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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象征派的“創造神話”觀念與美學實驗——以切魯賓娜·德·加布里亞克事件為中心
來源:“外國文學動態研究”微信公眾號 | 于曉婷  2026年08月03日09:43

內容提要 “創造神話”是俄國象征派提出的美學觀念,也是一種將藝術與生活相融合的實踐。象征派詩人不僅在文本中創作神話,還在現實生活中通過戲劇化的角色扮演、托名寫作等方式構建個人神話,力圖依托藝術使生活審美化,并由此重建個人與神圣的完整統一體。虛構女詩人“切魯賓娜·德·加布里亞克”便是馬克西米利安·沃洛申聯合伊麗莎白·德米特里耶娃創造出的“神話”。本文在梳理白銀時代精神文化語境與象征主義美學脈絡的基礎上回顧加布里亞克神話的構建和破滅過程,通過考察這一失敗的美學實驗,揭示“創造神話”觀念和實踐的內在邏輯矛盾,指出俄國象征派以藝術神話改造現實生活這一烏托邦理想的虛妄,從而反思象征主義美學面臨的困境:在虛構與真實、藝術與生活之間,如何把握創造的限度?

關鍵詞 俄國象征派 創造神話 美學實驗 切魯賓娜·德·加布里亞克 文學假托

1893年,梅列日科夫斯基發表《論現代俄國文學衰落的原因及新流派》一文,宣稱實證主義美學的時代已經過去,呼喚一種能夠超越表象、指向更高真實的藝術。此后,以吸收歐洲和俄國本土詩學資源為基礎而形成的象征主義詩歌成為俄國現代主義文藝的先聲,并主導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這一時期,也即后世所稱的白銀時代的文學思潮。象征派詩人希望將藝術與生活統一起來,使藝術具備“創造生活”的力量,因此,他們“號召精神和道德方面的革新,即革新宗教、道德、創作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他們認為神話具有恢復人類世界觀完整性的作用,因而在“創造生活”的基礎上提出了“創造神話”的觀念。這一觀念主張,詩人不應僅是現實的描摹者或情感的抒發者,還應通過藝術活動賦予混亂的經驗世界以象征性的完整結構與神圣意義,從而成為新神話的創造者。

在“創造生活”“創造神話”觀念的激發下,象征派詩人將個人存在視為可自由塑造的審美文本,致力于構建作者神話,由此催生了一系列形式多樣的美學實驗。其中,頗具傳奇色彩的案例,便是虛擬詩人“切魯賓娜·德·加布里亞克”的誕生。1909年,象征派詩人馬克西米利安·沃洛申(1877—1932)聯合伊麗莎白·德米特里耶娃(1887—1928),采用文學假托的方式虛構了加布里亞克——一位擁有西班牙貴族身份與天主教背景的女詩人,并以她的名義向《阿波羅》雜志投稿。以假托之名進行創作在文學史中并不罕見,但加布里亞克事件中的假托手法極為激進,它不僅包含命名、構建身份、創建文本風格這一整套實踐,還試圖在現實之中造出這么一個人物形象,是一場將象征派美學觀念應用于生活的極限實驗。

同時代人對加布里亞克的詩作評價甚高。安年斯基稱她為“一個聰明的孩子”,可以從她身上看到“未來的女人”。茨維塔耶娃將《阿波羅》對她的接受認定為“開始了切魯賓娜·德·加布里亞克的時代”。阿赫瑪托娃認為加布里亞克本有可能成為白銀時代第一女詩人:“顯然,在那段時間[1909至1910年]俄國詩歌開放了某種秘密的女性空位。切魯賓娜一度接近那里。”不過,假托的實情暴露后,加布里亞克遭到文壇排斥,逐漸被淡忘,只有事件的知情者寫過少量關于她的回憶。 20世紀末以來,加布里亞克逐步回歸俄國文學史的視野,學界開始檢視其生平與創作。俄語學者發掘了大量文獻史料,并詳細考據、還原了假托事件的歷史細節與文學淵源。相關研究或探討加布里亞克在象征主義詩派中的位置及其與沃洛申的詩歌對話,或從女性主義視角出發,聚焦沃洛申的“導演”角色以及男性想象對女性寫作的約束。然而,這些批評較少觸及一個更為本質的問題——通過“創造神話”改造生活的虛妄。同時,國內學界雖對俄國象征主義的“創造生活”“創造神話”觀念有所研究,卻并未專門關注過加布里亞克。將這一文學事件引介國內,有助于我們深化對俄國象征派美學觀念和詩學實踐的整體認識。本文嘗試在梳理白銀時代精神文化語境與象征主義美學脈絡的基礎上,詳述加布里亞克神話的構建和破滅過程,通過考察切魯賓娜·德·加布里亞克這面棱鏡,剖析和反思象征主義美學的本質困境:在虛構與真實、藝術與生活之間,如何把握“創造”的限度。

一、白銀時代的精神文化語境與象征派的“創造神話”觀念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白銀時代,俄國社會面臨著深刻的精神危機。這場危機,與19世紀下半葉亞歷山大二世發起的政治經濟變革有關。及至世紀之交,俄國資本主義迅猛發展,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不斷加快。社會的轉型逐漸瓦解了舊的等級結構與生活方式,動搖了宗法社會賴以維系的價值體系。伴隨舊有確定性的崩解,虛無主義、懷疑主義和末世論等情緒在知識界彌漫。知識分子普遍陷入失望與迷茫之中,又充滿不可遏制的更新自我的渴望。別爾嘉耶夫曾這樣描寫這一時期人們的精神狀態:“新的靈魂開始顯現,打開了創造生活新的源泉。他們看到了新的曙光,把日落西山的感覺與旭日東升的感覺和改造生活的希望結合在一起,甘愿為之毀滅。”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文學藝術領域同樣面臨自我更新的壓力。舊有的現實主義創作方式,在人們對于內在真實、超越性以及精神救贖的渴求面前顯得蒼白無力,文學界亟待開創新的審美和表達方式。文化史學家格奧爾基耶娃如此描繪白銀時代的文學探索:

