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氣質的思想內涵、價值評判與文學建構
內容摘要
隨著性別研究的興起,作為一個文化命題、學術概念和文學主題,女性氣質在學術界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已經成為性別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和重要研究領域。然而受偏頗的文化立場和單一的研究范式所限,女性氣質的文化和社會價值沒有得到應有的認可與重視,女性氣質文化傳統中的優良品質沒有得到充分的肯定和發揚,文學作品在女性氣質命題方面潛在的重要思想和文化資源也沒有得到深入挖掘。要想解決這些問題,就要對女性氣質刻板印象進行辯證思考,就要糾正性別政治文化立場的偏頗以及實現對單一權力話語研究范式的更新和改造。與此同時,對文學作品在女性氣質話題方面所蘊含的精神品質、美德和審美氣韻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不僅對女性氣質和性別研究的拓展和深化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而且對新時代女性氣質建構和性別文化的健康發展具有深遠的社會價值和現實意義。
“女性氣質”(femininity)也被稱為“女人味”“女子氣”“女性特質”或“陰柔氣質”,涉及女性之為女性的諸多要素和品質,是一個重要的文化命題、學術概念和文學主題。作為一個重要的文化命題,女性氣質是女性身份認同的一個核心要素,承載著人類社會對女性性別氣質和性別角色等諸多方面的認定和期待,具有一定的規范性、倫理制約性和審美導向性,對女性個體的人格特質、價值觀念和審美品位等諸多方面都發揮著重要的調控和形塑作用。即便在兩性日趨平等和性別身份更加多元的當今社會,“女性氣質在評判女性方面仍然至關重要”(Nally and Smith 9)。然而受性別政治和權力話語思維模式的影響,女性氣質被看作男權社會對女性的文化規訓,是“父權制為維護男權中心而對女性設定的種種規范和要求”(高奮、葉曉娟 138),不僅“浸潤了男性中心主義的理論建構和實踐原則”(趙思奇 52),而且“限制了女性的生存,將女性置于‘他者’的地位”(Bomarito and Hunter 144)。一些西方女權主義者甚至認為女性氣質是為了滿足男性欲求的一種性別氣質預設,是吸引男性以及與其他女性競爭的技巧和手段,而“最具‘女性氣質’的女性就是那個最能滿足男性幻想的人”(Walters 33)。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嚴重低估和忽略了女性氣質文化傳統中蘊含的諸多優良品質和實踐智慧,因而在女性氣質的文化立場和本體論認知方面出現了偏差,影響了人們對女性氣質文化及其社會價值的客觀評判。因此,對既有文化立場和研究范式進行反思,對女性氣質刻板印象進行思辨,實現去偽存真和去蕪存菁,是走出這一研究困境、實現女性氣質價值重估的關鍵。而對文學作品在女性氣質話題方面所蘊含的精神品質、美德和審美氣韻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不僅對于女性氣質和性別研究的拓展和深化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而且對于新時代女性氣質形塑和性別文化建設也具有重要的社會價值與深遠的現實意義。
去偽存真:對女性氣質刻板印象的辯證思考
