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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萊娜·西蘇的“突圍”
來源:中華讀書報 | 焦君怡  2026年08月11日14:48

埃萊娜·西蘇

埃萊娜·西蘇

作為法國“女性書寫”理論的里程碑之作,《美杜莎的笑聲》于1975年在法國出版。伴隨著這部作品的傳播,它的作者埃萊娜·西蘇與朱莉婭·克里斯蒂瓦、露西·伊利格瑞一同成為了繼波伏瓦之后法國女性主義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與《美杜莎的笑聲》同時出版的,還有西蘇的另一部作品,法文為Sortie,中文版譯作《出口》。事實上,“sortie”一詞在法語中同時有“出口”和“突圍”的意思,借助這個多義詞,西蘇表達了某種有關女性書寫的訴求:尋找“出口”,實現“突圍”。

如果說自上世紀七十年代起,西蘇步入了創作的高產時期,那么《我該如何寫作》可以被視為她創造力與思想深度逐漸成熟的結晶。這部文集收錄了西蘇在1976年至1984年間完成的六篇理論文章,從女性寫作出發,最終走向了更廣義的寫作,系統探討了文學創作的靈感來源、表達困境,以及與自我、語言,乃至繪畫之間的復雜關聯。經由這部作品,我們或許可以進一步理解西蘇的“突圍”。

西蘇的生命經驗與“投身寫作”

1937年,西蘇出生于阿爾及利亞奧蘭,父親具有法國國籍,母親具有德國國籍,父母都是猶太人。在二戰乃至戰后特殊的時代背景下,“黑腳”法國人的文化身份、猶太人的種族身份,以及女性身份,對西蘇而言,都意味著一種難以擺脫的困境。出版于1976年的《投身寫作》正是從這種困境出發,描述了西蘇如何在寫作中尋找自我、實現自我,進而召喚更多的女性投身寫作。

“我的一切聯合起來阻止我寫作:整個歷史、我的經歷、我的出身、我的性別。”西蘇寫道。對她而言,寫作的禁忌來自于語言。她沒有“法定的語言”,“用德語唱歌,用英語偽裝,用法語偷竊”,她將自己比作小偷,“在一個花園里學會了法語”,但“隨時可能被驅逐出這個花園”。寫作的禁忌也來自于沉重的民族記憶,她“在兩次大屠殺之間學會了走路”,在種族主義的泛濫中長大,她的“一部分在集中營,一部分在殖民地”。當然,寫作的禁忌更多地來自于被貶抑的“第二性”:“無數的紐帶、依附、連接、繩索、鏈條、獵網、狗繩、飯碗形成了一張奴役性的、令人安心的網絡”,女性被“一種從屬關系所定義”。

在《投身寫作》中,當寫作的渴望遭遇到現實的沉重,西蘇經歷了一場精神上的死亡,“肉體被切割、被扭曲、被撕裂,然后腐爛”。也正是在這場死亡中,她感受到“最強烈的沖動——渴望、經歷、跨越的沖動”,最終“生命從死亡的內臟中爬出,撕裂了死亡”。與此同時,文字噴涌而出。寫作的女人變得無比強大,她們“在黑暗或光明中感受到男人無法感受到的東西,切口,分娩,力比多的爆發、斷裂、損失,符合自身節奏的享欲”;她們“投身于寫作之中,就像魚兒落入水中,就像意義浸入語言,就像改變一直在無意識中發生”。

喬伊斯研究與思想的詩性表達

1968年,西蘇完成了關于詹姆斯·喬伊斯的學術論文,獲得了博士學位。從此,喬伊斯式的寫作對西蘇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當七十年代的法國女性主義者們察覺到文字與書寫中浸透著男性中心主義的印記時,她們開始嘗試構建一種新的語言。在西蘇的寫作中,類似的嘗試很大程度上表現為她對喬伊斯“密碼編輯”式寫作的吸收。通過同音異義詞、自造詞和文字游戲等,西蘇游刃有余地創造了自己的文字王國和詩性的表達風格。

