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早早便預見了今天我們面臨的人機沖突 紀念蕭伯納誕辰170周年


分別為改編自蕭伯納戲劇《賣花女》的《窈窕淑女》音樂劇電影(1964)以及同名電影(1938)劇照。
1930年,蕭伯納曾舉杯祝酒道:“祝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人物愛因斯坦健康長壽。”彼時距愛因斯坦相對論被證實已過去近二十年,這位劇作家為何依然對愛因斯坦贊譽有加,將其稱之為“過去三百年來最杰出的科學家”,為“全人類創造了一個全新的未來宇宙”?這個問題的答案將揭示蕭伯納對人類未來和戲劇未來的態度。
早在愛因斯坦相對論得到證實時,蕭伯納就欣喜地認定愛因斯坦開創了一個三百年來嶄新的未來宇宙,由此開啟了兩人長達三十余年的思想交流。一位是已受諾貝爾文學獎嘉獎的現實主義戲劇執牛耳者,另一位是科學界嶄露頭角的新星,前者對后者的褒揚,不僅僅是對其顛覆西方世界的科學法則的贊許,也暗許了一種藝術和未來科技跨界共融的可能性。
蕭的漫長人生——他生于1856年,卒于1950年——恰好與自動機、機器人和人工智能發展的重大里程碑相吻合。如果說蕭伯納的早中期現實主義戲劇是雅努斯之臉,面向過去、批判現實,他的晚期戲劇則大膽地面向未來,暢想技術、科學與戲劇的融合,批評未來可能出現的種種幻象。
機械之美
1906年蕭伯納與妻子夏洛特搬到倫敦北部的赫特福德郡阿約特圣勞倫斯的鄉村住宅,暫別城中心的喧囂和繁忙的社交。他們刻意選定了一座遠離汽車飛馳的主路、岔路盡頭擁有1.2英畝的莊園作為棲身之所,將其命名為“阿約特莊園”。廣闊的高地讓蕭伯納在寫作之余有富足的空間可以閑逛,但他可不像《傲慢與偏見》中的女主角,在晨霧和黃昏中拖著被氤氳霧氣沾濕、分量不輕的裙擺,表情輕松、步履緩慢地漫步,而是自由享受有輪交通工具帶來的速度與激情。
他最愛騎著自行車在鄉間閑逛,有時像孩子一樣大膽松開手剎,從小山坡頂端俯沖而下,享受速度帶來的刺激。他的自行車有好幾次都因為他的莽撞而遭遇毀滅性碰撞,他自己也常有刮擦掛彩。正當親朋好友為這位嚴肅劇作家經常受傷、損壞自行車而擔憂不已時,他在汽車還未普及開來的1908年就購置了第一臺汽車,繼續追逐著更高速度帶來的快感。在那個無須駕照的時代,蕭伯納像《人與超人》中的汽車技師亨利·史特拉克一樣相當魯莽而激進地駕駛著這種新型交通工具,也像亨利一樣艷羨著美國人開來的新型蒸汽汽車。倘若蕭伯納穿越到今日,不論是出于環保考量,還是出于對技術更新的體驗,他一定會跳上最新的電車,來場百公里加速,痛快試駕一番。
在赫特福德郡落戶的還有許多其他像蕭伯納夫婦這樣渴望安寧生活的富庶階級,但令他們始料未及的是這里很快成為了飛機的試驗場。常有飛機轟隆著從遠處的山頭掠過,甚至偶有飛機意外墜落的消息傳來,引來住戶登報向市政抱怨。盡管飛機攪擾了赫特福德郡安寧的郊區生活,彼時年逾五十的蕭伯納仍像蒙巴頓親王那樣充滿著對新奇和冒險的渴望,他加入皇家飛行學院,冒險乘坐試飛飛機低低掠過自家的莊園。
蕭伯納和其他對機械和機械美學嗤之以鼻的費邊社成員不同,他熱愛飛機機械,正如他一如既往地熱愛自行車、汽車等其他交通機械。他將自己對機械美學的支持傾注于戲劇中,《人與超人》中停在里士滿別墅花園中嶄新的汽車有著蕭伯納私家車的影子,《錯姻緣》中打破中產階級平靜日常的飛機引來了大量村民悄悄溜進私家樹林窺探,向觀眾真實地展現了機械美學對各色人等產生的巨大吸引力。
