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莎士比亞書店
【編者按】
位于巴黎左岸的莎士比亞書店可謂是眾多讀書人心目中的圣殿,關于它的文章也是數不勝數。作為曾出版過《書店風景》《書天堂》《書店傳奇》的“女書人”,本文作者鐘芳玲,在四分之一世紀后再訪書店,又重讀有關回憶錄,發現諸多有意思的、被多數人忽略的細節,比如波伏娃與莎士比亞書店的關系,比如劉半農與書店女主人絲薇雅·畢奇的交集,比如喬伊斯《尤利西斯》出版背后的公案……為此,她撰寫本文,回顧書店歷史上的那些被遺忘的細節,也感慨書店的變遷。
絲薇雅·畢奇1919年在巴黎開了莎士比亞書店,前兩年的店址在杜琵桐街8號(8 rue Dupuytren)
自從上世紀末兩度造訪巴黎后,一直要到2023年夏天才再訪。早年促使我初訪巴黎的原因,主要與兩家書店有關。1990年代中期,我開始對西方的書店故事感興趣,和許多書商、藏書家、圖書館員聊天,總有人提起一位名為絲薇雅?畢奇(Sylvia Beach)的美國女士,于1919年在巴黎河左岸開了家“莎士比亞書店”(Shakespeare and Company),以販賣、出租英文書為主。
莎士比亞書店除了要求喜愛英美文學的讀者,更成為一個文化沙龍中心,吸引了一批當時聚集在巴黎的各國藝文人士,例如作家詹姆斯?喬伊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安德烈?紀德、歐內斯特?海明威、詩人埃茲拉?龐德、作曲家埃里克?薩蒂、電影導演謝爾蓋?愛森斯坦、攝影家曼?雷、喊出“失落的一代”的女作家兼藝術品藏家葛楚?史坦與她的終生女伴艾麗斯?托卡拉絲等。不少人為了租借英文書,繳費成了會員。有回讀到西蒙娜·德·波伏娃自傳的第二卷本 (涵蓋21歲至36歲這段時期),發現她年輕時也是會員之一,為了自我充實文化內涵,因而借閱多種英文小說與詩集。
書店最知名的來客與會員當屬愛爾蘭作家詹姆斯?喬伊斯,由于當時英美的出版審查制度嚴苛,喬伊斯找不到一家英美的出版社敢出版他耗時七年寫的長篇小說《尤利西斯》(Ulysses),只因書中含有被認定為色情、淫穢的字句。既無出版經驗、財力又不豐的絲薇雅,因為崇仰喬伊斯,決意編輯、出版《尤利西斯》,并在1922年2月2日喬伊斯40歲生日那天把成書當面交給他,自此奠立了喬伊斯在文壇的盛名。“莎士比亞”這家小書店,也一躍成為世界知名的出版社。但因喬伊斯出版前不斷更改樣稿、敏感的性格又需人不時安撫,耗損了絲薇雅大量的時間、精力與成本。
絲薇雅·畢奇與《尤利西斯》的作者詹姆斯·喬伊斯
首版的《尤利西斯》,封面的藍與白比照希臘國旗的顏色,喬伊斯認為希臘能帶給他好運
1936年,受到全球經濟大蕭條的影響,莎士比亞書店陷入財務困境,絲薇雅一度想結束營業,以紀德為首的作家組織起來號召,動員征集兩百人,懇請每人每年贊助書店200法郎(等同現今約317美元),為期兩年,贊助者可以參加每個月作家在書店朗誦他們未曾發表的作品;絲薇雅自己也忍痛變賣了喬伊斯給她的一些手稿與海明威題獻給她的初版著作,莎士比亞書店終于得以存活下來。只不過這家傳奇書店在1941年第二次大戰期間因納粹干預而被迫關閉,戰爭結束后,年近六十的絲薇雅再也無心重操舊業。位于奧德翁街12號(12 rue de l'Odéon)的莎士比亞書店自此走入歷史,后人只能在建筑物的墻上看到一個紀念牌,上面寫著“1922年絲薇雅?畢奇女士于此出版了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
奧德翁街12號外墻上的紀念牌寫著“1922年絲薇雅·畢奇女士于此出版了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
