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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曼逝世170周年|穿越瘋狂,聽見純粹的詩意
來源:澎湃新聞 | 章方思琪  2026年07月30日10:09

1856年7月29日,浪漫主義時期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羅伯特·舒曼在德國波恩附近的恩德尼希精神病療養院離世。美國詩人瑪麗·奧利弗曾在一首名為《羅伯特·舒曼》的詩中,從精神病院的幽暗中回望早年的舒曼:

幾乎沒有一天我不曾想起他,

在精神病院:比現在的我

更年輕,正步履艱難地走過長長的路,

穿越瘋狂,走向死亡。

在這個世界的每個角落,他的音樂

自在地響起,而他

卻無法做到。現在我理解了

有些事如此恐怖,如此驚人——

精神如何附著于它熟悉的路,沖過

十字路口,就像飛絮

附著于日常之物。是的!

幾乎沒有一天我不會

想起他:比如,十九歲,正是

德國的春天,

他剛剛認識了一個名叫克拉拉的女孩。

他轉過街角,

擦去鞋底的灰塵,

哼著小曲,跑上黑暗的樓梯。

詩人將暮年的、艱難地穿越瘋狂的舒曼,和沐浴在春日陽光下、有著蓬勃創造力、心中的愛情剛剛萌發的舒曼,放在同一個畫面中,也會讓讀者想起他熱烈敏感的音樂與坎坷多難的生命。

170年后的今天,讓我們通過舒曼的傳記、本人的音樂評論以及音樂史學者的闡釋,共同走進羅伯特·舒曼的生命與音樂。

羅伯特·舒曼(1810年6月8日-1856年7月29日)肖像畫,約1839年

在文學與音樂中長大

1810年6月8日,舒曼出生于薩克森州的茨維考,彼時的歐洲正是浪漫主義潮流興起的時期。保羅·亨利·朗在《西方文明中的音樂》中指出,浪漫主義時代的音樂試圖恢復更早時期的形式與素材,并將文學的內在邏輯引入音樂結構之中。而舒曼的成長經歷也順應了他所生活的時代里這種音樂中的文學傾向。

《西方文明中的音樂》,【美】保羅·亨利·朗/著 顧連理、張洪島、楊燕迪、湯亞汀/譯 楊燕迪/校,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上海貝貝特,2014年6月版

少年舒曼在一個藏書豐富的私人圖書館里長大,父親奧古斯特·舒曼是一位書商,不僅經營出版,還創辦周刊,翻譯瓦爾特·司各特和拜倫的作品,出版了大量外國文學作品的普及版,切實促進了大眾文化的傳播。于舒曼而言,文學的想象與音樂的表達向來是交織在同一片心靈土壤中的根系。他閱讀歌德、讓·保爾(Jean Paul)和拜倫,不僅大量寫詩,在學校組建文學聯合會,同時又創辦青年樂隊。

然而,按照當時市民階層的實用原則,對藝術的向往必須暫時讓位于體面的職業選擇。1828年,遵從家人的安排,舒曼進入萊比錫大學學習法律,隨后又于1829年轉往浪漫主義氣息濃厚的海德堡。舒曼四處旅行,在社交晚會和音樂活動中消磨時光,并在法學家蒂包特(Thibaut)教授家中接觸到了聲樂傳統。此時的他尚在法律的枯燥、文學的空想、鋼琴的演練以及早期作曲的沖動之間徘徊。直到1830年,舒曼在致母親的信中詳述了自己做出決斷前的內心掙扎:

二十年來,我的生活一直是詩與散文,或者說,音樂與法律之間的一場漫長斗爭……現在我站在十字路口,在這個問題面前不寒而栗。去往何方?我自己的直覺指向了藝術,我相信那是一條正確的道路。

在這封信中,舒曼用詩與散文來比喻他理解的在面臨生涯抉擇時糾纏的兩種力量。他最終頂住了家庭的壓力,選擇音樂,正是為了確立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詩意直覺。

此后,舒曼回到萊比錫,投入弗里德里希·維克門下,希望成為一名職業鋼琴演奏家。正是在這里,他結識了當時年僅11歲、已在鋼琴技藝上展露天賦的維克之女克拉拉。舒曼接受了嚴格的訓練,但他那不羈的想象力與枯燥的機械練習之間時常發生沖突。為了追求更獨立的指法和更完美的音色,舒曼嘗試了激進的練習方式,最終導致右手受傷,他不得不放棄成為職業演奏家的夢想。此后,作曲與評論成為他的主要工作。