將這些紙上構思落實為具體的舞臺呈現效果,顯然給20世紀初期的劇場舞美技術提出了挑戰,就連蕭伯納自己也曾表示過懷疑。在給威廉·阿切爾的信中,他自視為老派的舞臺監督,認為過多的舞臺裝置可能削弱戲劇對話和行動的吸引力。格蘭維爾·巴克等年輕一代導演的新銳創意令蕭伯納最終信服,將大型機械搬上舞臺顯然更有效地助力戲劇效果的實現。
一百年后美國視覺藝術導演羅伯特·威爾遜大膽地將火車搬上舞臺,為交通機械賦予舞臺奇觀的視覺效果,讓機械獲得了與人類演員相似的能動性,指向了超越人類表演限度的非人類美學。不過,百年前蕭伯納描繪的機械美學似乎并不在意于侵擾人類演員的主體地位,從他不情愿機械在舞臺呈現中喧賓奪主的看法中,不難看出他對機械美學與人類的身體美學相得益彰、互相成就的期許。
那些在他劇中駕馭汽車和飛機的機械師中,汽車技師亨利健碩挺拔,他的登場非同尋常。他的雇主、男主角杰克抓住他的雙腳,把他從車底像拉獨輪車一樣拽出來,他用手順著杰克的力道退出,嘴里叼著一把鐵錘。他衣裝利落,敏捷矯健,專注從容,對于主角身上所發生的一切帶有清醒的洞悉力。蕭伯納贊譽他是通曉科學的社會主義者,“時代新人”,某種程度而言,預言了未來英國崛起的技術工人一代。駕馭飛機的飛行員則更令人意外的是一位年輕的波蘭女性,身手矯健,帶著中產階級所難以比擬的生命力。這種身體與機械的平衡,又讓他的戲劇牢牢回歸人的主體性,或者說積極地預言機械成為人類自由和主體性的外部延伸,為人的超越帶來新的可能。
從機械人偶到機器人
如果讀者前往蕭伯納在赫特福德郡的故居參觀,可以在藏書書架上找到一本名為《木偶與自動機》的書,書房壁爐架上方擺放著一個四肢可動的木制藝術家模型和一個外形酷似蕭伯納的木偶。1884年至1914年蕭伯納成長和成名之際,自動機械制造也迎來了黃金時代。19世紀中葉,隨著大規模生產技術的興起,制造自動機的成本被大幅降低,技術也越發成熟,生產出數不勝數的發條裝置和機械人偶。這些自動機裝置比蕭伯納壁爐架上的木偶更精密靈巧,能夠通過波紋管、管道、擋板和杠桿系統驅動,完成諸如讀寫、下棋和回答問題等人類才能完成的復雜任務。
時至今日,這些自動機早已進入博物館,成為收藏品,展現出當時關于機器人的想象和研發。對20世紀之交的蕭伯納而言,或許令我們難以預料的是,發條裝置和機械人偶早已是他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19世紀末,類動物的自動裝置作為客廳娛樂品和裝飾品,已經在巴黎的高端百貨商店中大量銷售。自動人偶雖然不算家居普及性裝飾或裝備,但也像當下宇樹集團研發的機器人一樣,在大型展覽會、節慶場所和王公貴胄家中常見。其中,自動人偶“賽科”的知名度尤為廣泛,這臺搭載發條機械裝置的自動人偶于1875年1月13日首次向公眾亮相。它能完成許多動作:點頭、行共濟會握手禮、進行加減乘除運算,甚至還能表演簡單的魔術。較為獨特的一點是,它擅長打惠斯特撲克牌,曾贏過數萬局比賽。賽科底部特意用透明玻璃圓筒,展現其近似人工智能操控行動的超前能力。
