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杯的“煉成”:中世紀亞瑟王形象的塑造之路
從古至今,要說有哪位騎士最為公眾所知,想必大多數人都會想到亞瑟王(King Arthur)以及他所統率的圓桌騎士(Knights of the Round Table)。傳說中的亞瑟王拔出石中劍,成為天命之王;他派遣圓桌騎士加拉哈德(Galahad)尋找上帝的圣杯;他死后,遺體被送入阿瓦隆(Avallon)……這些故事構成了我們記憶中的“亞瑟王傳奇”。
然而,當今人們所熟悉的亞瑟王的形象——“追求圣杯的基督教王公”,是經過多個世紀,由眾多作家不斷在故事中增添人物和元素演化而來,是后世“塑造”的結果。與最初的亞瑟王相比,后世的亞瑟王形象已多有不同。其中一個最明顯的變化就在于,在亞瑟王的形象構成與相關事跡的敘述中,敘述者融入了各種基督教元素。可以說,他的形象的塑造過程,某種意義上也是他逐漸被“基督教化”的過程。在相關故事中,從戰爭將領到追求圣杯的王者,亞瑟王的宗教追尋和虔誠懺悔逐漸成為了故事的主旋律之一。那么,在這一演化過程中,亞瑟王是如何開始與基督教發生關聯的?他的故事又是如何在基督教與國王這一身份之間建立緊密聯系的?通過“圣杯”這一基督教圣物元素,并以之為錨點,我們可從歷史時間的脈絡中梳理出中世紀亞瑟王形象的基督教化歷程,讓亞瑟王的形象迭變軌跡與邏輯浮出水面。
凱爾特與基督教元素:從戰爭英雄到潛在基督徒王公的亞瑟王
最初,作為人物形象的亞瑟王出現于中世紀早期的《不列顛人史》(Historia Brittonum)和《威爾士年鑒》(Annales Cambriae)。在這兩部作者身份不明的拉丁語作品中,亞瑟王被描述為帶領不列顛諸王與敵人作戰的戰爭領袖。揆諸原文,我們不難讀到這樣的描述:“他十二次被選為統帥,并且常得凱旋。”《不列顛人史》這一記載的重點,在于強調亞瑟王作為統帥的勇武與謀略。除去能一人匹敵近千人之外,他還能夠在比他更為尊貴的人群中勝出,在眾人的推選下成為一軍之帥。這足以證明他的統軍與指揮能力。但在這兩部最早的文獻中,作者對亞瑟王的記載僅為只言片語,且支離破碎。文本雖然提及亞瑟王這一人物形象,但針對他是如何繼承王位,又是如何治理并統治國家的均未有涉及。因此,真正較為完整的亞瑟王形象,還需在蒙茅斯的杰弗里(Geoffrey of Monmouth)所撰的《不列顛諸王史》(The History of the Kings of Britain)中找尋。事實上,亞瑟王的形象正是從這里開始成型的。
《不列顛諸王史》由英格蘭教士蒙茅斯的杰弗里撰寫于公元1136年左右。對于英格蘭的局勢而言,這是一個遠未塵埃落定的時代。一方面,諾曼底公爵威廉率領諾曼人、法蘭西人、佛蘭德人和布列塔尼人等組成的千人聯軍入侵英格蘭。威廉奪得了英格蘭的統治權,由此開啟了諾曼時代;另一方面,新的諾曼政權要想在不列顛這片土地上扎根立足,進而塑造與鞏固自身的政權合法性,以及要想讓諸多不同族群的人對不列顛土地上的諾曼政權產生歸屬感,還需統治者付出更多的努力。對于新生的政權來說,這些問題都亟待解決。事實上,統治階層的確做出了各種努力,其中之一便是,征服者威廉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通過索爾茲伯里盟誓(Oath of Salisbury)和《末日審判書》(Domesday Book),確認了英格蘭貴族的效忠姿態和國內土地財產的分布狀況。然而,更為深層的族群歸屬和認同問題,并不能在短時期內解決。
