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學學者圍觀《奧德賽》:黑白海倫、佩涅羅佩的別針與神秘入侵者
2026年7月至8月,克里斯托弗·諾蘭執導的史詩電影《奧德賽》在全球陸續上映。這部改編自荷馬同名史詩的影片,從選角公布到正式公映,始終伴隨著巨大的關注與爭議。
電影帶火了荷馬史詩《奧德賽》的英譯本,據報道,這部由賓夕法尼亞大學古典學系主任艾米麗·威爾遜(Emily Wilson)翻譯的作品在北美累計銷量已破100萬冊。但作為古典學學者,艾米麗·威爾遜最近對影片做出了頗為嚴厲的評價。她認為,雖然這類史詩改編作品確實讓大眾重新關注古典學,但《奧德賽》的電影版本“整體視野過于混亂,人物塑造也缺乏深度”,并進一步指出:“影片對于時間、記憶、歷史、戰爭,以及一位英雄榮耀歸來與他的家人、敵人、戰友、朋友和鄰里之間復雜關系,并沒有提出任何發人深省的思考。它缺乏心理、情感、政治以及道德層面的深度。”
然而,《奧德賽》在大眾市場上獲得了截然不同的回應,目前IMDb評分高達8.5/10,位列網站歷史第四;8月1日開啟的中國國內超前點映也場場爆滿,可謂備受矚目。
澎湃新聞特邀世界各地的古典學學者分享他們對電影及相關爭議的思考。他們之中,有人于希臘雅典見證這部史詩在誕生地的文化回響,有人在英國的電影院中體驗了“暈船”般的視覺震撼,有人關注諾蘭如何重新闡釋希臘的神秘入侵者。后續將有更多學人加入這場對話。
我們希望借由這些青年學人的多元視角,呈現一部古典文本在被當代影像重新演繹時所可能激發的復雜思考——關于文學與歷史、視覺與感官、身份與文明,也關于我們如何在今天重新閱讀三千年前的故事。

《奧德賽》海報
呂美霖(希臘雅典國立大學):《奧德賽》在希臘
對于希臘人而言,《奧德賽》遠不僅是一部文學作品,而是一部幾乎人人耳熟能詳、至今仍深深影響民族文化認同的史詩。作為西方現存最古老的文學作品之一,它不僅塑造了古羅馬文學傳統,也影響了后來的凱爾特史詩乃至整個歐洲文學的發展。
電影上映后,最具爭議的話題莫過于演員陣容。首先,影片幾乎沒有啟用任何希臘本土演員,而整體演員外貌、服裝與布景,也讓不少觀眾認為更接近北歐風格,而非地中海世界。
其中爭議最大的,當屬由奧斯卡影后露皮塔·尼永奧(Lupita Nyong'o)飾演海倫。雖然海倫戲份不多,但這一選角仍迅速在希臘社會引發巨大爭議。一些希臘電視節目采訪的民眾直言完全無法接受這樣的“種族轉換”(race swap),甚至表示:“甘地不會是俄羅斯人,孔子也不會是黑人。”
與此同時,國際觀眾之間也出現不同聲音。有一部分人認為,將西方文明奠基神話中的代表人物改由完全不同族裔飾演,是一種對歷史文化的不尊重;也有人指出,這種爭議并不一定完全源于種族本身,而更多來自角色形象與觀眾既有想象之間的落差。當這種落差過大時,觀眾自然容易產生違和感。
然而,另一派觀點則認為,正如諾蘭所暗示的那樣,海倫終究只是一個神話人物,并非真實歷史人物,因此并不存在所謂絕對正確的形象。
那么,荷馬筆下的海倫到底長什么樣?海倫真的如后世藝術作品所描繪的那樣金發碧眼嗎?
