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電影“星叢”
今年是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誕辰205周年、逝世145周年,也是《罪與罰》出版160周年、《雙重人格》出版180周年。上海國際電影節特別策劃了“泥土與靈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銀幕變奏”單元,“集結多位不同國籍導演的影像創作,以銀幕之聲,致敬這位偉大的文豪”。
近年來,陀思妥耶夫斯基逐漸成為經典作家中的大眾閱讀熱點,且這股“熱”大有繼續升溫之勢。影展甫一開票,幾分鐘內,1968年版蘇聯電影《卡拉馬佐夫兄弟》便告售罄,但實事求是地說,這部影片有著不小的缺憾。

《卡拉馬佐夫兄弟》
忠實于原著:不可能的任務
蘇聯導演伊萬·佩利耶夫執導的、根據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名小說改編的《卡拉馬佐夫兄弟》完工于1968年。實際上,作為莫斯科電影制片廠的老當家,他競爭過《戰爭與和平》的導演權,但輸給了正值壯年的謝爾蓋·邦達爾丘克。上世紀60年代,在電視尚未大規模普及時,好萊塢制作的“大型彩色寬銀幕史詩巨片”在全球市場取得了巨大成功,例如《斯巴達克斯》《賓虛》等。因此,蘇聯也開始此類制作,這在很大程度上有著冷戰背景的考量,即需要爭奪“先進文化”的話語權,而俄國文學名著恰好為拍攝此類電影提供了故事基礎。
盡管蘇聯電影有漫長的文學改編傳統,但這種巨片體系是從未嘗試過的。而好萊塢版的《戰爭與和平》(這是當時極少數能在蘇聯公映的美國電影之一,由奧黛麗·赫本主演)在蘇聯本土的巨大成功刺激了蘇聯文化界的“斗志”。伊萬·佩利耶夫是資深導演,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紅極一時,是字面意義上的主流導演,其作品主要是高度模式化的、載歌載舞的浪漫鄉村喜劇。但新的時期到來后,佩利耶夫就迅速轉換賽道,轉向文學經典改編,從愛情歌舞片轉到重新在蘇聯得到關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先后改編了陀氏的《白夜》《白癡》《卡拉馬佐夫兄弟》。但他在1968年2月《卡拉馬佐夫兄弟》完成前去世,該片的第三部也是最后一部,是由片中飾演大哥德米特里的烏里揚諾夫和飾演二哥伊萬的拉夫羅夫聯合執導的。
文學名著改編成電影,通常的做法是先找到“劇中人”,因為觀眾腦海里似乎已經對小說人物有了固定印象。但是,這只是“似乎”。比如,今天很多觀眾將1987版電視劇《紅樓夢》的林黛玉當作“黛玉本玉”,但他們忘了該劇首播的時候,這位演員被挑剔最多的原因就是“不像”。蘇聯當時在這方面的做法是更為極致的,演員的選擇一定要經過多方專家論證,務必要讓人物形象“立得住”。這是一種繪畫、雕塑、戲劇藝術的“造型”思路。當然,這種做法是一把雙刃劍,優點是觀眾看第一眼時不至于“出戲”。佩利耶夫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就使用了一批氣質接近原型的優秀演員,中國觀眾最熟悉的當屬扮演阿廖沙的米亞赫科夫,他后來主演了《辦公室的故事》。
但是,電影和小說是完全不同的藝術,與戲劇也有著本質區別。導演秉持所謂“忠于原著”的創作思路,甚至親自寫了電影劇本。但是,對于如此重要的一部文學、思想經典來說,這種策略根本無法做到對原著的“忠實”再現,這種“忠實”只表現為拘泥于原著的某些情節。電影的媒介特點注定難以“再現”小說本身之豐富、深邃,對熟稔小說的觀眾來說,要想在影片中找到原著,得到的恐怕只有失望。
