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于審美——柯律格眼中的明代圖像世界
“中西繪畫要拉開距離。”這是畫家潘天壽的名言。在20世紀中國,這句話被反復引用。然而,當我們將它放回歷史語境,潘天壽說這句話的時候,是在面對外來壓力的特定時刻,這其實是作為一種策略,目的是為國畫保留生存空間。柯律格在《明代的圖像與視覺性》的“前言”中特別提醒中國讀者重新審視這句名言。在柯律格看來,“中國繪畫”與“西方繪畫”之間那道看似天然的鴻溝,遠沒有一般想象中那么不可逾越。
更全面地審視中國藝術
柯律格是牛津大學藝術史系榮休教授、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曾在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中國部長期從事策展和研究工作。他寫作《明代的圖像與視覺性》,最初的觸動來自諾曼·布列遜《視覺與繪畫》中的一句話:中國和歐洲的繪畫傳統之間,存在著“完全的、絕對的差異”。
布列遜認為,中國繪畫始終通過筆法強調作畫過程的可見性,歐洲繪畫則始終在掩飾這一過程。柯律格對此不以為然。“很容易就可以找出兩幅繪畫作品來證實這一絕對差異。”他寫道,“如果我們精挑細選,把一幅董其昌的作品和一幅達·芬奇的作品放在一起,顯而易見,第一幅畫的筆觸非常突出,而第二幅畫則并非如此。然而把明代宮廷畫家邊文進的一幅作品和倫勃朗的一幅作品相比較,則并不能體現這種差異。”
柯律格認為,這類概括之所以危險,在于它們用理論壓倒了實踐的多樣性。“繪畫實踐的多樣性,以及從中國與歐洲同樣漫長而豐富的歷史中產生的各類畫作,都讓我覺得進行這類概括是很不明智的。”
《明代的圖像與視覺性》英文原版出版于1997年,彼時英語世界的藝術史研究正熱衷于“視覺文化”的討論。學者們爭論的核心問題之一是,有哪些物品或圖像此前不被重視,而今應納入新近得到擴展的藝術史研究?柯律格的回應方式很直接,他把討論范圍從傳統的卷軸畫,擴展到了木刻版畫、地圖、插圖本經書、科學圖解,乃至織物和漆器上的裝飾圖案。
這種擴展,對于熟悉中國藝術史傳統的人來說,多少有些“冒犯”。在中國藝術史的經典敘事里,“文人畫”長期占據中心位置,書法和繪畫被賦予至高地位,而陶瓷、漆器、家具、織物則被歸入“工藝美術”這一寬泛的類別。即使到今天,一般書畫展還是特指書法和文人畫,很少見到瓷器繪畫、漆器繪畫,更不用說織物上的圖案了。柯律格在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工作時,每天面對的就是這些所謂的“工藝美術品”,長期浸泡在器物中的經驗,讓他想要在研究中擴寬這個邊界,更全面地審視中國藝術。
重辨“圖”與“畫”
要注意的是,柯律格并不否定“文人畫”的地位,他是想要證明除“文人畫”之外的那些“工藝美術品”完全可以成為藝術史主流討論的一部分。“研究藝術史的學科如果不把它們考慮在內,就會變得十分蒼白貧弱。”
這個立場在今天看來或許已經不算激進,也不算新潮,但在20世紀90年代,它觸及了一個敏感問題:誰有權定義“藝術”?當“文人畫”被確立為“標準”時,那些印制在木板上的佛像、繪制在瓷瓶上的花鳥、編織在錦緞上的圖案,就自動被降格為“工藝”。柯律格主張,“我們既要研究漆器和瓷器,同樣也要研究繪畫,而非取而代之”。
本書的核心概念是“視覺性”,不是指圖像本身的風格或技法,而是指圖像在當時社會中如何被觀看、被理解、被賦予意義。柯律格關心的是觀看行為背后的社會語境:誰在看?在什么場合看?帶著什么期待在看?