在諾曼征服之后,英格蘭仍由多個族群組成,其中既有繼承古老凱爾特習俗的不列顛人,也有隨征服者威廉來到英格蘭的諾曼人和布列塔尼人等。面對這些習俗不同、文化和血緣也不同的族群,統治者該如何應對?或者說,該如何讓他們認同并歸屬于威廉及其治下的“英格蘭”?除卻王室聯姻等策略外,還有一種頗為重要的方式,那就是塑造各族群的文化認同。在11到12世紀這個時段內,眾多具有盎格魯—諾曼(Anglo-Norman)血統的英格蘭作家通過撰寫各自的作品,宣傳一種新的、讓父母血統雙方都能尋找到認同點的“民族”文化,以此作為錨定并加深族群認同、促進族群融合的策略。《不列顛諸王史》就是這樣一部作品。其中,它關于亞瑟王的形象與故事的書寫,既融合了凱爾特的文化習俗,又增添了讓法蘭西人更為認可和熟悉的基督教元素。
《不列顛諸王史》這一作品或多或少加入了凱爾特元素。例如,在其中,亞瑟王僅僅帶有少量隨從便與巨人作戰,而作戰的地點,就選在康沃爾(Cornwall)等凱爾特族群所在的區域。直到諾曼征服之時,康沃爾才被納入英格蘭的管轄范圍。但即便如此,該地還是保留了獨特的凱爾特文化元素。在書中,作為地理標識的地名更是能讓讀者意識到,與亞瑟王相關的故事發生在英格蘭,而無論是康沃爾還是布列塔尼等,都已成為英格蘭記憶的一部分。如此一來,他們便有了可以共同歌頌的英雄傳說,有了共同的文化記憶。
除了地名外,書中最濃厚的凱爾特元素之一,便是我們至今也非常熟悉的阿瓦隆。它不是實際的法國市鎮,而是人們幻想中的理想之鄉。在書中,作者關于亞瑟王的故事的敘述行將結束之時,亞瑟王走向這樣一個結局:“那位著名的亞瑟王受了致命之傷。為了療傷,他去往阿瓦隆……”“Avallon”一詞源自高盧語,意為蘋果樹之地,也有人說,其最初源自原始凱爾特語,可以從古愛爾蘭語、威爾士語和古布列塔尼語等語種中找到相關源頭。阿瓦隆往往被描述為可以治愈傷病的神秘之島。這個島由女巫或精靈統治。在有關阿瓦隆的故事中,與基督教元素相異的部分很可能來自杰弗里收集并加以利用的威爾士語資料等。
除了“凱爾特”這一讓不列顛的原住居民產生認同感的元素,亞瑟王的戰爭英雄身份還須蘊含能夠讓法蘭西人產生認同的“觸媒”。如此,它才能進一步促進整個英格蘭的文化認同。無疑,塑造歷史上的相關英雄人物的記憶,將有助于實現這一目標。與此同時,書中與基督教相關的神圣元素,多是作為教堂或葬禮儀式等中世紀的宗教社會背景出現。這些宗教色彩不是神秘的、難解的、令人頓感隔膜的。從這些作為背景的基督教元素中,讀者能夠感受到基督教對于中世紀社會生活的微妙影響。而在其中,亞瑟王與基督教儀式傳統的關聯,也得以孕育和發展。例如,書中刻畫了亞瑟王的妻子、他的王后桂妮薇兒(Guinevere)。王后的事跡在基督教所宣揚的道德框架內得到了進一步的詮釋——最終,她開始懺悔,在懺悔之中,她走向了基督的懷抱。在書中,在亞瑟王遠征期間,王后桂妮薇兒和莫德雷德(Mordred)私通,背叛了她的丈夫亞瑟王。一般來說,犯下私通之罪的女性難免會走向覆亡的慘境。然而,桂妮薇兒最終選擇了遁入空門:她進入修道院的僻靜之處,以此洗刷此生的罪孽,以求尋得最后的救贖。書中寫道:“當桂妮薇兒王后得知此事后,她陷入了絕望之境;她立刻從約克逃往軍團之城凱爾萊昂;在殉道者尤利烏斯的教堂里,她從修女手中接受了頭紗,并許下誓愿,從此過上守貞的生活。”
