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譯者主體化推動中國譯學國際傳播
中國學術話語是中國思想、智慧、價值觀念的學理化表達和體系性傳承,學術話語在海外的翻譯與傳播是“翻譯中國”的關鍵組成部分,更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的核心紐帶。其中,中國譯學話語汲取傳統譯論精華,融通中外,譯學學者積極發揮自覺性、自主性、能動性和創造性,勇于批判、傳承和創新,基于國際視野、中國經驗與中國問題,構建具有自身學術品格的譯學話語體系,其在海外的知識傳播是中國譯學參與全球學術對話的核心路徑。在人工智能深度介入翻譯生產的今天,如何在技術賦能與人文堅守之間找到平衡,把握譯者這一“人”的主體性,推動譯學話語在海外的譯介生成,成為中國譯學話語積極構建全球知識譜系的關鍵命題。
中國譯學話語的構建現狀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譯學學者的文化自覺和理論自覺意識增強。據方夢之統計,我國自創的、引進的、引進后本土化的譯學理論共計73種之多。中國譯學學者在學術研究中提煉標識性概念、發展新范疇、提出新表述,確立中國視角,彰顯中國價值。胡開寶和辛紅娟將中國譯學知識體系特征歸納為自主性、中國性、世界性、原創性與系統性。各家各派的翻譯學中,一些有著強大的理論生命力,如謝天振的譯介學、許鈞和劉云虹的翻譯生成論、劉宓慶的翻譯美學、楊楓的知識翻譯學、周領順的譯者行為論、黃忠廉的變譯論、胡庚申的生態翻譯學等,但更多是曇花一現,關鍵詞和核心概念缺乏本土化、原創話語結構意識不強等問題凸顯。
同時,中國譯學話語的國際傳播面臨“外輕內重”“外冷內熱”的多重挑戰。韓子滿與錢虹就中國學者的13個代表性譯論在海外14種國際譯學期刊的發文可見度進行調查,發現中國學者雖然成為國際譯學期刊上的主要學術力量,但除了翻譯生態學、語料庫翻譯學偶被提及之外,幾乎沒有主動推介或運用中國譯論。而且,中國譯學話語傳播渠道單一,依賴英文而其他語種傳播不足。因此,基于翻譯生成過程的譯者主體化機制的構建,成為中國譯學話語提升國際可見度的關鍵所在。
譯者主體化
在譯學話語外譯中的推動作用
譯學話語的外譯是一個從翻譯選擇、生產、傳播到知識重構的生成性過程。譯者是核心力量,其主體性的發揮貫穿于外譯生成全過程。劉云虹提出,譯者主體化最關鍵的是翻譯行為過程中的主體意識、倫理立場和創造行動。
中國譯學話語在海外翻譯傳播中最首要的是譯者基于生成過程的主體意識的增強,即譯者對翻譯使命的自覺、對翻譯選擇的篤定。對于中國學人構建的具有強大理論生命力的譯學話語,我們有必要基于價值判斷與理論自覺,選擇能夠代表中國譯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成果系統性地展開翻譯,填補或豐富海外譯論。目前,許鈞《翻譯論》的英、法、日、西語版均在翻譯中,其中英、法、日語版受國家社科基金中華學術外譯項目的資助。西語版則是譯者基于主動譯介、傳播中國代表性譯學知識的理論自覺而進行的翻譯選擇,體現了中國學人自覺的身份意識與理論自覺。
譯者主體化還貫穿于基于倫理立場與創造性轉化的譯學話語外譯生產之中。在翻譯生產中,譯者需平衡忠實翻譯與創造性行為。而譯學話語外譯的倫理立場著重體現為中國譯論學術話語與學術概念的表達、學術思想與理論體系的再現。翻譯生產不僅是某一具體學術概念的語言轉換,更是譯者主體化意識下語言層面的創造性行動。劉宓慶的《翻譯美學導論》將“文質統一”“圓滿調和”等傳統美學范疇與審美理想融入當代翻譯學,《翻譯研究的哲學維度》以“體用”“本末”的哲學思維、“天人合一”的整體哲學觀實現了理論體系的原創性構建。這些外譯生產均指向中國譯學新方法、新思想、新理論在海外學術話語知識體系中的再構建,本質上體現了譯者面向他者的開放精神,是中國傳統美學、哲學思想在當代譯學話語中的再創造。
譯者主體化還在于譯者主動介入并參與海外譯學的翻譯傳播與對話構建。譯后傳播是譯者主體化的重要環節和進一步延伸。譯者需要主動融入海外譯學知識共同體之中,積極組織或參與海外相關學術研討會,推薦譯著作為教材或重要參考書目。2025年,許鈞《文學翻譯的理論與實踐——翻譯對話錄》的英文版由勞特利奇出版社出版,同時譯者積極推動海外高校翻譯研究課程將該譯著納入重要參考書目。此外,譯者主體化更重要的在于主動構建中外譯學對話平臺,邀請海外學者撰寫書評,積極引發海外的議題性知識探討,促進譯學知識在海外的重構與新生。這種傳播與對話旨在實現學術話語的中外平等交流,中外譯學知識相互碰撞、融合、批評,產生新知識。
人工智能時代譯者主體化的強化路徑
當今,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急速發展與技術優化,為譯學話語等學術外譯提供了強有力的工具支持。譯學話語的外譯最終指向的是多維對話關系與跨文化交流的使命。這要求我們理性認知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外譯生成中的位置,認識到譯者主體化作為技術之上的根本存在。
首先,理性審視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譯學話語外譯生成中的工具性。人工智能在術語抽取、初稿翻譯、語料分析方面可以大幅提升翻譯效率。但中國譯學話語中涌現的嶄新的譯學核心概念和理論體系,已然超越了具體譯學術語層面的翻譯問題,而是理論體系的構建、新知識譜系的生成性問題。翻譯更是一種理論體系的對外輸出,脫離翻譯主體的人工智能恰恰缺乏理論體系與知識圖譜的構建力。
此外,要強化譯者的理論自覺、傳播與對話的關系構建以及跨文化交流的使命感。許鈞提出,翻譯是跨文化的交流活動。劉云虹強調,翻譯是一種相遇,始終處于各種關系的中心,促成各種關系的發生。楊楓也提出,翻譯是“人學”。在中外學術話語對話與交流活動中,譯者主體不可或缺,但唯有譯者首先擁有主體化的機制構建,主體性才得以貫穿整體外譯與傳播交流的生成過程,展現中外人文交流的溫度。
人工智能時代中國譯學話語外譯生成的關鍵在于強化譯者主體性,通過主體意識、倫理立場和創造行動,以譯學知識生產促進中外平等學術對話與交流互鑒。這不僅是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需要,更是參與全球學術共同體、推動文明交流的必然要求,最終目標是在中外學術平等交流下推動世界譯學的知識重構。正如許鈞所言,翻譯是“歷史的奇遇”。中國譯學話語作為世界知識體系的重要一環,以流動的、開放的姿態進入世界譯學知識場域,促使海外學者重新審視中國譯學,實現知識的融合與創新。同時,中國譯學也在世界譯學知識譜系下審視自身的譯學話語體系建設與發展,為世界譯學貢獻中國智慧。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中華學術外譯項目“《翻譯論》(修訂本)日文版”(23WYYB006)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東北亞研究中心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