也說過類似的話:過去的被知道,現在的被認識,未來的被憧憬。知道的東西被敘述,認識的東西被呈現,憧憬的東西被預言。這些說法都指向同一個事實:時間與我們的自我意識緊密相連,時間的本質就建立在自我認識的方式之上。人們在探索這種關系的過程中,往往會對那個尚未觸及的終極真理產生種種浪漫的想象,所謂的“時間魔法”正是這種想象的產物,它是對未知的詩意揣摩,而非真正的魔法。陀思妥耶夫斯基立足過去與現在,追問時間與自我的秘密。怎樣敘述過去?又怎樣呈現現在?他找到了一種獨特的形式——夢境。在夢里,時間失去了一切約束,過去可以重來,現在可以變形,未來可以提前上演。伊凡的夢魘,正是這樣一個典型的夢境。

伊凡曾對阿廖沙抱怨,上帝只為人類賦予了歐幾里得幾何學思維:“他所創作的人類頭腦只有三維空間的概念。”(卡拉馬佐夫,348)可是,伊凡夢魘中出現的那位魔鬼,卻偏偏表現出一種超越時空的特征,仿佛來自那個“第四維度”。最明顯的標記就是他對時間的完全漠視:“他身上沒有表,但始終備著一副系在黑絲帶上的玳瑁夾鼻眼鏡。”(卡拉馬佐夫,940)沒有表暗示他根本不需要計量現實的時間,而眼鏡又像一個模仿知識分子的道具,透著虛假的體面。他曾親口說:“為了到你們人間來,我還要飛越廣闊的空間……當然那也只是一瞬間的事,但是要知道太陽光照到這里還要整整八分鐘呢。”(卡拉馬佐夫,946)這意味著他的速度遠遠超過光速,不受物理法則的約束。魔鬼戲謔地調侃那位在地獄受難的思想家,懲罰他走上一千萬兆公里,夸張地表示要走十億年,而獎賞僅僅是在天堂的兩秒:“剛給他打開了天堂之門,他便走了進去,還沒有待上兩秒鐘——這是按表上的時間算的。”(卡拉馬佐夫,953)這些說法都在反復表明,時間對于魔鬼來說是一個外在的、與他無關的東西,他口中的“表上的時間”仿佛將時間當作別人的事兒。這種刻意的疏離感,最終指向一個結論:這個魔鬼根本不是物理世界里的真實存在,他只是伊凡頭腦中理性與懷疑交織出的幻影,正因如此,他才能輕盈地漂浮在時間之外,不受任何現實法則的牽制。

相較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沃多拉茲金擁有了更大的創作自由——后現代主義的興起為文本內部的時間錯位和空間交錯提供了充分的合法性,作者不必再恪守現實主義式的邏輯閉環,不必再將種種時間魔法托付于夢境,而是可以更從容地擺弄敘事中的時空關系。然而有意思的是,在《拉夫爾》這部小說中,盡管時間的混亂表現為不同時代與場景的交織穿插,但沒有任何一個角色真正做到了超越時間。讀者需要認清一個事實:那些看似超越了時間的人物,不過是被作者賦予了某些特殊視角,他們的命運始終牢牢掌握在敘述者手中,而這種掌控在創作者擁有了比現實主義更靈活的手段之后,反而變得更加確鑿無疑。小說中有人能夠預見未來,但這并不意味著預見者本身已經躍升到了時間之外。恰恰相反,沃多拉茲金用這些情節表明,時間的單向流動并不會因為某個人的信仰或預言而發生改變,它只是在某些特定條件下可以被局部觀測到,像隔著冰面看河底的石頭,看得見,卻動不了它。說到底,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哪怕作者在文本中攪亂了時間的順序,時間的本質意志依然如故。