根據《伊利亞特》,海倫是宙斯(Zeus)與勒達(Leda)的女兒,也是雙子英雄卡斯托耳(Castor)與波呂丟刻斯(Polydeuces)的姐妹。她的出生本身便充滿神話色彩:宙斯化身為一只潔白的天鵝,引誘美麗的勒達;兩人的結合最終誕生兩枚巨蛋,經過九個月孵化,其中一枚孵出了雙子兄弟,另一枚則誕生了后來聞名天下的海倫。

《奧德賽》中的海倫
雖然后世常稱她為“讓千艘戰艦揚帆起航的女人(the face that launched a thousand ships)”,但荷馬實際上對她的外貌描寫卻十分有限,甚至刻意保持模糊。其中最著名的描述之一,是她擁有:λευκ?λενο?(leukōlenos),意為:“白臂”、“皓臂”(fair-armed / white-armed)【原文:?ρι? δ’ α?θ’ ?λ?ν? λευκωλ?ν? ?γγελο? ?λθεν(《伊利亞特》3.121)】這里的“白臂”更多是一種貴族女性的文學修辭。在古風時期希臘,貴族女性鮮少從事戶外勞動,因此膚色通常比男性更加白皙。
另一處描寫則稱她擁有καλλικ?μοιο(kallikomoio),意為:“擁有美麗長發”(beautiful-haired) (《伊利亞特》15.58)和 ταν?πεπλο?(tanypeplos) ,意為:“身披長袍者”(long-robed)(《奧德賽》4.305)。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都是荷馬史詩中反復出現的固定修飾語(epithets),因此,荷馬其實從未明確說明海倫究竟擁有什么膚色、發色或眼睛顏色。某種程度而言,海倫的美,本就是一種開放性的象征。她更像是“欲望”的化身,讓每一個時代、每一個讀者,都能投射自己心中的理想形象。因此,也可以說,諾蘭只是賦予了這一空白符號屬于自己時代的一種詮釋。
比起海倫,更值得討論的是古希臘如何理解“膚色”。與其不斷爭論黑人演員是否適合出演希臘神話人物,更值得探討的問題或許是:古希臘人究竟如何理解“黑”與“白”?
事實上,現代社會對于古希臘的“白人文明”印象,本身就是一種近代建構。
希臘位于地中海世界,其居民從來不是今天意義上的“盎格魯—撒克遜白人”。古希臘雕塑之所以在人們印象中潔白無瑕,僅僅因為顏料早已脫落。如今考古學早已證實,古典雕塑原本普遍覆蓋著鮮艷色彩。然而,自18、19世紀以來,歐洲古典主義逐漸將這種“白色大理石”塑造成西方文明純潔與高貴的象征,以此建構歐洲文化與古希臘之間的血緣聯系。
進入維多利亞時代,這種“白色古典”(White Antiquity)的觀念進一步成為歐洲民族主義的重要文化資源;到了納粹德國時期,更被賦予政治意義——古希臘人體被塑造成所謂“雅利安人”理想身體的范本。
事實上,就連希臘移民自己,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移民北美時,也與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一樣,長期不被視為真正意義上的“白人”。正如希臘古典考古學家迪米特里斯·普蘭佐斯(Dimitris Plantzos)所說:“今天,我們認為自己屬于白人,但事情并非一直如此。我說的并不是膚色,因為我們之中本來就有人較深、有人較淺;我所說的是別人如何看待我們——那些自認為是世界歷史主角的人,又是如何定義我們的。”
《奧德賽》的爭議也許早已超越了一部電影本身,執著于海倫一張確定的臉,它帶給我們的思考是:現代人究竟希望在古希臘神話中看見什么?我們是在追求歷史真實性、忠于文學原著,還是不斷將當代對于身份、種族與文化歸屬的理解,重新投射到古典世界之中?