細讀文本便可得知,桂妮薇兒是在殉道者尤利烏斯教堂,也就是中世紀基督徒所崇拜的圣徒教堂中選擇投入基督懷抱的。而戴上頭紗這一行為,意味著她從此成為“基督的新娘”,與塵世作別乃至決裂。通過桂妮薇兒的故事,杰弗里似乎在暗示,世俗的罪惡可以通過信仰基督、向基督懺悔得到救贖。也正是在這一敘事邏輯中,基督教元素得以“順暢”融入亞瑟王傳奇,融入人們有關英格蘭的故事和記憶之中。
此外,文中也包含亞瑟王將戰死的貴族安葬于修道院的敘述。身為作者,杰弗里自己最終也將羅馬的失敗和不列顛的勝利歸結于“神的旨意”。雖然在這些敘述中,基督教的元素還不甚明顯,但它們已然涵蓋方方面面。正如基督教對中世紀社會的影響一般,在影響亞瑟王傳奇之時,這類元素猶如雨潤萬物,有力無聲。雖然在此時期,人們對亞瑟王的形象塑造仍偏向于軍事領袖和戰爭英雄等維度,但其間的基督教元素的影響已不容忽視。可以說,一個尊重基督教宗教儀式的亞瑟王從中誕生了。
初步基督教化的亞瑟王:基督教世界的世俗君主
盡管《不列顛諸王史》一書內容的準確性有待辨析,但有一點已不容置疑:它奠定了一個最初的、較為完善的亞瑟王形象。自從杰弗里的《不列顛諸王史》受到眾人歡迎后,亞瑟王的傳奇故事也得到了人們的關注。當越來越多的人喜愛它時,它也就逐漸突破了英格蘭的地域限制,進一步傳播至歐洲大陸,在這片大陸尤其是法蘭西一帶經歷改編,并進一步傳播開來。12世紀下半葉,相比于此前的亞瑟王故事,克雷蒂安·德·特瓦魯(Chrétien de Troyes)的遺作《珀西瓦爾:圣杯的故事》(Perceval: The Story of the Grail),最終塑造了一個與眾不同的亞瑟王形象——基督教世界的世俗君主。
需知,11世紀末,羅馬教皇烏爾班二世(Pope Urban II)發動了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信眾對于自身罪惡的焦慮和尋求懺悔的渴望,促成了這次前所未有的武裝朝圣。接下來的事情眾所周知:十字軍在1099年攻占了圣地耶路撒冷,進而掀起了整個西歐的信仰熱潮。無數朝圣者去往耶路撒冷。為了保衛朝圣者的安全,圣殿騎士團(Knights Templar)誕生,并很快得到了耶路撒冷王國和羅馬教廷兩方面的認可。在這一團體身上,尚武精神和對宗教的虔誠兩相結合。受西歐信仰熱潮的影響,許多文學創作也開始將宗教元素與冒險、宮廷浪漫故事加以結合。法國作家克雷蒂安也不例外。
根據歷史記載,克雷蒂安曾在香檳宮廷擔任宮廷詩人,為香檳伯爵夫人瑪麗,也就是阿基坦的埃莉諾和路易七世的女兒撰寫過《蘭斯洛特,馬車騎士》(Lancelot, the Knight of the Cart)。該作品催生了“典雅愛情”的代表人物蘭斯洛特。此后,在宗教狂熱和騎士故事盛行的社會大背景下,他開創性地將圣杯這一神秘因素引入了亞瑟王傳奇。在細節處,他暗示圣杯與基督教宗教救贖之間的緊密聯系。在騎士和基督教多種因素的交織之下,他完成了自己最后的作品——《珀西瓦爾:圣杯的故事》。