舞臺上也曾大量出現過自動機的身影,它們通常是真人演員扮演的等身大小的跳舞玩偶,如知名音樂舞劇《胡桃夾子》,這些自動機通過偽裝成人類來吸引觀眾,成為演出賣點之一。《皮格馬利翁》中伊萊莎受過短暫訓練后機械地重復著固定臺詞和禮儀,必然讓臺下的觀眾聯想到舞劇中常用的等身大小機械人偶。舞臺上倘若真呈現類人自動機械,或者類人機器人,或許也并不會在當時的英國觀眾中產生過多驚詫。
不過,賽科實際上是由魔術師助手按壓氣囊操控其動作,而非憑借智能或靈氣。大文豪蕭伯納在最初是不贊同這些毫無生氣的機械人偶有什么可以媲美人類的,視之為人為操縱的傀儡裝置。他在批判莎士比亞和狄更斯筆下某些人物時,就以自動人偶比喻這些個性鮮明卻缺乏獨立意志的人物。兩位英國文豪都創造出了極其逼真的人物形象,莎士比亞的人物具有強烈個性,狄更斯的人物具有鮮明的社會特征。《霧都孤兒》中的蒙克斯不是按照自己的思想和目的行動,只承擔著揭示奧利弗身世、助推情節反轉的功能。斯邁克最終與家人重逢更是機械的敘事裝置,人物命運的走向依賴巧合而非性格邏輯。
莎士比亞筆下的人物盡管看起來更為復雜,其行動經常依賴外部刺激,推動哈姆雷特行動的是父親鬼魂的出現和復仇任務的降臨,莎士比亞并沒有回答如果鬼魂不出現,哈姆雷特會有什么行動。相應地,麥克白的行動完全是由女巫預言和麥克白夫人的刺激所推動的,而非經由理性展開。當需要讓這些人物真正自主地行動和發展時,他們的行為仿若機械人偶,全憑外部動力刺激,才能夠驅動他們運轉。蕭伯納用自動機械的比喻來論證傳統現實主義小說中獨立意志與目的的缺失,戲劇的核心不應該是情節,人物若不是思想的載體,就將淪為情節推動的機械人偶。
技術發展迅猛,待到蕭伯納在20世紀40年代末創作科幻寓言合集戲劇《離奇寓言》時,科學家們已經開始構想如何制造出能夠對自然做出反應的、類似蕭伯納所說的具有自主意識的機器人。機械人偶如同發條鐘表,是一種遵循精確、預定指令序列的機器,其動作往往具有重復性和可預測性。而機器人則能執行復雜的單一任務或任務組合,可被編程,并能在一定程度上自主行動。1954年第一臺工業用機械臂機器人被設計出來,可通過編程操控物體多向移動,七年后在通用汽車旗下的工廠投入使用,幾年之內斯坦福實驗室給機器人安裝上了傳感器,能夠與環境互動,根據感官輸入做出特定決策。
蕭伯納做出了跨越性的創想,讓類人偶直接擺脫了機械控制的環節,由無機類人自動機轉向了有機機器人。他設想出一種誕生于實驗室的有機機器人,這種最高級的生命體由一種蕭伯納稱為“合成原生質”的有機材料構成,被灌注了最高潛能的生命力,能對任何刺激做出反應,具備所有條件反射。與自動機不同的是,他們能夠對言語做出情緒反應并采取行動,根據編程自動執行功能。不過,有機機器人自己倒是否認自由意志在他們身上的存在,把自己視為不可改變的、不可抗拒的、無須負責的、不可避免的因果律產物。自由意志和意識的缺失讓他們無法擺脫自動機這種低等形態。相似地,蕭伯納自己把不會獨立思考、任由報刊輿論擺布的觀眾和讀者,視為一種自動機。
這些人造人和瑪麗·雪萊筆下的弗蘭肯斯坦一樣無情地戕害了創造自己的主人,他們犯下不可饒恕的罪行是源于言語刺激,他們最終受到人類的處罰而被清理。但生命仍在不斷演化,有機機器人不過是“創造進化”中一次失敗的實驗,或許下一批有機機器人將具備真正的意識。機器人留下的軀體與意識的糾纏問題仍然在繼續,蕭伯納進一步暢想了未來人類對于意識的推崇如何走向另一個極端,劇中活過千歲的高等人類生命體把有機肉體視為束縛人類智慧的怪異機械,不過是受到高等意識奴役的一臺自動機。當劇中的人造有機機器人還被批評沒有意識和自由意志時,獲得超長壽命的未來人類終將拋棄有機體和其他機械,通過意識實現更高級別的永生。
