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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塔莉亞·金茲伯格誕辰110周年|客廳里的黑井:繁榮之下的“弱女”悲歌
來源:上海書評 | 鄭銘茵  2026年07月16日09:02

娜塔莉亞·金茲伯格

娜塔莉亞·金茲伯格

(1916.7.14-1991.10.7)

當歷史高歌猛進時,誰困在客廳里黯然承受?

在1948年婦女節的一次對談中,意大利作家娜塔莉亞·金茲伯格(Natalia Ginzburg)曾以一種令人戰栗的意象描述戰后意大利女性的生存處境:“女性有個壞習慣,她們經常會落入一口黑井中,她們會陷入一種可怕的憂郁,并在其中沉浮、掙扎,想要浮上來。”

這句“黑井”的隱喻,貫穿了她的中篇小說合集《瓦倫蒂諾》。合集收錄了《瓦倫蒂諾》《母親》《射手座》三篇作品,以旁觀者的口吻、平白且精簡的筆觸,撕開中產家庭溫情的面紗,將目光放在客廳、房間等私密空間,為我們呈現出戰后意大利資產階級的倫理困境與歷史潛藏的復雜與荒誕,并最終以“弱”為方法,撬開與銘刻了那些繁榮表象之下女性的無奈與疼痛。

那么,這口“黑井”從何而來?女性的憂郁又是如何被造就?

《瓦倫蒂諾》,[意]娜塔莉亞·金茲伯格著,陳英譯,上海譯文出版社丨群島圖書,2025年10月出版,187頁,58.00元

《瓦倫蒂諾》,[意]娜塔莉亞·金茲伯格著,陳英譯,上海譯文出版社丨群島圖書,2025年10月出版,187頁,58.00元

無處不在的深井

三重困境中的女性墜落

最先砌起井壁的,是社會和客廳里那些不成文的倫理規矩。《母親》中的女主是位喪偶的中年母親,她試圖追求個人生活,重新尋找情感寄托,卻無法得到父母與孩子的支持與認可。深夜回家的她,會受到自己父親的大聲斥責與刻薄的羞辱,自己的母親雖心里同情她,卻同樣無法理解她的選擇;就連兩個親生孩子也漸漸與母親關系疏遠,甚至厭煩她的哭泣。最終,母親與情人分手,在旅館自盡。葬禮后,孩子們甚至不愿想起母親,只覺得痛苦和羞恥,“那張臉逐漸變成了一個模糊的黃點,他們再也無法還原母親的臉頰和輪廓”。

這篇小說出版于1948年,那時候的意大利,法律上白紙黑字寫明了男女公民地位的平等,并且女性自1946起擁有了參與選舉的政治權利。可在這里金茲伯格卻直白地戳破了這份假象:紙面上的平等與解放實際上從未真正走進普通人的客廳與臥室。當一個母親拋下家庭與孩子,走出家門去看電影、深夜訪友,這些試圖作為一個獨立自我而生活的微小舉動,在法律上無可指摘,卻在社會倫理和家庭現實中,被輕易地判定為觸犯了根深蒂固的性別紅線,因為“有孩子的女性只能是母親,不能是她自己”。更令人心驚的是,這種倫理困境并非來自激烈的沖突,而是彌散在日常家庭最細微的空氣中。于是,在社會的倫理鐵律、父母的道德審判、孩子們的疏離與羞恥感中,她沉默地走向了毀滅。

法國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曾提出:“從傳統說來,社會賦予女人的命運是婚姻。獨身女人的定義由婚姻而來。”如果說《母親》中的悲劇源于對母職身份與婚戀倫理的挑戰,《瓦倫蒂諾》則為我們呈現出一種更為幽微,也更令人痛惜的墜落:一個女性并不是因為僭越世俗規范而受罰,相反,她走入了婚姻,履行了當時社會賦予女性的唯一命運,卻依舊被推入了那口沉默的黑井。