克雷蒂安的這部作品圍繞珀西瓦爾的騎士的冒險故事展開。它塑造了一位經歷冒險之后,在精神上、武力上和靈性上都得以成長的騎士代表。這樣的代表便是人們心目中的騎士的典范。表面上看,亞瑟王似乎只是故事中的背景人物。但細究之下,亞瑟王及其宮廷中的騎士對待珀西瓦爾的態度之變化,也表明他和珀西瓦爾一同成長,彼此相互成就。可以說,珀西瓦爾的形象豐富了亞瑟王的傳奇故事,而亞瑟王這一歷史久遠的故事素材,也賦予珀西瓦爾這個人物以神秘之感。
或許是受了他曾經為之效力的法蘭西香檳宮廷的影響,又或許是因為一位法蘭西臣民對于國家的理解,亞瑟王在克雷蒂安的筆下,成了一位典型的基督教世界君主。在神降下恩惠的基督教世界內,宮廷中的重大事件往往都與基督教的慶祝日期相重合。例如,當克拉馬杜來到亞瑟王的宮廷并向他表達投降之意時,這一意義深遠的事件,便正好與基督教的圣靈降臨日(Pentecost)重合。和基督教的敘事框架一致,接下來的故事情節安排是:君主行使自己的王權,統治他的王國,并接受騎士們的臣服;此外,他派遣騎士前往各地冒險。
與此同時,亞瑟王也保有對基督的虔誠信仰。被珀西瓦爾打敗的騎士接連不斷地來到亞瑟王宮廷。這位王公終于知道,他錯過了一位多么英勇強大的騎士,錯過了一個上天賜予他的寶物。除了心中深覺遺憾之外,他沒有就此放棄,而是選擇主動出擊:他去追尋珀西瓦爾在荒野中的蹤跡。他這樣表達自己的決心:“我以圣大衛的名義起誓,威爾士人向他祈禱,我連續兩個夜晚絕不在室內睡眠,除非我再次見到他,無論是在陸地,還是在海上,只要他活在這世上。現在,我就要去見他。”在亞瑟王的誓言中,對于自己睡眠的約束,實際上正符合基督教誓言的核心要求之一,即以自身外在的、身體上的磨難,來換取心靈上的懺悔與救贖。亞瑟王對于之前宮廷中的騎士看輕珀西瓦爾一事是有愧于心的,正是通過給予自己磨難,他得以贖輕自己的罪過。如此,他才能開啟尋找珀西瓦爾的旅程。在以基督教圣人的名義起誓后,他帶領整個宮廷,像出征一般去追尋珀西瓦爾的足跡,并最終發現了在雪中沉思的他。
亞瑟王對于珀西瓦爾的看重,既說明他作為君主的求賢若渴之心,也說明他在圣徒信仰的驅動之下,有意追尋那位可能存在的“圣人”。無疑,從珀西瓦爾的冒險內容來看,他這一路所經歷的,不單是世俗之事,更是對自身精神的磨練和靈性的追尋。
在離開亞瑟王的宮廷,繼而在外冒險之時,珀西瓦爾偶然來到了漁王的城堡,并在此見到了與染血的長矛并列的圣杯。圣杯最初出現之時,由一位少女用手持起,其上鑲嵌著各種寶石,同時散發出炫目的光輝,奢華又高貴的樣子令燭火失去光芒。然而,就在這時,珀西瓦爾記起了師父的提醒,并未去詢問圣杯的作用。與此同時,漁王城堡中的侍從雖然傳遞過圣杯,卻也始終未能明確它的具體位置。直到離開城堡、遇見自己的表妹之時,珀西瓦爾才在她的訓斥之下,知曉了圣杯的意義。同時,他也知道了自己當初發問的重要性。他知道,“如果你當初問出了那個問題,你原本是可以完全治愈那位仁慈王者的傷痛的。但你從未詢問圣杯到底是什么,也從未知曉它被帶給了誰”。
當知曉了圣杯的作用,并知道了自己未曾提問所帶來的嚴重后果時,珀西瓦爾陷入了悔恨之中。他意識到,自己忽略了神的恩賜與慈悲,是自己未向神明祈禱,且未踐行自己應祈之事,才犯下眼下的罪過。隱士告訴他,是因為他離開母親、導致母親死去的罪過,使他最后未能提問。惟有他領受圣餐,才能獲得自己心靈的釋放。