1959年絲薇雅出版了回憶錄《莎士比亞書店》,此書堪稱一本細述文壇的高級八卦,描繪了在書店出沒的文人,著墨最多的自然是喬伊斯與《尤利西斯》出版前后的一些愉快與不愉快經歷。書里收錄了她與喬伊斯簽署的協議復印件,其中言明出版方(絲薇雅)擁有全球獨家出版與印刷《尤利西斯》的權利,但得負擔所有書籍制作的費用,且每賣一本書得支付作者定價百分之二十五的版稅;若有第三方要出版此書,需向絲薇雅買下版權,費用由她自定義。絲薇雅提到,所有條款字句皆按喬伊斯的意思,但若干年后當有第三方探詢出版時,喬伊斯總是態度曖昧,有一陣子甚至避不見面,反而是他的一位老友幾乎每天到書店,打探她的態度,最后還撂下一句話:“你阻擋了喬伊斯的利益。”感到震驚又難堪的絲薇雅在此人離開書店后,立刻打電話給喬伊斯,通知他從此可自由處置《尤利西斯》,她不再提任何要求,兩人簽署的協議書形同作廢。
絲薇雅·畢奇的回憶錄《莎士比亞書店》1959年美國版的封面
1932年美國的出版社蘭登書屋(Random House)與喬伊斯簽約先取得《尤利西斯》版權,之后刻意安排人非法進口此書,再聘請強悍律師打官司,請求法庭判決《尤利西斯》的文字并未煽動情欲,不該被列為淫穢作品;法官親自讀完整本書,經過深思熟慮后,認為“盡管《尤利西斯》在許多地方無疑對讀者會有些催吐效果,但絕非催情劑。因此,《尤利西斯》可以獲準進入美國”。1934年《尤利西斯》終于在美國合法出版。
《尤利西斯》1934年在美國合法出版,首版簡潔別致的書封以細長字母組合的書名為構圖
絲薇雅在回憶錄中提到,她認為喬伊斯早已私下透過他人與蘭登書屋洽談出版事宜,她個人對此毫無所知。美國版問世后,喬伊斯告訴她,蘭登書屋已付他4.5萬美元版稅(現今等同約112萬美元)。絲薇雅表示,想到喬伊斯因為高額的版稅而能脫離長期所處的財務窘境,為他的好運感到欣喜,至于她個人的感受,她一點也不覺得驕傲,并表示當情感不再有用后,就該立即拋棄,她也無心無力再照顧喬伊斯的雜事與情緒,兩人的關系因此由親密轉疏離,令人不禁唏噓;特別是讀到她那段看似豁達、其實無奈的感慨語:“畢竟書是喬伊斯的,孩子屬于母親,并非接生婆的,不是嗎? ”所幸這些嫌隙之后慢慢化解。唉,一些流傳于文壇的佳話,背后往往藏著不為人知的辛酸與苦楚。
絲薇雅的回憶錄里也提及海明威,對他多所喜愛。海明威第一本短篇小說集《我們的時代》(In Our Time)1926年的英國版,就是絲薇雅強力推薦給英國出版商強納森?凱普的。海明威在《流動的盛宴》一書中回憶他1920年代在巴黎時的經歷,其中一篇就是《莎士比亞書店》,他提到早年與新婚妻子到巴黎時,寂寂無名、生活拮據,善心的絲薇雅在他沒錢繳會員費租書時,就先讓他借了好幾本書帶回去讀,根本不提還書期限。
成名后的海明威與絲薇雅·畢奇(右二)及兩位女性在莎士比亞書店前合影
亨利?米勒的小說《北回歸線》(Tropic of Cancer)也是經由絲薇雅介紹,推薦給位于巴黎的英文出版社“方尖碑”(Obelisk Press),于1934年出版,這是米勒的第一本出版著作,由于書中含有不少性愛描述,在他自己的國家(美國)長期屬于禁書,直到1961年才能合法出版。
《北回歸線》1934年在巴黎出版,封面下方出現“不得進口到英國或美國”的字樣
絲薇雅同時積極把法國作家的作品推介給英文讀者,例如她代理的英美文學雜志季刊《今日生活與文學》(Life and Letters To-Day),其中刊登不少法文書英譯本的書評,以及一些法文創作的英文翻譯,原作者包含紀德、薩特等;我在查閱那些過往的雜志時,發現絲薇雅自己在1936年春季與夏季那兩期《今日生活與文學》協助保爾·瓦雷里(Paul Valéry) 翻譯了他寫的一篇長文《文學》(Literature)。