克拉拉·維克,1832年

在舒曼的早期鋼琴作品中,一種兼具文學聯想的個人世界已經顯現。在他的第一部帶有編號的作品《阿貝格變奏曲》(Op.1)中,他虛構了題獻對象,將A-B-E-G-G的字母排列化作具體的音高序列,甚至在變奏中運用了倒影的對位手法,展現了將文字轉化為音樂動機的構想。緊接著第二部鋼琴套曲《蝴蝶》(Op.2)深受讓·保爾小說《少不更事的年歲》(Flegeljahre)啟發,多視角的敘事切換與雙胞胎兄弟沃爾特和武爾特的沖突,在舒曼的琴鍵上轉化為片段化的短曲結構、飄忽的調性、和聲的突轉。舒曼曾坦言,他從讓·保爾那里學到的對位法比從音樂老師處學到的還多。在《蝴蝶》的終曲中,他直接化用了傳統的祖父舞曲,并在結尾用反復敲擊的音符模仿時鐘敲響、人群散去的場景。在此,文學構思直接被舒曼化用為了支配聲部調度的內在法則。

《阿貝格變奏曲》開篇

先鋒的音樂評論家

除了作曲之外,舒曼還積極地寫作新銳的音樂評論來影響當時的音樂潮流,在《我們時代的音樂:羅伯特·舒曼文選》中,我們可以感受到舒曼作為音樂評論家的先鋒和犀利。在19世紀30年代的萊比錫,庸俗的沙龍趣味和迎合市場的機械炫技作品充斥著當時的演出曲目。為了對抗庸俗化的音樂洪流,給真正的藝術建立嚴謹的發聲渠道,舒曼在1834年參與創辦了《新音樂雜志》。他在1835年的新年社論中確立了清晰的方針:

我們最根本的方針一開始就確定了。它很簡單:記著過去的時代和作品,并且強調只有從這樣純粹的源泉,新藝術的美才能被培育出來;同時與最近的趨勢對抗,從反對一味追求技巧開始,最終為接受一個有詩意的新紀元做準備,并促進它的到來。

《我們時代的音樂:羅伯特·舒曼文選》,【德】羅伯特·舒曼/著 馬競松/譯,漓江出版社,2013年7月版

為了在評論寫作中獲得更廣闊的修辭空間與對話張力,舒曼虛構了“大衛同盟”這一文學化的聯盟,用以對抗當時一味追求技法的平庸趣味。他在“弗洛雷斯坦的懺悔節演說”中,以一種充滿舞臺感和狂飆突進精神的口吻宣告:

聚集在一起的大衛同盟,也就是致力于毀滅音樂和其他領域的平庸之輩的年輕先生們,我們的同盟越多越好!……一個偉大的人必須總是被上千個侏儒簇擁著嗎?那些微笑和鼓掌的人們真的認為他們理解他的志向是如此之高并且在無數的戰場戰斗過嗎?

在期刊文章中,弗洛雷斯坦(Florestan)與歐塞比烏斯(Eusebius)這兩個核心人物頻繁登場,拉羅大師(Raro)則時常作為居中調和的仲裁者出現。這些人物帶有明顯的文學譜系,其靈感可追溯至讓·保爾小說中的雙胞胎形象。弗洛雷斯坦代表著熱情奔放、沖動且充滿革新精神的聲音,而歐塞比烏斯則化身為溫柔、內省與充滿夢幻色彩的抒情者。允許沖動激進與內省夢幻這兩種相反的審美判斷在同一批評空間中發聲,則打破了當時樂評界溫吞體面的狀態。這種將文學虛構引入嚴肅音樂評論的策略,正是他思想中“詩與真”交織的體現。

《新音樂雜志》

保羅·亨利·朗對于舒曼的這種樂評風格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浪漫主義時期的音樂評論具有專家的評價能力、文學的技能、虛懷若谷、思想高超等特點,舒曼表現得最為突出,達到了頂點,后人無法與之相比。”音樂家在浪漫主義時期可以不再僅僅是宮廷或教會的雇員,也可以如舒曼一樣成為具備高度哲學思辨與文學素養的公共知識分子。

舒曼這種劇場化、人物化的樂評極大地幫助了新音樂進入公共視野。在1831年評論肖邦《唐璜》變奏曲的文章中,舒曼用場景劇的方式來書寫評論:

“致敬,先生們,一個天才!”尤西比厄斯一邊說一邊在我們面前展示了一首樂曲……肖邦的變奏曲在我的腦子里不斷地回響著,它給人的印象如此深刻,是純粹肖邦的……這個天才從每一個音節向你窺視。

他在樂譜的音符走向中聽出了喜劇人物在灌木叢后的躲藏與旋律的突轉。這種充滿現場感的文學形式幫助讀者在想象中先經驗了新音樂的視覺畫面與聽覺情緒,隨后才順理成章地接受了評論家的專業判斷。

