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編輯珀金斯:當作家們毫無進展……
在如今這個時代,編輯是一個行將被“懷舊”的職業,當AI可以給出面面俱到的修改意見,甚至有些作者已經前置性地從創作初始就與AI攜手,圖書編輯們將何去何從?
從前,不少人會誤認為編輯的工作是一種清閑的工作,就像上世紀九十年代爆火的《編輯部的故事》里拍的,早上泡杯茶,看看稿子吹吹牛,扯些人情世故,到點了按時下班。但與高強度、快節奏的現代生活同步卷起來的當代編輯崗位,已經離那種狀態越來越遠了。新入職的編輯如何尋找自己的作者?名氣很大的作者的稿件或是領導轉來的稿件該如何妥善處置?新書發布活動應該怎么策劃安排?資金緊張的情況下去何處化緣、如何報銷作者的路費……在今天,編輯已經是集編輯、策劃、營銷、文案等工種于一身的綜合性崗位,一入此門深似海,面對壓下來的業績KPI,或許唯有倚疊如山的樣書聊以自慰。

可這種職業的復雜性其實是有傳承的,當翻開《作家們毫無進展》時,那位成就無數天才作家的編輯珀金斯又回來了。一如本書的翻譯者彭倫在成都的活動上所言,他翻譯了那么多本國外出版人的傳記,能夠引發出圈效應的或許只有《天才的編輯》。這兩本書一新一舊,皆圍繞著一百年前的人與事,圍繞著傳奇出版人、文學編輯麥克斯·珀金斯展開。《天才的編輯》一書的影響力、故事性遠超文本本身,在由科林·費爾斯主演的《天才捕手》上映后,珀金斯的形象以及名氣已成為編輯的代名詞。珀金斯為何能在眾多編輯中脫穎而出,與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歐內斯特·海明威、托馬斯·沃爾夫等文學巨匠們一道塑造了美國文學的新面貌,翻完這兩冊厚厚的書,我們或許會得到一些答案,并且明白,做編輯從來不是件美差,而可能是一場漫長的試煉。
珀金斯在加入斯科里伯納公司之前,在廣告公司做過文案,在報社做過記者,這位出身哈佛經濟學的新英格蘭人始終沒有放棄“文學夢”,輾轉一番后最終成為文學編輯。彼時的斯科里伯納雖然名聲赫赫,但是出版名錄上的書籍大都是上個世紀、上上個世紀的文學經典,掌舵人老斯科里伯納堅持著保守、牢固的“文學經典”思維。
尚未從美國陸軍退役的菲茨杰拉德四處投遞他的手稿,經歷多次禮貌的退稿以及幾番周折之后,《人間天堂》的雛形最終送到了珀金斯手中。這位日后被托馬斯·沃爾夫描述為“狐貍”的新編輯,一眼就相中了司各特的非凡才華,哪怕編輯部的意見基本都是此稿不可留、此書不可出,珀金斯仍舊以個人的名義去信激勵這位正在為前途、情事煩惱的天才。經歷幾番修改,最終珀金斯需要當面說服老板出版這樣一本離經叛道的小說。

《了不起的蓋茨比》 斯克里伯納封面
“我的感覺是,斯克里伯納先生,如果我們放過這樣一本書,我們應該關門,退出出版業。”當珀金斯在會議上直接與老斯科里伯納硬碰硬時,誰也沒料到,這被預判為為新人編輯交的“學費”,最終成了日后數十年屬于斯科里伯納、珀金斯以及菲茨杰拉德的榮光,黃金時代就此開啟。而與此同時,珀金斯當時也沒有意識到,結識司各特,也是結識一眾麻煩天才的肇始,此后他的人生角色將包括而不限于:(作家們的)父親、摯友、評論家、職業經紀人、借款人、心理咨詢師、遺產管理者……