也難怪法國作家與檔案學家安德烈·尚松(André Chamson)會如此贊賞:“在連結英國、美國、愛爾蘭和法國方面,絲薇雅的貢獻遠比四位杰出大使付出的總和還要多。”尚松是莎士比亞書店的常客兼好友,絲薇雅也曾把尚松介紹給美國好萊塢的導演、編劇、制片人金·維多(King Vidor),希望維多能將尚松的作品改編為電影,雖然最后并未成功。
絲薇雅·畢奇在書店墻上掛滿了作家們的照片
近日重讀 《莎士比亞書店》,發現絲薇雅在書中簡單一句寫到,她的客人中有位是中國的語音學教授,且有對雙胞胎的孩子,但并未提人名。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憑著有限卻關鍵的線索考查了一番,推斷此人應是劉半農。1920年初劉半農帶著妻子與長女到英國倫敦求學,那年8月,妻子產下一男一女雙胞胎,開銷遽增,為了樽節支出,劉半農次年帶著一家五口移居到當時生活費用較低廉的巴黎,在巴黎大學研習實驗語音學,1925年獲得法國國家文學博士,同年夏天舉家返國。劉半農在巴黎那四年期間,恰巧是《尤利西斯》出版前后,報刊有不少報道,不知劉半農是否因此而訪莎士比亞書店?或是經由朋友介紹?又或是路過?他與絲薇雅是否有特別的交誼?可惜讀了劉半農的兩本傳記和一些書信,皆無記載。
絲薇雅·畢奇的回憶錄中,簡單一句寫到她的客人中有位是中國的語音學教授,且有對雙胞胎
除了回憶錄,絲薇雅還留存了一段1962年時的訪談紀錄片,這是近些年才公開的珍貴檔案。看她、聽她在影片中親口講述書店、作家的軼事,格外有意思,她不時活靈活現,以淘氣的姿態模仿喬伊斯、海明威的腔調和語氣,時年七十五的她,宛如一個天真的孩童。當時訪談的時空別具意義,那是《尤利西斯》出版四十周年,她受邀至愛爾蘭都柏林參加詹姆斯?喬伊斯塔與博物館的開幕儀式,雖然她催生了《尤利西斯》,也大力推展其他愛爾蘭作家的作品,但卻是第一次踏上這片土地;不到四個月后她即離世,愛爾蘭之行宛如替絲薇雅畫下最佳的人生句點。
1962年絲薇雅?畢奇在都柏林接受采訪的紀錄片截圖
莎士比亞書店的名號在消失二十三年后,又重現巴黎,這與一位來自美國的男士喬治?惠特曼有關(George Whitman)。喬治1951年時也在河左岸同一區不遠處開了家書店,同樣以販賣英文書為主,取名為“覓思拓書店”(Mistral Bookshop);喬治說他自己經營書店,就像寫一本小說,把每個空間都當成篇章處理,希望人們推開書店的大門,就像翻開一本書般,進入想象的神奇世界。由于喬治一直非常景仰絲薇雅?畢奇雅好藝文、支持作家的風范,因此在1964年莎士比亞誕生四百周年時,把書店改名為莎士比亞書店。
覓思拓書店上世紀中期的明信片,圖左那位男士為店主喬治·惠特曼
喬治的書店也迎來了不少文人,其中有絲薇雅?畢奇的老顧客,亨利?米勒、安娜伊斯·寧,另有勞倫斯?達雷爾、理查德?賴特、詹姆斯?鮑德溫等人,另外還成了“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的要員艾倫?金斯堡、威廉?巴勒斯、格雷戈里?柯索等人在巴黎聚集的大本營。美國詩人勞倫斯·費林蓋蒂(Lawrence Ferlinghetti)早年在巴黎求學時與喬治成為摯友,受到他的影響,1953年在舊金山創立了“城市之光書店”(City Lights Books),之后還成立同名出版社,以出版不少“垮掉的一代”的作品而著稱,最知名的當數金斯堡的詩集《嚎叫》。兩家書店結為姊妹店,直到現在兩家店的門框上都相互標示了對方的店名。
1953年創立于舊金山的城市之光書店,與巴黎的莎士比亞書店互結為姊妹店
城市之光書店的門框上標示了巴黎莎士比亞書店的名號