章丹晨(英國華威大學):佩涅羅佩的別針
看完諾蘭《奧德賽》最直觀的感覺是暈船。從離開特洛伊時的三艘艦船,到獨自起航時的小木筏,奧德修斯的每一次海上歷險都被呈現得驚心動魄,坐在電影院里也像與船員們一樣在海中顛簸起伏。
在這部關于奧德修斯歷險和歸鄉的電影中,觀眾們或許會略帶驚訝地發現,與“船戲”的波瀾壯闊相對照的,是“床戲”的屈指可數。奧德修斯與許多女性角色的關系是史詩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諾蘭的電影中則被略過或是淡化處理。卡呂普索不再是與奧德修斯同床共枕七年的仙女,而絕大部分時間是他歷險故事的傾聽者。基爾克似乎一天之內便將豬隊友們捏回原形并指明前行之路,與奧德修斯沒有任何多余的羈絆。她們的女性特質似乎有意被代表性的主題取而代之:卡呂普索見證老兵的創傷,基爾克控訴男人的貪婪。而史詩中奧德修斯與瑙西卡亞在費埃克斯人島上的奇跡相遇,也在電影中被整體略去。

《奧德賽》中的奧德修斯
電影中著重呈現的唯一一場“床戲”,發生在奧德修斯出征特洛伊前夕,與妻子佩涅羅佩告別的時刻。哪怕在這個親密的時刻,他們的互動依然非常清醒,甚至特意回避了愛欲的話題——奧德修斯點明出征特洛伊的根本目的并非海倫,而是航路的通行權,并非常實際地建議佩涅羅佩在他無法回家時改嫁。但這場“床戲”介紹了荷馬史詩中一筆帶過、電影中卻反復出現的象征性物件,即佩涅羅佩的別針。
這枚別針在史詩中的存在感并不高,首次出現已是第19卷,作為辨認奧德修斯的標志物之一。佩涅羅佩曾親自將它放入奧德修斯的行囊中,在別針上,獵狗降伏小鹿的圖案栩栩如生 (Od. 19.225-256)。在電影中,它的造型變成了奧德修斯的保護神雅典娜。它依然承載了佩涅羅佩希望在將來認出奧德修斯的愿望,但同時也成了佩涅羅佩的代表物——在日后的歷險中,當奧德修斯凝視著手心里這枚別針,觀眾們便能感受到佩涅羅佩的在場;另外,它也是固定女性服裝的重要部件,是通向女性身體最后的鑰匙。電影中這場唯一的非典型“床戲”,開始也結束在奧德修斯解下別針、將它握在自己手中的那一刻。
佩涅羅佩的別針,在諾蘭的《奧德賽》中是個被賦予新意義的象征物,但卻不是古希臘文學中的新鮮事。不少觀眾可能會首先回想起索福克勒斯悲劇中,報信人講述俄狄浦斯自戳雙眼的場景:在尤卡斯忒自縊后,俄狄浦斯將她從懸索上放下,又解開她衣服上的別針,扎向自己那雙看不清真相的眼睛(OT 1252-1277)。這個血腥的場景發生在屋宅深處的臥室,其中的細節是對正常婚姻的扭曲,也昭示了俄狄浦斯本人婚姻的混亂和難于啟齒。在《奧德賽》電影中,別針最后物歸原主,代替著名的橄欖樹床成為夫妻相認的最后信物,也象征了家庭團圓和婚姻的延續。如果說荷馬史詩中,阿伽門農慘死在妻子手下的故事是奧德修斯歸鄉與妻子團聚的一條對照線索,電影里的這枚別針以及它或許帶出的俄狄浦斯悲劇故事,也許是電影中這對明智而多謀的夫妻的另類映照,時刻提醒人們這件信物可能蘊含的危險張力。
有了這枚別針,諾蘭的《奧德賽》結局跳過佩涅羅佩用婚床之謎測試丈夫的最后一關,也跳過了史詩中兩人相認后在床榻上的歡愉和回憶,而是直接快進到奧德修斯的下一場旅程:他和佩涅羅佩一起踏上甲板,準備一直向西航行,直到停下來祭奠死去的同伴。先知讓奧德修斯繼續流浪的寓言(Od. 23.248-284)在電影結尾被修改并放大,“船戲”取代“床戲”成了電影中奧德修斯歸家故事的終章,或許也再一次提示了諾蘭《奧德賽》對“回鄉”這一主題的別樣解釋:它不再停留在夫妻重圓、奪回權力和財產的劇本;相反,團聚與分別、歸鄉與離家的邊界,在人生的大海上被著意模糊。