這是一個充滿復雜反射的時代,是對探究人的心理活動、“鏡像”深處的奧秘、把人的無意識的、非理性的活動、無限的主觀主義、以文化中的神秘主義原則置于首位并產生濃厚興趣的時代。“白銀時代”的精神就是崇尚創作的精神,是把創作看成向新的側重直覺的現實主義飛躍的唯一途徑。

這種對無意識、神秘主義與超驗創作的崇尚,在俄國象征主義詩歌創作中獲得了最為集中的體現。俄國象征主義是在外來影響與本國傳統的共同作用下誕生的。就外來影響而言,法國象征主義將詩歌從寫實轉向暗示的核心方法使俄國詩人意識到,詩歌不必直接描繪現實,而是可以通過象征符號去暗示那些不可見的精神真實。德國浪漫主義“創造生活”的觀念則深刻影響了俄國詩人對藝術功能的理解,啟發他們將藝術與生活相融合。在本國傳統方面,19世紀詩人丘特切夫與費特對自然、靜寂與不可言說之物的關注,為俄國詩歌開辟了通向象征主義的路徑;而哲學家索洛維約夫提出的“二元世界”和“萬物統一”理念則為象征派對彼岸的追尋提供了哲學上的支持。

在上述多元影響之下,俄國象征派試圖在創作中建構一種有別于傳統的新型世界觀。他們相信,或者說試圖相信,可見的現實并非存在的全部,在現象世界背后還隱藏著一個更為真實的彼岸世界,而藝術的使命正是通過象征的暗示,去觸及那個不可見的神秘真實。在象征派看來,詩人是能夠憑借直覺把握存在之隱秘本質并通過象征符號將其傳達出來的“魔法師”。基于這一認識,藝術與生活的關系被重構:既然藝術能夠觸及更高的真實,那么它就不應被局限在文本內部,而應當被引入日常生活,去改造那個不完美的現實世界。由此,藝術被賦予了建構生活的權力。這一訴求在德國浪漫主義時代已初見端倪,而在俄國象征派這里獲得了更為自覺的推進——詩人不僅要創作藝術作品,而且應將生活本身變成藝術作品,使生活中的人以審美化的方式存在。

白銀時代的諸多詩人充分踐行了這種“創造生活”的理念:他們把個人生活當作變革現實的重要載體和原材料,他們的外表、日常行為和藝術創作也隨之成為一種表演。比如,勃留索夫經常身穿燕尾服,表現出“黑色魔法師”的派頭,以強化自己作為頹廢派領袖的形象;葉賽寧通過鄉村傳統繡花服飾展示農民詩人的屬性;馬雅科夫斯基的黃色夾克則是不迎合公眾趣味的流氓詩人的象征。伊萬諾夫曾在圣彼得堡的公寓“塔樓”舉辦需要佩戴面具出席的晚會,彼得堡“流浪狗”咖啡館廳前亦有供人表演的小舞臺,這些都可視作供詩人演出的“劇院”。除此以外,詩人們復雜的愛情糾葛中都有刻意創造的成分,他們有意在情感關系中設置審美元素。諸如此類的表演行為以及對個人生活的戲劇化處理在白銀時代不勝枚舉,展現了詩人試圖通過視覺符號等非語言話語進行自我表達的需求。

俄國象征派還在創造生活的基礎上提出了“創造神話”觀念,從而使神話成為創造生活的重要組織形式。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歐洲興起神話熱,這與轉型期社會的深層需求密切相關,正如文化學家卡薩列夫所言,“在舊文化解體時期,尤其是在其廢墟上孕育新文化的時期,神話思維類型會建立起壓倒性的統治地位”。象征派詩人認為,神話是原始思維完整世界觀的體現,因此他們把神話作為認識世界的手段。關于俄國象征主義與神話的關系,學界公認有兩個核心人物不可繞過。其一是索洛維約夫,他的“二元世界”和“萬物統一”思想為創造神話奠定了哲學基礎:真正的實在不是可見的表象世界,而是隱匿于表象之下的統一整體,藝術的任務正是通過象征去揭示這一點。此外,索洛維約夫還開創了“索菲亞神話”——索菲亞在他的哲學理念中既指代神的卓越智慧,又是永恒女性的化身,也是世界靈魂的象征,這一神話后來成為象征主義最重要的神話原型之一。另一個核心人物是伊萬諾夫,他是俄國象征主義最重要的理論闡釋者之一。1903年,伊萬諾夫在致勃留索夫的信中寫道:“我們仍然是象征主義者;我們將成為神話制造者。借助象征之路我們通往神話”;勃留索夫則欣然回復:“我個人非常贊同您的觀點,即詩人應當成為神話制造者,象征主義是創造神話的路徑,我會宣揚這一點。”1908年,伊萬諾夫又在長文《當代象征主義的兩個元素》的“現實主義象征主義與創造神話”一節區分了兩種象征主義:唯心主義象征主義以象征為表現手段,只能改編舊神話;現實主義象征主義則以象征為目的,從中揭示出神話。在他看來,創造神話是對客觀真理的發現,藝術家必須在精神上與神圣統一體相連,使神話成為個人內在經驗,最終揭示超自然的現實。伊萬諾夫對象征主義的區分和詮釋帶有強烈的主觀色彩,但其本質還是指向象征派希冀通過藝術抵達超現實真理以改造世界的理想。整體而言,象征派的“創造神話”有著明確的形而上學指向,即通過藝術重建人與神圣的統一體。

正是在詩人應通過“創造神話”來“創造生活”的理念指引之下,象征主義者的創作實踐越出了文學領域。他們不止重述或改編傳統神話情節,也不止在詩歌文本中書寫和編織神話,更試圖在生活文本中進行神話創作,正如國內學者鄭體武所言:“象征派詩人所使用的神話元素——形象不但協同進入了文本,還作為最真實的現實本身被體驗著。”因此,可以認為,“創造生活”與“創造神話”構成了象征主義神話思維的一體兩面,而“占據創造生活范式中心位置的是‘新神話文本’概念,即作者個人行為的神話化”。也就是說,被創造的神話是詩人親歷的事件。