有回與法國漢學家潘鳴嘯(Michel Bonnin)教授聊天,他提到自己在高中時期(1963~1966)對“垮掉的一代”頗著迷,常到喬治的書店走動,早期買了一本金斯堡的詩集《現實三明治》(Reality Sandwiches),就是1963年“城市之光”出版的,當時書封右下角貼了一張覓思拓書店的長方形綠色小書票,以后買的書則改成書扉上蓋著莎士比亞書店的圓形印章,他正好親歷了書店更換名號的階段。
法國漢學家潘鳴嘯六十多年前買的詩集,書封右下方貼的綠色小書票雖然缺了一角,仍可看見覓思拓的店名與地址(Photo by Michel Bonnin)
莎士比亞書店蓋在書扉上的兩種圓形店章
凡是愛書之人,喬治都樂于接待,他經常與來客分享食物,還在書店里放置了幾張簡易床,提供給想留宿的文藝青年,前提是要面交一份自傳給他,居留期間得在書店做些雜活、每天讀一本書,當然還要他看你順眼才行,喬治昵稱這些來來去去的留宿者為“風滾草”(Tumbleweeds),他的書店就是“風滾草旅館”。如此做法也是回報他早年在美國、墨西哥和中美洲到處流浪時,受到陌生人的善心款待。
上個世紀末第二代莎士比亞書店的外觀與內景
沒能趕上絲薇雅的莎士比亞書店,我可不想錯過喬治的。上個世紀末終于初訪巴黎,見到了八十來歲的喬治。老人身著合宜卻陳舊的西裝,內搭花襯衫并打了斜紋寬領帶,精神矍鑠地爬著窄狹陡峭的樓梯,引我在擠滿了書的三四個樓層打轉并導覽,迷宮似的空間凌亂又昏暗,連地上都堆著一疊疊的書,墻上掛了大片的裱框裝飾鏡與作家的照片,十來個鋪了腥紅色毯子的簡易床穿插其間,某角落還有個簡陋小廚房,爐上微火嘟嘟嘟地燉著一鍋食物,飄出陣陣香氣與蒸氣。有只短毛黃貓悠閑地穿過走道,上方的墻面寫著“別對陌生人冷漠無禮,他們可能是喬裝的天使”的英文字樣。整個書店散發出一股神秘、頹廢、波西米亞風的浪漫氣息。
上世紀末,我替莎士比亞書店的主人喬治·惠特曼與店貓留影
沿著書架與墻面擺置的簡易床,曾是莎士比亞書店最特別的風景
墻面上寫著“別對陌生人冷漠無禮,他們可能是喬裝的天使”
那回在巴黎一星期,過兩年又去待了幾天,大約一半的時間都泡在莎士比亞書店。尤其書店那時凌晨才打烊,我往往逗留到最后,在此讀讀書、和一些“風滾草”交流,偶爾加入茶話聚會,還碰到一些英美的作家;數年后讀到一位“風滾草”杰里米·莫塞爾(Jeremy Mercer)所寫的書店經歷《時光如此輕柔》(Time Was Soft There),發現我接觸的人中,有位竟是曾在古書區霸居五年的落魄英國詩人。當然,在此也見證了喬治時而友善、時而陰郁、時而咆哮的喜怒無常,真是一個性情古怪的家伙,只不過大家似乎都習以為常、見怪不怪。
日后我的第一本著作《書店風景》開篇第一章就是書寫莎士比亞書店的前世今生,那是上世紀末網絡尚未發達的年代,在此之前,中文書不曾見過有關這兩家同名傳奇書店的報道,不少讀者因《書店風景》中的介紹,把莎士比亞書店列為他們巴黎行的必訪之處,有些剛開店的朋友,甚至發愿要做自己城市的莎士比亞書店。
四分之一世紀后重返莎士比亞書店,心情頗復雜。喬治早于2011年仙逝,享壽九十八,小他近七十歲的獨生女絲薇雅?惠特曼(為了紀念絲薇雅?畢奇而命名)在他去世前幾年已接管書店。這些年書店被寫入更多的旅游手冊,又常被報刊雜志評為世界最知名或最美的書店,還成了幾部西方影片的場景,例如《愛在日落黃昏時》(Before Sunset)、《午夜巴黎》(Midnight in Paris)、《茱莉與茱莉亞》(Julie & Julia)等,連金城武替航空公司拍的廣告短片、林志玲的慈善年歷都以此為背景,再加上新興網絡的傳播,使得莎士比亞書店成了觀光景點與網紅打卡店,如此也為2015年在書店旁新開的同名咖啡館帶來人潮;尚未回訪之前,我早由朋友口中、媒體報道得知書店的盛況。