伊萊莎與大語言模型
1912年,蕭伯納的戲劇在倫敦一票難求,觀眾、劇院和出版商都渴望他不間斷地給大家創作新的戲劇、新的檄文、新的演講。他給他的柏拉圖戀人、《賣花女》伊萊莎原型帕特里克·坎貝爾夫人寫信,聲稱自己成了“一臺輸出文字和話語的機器”“一個頂端裝著咔嗒作響大腦袋的消化器官”,或者更貼切地說,“一臺完全機械化的巴貝奇計算機”,全身裝滿了齒輪、履帶和杠桿系統,噼啪作響,源源不斷地炮制出一部又一部戲劇、一篇又一篇散文,創造了一股永不停息的蕭伯納式的文字洪流。
蕭伯納提到的巴貝奇在19世紀中期發明了人類第一臺擁有現代計算機完整雛形的機器,明確了機器應該如何存儲信息、如何執行指令、如何進行分步驟運算。這種叫作分析機的機器同時也具備與大語言模型相似的基本能力,即根據輸入執行不同的任務。如果將運算能力比作下廚做飯,分析機就是一個擁有灶臺、爐子和調料的廚房,理論上廚師在里面按照菜譜/指令就可以做出任何菜肴。而大語言模型則是在這個廚房里訓練出來的超級廚師,它不按固定菜譜做菜,根據經驗自己生成新的菜式。
《賣花女》是專門為坎貝爾夫人創作的一部劇,蕭伯納請她在飾演女主角伊萊莎時,握緊“巴貝奇的擋桿”。蕭伯納當然還不了解大語言模型,他把自己視為一臺輸出語言的機器,同時更為重要的是他聰慧的大腦必須嚴格控制著這股文字洪流的走向,不容其有任何偏移或錯亂。他將作者和演員都視為技術化的身體,設想了二者之間一種能夠實現聲音信息無縫傳遞的理想關系。這種作者意志大過天的觀念,借語言學教授希金斯表現出來,希金斯的技術至上和對語言訓練的癡迷首先可以從他家的實驗室般的裝飾擺設中窺見一斑。
“一個平面的寫字臺,上面有一架錄音機,一個喉鏡,一排小風琴管子,外加風箱,一套吹火的燈罩,外加燈口,用橡皮管通到墻上煤氣龍頭,幾個大小不同的調音叉,半個人頭的模型,同真的一樣大小,可以看出口腔發音器官,還有一個匣子裝著一些錄音用的蠟筒。”
希金斯渴望自己的語言意志能夠被完整地貫徹,在他眼中,初次登陸社交場合的伊萊莎更像是一臺受訓到一半的初級大語言模型,而不是皮格馬利翁雕刻出的一尊活色生香的雕像。他堅信伊萊莎“沒有一個念頭不是我灌輸給她的,沒有一句臺詞不是我讓她說的”。她在希金斯母親的客廳里那場倔強卻前言不搭后語的表演,對他而言并非獨立大女主的萌生,反倒像是某種語言模型的故障。前一秒,她還說著希金斯交給她的文雅的天氣評論——“英倫三島以西的輕微低氣壓大約要慢慢向東移動了,從氣壓看來還沒有明顯的天氣變化跡象”,后一秒就偏離他預設的語言輸出“程序”,說起了自己在貧民窟的可憐姨媽罹患感冒生命垂危,最后卻靠暢飲高度酒奇跡生還,害得他為伊萊莎的土腔土調和奇譚異聞拼命掩飾。
由作者意志到演員語言的傳遞遠非理想狀態,演員被迫使用編程語言的預設存在缺陷,可能導致傳輸效果明顯下降。2025年由德國里米尼紀錄劇團給上海YOUNG劇場帶來的先鋒戲劇《恐怖谷》有相似之處。舞臺唯一的演員是一臺高度仿生人形機器人,完全復刻德國作家托馬斯·梅勒的真人面容和身形,硅膠仿真人臉附著在機械骨骼上。機器人以梅勒的口吻,依據在旁白投影的梅勒本人的成長照片,通過大語言模型生成梅勒私人記憶的口述。此先鋒戲劇的目的在于有意喚醒在場觀眾的質疑,大家聽到的到底是梅勒的真實記憶,還是機器人通過大語言模型生成的虛假記憶?