和男性氣質一樣,女性氣質是一個極為復雜和富有爭議的學術概念,即便長期從事女性與女性氣質研究的學者,也難以完全厘清其內涵。正如薩曼莎·霍蘭德所言,女性氣質“是一種精妙而又細膩的美學,既令人困惑地自相矛盾,同時又極其具體且要求嚴苛,是一套由該做和不該做之事所定義的有關外表和行為的嚴格準則”(Holland 8)。可見,若想為女性氣質作出簡潔而精準的界定并非易事,因為“它包含了許多不斷變化的、主觀的成分和期望,不可能有一個統一的定義”(35)。另外,作為一個有著濃厚社會屬性和實踐導向的性別概念,女性氣質又是流動和富于變化的,不同文化、地域、種族、階級、性取向與年齡群體中的女性對女性氣質的認知、建構和實踐也不盡相同。在這種情況下,單一固化的定義會讓對女性氣質的認知陷入本質主義泥潭,遮蔽了女性氣質的豐富性和動態性,與千姿百態和變動不居的女性生命體驗相去甚遠。盡管如此,人類在女性氣質的思想內涵方面存在共通的認知與相近的理解,而廣大女性自身在生理、心理和行為模式等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共性,這種文化通約性也為女性氣質定義和思想內涵的探討提供了可能。
作為一個學術概念,“女性氣質”所對應的英文詞“femininity”是一個統籌性概念,俗稱“傘狀術語”(umbrella term),絕不僅僅局限于女性的“氣質”或“秉性”(temperament)維度,而是涵蓋了女性之為女性的諸多層面,兼具內在與外在、道德與審美、身體與心靈等要素,不僅涉及溫柔、體貼、富有同情心等傳統女性性別特質,而且還涉及社會和文化賦予女性的性別角色與倫理規范;既包含女性的生理特征和心理傾向,還包含女性的言談舉止、穿著打扮、待人接物等具體行為模式和外在表現。其中,“身體、頭發、服飾、聲音、皮膚、舉止、情感和志向都是這一概念同樣重要的方面”(Reinisch et al. 289)。在很大程度上講,女性氣質是社會和文化建構的結果,是“一套由文化建構的規則、態度和行為的社會性別概念”(Ross 4)。可見,女性氣質是社會與文化為女性設定的一套綜合評判體系,其內涵和外延遠遠超出了“氣質”或“秉性”的語義范疇。在一定意義上,女性氣質是以女性生理條件為基礎,在長期踐行社會文化所賦予的性別角色與規范過程中,逐漸形塑而成的一系列性別屬性和行為特征。
在現實生活中,女性氣質的定義和思想內涵經常以刻板印象(stereotypes)的文化樣態呈現,并在其傳播過程中實現其對女性思想和行為的塑造。在諸多情境中,女性氣質是作為與男性氣質相關聯的刻板印象而存在的,人們通常“將男性氣質與堅韌和競爭力聯系起來,將女性氣質與溫柔和同情心聯系起來”(McDermott 1)。與男性相關的刻板印象有“光明、直率、好的、理性、精神、力量和公共空間”;與女性相關的刻板印象則是“黑暗的、被遺棄的、差等的、非理性、身體、情感、被動性、低劣和私人空間”(Skara 167)。在現實生活和文化場域中,“富于攻擊性、競爭性、支配性、冒險精神、獨立性、理性、不感情用事、堅定、不易受他人影響、喜好數學和科學、決策果斷、富有自信心、雄心勃勃、不拘小節”等性別氣質傾向往往被看作典型的男性氣質刻板印象,而“圓通機敏、細膩、文雅溫柔、敏感、虔誠、整潔、有強烈的安全需要、富有愛心、喜愛文學藝術、被動等氣質傾向”(余強軍 52)則被認定為女性氣質刻板印象。類似的女性氣質刻板印象還有很多,但以上表述代表著人類對女性氣質的基本看法,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在人們心中,女性氣質總是與“羞澀、靦腆、膽小、多愁善感、溫柔以及在性生活中的被動”(祝平燕、夏玉珍 39)等品性相聯系,認為具有女性氣質的人往往“溫柔、端莊、有愛心。她們被認為情感豐富、敏感,并且傾向于喜歡購物”(Berkowitz et al. 48)。比如,在來自美國和其他 28 個國家的大學生樣本的調查研究報告的結果中,大學生將一位典型的女性描述為“充滿愛的、有魅力、多愁善感、溫柔、友善、以人為導向、心軟、富有同情心、熱心腸的”(埃奧、布里奇斯 28)。