可以看出,在漁王城堡中與圣杯擦肩而過的經歷,是珀西瓦爾冒險的轉捩點。從這個故事開始,圣杯作為珀西瓦爾冒險的一部分,被引入了亞瑟王的傳說。在克雷蒂安的描寫中,圣杯具有神秘的力量,其中盛放著圣餅以維持漁王的生命,并且在詢問圣杯的作用后,它能發揮治愈傷痛的能力。但作者并未確切道明圣杯的具體來源,只是強調了它的神秘與神圣性,并將其和染血的長矛等器物并置,以此給予讀者足夠的聯想空間。同時,亞瑟王在故事中也僅僅發揮了一位世俗君主的作用:他是基督教世界中的合格君主,也是一位虔誠的信徒,但也僅此而已。值得注意的是,直至此時,亞瑟王與圣杯還并產生直接的聯系。他的形象,仍然限于世俗氛圍之中。
追求圣杯:作為基督教君主典范的亞瑟王
克雷蒂安將神圣因素引入了與亞瑟王相關的傳說之中。而13世紀初期的羅伯特·德·博龍(Robert de Boron)則在西歐社會對圣物的崇拜與狂熱氛圍中,完善并拓展了克雷蒂安作品中的“圣杯故事”,并在自己的作品中,構造了與亞瑟王傳說息息相關的“圣杯史”。
13世紀初期,西歐王權與神權之間的聯系越發緊密,人們對圣物的崇拜也因此得到進一步升華。在早期基督教仍受迫害之時,基督教殉道者的遺體或是遺物就被認為具有神圣力量,能夠幫助人們遠離傷痛。在基督教成為國教之后,這些被認為具有神圣力量的物品,進而被人們稱作圣物。在信徒們心中,圣物連接人與神。故此,圣物崇拜得以進一步發展。時至13世紀,西歐大地上王國林立。世俗王權也需要羅馬教廷的承認,由此增強自身統治的合法性。在用來增強君主統治神圣性的各種方法中,收集和供奉圣物之舉頗受人們關注。1204年,在第四次十字軍東征中,拜占庭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慘遭洗劫。這一古老帝國的遺產又一次被瓜分。其中,眾多與基督教的圣人甚至是相傳與耶穌自身緊密相關的圣物,也被成批帶回了西歐各國。在中世紀這樣一個王權追求神圣性的時代,收集、供奉圣物是歌頌君主虔誠最好的方式之一。大批圣物的涌入,無疑使西歐更進一步受到圣物崇拜的影響。與此同時,在1191年,格拉斯頓伯里修道院(Glastonbury Abbey)宣稱,其在墓地發現了亞瑟王與桂妮薇兒王后的陵墓。這一發現轟動了全英格蘭。當消息傳播至歐洲大陸后,亞瑟王的傳說更顯示出一種奇幻與現實相交織的色彩,進而吸引更多的作家參與這一傳說的構建。羅伯特·德·博龍就是其中一位。他為參與第四次十字軍東征的戈蒂埃·德·蒙貝利亞爾(Gautier de Montbéliard)領主創作了《梅林與圣杯:亞利馬太的約瑟夫、梅林、珀西瓦爾》(Merlin and the Grail: Joseph of Arimathea, Merlin, Perceval)。這部作品包含“三部曲”,從亞利馬太的約瑟的故事開篇,并在圣杯與耶穌最后的晚餐、耶穌作為圣人所受的苦難之間建立起了聯系。作為圣物,圣杯被代代傳承:從約瑟作為第一任守護者開始,傳往漁王布隆(Bron),繼而再傳給珀西瓦爾。在羅伯特的作品里,圣杯以“基督教的圣物”這一身份,完美融入了亞瑟王的故事之中。