白銀時代不少詩人都創造了關于自身的神話。巴爾蒙特自認為是維京人的后代,但其祖上是不是蘇格蘭或斯堪的納維亞的水手并沒有確鑿的證明,詩人是為了應和對自由的追求,并加強讀者對自己詩歌的印象,才創造了關于個人出身的詩意想象。別雷則將自己和追隨索洛維約夫哲學的同道比作古希臘神話中尋找金羊毛的阿爾戈英雄,他們追尋的“金羊毛”便是索洛維約夫的宗教哲學理想。象征派詩人還有一些頗具悲劇意味的神話實踐。其中最有名的是勃洛克創造的“美婦人”神話。他與妻子柳鮑芙·門捷列娃的婚姻關系一開始就被神話化:勃洛克扮演中世紀騎士,門捷列娃則是騎士所侍奉的美婦人的化身,也是永恒女性的象征,其后還有別雷的加入,他們特殊的結合最終卻以解體告終。象征派詩人杜勃羅留波夫創造的關于永恒流浪者的神話同樣具有代表性。他早年以頹廢的生活方式聞名,后轉向另一個極端,完全放棄文學創作,離開文明世界,最終作為一個流浪漢結束一生。以上案例,無論是為出身附加傳奇色彩,還是將人際關系納入象征秩序,抑或以生命本身踐行某種理想,內在動力都是象征派詩人將個人生活轉化為神話的沖動。勃洛克、門捷列娃夫婦與勃洛克《美婦人集》,圖片來源:Bing除了將個人生活審美化、神話化之外,象征派詩人還采用文學策略來表達“創造生活”“創造神話”的渴望,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匿名、化名或托名寫作。勃留索夫在象征主義興起之初曾化名不同詩人出版了三卷本著作《俄國象征主義者》,制造出流派人多勢眾的假象,后來更以女性身份創作了《涅莉之詩》,試圖拓展抒情主體。詩人霍達謝維奇曾使用女性化名伊麗莎白·馬克謝耶娃發表過詩作。詩人尼古林還借俄國文學史上的經典化名科濟瑪·普魯特科夫設想出他的侄孫女詩人安熱莉卡·薩費揚諾娃,以她的名義創作諷刺詩歌,從而構造了虛構身份的族譜。這些嘗試表明,部分象征派詩人已不滿足于以真實身份直接言說,而是開始有意識地將自我隱藏于虛構署名之后,以另一種身份進入文學場域。然而,這些實踐大多停留在化名層面,而且這些化名背后的真實作者的身份往往很快暴露,其作品在文學圈子中的影響也迅速瓦解。真正將虛構的沖動推向極端、構建出一個擁有完整命運與獨立聲音的人物形象的實踐,則是假托加布里亞克事件。二、切魯賓娜·德·加布里亞克神話的構建

身處象征派核心圈層,沃洛申和德米特里耶娃也積極參與了“創造神話”觀念的實踐。他們兩人聯手,采用文學假托的方式,虛構出一位名叫“切魯賓娜·德·加布里亞克”的女詩人,賦予她豐滿的形象和完整的聲音,并以她的身份進入文學界,由此完成德米特里耶娃自身的神話化。德國詩人、翻譯家岡特當時生活在俄國,是《阿波羅》雜志的撰稿人,他親身經歷了假托事件。在后來的回憶中,他談到白銀時代的文化習氣對沃洛申和德米特里耶娃的影響:“這個奇特的故事非常符合那些年的征候,當然,類似的由愛情和虛榮造成的變裝表演在任何時候都可能發生。但那個時代以其刺激人心的游戲和對心靈偽裝的偏愛,為特殊的毒蘭花的生長創造了肥沃的土壤。”

虛構女詩人這一計劃的發起人是沃洛申。他是一位極具浪漫主義情懷的詩人,癡迷于想象。同時代人曾這樣評價他:

他真誠、誠實,完全不會故意欺騙,不會有意識地撒謊。但是他內心深處有一種無法抗拒的“想象”的需求——而且,與他的樂觀相反,他主要想象一些可怕的、超自然的、神秘的東西。他想象得如此有力和清晰,以至于不僅能夠說服別人,而且能夠說服自己相信他所幻想和想象的現實——這比騙過旁人要困難得多。

從這段評語不難看出,沃洛申不僅把想象作為自己內在的需求,還愿意將自己的想象體驗為真實,這種心理特質使他天然地親近神話,渴望成為神話的創造者。除了德米特里耶娃,他還曾鼓動女詩人茨維塔耶娃與他一起創造神話,建議她以一位虛構的詩人“別杜霍夫”或一對虛構的雙胞胎“克留科夫”兄妹的名義寫詩,但是遭到茨維塔耶娃的拒絕。1908年,沃洛申與德米特里耶娃在伊萬諾夫家的“塔樓”聚會相識,隨后,兩人建立起密切的聯系。1909年,時值《阿波羅》創刊之際,他們在沃洛申位于克里米亞的別墅度夏,沃洛申建議德米特里耶娃同他一起虛構一位女詩人并假托其名義向編輯部投稿。

德米特里耶娃同意了沃洛申的提議。她之所以愿意參與這一創造實驗,與其出身和生活經歷有關。德米特里耶娃出生于圣彼得堡一個貧窮貴族家庭,父親是具有瑞典血統的教師,母親是烏克蘭人。德米特里耶娃本人自幼患有肺結核,身體不好且有輕微腿疾,曾在帝國女子師范學院學習中世紀歷史和法國中世紀文學,后又前往巴黎索邦大學旁聽,學習西班牙中世紀歷史和文學,職業是彼得羅夫斯基女子中學一位普通的女教師。因為疾病和身體殘疾,德米特里耶娃很早就感受到生命的殘酷。不完美的外在給她帶來了一定的束縛和限制,因此,她希望通過想象從此岸的現實生活跨越到彼岸世界,宗教和神秘主義成為她在黑暗中求索理想世界的途徑。這種對現實之外的更高真實的渴求,與象征派試圖通過藝術超越經驗現實、抵達本體世界的美學追求恰相契合。在自傳里她這樣寫道:

在童年,十四五歲的時候,我就夢想成為一個圣人,并為自己身患黑暗的未知的疾病且接近死亡而開心。我有整整十個月沉浸在黑暗中,我失明了,當時我才九歲。我完全不害怕,也不怕死,我有七年都想去死,為了見一下上帝和魔鬼。這種想法持續至今。那個世界對我來說具有無限的吸引力。我覺得,我生活中所有的謊言都會變成真理,在那里我就能以我想要的方式去愛。

就這樣,德米特里耶娃借神話超越現實缺陷的渴望與沃洛申對創造神話的迷戀產生了共鳴。對于德米特里耶娃而言,通過虛構一個外在的、全新的身份,她可以將自己對彼岸世界的向往、對成圣的渴望,以及對自身命運的悲劇性感受,轉化為一個可以被閱讀、被膜拜、被愛的嶄新形象。詩歌和神話成為她和沃洛申共同重構生活的方式,由此,“切魯賓娜·德·加布里亞克”開始成形。

這一人物的創造始于命名。在這里,名字不只是符號,也是新生命誕生的原點,是虛構世界得以展開的基石。整個神話創造的核心就在于如何借用一個名字并圍繞它建構起完整的世界。沃洛申和德米特里耶娃兩人最先確定的是這個虛構女詩人的姓氏“加布里亞克”。沃洛申和德米特里耶娃曾在海邊撿到過一根葡萄藤,他們把它想象成一個男性海妖——“有一只手,一條腿和一張表情和善的狗臉”。隨后兩人翻閱讓·博丹的《惡魔學》,給這只海妖取名為加布里亞赫。沃洛申把這根名為加布里亞赫的葡萄藤贈送給德米特里耶娃。當德米特里耶娃需要虛構一個名字向《阿波羅》投稿時,兩人決定選擇加布里亞赫作為姓氏,只是修改了最后一個字母變為加布里亞克。從一根葡萄藤生發出的想象,就這樣成為一位虛構女詩人姓氏的來源。海邊的葡萄藤本是枯朽之物,沃洛申和德米特里耶娃卻從中看見一個奇異的生命,并賦予其栩栩如生的形象細節——擁有一只手、一條腿以及一張和善狗臉的海妖,這個經由想象賦予生命的審美過程本就是象征派創造神話理念的體現。沃洛申和德米特里耶娃把他們創造的“神話”再向前推進了一步,海妖變成了女詩人,海妖殘缺的身體也與德米特里耶娃的生命體驗形成了微妙的呼應。此外,他們還在姓氏中添加了彰顯貴族身份的標志——“德”(де),以使這位虛構的女詩人更具貴族氣質。至于名字,兩人決定選取“魔鬼”(черт)一詞的第一個字母“ч”。德米特里耶娃又借鑒了美國小說家布勒特·哈特的作品《電報山的秘密》中女主人公的名字,最終確定為切魯賓娜(Черубина)。不過,也許沃洛申記憶有誤,也許是俄語翻譯的問題,根據查證,小說女主人公其實名叫徹麗,只與切魯賓娜第一個音節相同。

兩人在“切魯賓娜·德·加布里亞克”這個名字中融入的巧思還不限于此。從詞源來看,加布里亞克“Габриак”與天使長加百列有關,后者在俄語中為“Гавриил”,兩個詞發音很接近;切魯賓娜“(Черубина)”則可與智天使基路伯“херувим”聯系起來,“Черубина”的發音與西班牙語中的基路伯“querubín”一詞相近,而“querubín”轉寫成俄語是“черубим,也與基路伯的俄語“херувим”十分接近。德米特里耶娃曾學習西班牙歷史和文學,這些靈感應當歸功于她的文史修養。加布里亞克后來發表詩作《將自己名字贈予我的基路伯在哪里……》,或許正是有意透露“切魯賓娜”與基路伯天使存在關聯,而基路伯后來亦成為其詩歌的重要主題。根據“切魯賓娜”與魔鬼一詞首字母相同的設定,我們可以看出,沃洛申和德米特里耶娃在創造這位女詩人時,有意將兩種神秘的本質——“燃燒的光明的本質(來自基路伯)和罪惡的黑暗的本質(來自魔鬼)”一同匯聚于她的形象中。“切魯賓娜·德·加布里亞克”這一姓名從詞源上預設了其承載者內在的張力與矛盾——天使與魔鬼的雙重血統,使她的神話從一開始就內含著光明與黑暗的永恒角力。

確定了詩人的名字之后,沃洛申和德米特里耶娃進一步為加布里亞克這個人物填充具體的身份與血肉,使她真正“活”起來。這是文學假托機制得以順暢運行的關鍵,因為“每一個假托都在創造作者,也即是勾勒其世界觀的輪廓并尋找藝術表達的方式”。沃洛申和德米特里耶娃為加布里亞克選取了天主教徒這一身份:“我們讓切魯賓娜成為一個熱情的天主教徒,因為當時這個主題在彼得堡還沒有被使用過。”圍繞這一身份,他們不斷豐富其身世細節,最終建構出了這樣一位女性形象:年僅18歲,西班牙血統的貴族少女,在修道院長大,篤信天主教;法國父親嚴厲專制,俄國母親早已離世;她自幼罹患肺病,面容蒼白,在幽居中孤獨度日。