《恐怖谷》的在場觀眾成為大語言模型生成虛假經驗和知識的檢驗者,與《賣花女》中幫助希金斯檢驗伊萊莎身份真假的觀眾身份重疊。在最后的舞會上,伊萊莎憑著訓練出來的回答模式,通過了另一位語言學家、希金斯教授的宿敵聶波默克的考驗,后者以專業能力向公爵大人保證,她是如假包換的匈牙利王室公主。伊萊莎能夠輕松蒙混過關并非因為她的語言訓練有多么地成功,她僅憑借端莊的舉止和華服美衣,仿佛為語言上了一層保險,讓觀眾能夠毋庸置疑地相信她的身份。蕭伯納借伊萊莎被錯認為公主的事例,預言了大語言模型的皮格馬利翁效應,即人類使用者對大語言模型輸出內容無條件的信任和依賴。
幾乎與斯坦福研發出傳感器機器人同時進行的是MIT約瑟夫·魏岑鮑姆教授開發出著名的對話系統“ELIZA(伊萊莎)”,通過簡單的模式匹配和關鍵詞替換,模擬羅杰斯學派心理治療師與用戶進行對話。魏岑鮑姆表示,該系統的命名正是得益于蕭伯納的著名戲劇《賣花女》。魏岑鮑姆的姑姑在鄰里間頗受信任,所有來向她請教生活問題的朋友都得到了她的耐心傾聽,姑姑只是重復著“是的,糟糕的事就是這么發生的”這么簡短的一句話,就讓鄰里親朋獲得了極大的心理安慰。姑姑不動腦筋的安慰話語仿佛蕭伯納劇中的伊萊莎,用極簡而機械的話語收獲了意想不到的信任和權威。
令魏岑鮑姆始料未及的是使用者竟然如同姑姑的鄰里、《賣花女》中上流社會成員那樣,全盤信任語言模型伊萊莎的話語,以為自己已經實現了心理療愈的效果,這與我們當下面對的人工智能幻象如出一轍。人們往往過度信任大語言模型生成的內容,而對自身認知產生懷疑,繼而選擇堅定信任大語言模型生成的內容。這種心態又與伊萊莎面對的虛偽上流社會的心態何其相似:希爾太太以為伊萊莎的倫敦土腔調是上流社會新潮的語言,擔心自己因為囊中羞澀無法頻頻光顧上流社交場合的事情敗露,于是毫不懷疑地對她的新詞新語大加贊賞。
蕭伯納仍然秉持高超的現實主義,沒有陷入未來主義技術至上的思維陷阱,交通機械能夠成為舞臺視覺藝術的載體,通過機械美學實現更好的舞臺效果,但人的藝術主體性仍然重要。我們所熟知的諾貝爾文學獎獲獎劇作家,并不是僅僅擅長運用社會問題劇來揭示世紀之交資本社會的荒誕,更是在未來技術發展中看到階級、性別和民族他者被邊緣化和被剝削命運的交織。同時,他推崇意識在人物行動中的重要性,運用自動機比喻思想缺失給人物帶來的虛假現實之感,也早早便預見了機器人和大語言模型的思維局限和未來的人機沖突。
(作者為南昌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