這種提問方式,將圖像從審美對象的寶座上拉了下來,放到具體的社會實踐中。一幅畫不只是一個可供欣賞的“作品”,它同時也是一件禮物、一件商品、一件權力的道具、一件知識的載體。中國明代是一個圖像高度繁榮的社會,圖像參與到社會身份的建構、權力的運作以及知識的傳播之中。柯律格利用翔實的文獻和跨學科的研究方法,揭示了圖像如何在這些不同領域中扮演角色。
書中有一個意味深長的細節。柯律格強調“圖”和“畫”之間的分別,在明代,所有的“畫”都可以歸屬于一個更大的“圖”的范疇,而非所有的“圖”都可以歸屬于“畫”。這與他引用的畫家龔賢的話一致:“古有圖而無畫。”但在此次修訂中,他坦承自己現在對這個區分“持有一定保留態度”。“我越研究中國藝術傳統的深度和廣度——對此我僅有一知半解——就越覺得我們需要非常謹慎地做出這類概括性論述。”這種對概括性結論的警惕,與他質疑布列遜的結論是一以貫之的。但讓一位知名學者在二十多年后坦然修正自己當年的論斷,這種誠實本身就是一種示范。在柯律格這里并沒有亙古不變的結論,他始終認為藝術史研究不是樹立新教條,而是不斷質疑舊教條的過程。
讓圖像世界更開闊
本書另一個引人注目的視角,是將中國明代置于“早期現代”的全球視野中。這個做法曾引起爭議,用歐洲歷史研究中的分期概念(大致相當于1400年至1800年)來框定中國歷史,是否合適?柯律格回應了這一質疑。他承認這個說法“有問題”,但選擇它“是有意為之,意在借此強迫歐洲學者關注中國的例子,而非只是以站不住腳的證據來斷言歐洲的獨到之處”。
這個策略性的選擇,暴露了學術寫作中一個常被忽略的維度:誰是你的讀者?柯律格最初的主要讀者是歐洲和北美的藝術史學家,是那些習慣以西方傳統素材為基礎對“藝術”“繪畫”進行概括性闡述的人。他想向他們展示,如果這類綜述不把中國圖畫制作的長久而復雜的歷史考慮在內,是不能令人滿意的。為此,他引用了許多20世紀90年代在藝術史學家中流行的理論家觀點,有意與歐洲同行對話。
《明代的圖像與視覺性》的價值或許正在于這種“對話性”。它是一封寫給西方同行的信,試圖說服他們:你們的“普遍性”論述并不普遍。柯律格堅持認為,任何不包含中國案例的“藝術的故事”都是不完整的故事。但這本書并不只適合柯律格“西方的同行們”,也為中國讀者提供了啟示。《明代的圖像與視覺性》距離英文原版問世已近三十年,書中討論的許多問題,像視覺文化的邊界、跨文化比較的方法,至今仍未過時。
在柯律格看來,學術的進步,往往始于對既有框架的質疑。他質疑“文人畫中心論”,所以把瓷器、版畫、織物拉進了討論范疇;他質疑“中西絕對差異論”,所以拒絕用“筆法”和“寫實”來劃分兩個世界;他質疑“藝術”與“工藝”的等級成見,所以主張同時研究繪畫和器物。
這些質疑共同指向一個更根本的問題:當我們談論“中國藝術”時,我們到底在談論什么?是一個自足的傳統,還是一系列被不斷重新定義的實踐?柯律格的回答傾向于后者。“如果能做到這一點,我們將會獲得一部更加豐富的藝術史。”“豐富”這個詞用得很克制,卻道出了他的全部追求,要讓更多的東西被看見、被討論、被理解。
這也正是視覺文化研究最樸素也最有力的承諾,盡其所能讓“圖像”的世界變得更寬闊一些。
(作者系高級語文教師、書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