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不是反抗:讀梅爾維爾《抄寫員巴托比》

赫爾曼·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1819年8月1日-1891年9月28日)是19世紀美國最偉大的小說家、詩人之一,代表作《白鯨》
美國作家赫爾曼·梅爾維爾的中篇小說《抄寫員巴托比》在1853年問世,講述一位在華爾街開設事務所的律師雇傭了古怪抄寫員巴托比的故事。在當時,這篇小說并未引起多大的重視。誰也沒想到,一百五十多年后美國發生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中,憤怒的群眾將巴托比當成他們的代言人,把巴托比那句標志性的“我寧愿不”(I would prefer not to)印在了海報上。
在他們眼里,巴托比干了和他們一樣的事情。梅爾維爾的小說中,巴托比入職事務所后的幾天內一直在認真抄寫文件,充當勤勤懇懇的“人肉復印機”。可當律師讓他與其他抄寫員一起核對文件時,他卻說:“我寧愿不。”面對律師的種種要求和質問,巴托比要么用“我寧愿不”回答,要么干脆沉默。一天,巴托比說他決定不再抄寫任何文件。律師問他為什么,他回答:“先生,您自己看不出來原因嗎?”——仿佛那是什么顯而易見的事情。巴托比什么也不做,既不抄寫,也不核對,更不幫忙跑腿,連事務所客人的問題都不回答,凝視著窗外空空的墻面。盡管律師對巴托比動了惻隱之心,但這個怪人影響了事務所的聲譽。律師給了巴托比一筆錢,要求他在六天內離開。可六天后,巴托比沒有離開。律師只好把事務所搬到了別的地方。可事務所原址的新租客來到后,發現巴托比仍在那里,一動不動。他們把巴托比趕出了辦公室,巴托比還在大樓里不肯離去。無奈之下房東報了警,巴托比入獄。律師第二次到獄中探望巴托比時,發現巴托比已經死去。
律師不了解巴托比,也無法理解巴托比。巴托比的出身、關系、經歷,他一概不知。巴托比去世數月后,律師聽到傳聞說巴托比曾在“死信辦公室”工作,拆閱那些無法送達的信件,將它們分類,送去焚燒。小說最后,律師感嘆:“唉,巴托比啊!唉,人類啊!”
在參與“占領華爾街”的人們眼里,巴托比,這位倔強的無產者,是他們的先行者,代表了對資本主義秩序的反抗,對異化勞動的反抗——甚至他也同樣“占領”了華爾街!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2026年出版的《抄寫員巴托比》中的“譯后記”里采用了這個說法,稱“他的‘寧愿不’直接否認了作為秩序的大他者以及主人能指的權威性。而‘占據辦公室’則否認了資本主義的產權法,把私人空間的圍墻拆除,重新確立其公共屬性。”

《抄寫員巴托比》,孫冬/譯,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九讀,2026年4月版
但巴托比真的是他們認為的那個反抗者嗎?恐怕不是。
巴托比的行為確實在否認異化勞動的規則和資本主義產權,但如果把它理解為“反抗”,那么巴托比也在“反抗”與律師的私人關系。巴托比曾跟律師說“我寧愿不離開您”,可律師提出讓巴托比到律師的家里暫住時,巴托比卻說:“不。我目前寧愿不做任何改變。”看似前后矛盾的表態,反映出巴托比并非把矛頭對準資本主義或某種意識形態的戰士,他在用“我寧愿不”拒絕一切安排。入獄后的巴托比甚至拒絕吃晚飯,難道這也該被理解為他的“反抗”嗎?
斯洛文尼亞當代哲學家斯拉沃熱·齊澤克說巴托比的“我寧愿不”是一種“純粹否定”,其姿態超越了一般而言的“反抗”。這無疑是正確的,但如果僅將巴托比的“否定”放在政治范疇理解,則有些片面。巴托比“否認”的不僅是政治意義上的秩序,他無法把自己放入任何一種秩序中,哪怕是“一日三餐”的秩序。
更進一步地,巴托比也無法向他人解釋自己為什么“否認”這些秩序。這就是被問及為什么不再抄寫時,巴托比以反問回答的原因。巴托比拒絕解釋,不應被理解成一種不合作的策略或姿態,而應該理解為一種“不能”。對于巴托比而言,顯而易見的事情,旁人完全無法理解,而巴托比也沒有辦法將它訴諸言語。
“死信辦公室”的傳聞,并非巴托比種種怪異舉動的根源或秘密,而是主題的隱喻。作為故事敘述者的律師無法觸及巴托比的內心,巴托比也無法將他的想法和感受告訴我們——所有的言語都成了寄出的死信。巴托比一遍遍說出的“我寧愿不”,也不是對現成秩序的挑釁或反抗,那是一塊無法與世界聯系的磐石被敲擊后的悶響。
(懷劍,自由撰稿人,哲學愛好者,關注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