上述形象并非完全來自沃洛申和德米特里耶娃的憑空想象。學界考證發現,該形象有兩個主要來源。其一是16世紀西班牙的圣女、羅馬天主教會的神秘主義者圣特雷莎。圣特蕾莎出身西班牙貴族家庭,在托萊多的修道院長大,一生追求上帝、渴望成圣,她所秉持的苦行和沉思強烈地吸引了自幼染疾的德米特里耶娃。其二是法國超自然小說家維利埃·德·利斯爾 - 亞當哲學戲劇《阿克西埃爾》中的女主人公。沃洛申1909年夏季正在翻譯這部作品,劇中的女主人公出身高貴,容貌美麗卻性格陰郁,被拘禁在修道院中,與加布里亞克的形象特質十分相似。

沿著貴族少女與天主教徒這樣的身份設定,加布里亞克的詩作也相應地圍繞著幾個相互交織的核心元素展開:古老而沒落的貴族譜系、被幽禁的悲劇命運、天使與魔鬼交織的精神本質,以及充滿迷狂色彩的宗教激情。在《我們的徽章》一詩中,她追溯家族的古老歷史,慨嘆自身的末裔身份:“我的徽章上是一面深紅盾牌,/明凈的底色上毫無印痕。/但命運將它托付給我,/我是家族中最后一個桀驁的靈魂……”在《我的居處大門上了鎖》中,幽閉的空間、失落的鑰匙與守護的黑天使共同構筑起一個悲劇性的意象世界:“我的居處大門上了鎖,/鑰匙卻永久性地失落,/于是黑天使,我的庇護者/手持燃燒的盾立在旁側。……我的黑暗也無法照亮/無比自豪的紅寶石……/我接受了我們古老的標志——/切魯賓娜神圣的名字。”這首詩同時也是對“切魯賓娜”之名所蘊含的雙重本質的詩意確認:她既與智天使基路伯相關聯,又因其名字首字母“Ч”而指向魔鬼,詩中“黑天使”的形象正是這一雙重血統的具象化——他既是守護者,又屬于黑暗。這種黑與白、路西法與基路伯交織的意象,使加布里亞克的形象平添內在張力和神秘感。而在《我懷著夢想接近驕傲……》一詩中,宗教激情獲得了最為集中的表達,每一節的末尾都是向基督發出的急切呼告:“基督的肉身,讓我成圣吧!”“基督的痛苦,請治愈我吧!”“基督的激情,請給我力量!”“基督的寶血,請讓我沉醉!”這種迷狂的呼求與圣特雷莎的超驗體驗形成了深刻的呼應,沃洛申也證實了這一點:“切魯賓娜·德·加布里亞克以圣特雷莎為榜樣,像女人談論男人一樣談論基督。”通過這樣的詩化呈現,特別是在詩歌中直接言說自己的名字,慨嘆自己的身世和命運,加布里亞克作為詩歌創作者的現實形象漸漸豐實起來。《阿波羅》雜志的主編馬科夫斯基在讀過其詩作之后就曾產生這樣的印象:“女詩人仿佛不由自主地談起自己,談起自己迷人的外表和神秘而悲傷的命運。”

文本中的自我呈現將詩歌“作者”加布里亞克塑造成一個神秘魅惑的形象,激起了編輯和讀者的極大好奇。當然,這一塑造仍屬美學層面的建構,尚未脫藝術虛構的底色。而真正使加布里亞克神話得以成立,換言之,真正讓眾人相信這個創作者是實存人物的關鍵,在于沃洛申與德米特里耶娃的另一種“創造”手段——假托加布里亞克的名義寫信。德米特里耶娃于1909年9月向主編馬科夫斯基寄出了第一封信件,在后續的通信和電話中,她不斷透露自己的身世和日常生活來激起后者的好感與好奇心。據沃洛申回憶,當時馬科夫斯基忍不住向她求證自己的猜測——“切魯賓娜的父親是法國南方人,母親是俄國人,她在托萊多的修道院長大”等等,德米特里耶娃對此并不辯解,反而全部默認。沃洛申也深度參與通信:“如果說在詩歌中我只提供想法,盡可能少參與執行,那么切魯賓娜與馬科夫斯基的通信則完全由我負責。”他利用與馬科夫斯基的熟稔關系,根據后者的反應與德米特里耶娃合擬回信。另外,《阿波羅》首次發表加布里亞克的詩歌之時,于同期刊載了沃洛申的評論《創作的面容——切魯賓娜·德·加布里亞克的占星圖》。在這篇文章中,沃洛申明確提到兩位法國后期浪漫主義作家,即小說家巴爾貝·多爾維利和前文提過的維利埃,將加布里亞克與他們列入同一文學傳統:“維利埃·德·利斯爾 - 亞當,巴爾貝·多爾維利——這些名字有助于確定切魯賓娜·德·加布里亞克的歷史星座。”沃洛申以評論家的權威口吻作出的此番評述,不僅使眾人更加相信女詩人的存在,也為提升加布里亞克的文學地位推波助瀾。最終馬科夫斯基對加布里亞克的身份深信不疑,他甚至愛上了這個自己從未謀面的神秘女性,還向對方獻詩:“讓我們的長談/于你只是偶然的消遣。/你用瘋狂而狡黠的夢想/在我心中點燃愛情的篝火。/在夜晚的寂靜中我悲傷不已,/不知你是女神還是騙子。/但我愛你的聲音和話語,/還有溫柔的身姿,公主般蒼白的面容……/你,你,如同但丁的貝雅特麗齊,/我將在時間中用我的詩句祝福。”詩句表達的情感或許有夸張的成分,但毋庸置疑的是,加布里亞克實實在在地攫住了編輯部眾人的心。一個從未存在過的人,僅僅憑借詩歌與書信,就令現實中的詩人為之傾倒——這恰恰是神話創造所希望抵達的境界。