通過對上述女性氣質刻板印象的梳理可以看出,女性氣質刻板印象中既存在不少負面消極的思想觀念、心理傾向和行為模式,也蘊含著諸多優良的精神品性、道德素養和審美特質。其中,圓通機敏、細膩、文雅溫柔、愛整潔、富有愛心、端莊、友善、富有同情心等特性是正面積極的優良品質和行為模式;而諸如被動、非理性、膽小、過于敏感等品質和特性則是負面和消極的,不利于女性的健康成長和全面發展。因此,對于女性氣質刻板印象,既不能全盤接受,也不能一概否定,而是要秉承一種辯證的態度。對女性氣質刻板印象中優秀的品質要予以肯定、繼承和發揚,對負面消極的品性要對之進行反思、批判和摒棄,做到去偽存真,去蕪存菁。另外,學界之所以在女性氣質的價值判定方面存在爭議,甚至出現嚴重的質疑大于認同、否定多于肯定的局面,除了女性氣質刻板印象中存在諸多負面消極的品性之外,一個重要原因還在于學者對刻板印象本身的成見。在早期學界的認知體系中,刻板印象是“用以解釋人們對世界的錯誤觀念和偏見,指那些事實上不正確的、非理性的、刻板固執的態度”(汪露 13)。在這樣的情況下,把女性氣質等同于一種性別刻板印象也必然會大大降低學界對女性氣質本身的價值評估。
隨著研究的深入,人們發現,“刻板印象并不僅只是壞的和負面的特征,還包括好的和正面的特征。例如,對于女性的刻板印象可能既包括是男性的附屬品這一負面特征,但同時可能也包括細心敏感,善于照顧他人這一正面的特征”(汪露 44)。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刻板印象因其刻板性和過于概括性備受質疑,“但作為針對特定社會群體的被廣泛接受的認識,它往往并非空穴來風,在一定程度上,還是有客觀事實作為其認識基礎的。這也就是社會心理學界所謂的刻板印象的‘真理內核’(Kerne of Truth)”(64)。黛博拉·貝斯特(Deborah L.Best)同樣認為,“刻板印象特質反映的是社會成員所共有的、關于男女差異的認知觀念。刻板印象未必是有害的,其中可能包含某些真實成分”(Best 11)。女性氣質的刻板印象,其現實基礎既包括女性區別于男性的先天生理結構和獨特的生命體驗,也體現為女性在公共空間與私人領域中,于氣質風度、審美取向、行為模式等方面呈現出的趨同或近似的表現。正是這些趨同或近似的表現,構成了人們對女性群體及其氣質的刻板印象。尤其不能忽略的是,女性氣質刻板印象與女性的性別角色實踐有著密切關聯。比如,“溫柔、深情且富有同情心”(McDermott 4)這類典型的女性氣質刻板印象,正是在女性承擔與踐行母親、照顧者等角色的過程中被逐步建構起來的。對于多數女性而言,這些刻板印象對其思想、情感、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等諸多方面都有著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甚至可以說,很多女性就是按照這些女性氣質刻板印象來認同、建構和踐行其女性氣質的。這也提醒人們,如果把女性氣質刻板印象僅僅看作一種隨意擬造因而可以輕言否棄的主觀偏見和無稽之談,則不僅會嚴重忽略了它深厚的現實基礎,從而陷入一種文化虛無主義,而且也會大大低估它對女性思想和行為的影響力,不利于對現實生活和文化流俗中女性氣質刻板印象的甄別、思辨和改造,也讓新時代女性氣質建構錯失了一條重要的研究進路。
從質疑到肯定:女性氣質價值評判的流變
學界對女性氣質的價值評判之所以存在偏頗,還與西方女權主義和性別研究領域所一貫秉持的性別政治文化立場和和權力話語研究范式密切相關。在很多西方女權主義和性別研究學者看來,女性氣質,尤其傳統女性氣質,本質上是父權制和男權思想對女性的文化規訓與壓迫。這也讓女性氣質從一開始就背負了沉重的文化“原罪”。在這種壓倒性的慣性思維統御下,女性氣質文化傳統中所蘊含的諸多優秀精神品質、美德、生命智慧與審美品性也無形中被忽略和抹殺了。