到了晚年,他在《新途徑》中以同樣的敏銳發掘了當時默默無聞的勃拉姆斯:

我感到肯定從這樣的發展中會突然出現一個人,注定要表達出這個時代的最高的和最理想的方式,他會達到優勝,不是一步一步的,而是突然的……他的名字是約翰內斯·勃拉姆斯。

舒曼的判斷并非空泛的溢美之詞。他在文章中指出勃拉姆斯的奏鳴曲實際上有管弦樂般的寬廣思維,其鋼琴曲、奏鳴曲、弦樂四重奏氣質各異,宛如從不同源泉流出,展現了驚人的體裁跨度。基于這些聲音想象,舒曼預期這位新人必將進入合唱與多樂章管弦樂領域。他借用期刊的評論陣地,為浪漫主義新音樂的潮流舉薦了很多優秀的音樂家。

舒曼在音樂評論中創造的文學人格與對話方法,也進入了他自己的作曲實驗。在鋼琴套曲《狂歡節》(Op.9)中,“大衛同盟”的成員直接化作了鍵盤上的具體音符,不僅有肖邦、帕格尼尼的音樂面具,弗洛雷斯坦式短促跳躍的重音與歐塞比烏斯式連綿延音的和弦也直接成為音樂性格的鮮明對比。《大衛同盟舞曲》(Op.6)進一步將內心分歧轉化為調性轉換與多視角的樂段組織。這18首舞曲交織著沖動與夢幻的性格,并在開篇引用了克拉拉的馬祖卡動機。

將生活寫進音樂

在舒曼的音樂中,藝術與真實的人生、情感交織得極為緊密。正如舒曼曾與友人坦言,很多作品必須放在他與克拉拉的戀情中才能理解。舒曼與克拉拉相識相愛,但這段戀情遭到了弗里德里希·維克的激烈反對。二人經歷了聚少離多、依靠暗語通信的煎熬,直至1840年才在漫長的法庭訴訟后得以成婚。在被迫分離的時期,他們通過書信、主題和作品互相傳情。德國音樂學家、傳記作家巴巴拉·邁爾在傳記《羅伯特·舒曼》中捕捉到了二人在早期音樂創作中的唱和:

從此以后,兩人開始了唱和……主題并非持續存在,而是——就像即興曲中的低音一樣——像各種方式的“回憶”一樣出現在變奏中,隱藏在內聲部里,變成了片段、音程、和聲模進來表現。

克拉拉題獻的《浪漫變奏曲》主題,被舒曼借用并寫成了《克拉拉·維克主題即興曲》(Op.5),克拉拉的主題像某種盤旋的記憶一般時隱時現。在《幻想曲》(Op.17)中,舒曼將離別的聲調交織于龐大的奏鳴曲式張力中,他曾坦言此曲是對克拉拉的“哀訴”。在第一樂章的結尾,他化用了貝多芬致遠方愛人的旋律片段,將深藏的個人情感融入音樂中。

《羅伯特·舒曼》,【德】巴巴拉·邁爾/著 杜新華/譯,人民音樂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婚后,兩個職業音樂家不得不在家庭生活與工作中反復協調。他們輪流書寫一本婚姻日記,記錄家庭事務和藝術活動,也評議彼此的創作與演奏。克拉拉婚前已是享有國際聲譽的鋼琴家,婚后仍持續巡演,同時承擔生育與家庭生活帶來的壓力。而舒曼則在編輯出版、持續創作和家庭安排之間分配精力,有時陪同協助妻子的演出。藝術上,他們既是伴侶,也是彼此最接近的聽眾和批評者:克拉拉的演奏經驗為舒曼的鋼琴寫作提供了重要參照,她也通過首演、選曲和長期演奏,使他的作品進入更廣闊的公共生活;舒曼的創作則為她提供了一批不同于通常炫技曲目的、更加重視結構與詩意表達的演奏曲目。

舒曼與克拉拉,1847年,帶個人題詞的石版畫

隨著生活的不斷延展,舒曼的創作也迎來了一個豐收的季節。1840年被稱為舒曼的“歌曲年”,他集中創作了多部聲樂套曲,其中包括根據海涅詩歌譜寫的《詩人之戀》(Op.48)。在《詩人之戀》中,人聲與鋼琴形成了緊密的整體,鋼琴不再僅僅是人聲的附庸,而是承擔了推進敘事的功能,催生了和聲的轉折與色彩的變化。此外,海涅詩句里的嘲諷與苦澀亦能在鋼琴的音樂織體中被敏銳地捕捉,鋼琴接管了歌聲結束后的余白,將抒情表達向聽覺縱深處推進。保羅·亨利·朗曾這樣評價:

舒曼為不同的情緒作了音樂的過渡,特別是在他所寫的前奏和間奏中,它們到后來不再僅僅是為了形式上的目的,而且是創造氣氛的獨立手段。它們開辟了詩所從中產生的世界,把我們帶入人聲已經無能為力的境界。

隨后,舒曼的創作面向日益豐富,又拓展了交響曲、室內樂、大型清唱劇等體裁,其個人風格也日臻成熟,展現出更為宏大的藝術視野。1841年,舒曼開始創作交響曲,在極短的時間內就創作了生機勃勃的降B大調《第一交響曲》(即“春天交響曲”)。1842年,他密集地探索了室內樂體裁,降E大調《鋼琴五重奏》(Op.44)是這一時期的杰出代表。1843年,他涉足大型清唱劇,用豐富的情感和詩意創作了《天堂與仙子》(Op.50),被認為是他“寫出的作品中最壯美的”,舒曼本人也認為《天堂與仙子》是他迄今為止“最偉大的”作品。這部作品不再采用舊式清唱劇那種刻板的宣敘調與詠嘆調分離的模式,而是讓獨唱、合唱與管弦樂隊緊密融合,讓個人內心情感有了更為寬廣的呈現空間。

步履艱難地穿越瘋狂

1844年前后,舒曼遭遇了嚴重的健康危機,伴隨著極度的疲憊、恐懼和幻視幻聽,他的工作狀態被迫中斷。為了逃避萊比錫繁重的音樂應酬,他搬往德累斯頓進行恢復。在那里,他的創作方法發生了轉型,他開始深入研究巴赫與對位法,并將復調技法運用到了C大調《第二交響曲》(Op.61)的創作中。這種新作曲方式大幅減少了即興的成分,更強調預先的構思、精細的過渡與跨樂章的整合。

1850年末,舒曼接任杜塞爾多夫的城市音樂總監一職,然而這一職業生涯充滿了坎坷,除了繁重的排練職責外,一系列人事摩擦也讓舒曼陷入了困境。作為一名音樂總監,公眾期待他成為一個外向的、能帶動氣氛的合唱團領袖,但舒曼內向、沉默寡言,且排練時缺乏清晰明確的擊拍手勢,這導致他與業余合唱隊員之間不斷產生誤解。然而,現實的阻力并沒有削弱他在音樂創作上的主動探索。他在極短的時間內創作了A大調《大提琴協奏曲》(Op.129),嘗試了三個樂章不間斷的連續過渡,讓獨奏大提琴與管弦樂隊的對答猶如連貫的沉思;同時寫下了降E大調《第三交響曲》(Op.97),特別是其中的第四樂章,他運用繁復的復調技法和厚重的銅管配器,描繪了在科隆大教堂內親歷紅衣主教升座儀式的莊嚴場景。

舒曼,1850年,達蓋爾銀版照片

1854年初,舒曼的精神和身體狀態再次急轉直下。他曾聽到并記錄下美好的“天使”主題,但隨后他聽見具有威脅性的喧囂。在極度恐懼中舒曼主動要求入院,并于2月27日投身萊茵河,獲救后最終被送往恩德尼希的療養院,也是他人生的最后一站。在那段與世隔離的歲月中,他清醒時的書信依然展現出對具體聲音的敏銳記憶。在一次外出時,他寫道:

我剛從波恩回來,我按慣例去瞻仰了貝多芬的雕像,這總是令我感到愉悅。正當我站在那里時,大教堂的管風琴響了起來。

關于舒曼的晚期作品,有些后世的評論家會認為舒曼由于身體疾病的加劇,創作力量也逐漸衰退。比如彼得·奧斯特瓦爾德(Peter Ostwald)用精神醫學的癥狀框架來解釋舒曼日記中記錄的情緒起伏、創作產出。然而,當我們回到作品本身,去細致觀察舒曼在對位法應用、配器色彩探索、聲部組織上的呈現時,可以發現他依然保持著旺盛的藝術構思和控制的力量。這些創作中新的實驗與轉向、主動的審美選擇,或許也是舒曼在過于震蕩、強烈的情感面前感到恐懼時,勉勵控制自身疾痛的一種嘗試。

170年后,舒曼所創作的《蝴蝶》《狂歡節》《詩人之戀》以及許多室內樂和交響曲仍在世界各地演出。我們仍能在音樂中感受到舒曼的熱情、詩意、敏感和鋒芒,這是他步履艱難地穿越瘋狂,希望繼續做下去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