喬治與女兒絲薇雅相差近七十歲,此張倆人的合影,是一位“風滾草”在1980年代初期所拍攝并提供給我(Photo by Michael Hayward)
莎士比亞書店外,隨時可見排隊等著入內參觀的人群
莎士比亞書店旁的同名咖啡館,與書店同樣受歡迎
2023年夏季某日到了書店現場,果然看見排隊等進門的人龍,入口還坐了個守衛,管制進出的人數;店外有導游對著一群游客激情介紹,宣稱《尤利西斯》就是在此出版,也不知是有意或無意把前后兩家莎士比亞書店的歷史給弄混,直到現在都還有媒體如此亂說。記得早年讀一本旅游書,里面寫著喬治是美國詩人沃爾特?惠特曼的私生子,但喬治生于1913年,沃爾特?惠特曼卻早于1892年就去世,另一則傳言則說喬治是沃爾特?惠特曼的曾孫。終身未娶的沃爾特?惠特曼,據聞晚年為了駁斥評論家指稱他的詩隱射、頌揚同性戀情時,曾經寫了封信宣稱他有六個私生子,但史家指出,找不到證據支持他有子嗣的說法,如此的誤導反而加深了書店的傳奇色彩。
過了二十余年再踏入書店,發現格局改了,以往的凌亂不再,變得整齊又清爽,一樓空間明顯擴增,且辟了童書專區,但總書量感覺少頗多,增加的是一些非書紀念品,例如不同款式的帆布袋、筆記本、卡片等。此外,原本直通的三、四樓已關閉,二樓則布置成懷舊書房,書架上多半是二十世紀中期以前的文學名著,僅供閱讀、不販賣,墻上掛了知名作家的肖像照,還擺放了舒適的沙發、能使用的老式打字機與鋼琴,往窗外望去就是塞納河與圣母院,整體氛圍確實不錯,只不過很少人真會有閑情逸致在那閱讀,畢竟人來人往干擾大,再加上書店里里外外都貼了告示,明文規定禁止在室內拍照,多數游客入內后快閃即走;雖說如此,還是有人悄悄偷拍,網絡社交媒體上流竄了大量的書店內景照。我在柜臺旁好奇觀察消費的狀況,發現販賣最多的是印有書店素描與名字的帆布袋,也難怪我在臺北、倫敦、舊金山、成都、北京等城市,都曾瞥見背著莎士比亞書店帆布袋的行人擦身而過。
莎士比亞書店也自行出版書籍、設計帆布書袋,在店里與網站販售
我還留意到以往的簡易床不見了,后來由他們的網站上得知,風滾草方案還存在,但已經升級,書店建筑內辟出幾間獨立私密房間給每位“風滾草”,且含衛浴設備,每次居留時間由一星期至一個月不等,想成為“風滾草”者,一律得通過郵件遞出申請表,每年收到的申請表高達數千份,但僅十來位中選。
后喬治時代的莎士比亞書店,顯然在女兒絲薇雅及她的團隊經營下,有了新風貌與章法。除了前述改變,書店還請了經理、采購,并成立出版部門,出版關于書店的傳記,也在網上賣書,另外還有專人策劃活動、主持沙龍,幾乎每周都有活動進行,巴黎自然不乏英語系國家的作家到訪,莎士比亞書店的知名度與地利之便(臨塞納河畔、面對圣母院)成了作者與讀者相聚的首選之地。
莎士比亞書店鄰近著名景點塞納河與圣母院
幾年前冠狀病毒全球蔓延時,書店的營業額在疫情初期銳減百分之八十,2020年10月底,書店公開發文陳述困境并懇請大眾上他們的官網購書以支持書店,結果一周內就收到5000筆訂單(以往每周最多僅100筆),書店因而渡過難關,自此也成立非營利協會“莎士比亞書店之友”,長期贊助書店的運作。書店的井井有條與多角化、企業化經營,自然令人歡欣,但我卻有著淡淡的惆悵與感傷,這里已無往年記憶中的隨機、隨意與隨興,此次重訪宛如是一次告別。
2024、2025連續兩年的春季,我都去巴黎待上兩個月,平常到塞納河畔散散步,免不了經過莎士比亞書店,無論是晴天或雨天,店外都有等著進去朝圣的人,我自己再也不曾踏入,總覺得這已不是“我的”書店,但看到這么多人愿意耐心排隊進一家書店,去享受一下氛圍、去了解一下書店的歷史,甚至成了書店的粉絲,把書店當成“他們的”,還是令人感動與鼓舞,畢竟一家書店在兩代接力下,能存活四分之三世紀,并源源給予來客暖暖的情緒價值,多么不容易!