在故事中,瓦倫蒂諾的家人始終認為他是為了錢財而娶馬達萊娜,因為年長、貌丑且強勢的馬達萊娜并不符合世俗婚戀中的好妻子標準,她不過是用錢換來了一段婚姻、一個社會認可的妻子身份??蛇@場看似各取所需的婚姻,從一開始就布滿裂痕。馬達萊娜在婆家不受待見,始終像個外人;丈夫無心學業,終日沉溺享樂,兩人關系冷漠而空洞,甚至最后落入無休止的爭吵。直到馬達萊娜的表哥基特自殺,她讀了基特的遺書,并在對方的衣柜里,翻出了瓦倫蒂諾的照片與信件,才看清這段婚姻其實從頭到尾都是一場精心編織的騙局。從一開始,馬達萊娜在婚姻中的角色便被默認為一種功能性的存在,給瓦倫蒂諾提供經濟支撐和社會地位,成為瓦倫蒂諾逃避責任、維持虛榮生活的工具。可悲的是,社會所宣揚的、馬達萊娜所向往的愛與安穩并未兌現,她得到的反而是欺騙與利用,是作為一個女性、一位妻子被踐踏和“謀殺”的尊嚴。

比欺騙更讓人窒息的,是人們對這場背叛心照不宣的集體沉默。首先在揭露瓦倫蒂諾與基特隱秘關系時,人們用的方式都無一例外地具有隱晦性,而在真相敗露后,所有人也都默契地避開這件事。瓦倫蒂諾的妹妹和馬達萊娜相處時,只會聊無關緊要的瑣事,“那些真實發生的事情、真正的話都藏在心里”。這是因為馬達萊娜所面臨與落入的是二十世紀中期意大利的社會框架中,一個無法歸類的空白地帶——那個時代被污名、被壓抑和被否定的群體。它無法被命名,自然也缺乏“合法”的聽眾。于是,馬達萊娜的委屈與創傷便被逼入無可辨認、無可哀悼的境地,只能被迫咽下苦楚,獨自承載著這個本與她無關的禁忌,墜入一個由謊言、沉默與傷痛編織的黑洞之中。

當女性走出客廳,走出婚姻,走進城市,又是否能夠打開新的井口呢?1957年出版的《射手座》將視線拉到了意大利經濟奇跡飛速發展的五六十年代。這時期,戰后“經濟奇跡”全面展開,人口大規模遷徙,消費社會初露端倪,描繪出人人都能跨越階層、擁抱高雅生活的美夢。故事里“我”的寡婦母親也從鄉鎮搬到了城市,她熱愛文學與藝術,夢想著在城市開一家畫廊,結識高雅人群。她結識了自稱畫家的西拉,兩人合伙籌備服裝店“射手座”,滿心期待靠事業實現階層躍升,卻不料對方是個徹頭徹尾的騙子,卷走了寡婦的積蓄后消失無蹤。故事的最后,西拉的漂亮女兒芭芭拉遭丈夫槍殺,母親的長女朱莉婭因難產去世,母親所有對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化為了泡影。有讀者曾評價寡婦母親的經歷為“包法利夫人式的孤獨”,將失敗大都歸咎于她的虛榮、不切實際與識人不清。但母親并不是一字不識的農婦,她了解藝術和現代文學的所有動向,是流通圖書館的會員,手上還持有價值不菲的郵票,她其實擁有追逐夢想的資本。那為什么母親還會失敗?當我們把眼光放置于時代,就會發現事實并沒有這么簡單。

二戰后的意大利建立了共和國,頒布了民主憲法,歷史學家圭多·克萊恩茨卻尖銳地指出那其實是“凍結的民主”,法西斯時期殘留著的官僚文化與控制機制,“使法律上承認的公民權利,被各種歧視性行為不斷擱置”。經濟繁榮許諾了階層流動的可能性,給予女性的機會卻實際上十分脆弱。當時大多數的職業女性收入微薄,在職場中也處于從屬地位,同時,女性雖然教育程度有所提升,其職業路徑仍被嚴格地性別化,教師依然是女性從事的主要職業,而這份職業會被接納也是因為沒有對女性家庭角色的觀念構成太大的挑戰。而真正屬于藝術、商業、文化領域的生產、經營與評判,實際上仍幾乎獨屬于男性。因而,寡婦的悲慘遭遇,不僅是個體欲望與現實的沖突,更是戰后意大利經濟騰飛背后無法忽視的矛盾:一個許諾自由與解放的時代,同時仍不斷再生產著腐朽的階級、性別與地域的不平等。

納塔利婭·金茲伯格與萊奧內·金茲伯格1938年婚禮當天

納塔利婭·金茲伯格與萊奧內·金茲伯格1938年婚禮當天

“弱女敘事”的悲鳴

與記憶的銘刻

譯者陳英在翻譯了多部娜塔莉亞·金茲伯格的作品后,將其小說內核精準概括為“弱女敘事”,與當下流行的“大女主敘事”形成鮮明對比。這一概括實則對應了兩個維度:一是“弱女”作為敘述形式,指的是金茲伯格在大多小說中以“弱女”充當敘述者,以克制的姿態發出低語;二是“弱女”作為敘述對象,指小說聚焦于那些邊緣、弱勢、困于“客廳”的女性經驗。