在對傳統女性氣質進行質疑和批判的諸多學者和思想家中,旗幟鮮明地向傳統女性氣質發難的當屬弗吉尼亞·沃爾夫,其提出的殺死“家中天使”(Angel of the House)這一顛覆性革命口號,整體上否定了傳統女性氣質的社會價值,為持續了大半個世紀的女性氣質批判拉開了序幕。以伊萊恩·肖瓦爾特(Elaine Showalter)為代表的女權主義者認為,“家中天使”這一刻板形象指代的女性氣質是后工業化時代興起的一種中產階級意識形態,它限定了女性的活動領域,“規定女人就應該是完美的淑女,是家中的天使,心滿意足地順從男人,以內心純潔和篤信宗教而見長,在家庭這個屬于她的王國中,她就是女王”(肖瓦爾特 12)。在一些極端的女權主義者看來,以“家中天使”意象為代表的傳統女性氣質,不僅體現了父權制和男權思想對女性的文化規訓以及對女性自由的束縛和對女性經濟獨立能力的壓制,而且還讓女性處于被動和受害者地位:“女性氣質在文化上與易受傷害和成為受害者的特質聯系在一起”(Baron and Kotthoff 231)。按照這一思路,對傳統女性氣質的批判和解構也就理所當然地成為抵制男權思想和父權制的一個重要突破口。
對女性氣質詬病最為嚴重的當數第二波女權主義(Second-wave Feminism)。在這一波女權主義者看來,女權主義與女性氣質水火不容、格格不入,“要成為一名成功的女權主義者就意味著要拒絕女性氣質”(Berkowitz et al. 366)。在她們努力賦予女性和女孩力量、促使她們獲得平等的社會權益過程中,第二波女權主義者傳達出這樣一種信息,即“對女性氣質有任何喜愛就意味著你不是一個‘真正的’女權主義者”(366)。在她們看來,人們所熟知的女性氣質,是一種浪漫的無稽之談,是男權文化精心策劃和維護的東西,是一種對女性強加限制的懷舊傳統。另有學者援引福柯的權力話語理論,認為女性氣質是權力話語的產物。權力不僅產生出“一種與統治、侵略和暴力相關聯的男性氣質”,而且還生產出“一種與順從、被動和溫柔相關聯的女性氣質”(Glacier 6)。這些極端的女權主義者們沒有意識到,其實女權主義和女性氣質并不一定相互排斥,消除性別不平等的道路并非是通過拒絕女性氣質來鋪就的,而“穿著女性化的服飾也不會使一個人失去成為女權主義者并認同自己為女權主義者的資格”(Berkowitz et al. 366)。在這樣一種性別政治文化立場和權力話語思維模式的引領和主導下,所有被編碼為女性化的事物都要受到質疑和否棄。在這種單一僵化的性別政治立場和權力話語思維定式的裹挾下,女性氣質的文化與社會價值被嚴重遮蔽和消解。這些思想家和學者似乎沒有意識到,無論男性氣質還是女性氣質,無論男性存在方式還是女性存在方式,都有其合理性,都在其漫長的文化傳統和社會實踐中積淀了豐厚的精神品質、美德和生存智慧,并且都以各自獨特的方式為人類文明的進步和文化的發展作出過貢獻。遺憾的是,僵化的性別政治文化立場和權力話語思維范式嚴重抹殺了女性氣質所具有的重要文化價值和所做出的巨大社會貢獻。他們沒有意識到,人類的各種能力和價值不能單純用性別進行劃分,男性和女性、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都各有特色,各有所長,男性和女性應當“以各自獨特的方式實現和發展這些能力”(Schott 140),實現個體的社會價值,并最終獲得生命的圓滿和幸福。