曹文秋(法國索邦大學):諾蘭重新闡釋“海上來的人”
諾蘭這部片子上映之前,我身邊古典學專業的歐洲同學便已頗多微詞,有人說無法接受里面的選角,有人甚至說絕對不會去看,令人不禁十分好奇,于是電影剛在法國上映便去一探究竟。不過,觀影之后,也有人坦言,電影遠遠超出了自己的預期。畢竟,當《奧德賽》中奇幻瑰麗的篇章在大銀幕上徐徐展開時,哪個荷馬史詩的愛好者能夠無動于衷呢?下面簡單分享一下我的觀后感。

2026年7月30日,北京,導演克里斯托弗·諾蘭出席《奧德賽》中國首映禮。視覺中國 圖
關于選角,片中部分演員的形象與我想象中的人物氣質略有出入,不過遠沒有之前網上流傳的“艾略特·佩奇飾演阿基琉斯”那類謠言那么離譜。影片的視聽效果整體優秀,許多古代與現代元素的結合也頗具巧思,不過,以現代說唱的形式呈現吟游詩人,將這一重要角色簡化為制造氛圍感的工具性符號,多少令人遺憾。
魔女基爾克小屋中上演的變形場景原始而殘酷,身體的扭曲與暴力的呈現極有可能引起部分觀眾的不適,不過這種不適感或許正是導演刻意追求的效果,借助身體的異化折射人性的迷失。至于這種表達能否得到觀眾欣賞,見仁見智。另外,一部電影若能憑借某些情節長久停駐在觀眾的記憶中,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成功。
讓人難忘的情節當然也少不了獨眼巨人山洞這一段。黑暗放大了聽覺,恐怖氛圍不斷累積,在無處可逃的密閉空間里,未知巨型生物步步緊逼,壓迫感幾乎令人窒息。當一張巨臉猝然闖進畫面,積蓄已久的緊張情緒瞬間爆發,觀眾和奧德修斯一行人同時受到驚嚇。
塞壬那一段劇情的呈現亦是巧妙,本來好奇諾蘭會如何呈現那讓人無法抗拒的美妙歌聲,沒想到他竟讓觀眾跟奧德修斯的船員一樣,仿佛也被蜂蠟堵住了耳朵,只隱隱約約聽見模糊的聲音,獨留被綁在桅桿上的奧德修斯沉溺其中,近乎癲狂。塞壬的歌聲究竟如何,引人遐想。
總體而言,電影既充分調動了觀眾的感官,又懂得在恰當的時機留白。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諾蘭將現代歷史學關于海上民族(Sea Peoples)的歷史想象投射回《奧德賽》的世界,對史詩做出了一次富有創造性的重新詮釋。
影片接近尾聲時,化身乞丐的奧德修斯回到伊塔卡王宮,與佩涅羅佩隔門對話,講述自特洛伊以來的種種經歷,仿佛一場遲來的懺悔。隨著對話展開,佩涅羅佩逐漸確認眼前之人的身份,卻也駭然意識到:原來你就是那個海上來的人!
荷馬史詩中,求婚人逼迫佩涅羅佩改嫁,是因為奧德修斯生死未卜,王位長期空懸,而在諾蘭的改編中,這一情節被賦予全新的歷史背景。影片前半段多次鋪墊,在奧德修斯漂泊未歸期間,希臘世界出現了一群神秘的海上掠奪者。他們攻陷城市,劫掠百姓,許多宮殿因此覆滅。面對隨時可能降臨的外敵威脅,求婚人步步緊逼,以伊塔卡必須盡快推舉新的統治者、組建軍隊應對危機為由,逼迫佩涅羅佩早日擇偶。然而,直到這一刻她才發現,自己頂住重重壓力,在未知中苦苦等待的人,竟正是她一直聽聞、也一直懼怕到來的“海上來的人”。
這一設定讓人很容易聯想到現代學界關于青銅時代晚期危機的歷史討論。嚴格來說,這是一種有意識的歷史重構。海上民族是現代歷史學提出的概念,而非古希臘人的歷史認知。《奧德賽》雖然保留了許多邁錫尼時代的文化記憶,但經過數百年的口頭流傳,直到公元前八世紀文本逐漸定型時,古希臘人已經無法追溯青銅時代文明崩潰的歷史原因,而是借助神話傳統解釋英雄時代的終結。