收錄于《我該如何寫作》的《性別過錯:我在哪里享欲?》與《享樂的約束/原則或迷失的悖論》,分別發表于1976年和1983年,是西蘇對喬伊斯的解讀。通過戲擬《芬尼根的守靈夜》,西蘇將文字幻化成負載著多重意義的符號,實現了她對于語言的探索。以兩篇文章的題目為例,第一篇中的“性別過錯”是西蘇通過合成創造的新詞“missexualité”;第二篇中,西蘇用到了“freincipe”一詞,這一詞語包含著“frein(約束)”,與“principe(原則)”發音相似。類似的嘗試,在西蘇的寫作中俯拾皆是。

除了詞語層面的創造性表述之外,西蘇斷裂的、謎語式的詩性風格在這兩篇評論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她以一種實驗性的方式,徹底掙脫了理性邏輯的桎梏,延續了喬伊斯混沌晦澀的書寫特質,構建出獨特的文本空間。這種碎片化的書寫某種程度上打破了父權話語的秩序,消解了語言的固化邏輯,契合了女性流動、彌散、豐富的生命體驗。

探索寫作的邊界

文集的最后三篇——《克拉麗絲·李斯佩克朵的方法》(1979)、《坦克雷德在繼續》(1983)、《最后的畫作或上帝的肖像》(1983),西蘇分別從李斯佩克朵的創作,以及歌劇和繪畫的視角出發,探討了寫作的可能性、性別身份的復雜性、寫作與繪畫的邊界等問題。

1978年,克拉麗絲·李斯佩克朵去世一年之后,西蘇開始了對這位巴西女作家的研究,成為最早將其推介到法國的學者。在《克拉麗絲·李斯佩克朵的方法》中,西蘇聚焦于《G.H.受難曲》《生命之流》《蛋與雞》等文本,探討了李斯佩克朵的寫作。在她看來,李斯佩克朵是女性書寫的典范,她引導我們“經由身體,到達自我的另一面”;她“給予我們的不是書籍,而是從書籍、敘事和壓抑的創作中所拯救的生命”;她描寫一朵玫瑰、一顆雞蛋、一只蟑螂……“將興趣投射向非人,投射在動物和事物之上”,讓我們感受到“生命之真”,感受到愛。某種程度上講,這是女性寫作的真諦,也是寫作的真諦。

《被解放的耶路撒冷》是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詩人托爾夸多·塔索創作的以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為背景的敘事長詩。1813年,音樂家羅西尼將其改編為歌劇《坦克雷德》。西蘇看到的版本延續了意大利歌劇中女唱男聲的傳統,由一位女高音和一位女中音演繹阿梅娜伊德和坦克雷德的愛情故事。西蘇在兩位女演員聲音與表演的交融中,感受到真正的性別融合,當“她”與“他”的界線變得模糊時,藝術在她眼中綻放出極致的美好,也讓她尋得了寫作的奧秘。

除了歌劇帶來的領悟之外,繪畫也為西蘇打開了寫作的窗。她在莫奈、梵高、塞尚、葛飾北齋……的筆觸中與莎士比亞、蘭波、李斯佩克朵……的文字中找到了一種詩意的共鳴,他們都將瞬間定格,抓住了“事物的存在”。這種“存在”意味著“忠實于現實”,打破美與丑的偏見,耐心地“去接近那些不可見的、無限小的、微不足道的東西。去發現蟲子其實是一顆不發光的星星。去發現蚱蜢的價值”。

從《投身寫作》到《最后的畫作或上帝的肖像》,西蘇始終在思考“我該如何寫作”的問題。她從自身的生命經驗出發,從她閱讀的文本,以及對歌劇與繪畫的理解出發,最終找到了答案:“一只手去承受,去生活,用手指碰觸痛苦和不幸。但還有一只手:那是寫作的手。”也是在尋找答案的過程中,西蘇完成了一次次“突圍”。她的“突圍”,是女性寫作的“突圍”,亦是超越了性別身份、藝術媒介、生命哲學的更廣義的“突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