《天才捕手》電影海報
以菲茨杰拉德為例,通過珀金斯與他的頻繁書信往來,你可以發現“蓋茨比”本人的生活完全可以用“缺錢-寫作-賺錢-揮霍”的循環來概括,在認識珀金斯之后這個循環還應該加上“借錢”的一環。在《人間天堂》《了不起的蓋茨比》獲得成功之后,司各特已經是美國文壇的一流作家,“他的寫作收入從1919年的879美元激增到1920年的18850美元,被他花了個精光。在斯科里伯納看來,菲茨杰拉德簡直不知節儉為何物,而且對未來根本沒有打算。”菲茨杰拉德夫婦愛好奢靡,要住大房子,開派對,孩子也要送貴族學校,更別說他們還要滿世界旅行,結交名流,暢想人生。我們可以看到一個作家不斷在信中要求編輯預支稿酬,不斷地提醒編輯“我在寫了”。如果以今天的眼光來看,菲茨杰拉德的諸多要求都是不可能被滿足的,以至于翻看他倆的書信有一種中世紀藝術家與贊助者的即視感,珀金斯及斯科里伯納公司像極了作者本人的“供養人”,不斷地滿足他非分的要求,這些滿足、縱容全部基于對菲茨杰拉德才華的肯定,當然也包括珀金斯與他的私人情誼。在《天才的編輯》作者司各特·伯格眼中,珀金斯和菲茨杰拉德“就像一個頗為古板但縱容的叔叔與一個得寵、愛趕時髦又難以拒絕的侄子之間的關系。”
歐內斯特·海明威則是另一種畫風。
當菲茨杰拉德一直受困于酒精、懶散于新作品之際,他向珀金斯推薦了前途無量的海明威。當時,海明威不滿另一家出版商對他諷刺小說的“退稿”,在珀金斯拋出橄欖枝之后,海明威表示,只要斯科里伯納可以“捆綁”他的前作一同出版,那么他正在寫的《太陽照常升起》就簽給珀金斯。麥克斯·珀金斯自然明白對方的用意,但他在草覽過《太陽照常升起》之后,已經被海明威獨特的語言風格深深折服。再一次,他力排眾議,頂著海明威小說中不斷出現的粗話、臟話、下三路笑話,說服“古板”的老斯科里伯納出版海明威的小說。他的唯一抗爭是說服海明威放棄一些對在世人物的辛辣調侃,“我們不想把人們的注意力從它的內在品質轉移到一些純粹不相干的細節上。如果因為許多低級的、只關心下半身問題的弱智叫嚷,而使得這么一本有新意的書遭受冷落,那可真是劃不來。”一面呵護作家敏感的神經,另一面則幫助公司守住出版底線,全程拉滿的情緒價值,讓人不得不信服——天才們的隊友不是誰都能當的。
當時的海明威向往冒險,他簡樸的審美情趣和粗曠的生活作風與菲茨杰拉德完全是兩個星球的人。由于同屬一個編輯,那種微妙的嫉妒、好勝不時顯露在這三人的書信交流中。
“如果你給他寫信,請轉達我(海明威)對他的感情(我一直對司各特有一種愚蠢、不成熟的優越感,就像一個倔強、肯吃苦的小男孩譏笑另一個天才但柔弱的男孩)……”在面對友人的困境時,珀金斯選擇了仁慈的救濟,他的出發點是基于惜才,當然也有出版社商業利益的考量,海明威則不需要這些“矯飾”,他可以在信里奚落司各特的墮落,但其實又會期待友人一朝振作,與他共同追逐文學殿堂的冠冕。
周旋于其間的珀金斯,既要參與菲茨杰拉德喜歡的“爛醉酒會”,也要投身海明威充滿風險的海釣活動,甚至還需要阻止意見相左的作家在自己的辦公室斗毆,甚至沃爾夫、菲茨杰拉德等人故去之后,還都指定他做遺產執行人,珀金斯管生還得管死。
“偉大的事業需要良好的機遇。若是在當今財務主導的出版集團化時代,麥克斯韋爾·珀金斯也無法成為麥克斯韋爾·珀金斯。”時來天地皆同力,“一戰”之后,“垮掉的一代”崛起,這一文學史上的里程碑充滿了歷史的因緣際會。整個生命與這一文學改革、時代精神交織的珀金斯始終保持著一種冷靜的心態,他堅信“作品屬于作者”,他堅信“圖書編輯不該引人矚目”,他覺得“編輯的公眾知名度可能會影響讀者對作者的信任感,也會影響作者的自信心。”這種自我隱身的操守跨越了時代,成為世界范圍內從業者的標桿,定義了編輯——這些坐在第二排的人的使命與責任。
斜陽草樹,英雄無覓。
當珀金斯功成名就,無法拒絕前往大學課堂講課的時候,他對自己的女兒笑稱,“今天我做了一個講座,他們稱我是‘美國編輯中的元老’,”他解釋道,“當他們稱你為元老的時候,就說明你完了。”在技術革命的浪潮中,我們依稀能望見珀金斯點亮的燈火,這余暉越過時代照見“懷舊”的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