然而,欺騙終究難以為繼,加布里亞克神話僅維持了短短兩三個月便迅速走向破滅。加布里亞克一直拒絕露面是引人懷疑的主要原因,加之德米特里耶娃與沃洛申本身便是象征派圈中人,許多人與之相熟,對他們本就心存猜測。當時岡特與德米特里耶娃交好,他引導女詩人說出秘密,逐漸將真相傳播開來,隨后的爭執甚至引發了古米廖夫與沃洛申的決斗。假托真相的最終暴露使德米特里耶娃成為眾矢之的,她被斥責為騙子,其作品也被質疑是沃洛申代筆。聲名驟降之下,女詩人逐漸退出主流文學圈,隨后嫁給工程師瓦西里耶夫,遠走中亞,轉而從事人智學研究,直到晚年才恢復詩歌創作。

綜觀加布里亞克神話的構建與破滅,不難看出,沃洛申和德米特里耶娃的創造途徑是明確的欺騙無疑,但他們的虛構并非一時心血來潮,而是有著精巧的設計和系統性的實踐。在這一神話短暫的存續期間,它展現了象征派詩人如何試圖將藝術的魔力延伸到生活之中,將一個普通的中學女教師轉化為令整個首都文學圈為之傾倒的神秘天才,因而成為象征派諸多創造神話的實踐中一個有傳奇色彩的案例。

三、美學實驗的倫理困境:性別、詩人身份與神話的限度

加布里亞克實為虛構人物的真相被揭露之后,《阿波羅》編輯部的成員普遍感到被欺騙與羞辱,該事件最終被視為一場文學惡作劇和丑聞。加布里亞克也逐漸被淡忘。從詩歌本身的藝術性而言,加布里亞克的確不是白銀時代的一流詩人,她能夠回歸俄國文學史的視野,得益于20世紀末以來學界對女性寫作的興趣和重新挖掘,當下的研究也多從性別視角展開,把加布里亞克的塑造與白銀時代推崇的永恒女性形象聯系起來,將之視為迎合當時文學期待和男性幻想的產物。德米特里耶娃的傳記作者波戈雷拉婭就指出:“既然那個時代主要的抒情象征是勃洛克筆下的‘美婦人’‘陌生女郎’‘雪面具’等等,——那么,就必須將這位‘美婦人’引入《阿波羅》,……為了讓那正在消逝卻依然強大的俄國象征主義時代本身以女性的聲音從雜志的書頁中發出……”她還寫道:“這位從《阿波羅》書頁中出現在讀者眼前的新的女詩人,只有當她的詩意形象與某種內在的輪廓相吻合,與讀者對她的秘密想象相吻合的時候,才會被真正認可。”這里所謂的“某種內在輪廓”和“秘密想象”指向的均是永恒女性。還有學者更為激進地指出,加布里亞克的創造是把作為寫作主體的女性置換為愛的對象:“她是一個男性愛情的美麗幻想對象——完美、缺席、無形,幾乎沒有性別,只是作為一種額外的活動,一件令人愉悅的奢侈品或時尚的怪癖,碰巧寫作‘女性詩歌’而已。”

的確,這一事件深刻鑲嵌在白銀時代的性別話語之中。受社會政治變化,特別是婦女解放運動的影響,白銀時代的俄國女性參與文學事業的積極性大增,女性寫作成為盛行一時的文學景觀。然而,自古以來期待女性寫作者擁有美貌的傳統依然存在。女詩人吉皮烏斯曾以諷刺口吻描摹男性知識分子對女性的態度:“我們不和女人相比,不像[我們自己]相互之間那樣跟她們談話。我們不感興趣……如果她們不‘漂亮’的話。”這揭示了一個殘酷的現實:女性進入文學場域,其才華的認可度常常與她的外貌、是否符合男性對女性氣質或繆斯的浪漫想象掛鉤。沃洛申和德米特里耶娃對加布里亞克的塑造同樣受到這種影響。根據沃洛申的回憶,《阿波羅》編輯部的主編馬科夫斯基十分講究文雅做派,相貌普通的德米特里耶娃明顯不符合其喜好。德米特里耶娃給沃洛申的信中也表示過對外在形象的隱憂:“我的外在生活如此糟糕,如此丑陋和孤獨,我害怕;擔心這是內在的反映。”顯然,兩人都意識到德米特里耶娃的外表可能會影響文壇對她的評價。加布里亞克的真實身份暴露之后,德米特里耶娃遭受的非議和攻擊也印證了這一點,關于她丑陋的傳說甚至構成了后世對加布里亞克的主要認知。馬科夫斯基在見到真實的德米特里耶娃時表現出受到巨大沖擊:“一個微跛、身量不高、相當豐滿的黑發女人進了房間,腦袋很大,前額過度隆起,嘴巴嚇人,里面露出尖利的牙齒。她非常丑陋。”他無疑把德米特里耶娃看作了一個怪物,但實際上,從留下的照片來看,她并沒有如此丑陋不堪。

但性別因素僅是加布里亞克事件的一個側面和表象。關于這一虛構女詩人的討論,仍須回到其創造者的初衷上來,即對生活與藝術關系的重構,以及用藝術去改造生活的企圖。德米特里耶娃與沃洛申的本意,是通過創造神話建構理想形象以解放自身、言說自我;而《阿波羅》編輯部所期待的女詩人,本質上是德米特里耶娃與沃洛申的一種美麗想象。這意味著兩位象征派詩人的美學實驗演變成了一場倫理試驗。

對德米特里耶娃和沃洛申這兩位神話創造者而言,藝術改造生活的邏輯從一開始就無法成立。無論是加布里亞克這位被虛構的女詩人,還是更廣義的藝術幻象,創造物無法真正“活”過來。如果在美學層面認為它“活”過來了,也不過是創造者的主觀意識暫時遮蔽了現實,而非真實的改造,它始終蒙著一層幽靈的陰影。兩位詩人并未明確表示過他們是否真的相信自己創造的神話,但從假托執行者德米特里耶娃后來陷入的分裂與迷茫來看,她無法做到真正相信她即虛構出的自己。按照最初的設想,加布里亞克是德米特里耶娃的理想自我,她在此面具之下得以自如表達,然而詩歌卻顯露出她內心的矛盾。在加布里亞克被創造之前,德米特里耶娃所寫的《你要照鏡子》一詩,宛如一則精準的預言:

你要照鏡子,

不停地照,

里面不是你的臉,

鏡子里有個活生生的

另一個你。

……別作聲,別說話……

照吧,照吧,少許邪惡和恐懼,

閃閃發光的謊言

用塵土創造了你的形象,

于是你活著。

你活著,別動,且聽:

鏡子里面,鏡子深處,——

水下的花園,珍珠的花朵……

啊,不要朝后看,

你在此地的時日已成泡影,

你在此地的一切將被毀掉,

活在鏡子里吧,

這里只有謊言,這里只有

肉身的幽靈,

偶然射來的一束光

會在瞬間點燃漩渦里的金剛鉆……

愛情。——此地沒有愛情。

別折磨自己,別這樣。

不停地照鏡子吧,

鏡子中的你——活生生的,

只是不在這里……

這里鏡子的意象正是藝術虛構的隱喻,它只能制造表象,無法觸及現實。鏡中光彩奪目的自我伴隨想象與謊言,預示無可避免的焦慮與缺失。后來,在以加布里亞克名義創作的詩歌中,德米特里耶娃再次回到了“鏡中自我”這一主題:“是命運讓我成為/虛幻的王位的女王”“一如我,深受憂傷的煎熬,/一如我,沉湎于自己的夢幻”“我將在異鄉的草原上死去,/我無法打破被詛咒的圓圈。”這些都是對神話終將破碎的預感。德米特里耶娃清楚,虛構的自我與她的生命缺少本質的連接,所以她不可能真正信任并融入自己創造的角色之中。這種不信任的根源,在于創造神話中的藝術虛構本質上就是一種有意識的自我欺騙。

當虛構無法提供真實的生存根基,分裂便成為必然,詩人不得不直面真實作者與文學人格之間的斷裂。拒絕沃洛申提議的茨維塔耶娃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當時她反問沃洛申:“馬克斯!——那我剩下什么?”德米特里耶娃卻在釀成悲劇之后才深刻體察到這一點,她后來多次寫信給沃洛申袒露不安和困擾。在1910年3月15日的信中,她這樣寫道:“如果有人有罪,那一定我。我正處于一個巨大的十字路口。我離開了你。我不會再寫詩了。我不知道我會做什么。馬克斯,你一時激發了我的創造力,但是后來又永遠拿走了它。就讓我的詩成為我對你愛的象征吧。”1912年6月18日的信中她更直接表示“作為個人的藝術已經永遠離開了我的生活”。創造神話本質上要求詩人將自我工具化,成為某種更高理念或更完美形象的載體。然而,藝術可以改變藝術家本人的自我認知,卻不能改變藝術之外的現實世界。這場實驗最終未能實現生活與藝術融合,反在德米特里耶娃身上制造了更深的裂痕。

從編輯部和讀者的接受來看,他們的反應則表明創造加布里亞克神話這一行為藝術實際上照見并迎合了當時的文化勢利。岡特曾回憶編輯部對加布里亞克的“集體迷戀”:“所有人都崇拜這位迷人的陌生女子。她的詩歌確實扣人心弦,每個男人都應該對她憂傷而孤獨的處境懷有騎士般的同情。”但這究竟是出于對藝術的尊崇,還只是一種基于幻想的自我感動?讀者的期待與想象,幾乎全部建立在加布里亞克是一位真實的貴族天才少女這一前提之上。她不僅要美麗,還必須擁有特殊的身份與命運。但德米特里耶娃究竟是貴族少女還是普通教師,不應影響對其詩歌的判斷。然而,編輯部在得知真相后的態度表明,象征派并非像他們宣稱的那樣超越現實,相信藝術具有至高無上的價值,實際上,他們也不相信“創造神話”可以超越現實,編輯部和讀者均難逃虛榮心作祟之嫌。藝術試圖超越生活,但實際上依然完全遵循現實的規則。

馬科夫斯基事后回憶起自己為何會覺得現實中的德米特里耶娃丑陋:“或者是因為與我這幾個月想象出的美麗形象相比較讓我這樣想?一切變得可怕。神奇的夢境瞬間沉入永恒,永遠結束,殘酷、駭人、恥辱的現實進來了。反感到流淚,同時也為她——切魯賓娜遺憾到流淚……”這段自白表明,他并非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此前愛慕的對象在很大程度上是想象的產物——他將切魯賓娜稱為“神奇的夢境”,認為自己被外貌平平的女教師所吸引是一種恥辱,這意味著承認自己先前的愛慕中包含著對貴族身份和異域美貌的勢利想象,這實際上已經承認他自己也參與了虛構。然而,這對他的自尊而言難以承受。因此,他并未由此反思自己的虛榮,反而將幻滅的羞恥感轉化為對德米特里耶娃的厭惡。他將切魯賓娜與德米特里耶娃完全割裂:前者是他配得上的美麗夢幻,后者則是欺騙他的丑陋騙子。由此可見,創造神話的藝術本想改造生活,但實際在迎合生活,象征派的藝術實踐方式依賴貴族精英姿態和永恒女性迷思,它植根于不平等的社會結構,同時也在鞏固它,因而沒有也不可能真正改造生活,神話破滅的結局證明它只是復刻了生活既有的權力邏輯。