隨著性別啟蒙的演進、性別平等觀念的深入人心以及女性在各個領域社會地位的提升,偏激的性別政治文化立場已經不合時宜,單一的權力話語思維模式在豐富多元的兩性格局面前也逐漸喪失了現實意義和闡釋效度。許多開明人士開始意識到男性和女性、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不應當被看作兩大水火不容的陣營,彼此之間應當是相互學習、取長補短與攜手共進的合作關系或伙伴關系。對于女性氣質,人們不再把它看作男性氣質的對立面而對之心存拒斥,而是表現出“對女性氣質的一種接納和認同”(Berkowitz et al. 5)。在學術界,從 1970 年代開始,隨著性別研究的興起,女性氣質研究也不再局限于性別平等和外在權益的贏取等單一的奮斗目標,而是更多地從女性自身成長、發展與人生價值實現的角度重新審視女性氣質,女性主義傳統中的性別政治和權力話語開始淡化。在這一語境下,以卡羅爾·吉利根(Carol Gilligan)和艾德麗安·里奇(Adrienne Rich)為代表的文化女性主義(Cultural Feminism)開始對女性氣質的思想內涵與社會價值進行重估,強調了女性氣質文化傳統中的關懷倫理、合作精神和母職經驗所具有的獨特社會價值。
在吉利根看來,人們認為女性慣常具有的軟弱、困惑、自我懷疑以及缺乏決斷力等品性并不一定是軟弱的標志。比如,“對他人需求的敏感以及承擔照顧責任的意識,使女性關注他人的聲音,并在自己的判斷中納入其他觀點”(qtd. in Madsen 101)。吉利根從道德而非權力的視角重新審視女性氣質中之前被看作弱點的特性,指出:“那些看似困惑和不愿評判他人的表現,與其說是道德軟弱的標志,不如說是道德力量的體現”(101)。這一點與講求柔能克剛、弱能勝強的中國道家文化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在文學研究領域,以伊萊恩·肖瓦爾特、桑德拉·吉爾伯特(Sandra Gilbert)、蘇珊·古芭(Susan Gubar)為代表的文學女性主義(Literary Feminism)則更多地“試圖通過推動對文學作品中女性形象的重新評價,來喚醒人們對女性價值的認識”(Madsen16)。總之,通過諸多人文學者和開明人士的不斷努力,女性氣質文化傳統中的優秀精神品質、道德規范和審美特性,已不再被簡單等同于對女性的壓迫、束縛和制約;相反,它們日益被視作有助于女性身心健康成長與全面發展,并最終實現其個體社會價值、獲得人生幸福的內在心理與人格基礎。
質形兼備、德美相融:文學作品中女性氣質的
思想內核與審美特性
在文學世界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從未缺席,從古希臘神話中的女神形象到東方古典文學中的閨閣女子,從近代現實主義文學中的獨立女性到現代、后現代文學中的新時代女性,她們以其鮮明的個性和獨特的人格魅力,為現實生活中廣大女性身心健康成長、自我超越與完善提供了精神力量和人格典范。而這些個性鮮明、立體飽滿、豐富多元的女性形象背后所體現的則是女性氣質的文學想象和建構,而且這種想象和建構是極具創新性、前瞻性和引領性的。到目前為止,女性氣質書寫已經成為一個歷史悠久的文學敘事傳統,為人類對女性氣質的認知與建構提供了一筆無比寶貴的文化與思想資源,為破除人們對女性氣質刻板成見以及拓展、深化和更新對女性氣質的認知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價值和現實意義。通過對諸多女性氣質書寫典型之作的文本細讀就會發現,與許多西方女權主義者過度強調女性在政治、經濟、法律等領域外在社會權益的贏取,以及大眾文化和媒體過分推崇女性容貌、體態、服飾妝容等外在美不同,文學作品更加注重女性生命智慧、道德修養和審美品位等內在人格與精神品質的提升,把女性外在美看作內在美的自然流露和外在顯化,實現了一種質形兼備、德美相融的女性氣質文學建構。