首先是敘事形式,《瓦倫蒂諾》和《射手座》都以家庭中的女兒作為敘述者,她們接受過教育,有維持生計的工作,和家庭保持著一定的距離。雖作為家庭中的一員,她們都或多或少地被短暫地卷入家庭風波,但大多時候,只是充當家庭中的觀察者與記錄員,目睹兄弟姐妹和父母的生活變故。同時,與大女主敘事用第一人稱強勢地重新定義自我和世界的方式不同,她們的敘述語調克制、內斂,不會刻意搶占話語中心,只是平靜地還原記憶中的日常與情感的暗流,同時任由沉默、留白和無力感滲透進敘述的肌理。

作為敘述對象的“弱女敘事”,更具體地體現在金茲伯格筆下的女性角色上:《瓦倫蒂諾》中卡泰麗娜始終處于家庭邊緣性地位,卻被哥哥瓦倫蒂諾的命運所裹挾;馬達萊娜以豐裕經濟“換取”婚姻,卻在丈夫的虛榮、無能與背叛下,墜入無處訴說、無法哀悼的創傷之中;《母親》中寡婦試圖追求個人生活,卻被家庭倫理與母職規范所圍困,最終服毒自殺;《射手座》中寡婦遷居城市、追逐夢想卻淪為騙局犧牲品等等。她們實際并不是完美無瑕的受難者,自身的性格里或多或少藏著怯懦、虛榮和執念。正如陳英在本書的跋中寫道:“痛苦以不同的方式籠罩著金茲伯格筆下的人物,帶來一種近乎麻木、遲鈍的感覺,沒有什么激烈的抗爭。那些女人和女孩似乎都充滿惰性,默默地接受時代、家庭的安排,或者機緣使她們遭遇的人和事?!钡鹌澆竦闹匦牟皇桥腥宋锏男愿袢毕?,而是希望展現這些“弱女”的群像身處的結構性困境,即她們或被排除在權力與話語中心之外,只能充當生活觀眾,或被社會框架所束縛與圍困卻無力抗爭、心懷向往并為之實踐卻落入黯淡結局。換言之,那口黑井其實無處不在……

《瓦倫蒂諾》意大利文本

《瓦倫蒂諾》意大利文本

作為反法西斯主義者的娜塔莉亞·金茲伯格對暴力與壓抑本質有著切膚之痛,法西斯統治時期作為“paria”(賤民)所處邊緣空間的深刻體驗,共同塑造了她獨特的觀察視角:始終警惕一切形態的壓迫機制,尤其關切那些被主流話語系統性壓制、抹除、噤聲的個體。于是,在她筆下,沒有波瀾壯闊的戰爭史詩,也不記錄紛繁變革的政治斗爭,而是退守一間間私人的客廳,用近乎波瀾不驚的口吻講述日常家庭的瑣碎及悲劇的悄然生發?!秳蛞獯罄膶W史》曾這樣概括娜塔莉亞·金茲伯格創作的主題:“自我(尤其是女性的自我)的脆弱性,與中產階級生活的表面穩固性形成鮮明對比?!边@說明她獨有的“弱女敘事”,正是對這一悖論的文學回應,當國家忙于重建經濟、展示城市化與技術進步時,她卻將鏡頭對準那些被忽略與排除在這套進步敘事之外的人,帶我們看見客廳深處那些泛黃的日常光影里,一個又一個落入名為“憂郁”的深井的女性,呈現出驚人的敏銳與巨大的悲憫。

最后,金茲伯格創作最深刻的地方在于,她沒有允諾光明的未來,甚至不賦予人物抗爭的力量,但她并不止步于復現壓抑,哀嘆命運,而是從家庭倫理入手,以“弱”為方法,撬開由“抵抗”“進步”“繁榮”等宏大詞匯所包裹的歷史敘事,暴露出巨大裂痕,讓人們看到那些被噤聲的傷痛,那些吞沒希望的黑井。與此同時,她還賦予了這些細膩縝密的女性,一種隱秘卻通向永恒的抵抗形式——記憶?!坝洃浭莻€人存在的依據,承載著生命的歷程。”由此,個人的創傷沉淀為了一段能被人們看見和讀懂的集體時代證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