因此,無論是象征派神話的創造者還是接受者,在面對藝術與生活的關系時均陷入搖擺和自相矛盾,這共同揭示出“創造神話”理想的虛妄。事實上,象征派并非沒有意識到自身的困境。1905年革命及此后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一系列社會劇變,迫使象征派走出藝術的象牙塔,重新審視周圍的一切,他們發現,以藝術改造生活的學說越來越被證明只是一種烏托邦式的崇高幻想和一種道德上的激情。在加布里亞克神話之前,勃洛克等年輕象征派詩人所追求的美婦人神話已經走向破滅。1906年,勃洛克寫下《滑稽草臺劇》,這部作品被公認為反思象征派彌合生活與藝術這一理想破滅的重要文本之一。詩人皮亞斯特曾評論道:“夢寐以求的東西最后都變得如此平淡無奇,美婦人是紙殼的,是‘玩偶’,酸梅果汁代替了血,面具代替了‘面孔’,——所有這一切在第一時間出自一個‘彼岸’歌手之口,其效果仿佛一顆炸彈,直傷人的心……”神話本應指向神圣和真理,最終卻演變為庸俗的假面戲劇。這種破滅感與《阿波羅》編輯部得知加布里亞克真相后的反應可謂如出一轍。加布里亞克誕生之際,象征主義已發展至晚期,面臨諸多危機。這一虛構人物的創造,或許暗含著挽救象征主義的意圖,但終究未能如愿。正如假托事件親歷者岡特后來所言,加布里亞克乃是“垂死的象征主義的危險象征”。

當象征派走出白銀時代特定的精神氛圍,以更務實的眼光審視自己“創造神話”與“創造生活”的實踐,便不難發現其精神世界與物質世界之間的深刻裂痕。同時代人霍達謝維奇的回憶也精準地捕捉到這一點:象征派詩人狂熱地追求超越性的精神體驗,為此

竭力地相應改變自己的思想、生活、人際關系,甚至自己的生活習慣本身,這也導致象征主義者們不斷在自己面前矯揉造作——他們仿佛是在一個氣氛熱烈的演出即興作品的戲臺上表演著自己的生活。他們知道這是表演——但表演也成就了真實的生活,不過所付出的代價可不是表演,而是實實在在的。

勃洛克、勃留索夫等人后來的創作轉向,已明確印證了放棄神話、向現實回歸是必然的選擇。他們所追求的藝術與生活的同一性,本質上是試圖用審美原則統攝現實,但藝術邏輯與社會邏輯之間存在根本區別。神話建構的意義世界是自足的,而現實世界則受到各種偶然因素和外部力量的制約。因此,象征派所創造的神話始終難以真正進入社會生活。加布里亞克可以短暫地存活于文學交際場,但一旦觸及社會現實,便會被擊碎。神話可以改變個人對世界的感受方式,卻無法改寫社會關系的運行規則。加布里亞克的破滅,歸根結底是象征派試圖用藝術神話改造生活這一理想在現實面前的必然失敗。

總的來看,加布里亞克事件加劇了象征派內部早已存在的分裂。象征派的兩大潮流雖都強調藝術的至高地位,但其取向存在根本差異。以勃留索夫、巴爾蒙特為代表的老一輩象征派深受尼采哲學的影響,側重詩人的自我表達與形式完美,傾向于遁入永恒的審美世界。這種過度看重“純藝術”、使詩歌遠離現實的孤決姿態固然有其局限性,但整體而言仍停留于審美領域,其內在邏輯是自洽的。而以勃洛克、別雷為代表的年輕一代則更傾向于神秘主義,他們在索洛維約夫宗教哲學的啟發下,試圖賦予藝術以改造生活的力量。假如說前者是個體化的悲觀逃離,那么后者則是寄希望于烏托邦式的普世救贖。美婦人、加布里亞克等神話的相繼破滅,使藝術改造生活的合法性遭到廣泛質疑。如果“創造生活”“創造神話”最終導向的是欺騙與幻滅,那么這些理念便無法承擔其自許的救贖使命。這一結果迫使象征主義者重新審視自身立場,思考如何重新建立與現實的聯系。隨著象征主義走向衰落,阿克梅主義和未來主義等新興思潮開始對其發起挑戰,反對其神秘主義與神話化傾向,主張回歸世界的物質性與清晰性。加布里亞克等事件恰好為這些反對者提供了有力的論據,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象征主義的式微。它標志著白銀時代這一詩歌主潮逐漸讓位于其他流派,也預示著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俄國詩歌需要重新思考藝術與生活、虛構與真實之間的關系。

結語

加布里亞克神話的生成與破滅,是俄國象征派“創造神話”觀念的一次極端化實踐。在這場短暫而傳奇的美學實驗中,德米特里耶娃與沃洛申試圖以虛構身份為媒介,將藝術從文本的邊界拓展至現實生活,使詩人本人成為神話的載體。從積極的一面來看,加布里亞克事件展示了創造神話所蘊含的藝術創新性。這種自我塑造的嘗試,一定程度上是一種具有解放意義的美學行動,它證明了想象的力量可以改造個體對自身可能性的感知。不過,這場實驗的失敗更富有啟示意義。一方面,德米特里耶娃在假托中的分裂和痛苦表明,創造神話中的虛構本身就缺乏堅實的現實根基。創造者固然可以賦予作品生命,卻無法將自身完全化為作品。藝術與生活的融合,理應從生活中汲取源泉,而非讓藝術的法則凌駕于生活之上。另一方面,該事件揭示,以《阿波羅》編輯部為代表的俄國詩壇對加布里亞克的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基于詩歌本身的審美價值,而是建立在對貴族血統、異域風情、神秘命運等外在符號的迷戀之上。這意味著,從始至終,俄國詩壇遵循的是現實主義邏輯。

從文學史的角度看,加布里亞克事件遠不只是一則文壇軼事。它為我們理解白銀時代的文化氛圍和文學生產機制提供了一個極為鮮活的剖面,生動展示了在那個時代,詩歌不僅是文本的創作,更是作者和讀者在互動中共同作用產生的“事件”。此外,它還昭示了一點,藝術創造者的主觀意志是有邊界的,藝術介入生活的實際效力,取決于它是否遵循了現實世界自身的運行邏輯。正因象征派以如此激進的方式遭遇失敗,加布里亞克事件才愈發引人深思,成為現代主義文學史上值得一再審視的案例。它提醒我們,當藝術試圖僭越現實的邊界,便必然觸碰某種不可逾越的倫理限度。

(原文載《外國文學動態研究》2026年第3期“俄國文學評論”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