書店外打開的綠色護窗木板上,寫著喬治2004年生前的一段話:“早在1600年時,我們書店的建筑是一座修道院,名為La Maison du Mustier。中世紀時每座修道院都有位點燈修士,負責在夜幕低垂時點亮燈火。我已點了五十年的燈,現在輪到我的女兒了。”對我而言,喬治點的是燭火燈,絲薇雅點的是LED電子燈,畢竟是兩個不同的世代,他們先后以自己的方法照亮書店,但我這個懷舊者,依然對那一閃一閃的搖曳燭光多所執念。
打烊后的莎士比亞書店,在微微燈光的烘托下,別具一番風情
后記
今年春夏之際我又回到巴黎,其間收到書店的電子報,預告他們將于6月16日慶祝“布魯姆日”(Bloomsday),雖然莎士比亞書店已不再是我心心念念必訪之處,我決定那天還是去看看。由于喬伊斯把《尤利西斯》的故事情節安排在1904年6月16日這一天,喬伊斯迷們遂以男主角利奧波德·布魯姆(Leopold Bloom)之姓氏將6月16日命名為布魯姆日,每年這一天,不同城市的不同場域總會出現各種紀念活動。現今這家莎士比亞書店雖非1922年出版《尤利西斯》的那一家,但沿用了相同名號,且又自詡為傳承者,肯定不會漠視布魯姆日。
那天下午兩點,書店外的小廣場開始進行朗讀《尤利西斯》的活動,主持人先讀了幾頁暖場后,麥克風就交由自愿上臺的書迷,挑選各自喜愛的段落朗讀,其間并穿插了吉他樂者彈唱幾首喬伊斯書中提到的歌曲。戶外臨時擺置的數十張椅子坐滿了人,四周還站了一堆圍觀者;與坐在身旁的男士閑聊,得知他是加拿大愛德華島大學的英國文學教授約翰·麥金泰爾(John McIntyre),他和正在巴黎旅行的幾位選修文學課的學生相約一起參加這場活動,麥金泰爾還上臺朗讀了一段,相信這一年的布魯姆日將成為這幾位師生難忘的記憶。我在現場還看到書店的現任主人絲薇雅·惠特曼在人群中走動巡視;記得2007年,為了《書店風景》的增訂版曾與她電話訪談,那時她年方二十六,剛接掌書店不久,而今已過近二十載。臨走前我向她簡短致意,感謝她的堅持與付出。任誰都難以否認,“莎士比亞”觸動了許多人對美好書店的深深向往與憧憬。
櫥窗外貼著慶祝布魯姆日的海報,櫥窗內放著喬伊斯的照片與作品
布魯姆日舉辦的《尤利西斯》朗讀活動,吸引了諸多人
圖中那位金發女士就是現任莎士比亞書店的主人絲薇雅·惠特曼
注
我很喜歡的一本出版家傳記《我與蘭登書屋:貝內特·瑟夫回憶錄》(At Random: The Reminiscences of Bennett Cerf),是美國蘭登書屋出版社共同創辦人貝內特·瑟夫去世后匯整出的回憶錄,內容取自他生前寫的日記、剪貼簿與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項目的采訪;《我與蘭登書屋》的英文書名At Random,通指“隨興”,有一語雙關之意(瑟夫與合伙人在想出版社名字時,提到他們打算隨興出版幾本書,引發以Random為名號)。傳記中敘述瑟夫1932年去函給喬伊斯(收信地址為莎士比亞書店),表明他正要去歐洲,希望能與他會面并商討在美國合法出版《尤利西斯》的事宜;據瑟夫所言,他們初次會面的地點就約在莎士比亞書店,絲薇雅·畢奇當時也在場,她還對瑟夫表示,說喬伊斯在來的路上被一輛出租車給撞傷了,卻依然堅持要會面。但畢奇在回憶錄中完全未提瑟夫的到訪以及他與喬伊斯在書店的相會,她說自己對他們兩方早期的交涉一無所知。到底真相為何,這又成了一樁文學史上的公案。
出版家貝內特·瑟夫在回憶錄中,詳述《尤利西斯》在美國如何解禁且合法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