當然,沃多拉茲金也為這種預言設置了充分的合理性。小說回到中世紀語境,沿用了圣徒敘事的傳統——神跡以各種超驗力量出現,包括天地異象和特異功能,用來確證圣徒與上帝之間的真實連結。預言作為最常見的神跡敘事之一,在《拉夫爾》中獲得了同樣的合法性。謝林說“憧憬的東西被預言”,而沃多拉茲金合理利用了預言的形式,這并非是玄幻的穿越,而是在信仰書寫的框架中,憧憬以可見的方式提前展開罷了。換言之,中世紀的故事背景并不意味著作者真的在寫一部有著預言神跡的奇幻小說,而是他需要借助一個足夠久遠的時間跨度,來容納那些被憧憬、被預測的東西。沃多拉茲金本人也反復強調,《拉夫爾》不是“歷史小說”。他有意與類型文學劃清界限,因為歷史細節的準確性對他來說只是次要的。這一點,那個憑空出現的塑料瓶的細節最能說明問題。讀者們曾為這個“穿越”般的細節追著作者考證追問,而他的回答很簡單:“我只想表達,時間可以是雙向的。”在傳統中世紀的預言邏輯里,不可能憑空出現一個現代工業制品,塑料瓶的出現恰恰在提醒讀者:這個“中世紀”不過是作者在當代搭建的一個舞臺布景。服裝、布景都是特定時代賦予的,真正要緊的始終是那個穿行其間的人,以及他靈魂的軌跡。寫中世紀生活,目的終究是為了觀照今天的生活。

故事中最具情節貫穿力和情緒感染力的一次預言就是阿爾謝尼的老少隔空對話:

望著爐子,阿爾謝尼在那里有時會看到自己的臉。它被灰白的、在后腦勺收攏成一束的頭發圍著。臉上布滿皺紋。別看如此不像,男孩兒卻明白,這就是他自己的映像。只不過是許多年以后的。而且是在另外的環境之下。

……

你為什么哭呀,阿爾謝尼?

我哭是因為高興。

阿爾謝尼默不作聲地朝狼扭過頭去。狼舔去了他的淚水。

(拉夫爾,33)

偶爾趕巧,他在火中看到了自己的臉。一張淺頭發小男孩兒的臉,在克里斯托弗家里。小男孩兒的腳邊蜷伏著一只狼。

……

你為什么哭啊,阿姆夫羅西?

我因為高興而哭。

阿姆夫羅西無言地向狼轉過身去。狼舔著他的淚水。

(拉夫爾,428)

阿爾謝尼的這種雙重視角構成了對歷史意義與個體意志的深刻闡釋。年少的阿爾謝尼看到了未來的終點,但無法窺見抵達前的具體過程。這種被劇透的宿命看似剝奪了阿爾謝尼的自由,實則暗含存在主義式的悖論:結局的既定性與過程的能動性,這恰恰為個體自由意志保留了空間。當未來已定,生命的終極意義便從“結果”轉移至“經歷”。年老的阿爾謝尼回顧了來時的起點,他能夠看到自己走過的每一條道路,做出的每一次選擇,邂逅的每一位同伴,他因此而確信“走的是一條唯一可行的路”(拉夫爾,429)。這里的“唯一”并非是宿命論式的妥協,憧憬的東西——亦即阿爾謝尼的信仰——在這一過程中始終扮演著燈塔的角色,指引他走向意志的圓滿。

預知未來的神跡從對時間原則的僭越,轉化為對作為時空體的歷史本身的觀照與反思,這一轉變呼應了后現代語境下的歷史虛無主義困境。預言能夠揭示終點的結局,但卻無法預知途中的風景。通常,當未來成為“既定的歷史”,虛無主義的浪潮便會不可遏制地襲來,意義便會在目的論的崩塌中潰散。而阿爾謝尼證明了,如果時空的盡頭是虛無,那么歷史的意義就在于對每個個體的自由意志的包容。同樣具備預知未來能力的伙伴阿姆布羅喬認為:“歷史沒有目的,就像人類也沒有目的一樣。目的是只在單個人身上才有。”(拉夫爾,292)這便是個體的存在主義價值與歷史的虛無主義困境之間的共存。

  1. 1、參見:Суворин, А. Дневник, Изд. Новости, 1992. c.16. ↑

  2. 2、Достоевская, А.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81. c.503. ↑

  3. 3、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馬佐夫兄弟》,徐振亞、馮增義譯,商務印書館,2025年,第487頁。 ↑

  4. 4、沃多拉茲金:《拉夫爾》,劉洪波譯,中信出版社,2024年,第113頁。 ↑

  5. 5、杰拉德·德蘭蒂:《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知識、權力與自我》,李瑞華譯,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12頁。 ↑

  6. 6、讓·克萊爾:《藝術家的責任:恐怖與理性之間的先鋒派》,苓岑、曹丹紅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4頁。 ↑

  7. 7、馬泰·卡林內斯庫:《現代性的五幅面孔》,顧愛彬、李瑞華譯,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11頁。 ↑

(本文為“俄蘇文學書友會”專題特約稿件,作者系首都師范大學俄語系博士生,2025-2026年赴莫斯科國立大學訪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