事實上,海上民族入侵只是現代解釋邁錫尼宮殿體系瓦解的眾多假說之一,其崩潰的具體原因以及海上民族的族群構成,至今尚無定論。拉美西斯三世祭廟銘文以及烏加里特最后的求援信表明,公元前1200年前后,東地中海地區確實遭遇了來自海上的武裝力量的襲擊,并且經歷了一場波及多個文明的系統性危機。邁錫尼宮殿體系、赫梯帝國以及包括烏加里特在內的黎凡特(Levant)諸城相繼覆滅,青銅時代也由此走向終結。傳統年代學通常將特洛伊戰爭置于這一時期,因此,如果史詩中的這場戰爭確有其歷史原型,它很可能也是這場東地中海大動蕩的一部分。
諾蘭正是將這一現代歷史學的解釋框架融入《奧德賽》的敘事之中。于是,史詩傳唱的英雄奧德修斯,與令整個希臘世界惶惶不安的神秘入侵者,到頭來竟是同一個人。正是他的智謀,為希臘人贏得了戰爭,卻也讓他們走向了的災難。
特洛伊的木馬,名義上是希臘人獻給神靈的禮物,但卻包藏禍心,帶來殺戮。這是希臘人對特洛伊人的欺騙,也是對神靈的褻瀆。特洛伊淪陷時,導演給出的幾個鏡頭,同樣傳達了這一層寓意。火光與鮮血之間,這位素以足智多謀著稱的英雄神情恍惚,仿佛就在城破的那一刻,看見自己畢生追尋的榮耀化作灰燼,看見秩序開始崩塌:如果首先踐踏了規則,最后只能得到一個規則盡失的世界。
觀眾這時才明白,奧德修斯一路反復看見的“雅典娜”,原來正是那位當著他的面被殺害的特洛伊女祭司。電影仿佛將這一隱喻具象化了:特洛伊的陷落不僅意味著希臘人的勝利,也預示著希臘人自身文明的崩塌。當他們不擇手段攻陷特洛伊、摧毀神廟、殺害祭司時,也親手殺死了自己的神。
踐踏神圣秩序,希臘人很快便遭到反噬。歸途中,奧德修斯與同伴在獨眼巨人洞穴等地遭遇劫難,親身承受了宙斯所維護的好客之禮(ξεν?α)不被遵守的后果。在獨眼巨人返回山洞之前,他們始終相信,等待自己的將是主人應有的款待。
借著諾蘭的視角再重讀《奧德賽》第11卷,先知特瑞西阿斯囑咐奧德修斯,在回到伊塔卡之后繼續遠行,直到抵達一個從未見過大海、會將船槳錯認為揚谷的大鏟的地方,再向波塞冬獻祭。或許,這也可以理解為詩人對海上文明、戰爭與掠奪的一種反思:唯有回歸土地,敬畏神明,才能重新尋得和平。
最后再說一個我個人不太欣賞的改編。在史詩中,食蓮人之島是奧德修斯返程的第二站,同伴食后忘記故鄉,只想留在島上無憂無慮地生活,奧德修斯不得不將他們強行綁回船上。在經歷了一系列艱難險阻,同伴全部遇難之后,奧德修斯孤身漂流到卡呂普索的島上,這是他返程的倒數第二站。神女予他安逸的生活,并許諾賜他永生。奧德修斯并未像電影表現的那樣,在卡呂普索的島上因為食用蓮花而失去記憶。詩人道,他白日坐在海邊哭泣,夜晚宿于神女的洞穴,如此過了七年。無論如何,奧德修斯從未忘記故鄉。電影的改編讓奧德修斯的形象更加單薄了。事實上,不是遺忘阻止了奧德修斯的回歸,他始終在清醒中延宕,而延宕只是懲罰的加時執行,雖然折磨中也不乏享樂。然而,卡呂普索島上的安逸生活終究無法阻止奧德修斯的回歸,因為安逸與享樂無法真正平息內心。
總體而言,諾蘭成功將《奧德賽》詮釋為一場救贖之旅。奧德修斯的歸鄉是一種隱喻:無論千難萬險,他必須回到起源的地方,善后自己造成的問題,再用余生尋找救贖。奧德修斯的同伴全部死于歸途,唯有他一人得以返鄉;或者說,最終能夠成功回到故鄉的人都是奧德修斯。《奧德賽》被古希臘人一代代傳唱,或許也是公民即戰士的古希臘社會處理戰爭創傷的一種集體文化療愈。
勝利了,然后呢?奧德修斯歷盡艱險終于回到了故鄉,然而一切并沒有結束。他告訴妻子佩涅羅佩:“我們還沒有到達苦難的終點。”(奧德賽23.248-249,王煥生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