首先,文學作品對女性內在精神品質和美德的強調,讓女性氣質擁有了堅實篤定的思想內核與人格根基,不僅是女性人格魅力的源泉,而且也是女性全面發展、實現社會價值并最終獲得人生幸福的心理保障。在文學作品中,女性氣質的內在精神品質和美德主要體現為女性在面對困境、追求自我、實現夢想過程中所展現出的自立、自強、自信、自尊等人格底線以及勇敢、堅韌、善良、寬容等傳統美德。這些精神品質和美德打破了被動、依賴、膽小、軟弱、過于敏感、膚淺、虛榮、自戀等消極的女性氣質刻板印象,彰顯了女性的主體能動性、情感深度和靈魂力量。在《簡·愛》(Jane Eyre, 1847)中,主人公簡(Jane)自幼父母雙亡,寄居于舅媽家,遭受了舅媽和表哥的虐待與歧視,沒有親情的溫暖,沒有物質的保障。但她從未向命運低頭,始終堅守著自立、自強和自尊的人格底線,依靠自身的勇敢、堅韌和善良等美德,擺脫了對舅媽的依附關系,在艱難時世中頑強地生存下去。在她的愛情經歷中,面對財富和社會地位都遠遠高于自己的羅切斯特,她沒有表現出任何的自卑和膽怯,而是不卑不亢并且真誠坦然地與他對話和交流。當她發現羅切斯特雖然愛上了她但對她不夠尊重時,她如此說道:“你以為因為我窮、低微、不美、短小,我就沒有靈魂,沒有心嗎 ?——你想錯了 !——我跟你一樣有靈魂,——也完全一樣有一顆心 !”(勃朗特 270)這段話淋漓盡致地展現了其女性氣質的靈魂性和情感深度,凸顯了獨立自主和人格尊嚴在簡的女性氣質中所占據的重要地位。在她與羅切斯特訂婚之際,當羅切斯特提議要給她買手鐲和戒指時,她直接予以拒絕:“不,不,先生 ! 想點別的話題,說點別的事,換換調子吧”(277)。然后她坦誠地告訴對方“正因為我太愛你了,所以我就不會奉承你,你也別奉承我”(277)。可見,在簡與羅切斯特的情愛關系中,簡所需要的不是物質欲望和虛榮心的滿足,而是后者的尊重、真誠和摯愛。簡的這些優良精神品質和美德也贏得了羅切斯特的欣賞、愛慕和尊重,成為兩人克服重重阻礙、實現愛情夢想的關鍵。除了簡之外,《飄》(Gone with the Wind, 1936)中的赫斯嘉(Scarlett),同樣擁有自立、自強和自主等精神品質,在亂世中展現出令人敬佩的堅韌與頑強。在南北戰爭的硝煙和戰火中,她曾經養尊處優的南方淑女生活隨著美國南方的淪陷而一去不復返,她也逐漸從嬌生慣養的莊園小姐蛻變為不得不在廢墟上重建家園、保護他人的堅強女性。小說末尾處她的那句“說到底,明天總是個新日子”(米切爾 1002)更是彰顯了她勇敢、堅韌、永不言敗的精神品質和樂觀主義人生態度。
其次,與消費主義社會崇尚的姿容形貌和服飾妝扮之美有所不同的是,文學作品中的女性氣質之美是內在美與外在美的結合,心靈之美與形體之美的統一,兩者相得益彰,相映成趣。其中,相比外在的容貌與形體之美,內在心靈之美更為重要,占據更大的權重,而外在美則是內在精神品質與人格修養的自然流露和顯化。所謂“腹有詩書氣自華”,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在《陽光下的葡萄干》(A Raisin in the Sun,1959)中,莉娜·揚格(Lena Younger)就是擁有這種女性氣質的典型代表。按照現代西方消費主義文化中女性氣質的審美標準,缺乏白嫩皮膚、年過六十、身材“壯實”的莉娜可以說與女性美無緣。然而在該作中,“她自有一種美和大方的風度,但這種美和風度絕不扎眼,因為人們總要和她相處片刻之后才會感覺到”(漢斯貝瑞 27)。顯然,這種美不是來自其膚色、相貌和形體,而是來自她內在的精神氣質和人格魅力,是內在心靈之美的外在釋放。不僅如此,莉娜的女性氣質之美還來自她飽經滄桑的豐富人生閱歷,來自她的堅韌、風趣和樂觀:“她在生活中飽經憂患,適應過也克服過很多困難,因而她一臉堅毅。看得出來,她有風趣,也具有某種信念,這使她的眼睛至今神采奕奕,充滿著興趣和期待的光芒。總之,她是個很美的女人”(27)。可見,正是憑借慷慨大方、堅毅、樂觀風趣,以及對生活充滿熱愛和期待的內在精神品質和美德,這個看似不具備傳統女性美感的年邁美國黑人女性,展現出了更具人格魅力和靈魂深度的女性氣質。