在克雷蒂安的作品中,圣杯雖然被暗示具有治愈傷痛的力量,但它的作用與神圣性是隱晦未言的。克雷蒂安未曾挑明圣杯與基督之間的關系。但是,在羅伯特的這部作品中,圣杯真正成為承載耶穌之血的圣物。當約瑟帶著他的追隨者在外邦生活時,他們遭遇了饑荒。圣靈告訴約瑟:之所以遭遇饑荒,是因為是有人犯下了罪過。于是,根據指引,約瑟建立了“圣杯之桌”,并考驗了他的追隨者們。在他看來,唯有真正信仰三位一體,并遵守誡命之人,才能在放有圣杯的桌子旁邊坐下,而坐下之人由此會感受到發自內心的喜悅。對此,書中這般敘述道:“那些愿意給它正確命名的人,會把它稱作圣杯;它能給待在附近的人們帶來極大的喜悅與歡愉,使他們像是魚兒逃離人們的手中、躍入水中一般歡樂。”從這時起,圣杯就不再是單純的容器,而是代表著基督,從古至今不斷傳承,世間獨此一份。
在塑造了圣杯作為故事發展的錨點后,隨著基督元素的涌入,羅伯特也相應塑造了一個與以往不同的亞瑟王形象。在他筆下,亞瑟王在圣杯冒險中不再是旁觀者,而是成為了主動參與者。珀西瓦爾來到亞瑟王的宮廷,并加入了圓桌騎士團。在五旬節(Pentecost),也就是圣靈降臨日的盛宴上,他不顧勸阻,坐上了圓桌上象征猶大空席的危險之座。這一行為招致上天的盛怒,盛怒轉化為石板開裂、大地轟鳴和黑暗籠罩。此時,亞瑟王獲得啟示:“你要聽好了,亞瑟王,我們的主向你傳達一則訊息,祂在監獄中賜給約瑟的器皿,如今就在這片土地上,被稱作圣杯。”在知曉了圣杯能使漁王痊愈,復原圓桌和驅散籠罩不列顛大地的詛咒后,亞瑟王與他的騎士下定決心:定要找到圣杯。
在這部作品中,亞瑟王更多的是作為故事的推動者。在強調了世俗世界中的亞瑟王作為國王與騎士的典范這一盛名后,作者又提及他在宗教上所受到的影響。不同于單純的世俗國王,文中的亞瑟王受到的啟示表明,他在世俗國王的身份之外,還是一個服膺于基督信仰的凡人。他聽從啟示、派遣圓桌騎士尋找圣杯的行為,更是進一步將自己與這一神圣任務聯系在一起。尋找圣物的旅程,實際也是他前往朝圣的旅程。國王與騎士、圣物與國家、尋找圣杯和國家的命運,由此都被緊密聯系在了一起。至此,亞瑟王手中所掌握的世俗權力,已經需要向那一更高的神意表示敬意,即需要尊重祂,并受祂的影響。
在這個版本的故事中,尋找圣杯這一行為尤具有使命感和神圣感。在這一敘述邏輯中,尋找圣杯的開端源于一個從天而降的聲音,這個聲音告訴亞瑟王一個預言。而尋找圣杯的目的,就是為了解除不列顛大地上的詛咒,而這又使得上述行為更進一步成為宗教信仰意義上的追尋。雖然故事的主角是珀西瓦爾,但他作為亞瑟王的騎士,是在君主的命令開啟之時追尋圣杯的。這也暗示了他受到圣物崇拜的影響。經過宗教信仰維度上的轉變,亞瑟王的王國與追尋圣杯的使命緊密相連。隨著圣杯這一最主要的神圣元素的引入,亞瑟王的形象已經逐漸完成了從世俗君主到與基督教緊密相關的王者的轉變。
如今,亞瑟王的故事仍是虛實交融。但無論如何,亞瑟王作為一位留名千古的人物,其形象與騎士典范對接,更與基督教信仰和價值觀相連。它已成為眾人文化記憶中難以抹去的部分。而有關它的故事的歷時性演變,一如亞瑟王這一傳奇人物的形象的基督化歷程所表明的,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中世紀文化的演化路徑。它在后人記憶中的接受情形,某種意義上也折射出后人的價值觀動態。就此而言,中世紀有中世紀的亞瑟王,現代有現代的亞瑟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