再次,文學作品中的女性氣質建構一般在女性人物形象的成長過程中同步展開,女主人公往往要歷經一系列磨難、打擊和淬煉,最終徹底擺脫消極女性氣質刻板印象的桎梏,實現女性氣質的重構和個體的成長。在莫里森的《恩惠》(A Mercy, 2008)中,女主人公佛羅倫斯(Florens)的女性氣質就經歷了這種鳳凰涅槃式的建構和成長歷程。起初,受其所處社會消極女性氣質刻板印象的影響,佛羅倫斯既缺乏自立、自強、自信和自尊的內在精神品質,也缺乏面對艱苦生活應具備的勇敢和堅韌的品格,總是想尋求庇護,并且對他人也總是心存依賴。這種女性氣質的認同與她的女奴身份和生存境遇發生了嚴重的錯位,她也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經過一系列精神和肉體的挫敗、磨礪和淬煉之后,佛羅倫斯的女性氣質發生了顯著變化。小說中交代,由于她的靴子被鐵匠收養的小男孩丟棄,她不得不在料峭春寒的天氣里從鐵匠的住處赤足走回她所在的農場,但這也讓她擁有了“一雙生活所需要的、比皮革還要結實的腳板”(莫里森 2)。可見,這一肉體的磨礪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她的意志品質,讓她變得更加堅韌不拔。另外,她在鐵匠那里遭到的誤解和冷遇也讓她丟掉了所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徹底消除了對后者的依賴心理,找回了一度迷失的自我、重拾了人格尊嚴,變得更加獨立和果決起來:“我變野了,可我還是佛羅倫斯。從頭到腳。不被原諒。不肯原諒。不要憐憫,我的愛。決不要”(177)。此時的佛羅倫斯已經不再像之前那樣總是渴望別人的憐憫、保護和救助,而是獲得了人格的獨立和內心的強大。這一點還可以從工友斯卡利(Scully)對她的側面描述中得到見證:“她看上去不大像從天而降的巡查,倒更像是一個受傷的英國兵,赤著腳,渾身血污,但卻傲然”(162)。通過一系列肉體與精神的磨礪和淬煉,佛羅倫斯徹底擺脫了怯懦、依賴和缺乏自我等人格缺陷,擺脫了舊有的女性氣質模式對她的桎梏,實現了一種有著自立、自強、自信和自尊等精神品質以及勇敢、堅韌和果決等美德的女性氣質建構。
通過對以上幾部女性氣質書寫典型之作的分析不難發現,文學作品所書寫和建構的這種以精神品質和美德為思想內核的女性氣質,并非是父權制和男權思想對女性的文化規訓,反而成為女性安身立命、建功立業的精神支撐,既是女性身心健康成長與全面發展必要條件,也是女性實現個體社會價值、獲得人生幸福的重要保障。當今社會出現的諸多性別亂象和道德失范案例已經足以證明,在女性解放的進程中,僅僅強調外在權益的贏取而忽視女性內在精神品質和道德修養的提升,僅講求外在美而不講求內在美,往往會導致女性個體道德意識的弱化、審美品位的降低和生存能力的退化,從長遠角度講,不利于女性社會價值的實現和人生幸福的獲得。就此而論,文學作品所書寫和建構的這種質形兼備、德美相融的女性氣質,不僅可以為人們更好地審視女性氣質刻板印象提供評判尺度,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彌補西方女權主義過于強調女性的外在權益、忽視女性自身精神品質與道德修養的提升,消費主義文化過度推崇女性外在美而忽略其內在美的缺陷和不足,對新時代女性氣質、性別倫理和性別文化的建構具有重要的社會價值和深遠的現實意義。
此文原載于《外國文學研究》202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