更何況陀氏的小說是“思想小說”。這部電影做到的是抓住了當時學術界所理解的小說“弒父”主題所蘊含的思想:三兄弟代表了俄羅斯心靈的不同側面。德米特里是其中狂野、原始的部分;伊萬代表了知識分子理性主義、虛無主義的部分;阿廖沙代表了傳統的俄羅斯信仰。導演想極力抓住小說的主要思想線索,伊萬認為“如果神不存在,一切都是被允許的”,他用這種理論暗暗唆使其父的私生子殺人,可以說,幾個兒子都是弒父的共謀者。此外,佩利耶夫也想把握陀氏思想中的“雙重性”,最簡單地去理解,它可以指人心就是一個戰場,天使和魔鬼在其中搏斗。導演讓拉夫羅夫同時飾演伊萬和魔鬼,亦即魔鬼就是伊萬的“雙重人格”。但影片也僅僅就止步于此了。
電影的時空必然不是小說的時空。同時,電影極大地受制于時代語境?!霸佻F”原著的思路使得導演不得不面對需要隨時對小說情節進行刪減的尷尬。而重要情節的刪除,使得核心人物阿廖沙的存在意義被極大地削弱了;孩童的故事線被完全刪除,這使得影片的思想性、藝術性更為大打折扣,網絡轉發最多的“首先要善良,然后是誠實,最后是永不相忘”這句話,其實正是由孩童的故事發展出來的、對于人類未來的期許。總之,在這種“忠于原著”的思路下拍出來的《卡拉馬佐夫兄弟》更像是一部舊時代的家庭倫理劇。
電影“星叢”:在文學與電影之間
思想家巴赫金很少評論電影,但是他顯然很不喜歡佩利耶夫的改編,某次他說,佩利耶夫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轉化成了一堆浮夸的場景畫片。這里他可能指的是《白夜》。
佩利耶夫未必沒有認識到電影語言和文學語言屬于兩套完全不同的體系,以及在文學和電影之間存在著很大的不可通約性。但是,他的電影語言是過時的、戲劇化的,例如影片中他為“弒父”場景設計了一場大雷雨,雷鳴、閃電和暴雨——這是典型的家庭倫理舞臺劇思維,對比小說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對這個場景的描寫,藝術水準相差何止千里。但是,在“文學中心主義”的俄羅斯,對于職業導演來說,將文學經典“銀幕化”的誘惑太大了,這似乎能保障他們作為導演的“品質”,只有極具原創性的藝術家或可避免這類誘惑。
或許可以說,認為所有的文學名著都必須有一個忠于原著的電影改編,并要求改編達到對等的藝術高度,這不過是一種慣性思維,是一種“想當然”。越是具備藝術思想高度的名著,越無法對等地電影化?;蛟S應當換一種理解的“范式”,去看待文學名著與電影的關系:這是不同時空的藝術家、思想者用不同的媒介,就共同感興趣的問題進行的不同表達,而這種表達很有可能針鋒相對,但成熟的觀眾對此不會大驚小怪,指責其“不忠于原著”。
19世紀的文學家、思想家提出了關于人類生活、關于現代性的重要問題,切中了未來時代的癥候,而20世紀的藝術家、思想家用電影媒介對這些問題進行了回應,因為這些富有預見性的問題正在變得更加尖銳。這種回應的出發點并非再現原著情節,而是致力于在現實中重新思考原著提出的重要問題。圍繞著同一個原作,存在著不同語言、不同文化背景的電影文本,筆者將這種世界文學的跨文化現象稱之為電影“星叢”。
“星叢”源自本雅明的理論??梢院唵卫斫鉃椋幸恍┬行菚煌活w恒星吸引而相近。但這里并沒有“朝圣”的意味,而是指觀念、思想的某種同頻共振。這次影展中的作品,都屬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星叢”(當然,“星叢”也是各種各樣的),兩部來自《罪與罰》,兩部來自《雙重人格》。

《扒手》
“不忠于原著”的《罪與罰》改編
影展中,法國電影大師羅貝爾·布列松執導的《扒手》(1959)和芬蘭著名導演考里斯馬基執導的《罪與罰》(1983)顯然都來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罪與罰》,實際上《罪與罰》衍生的電影版本至少超過30部。不過影展中這兩部作品都能很好地說明,電影“星叢”里的佳作不是“忠實于原著”的復印件,而是在電影的范疇內富有新意的獨立藝術作品。這是優秀的藝術家通過對現代社會病癥的敏銳洞察,再融合進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考后,對原著進行的當代化詮釋。
對于今天的讀者來說,《罪與罰》依然極具現實意義的一點恐怕是主人公提出的“非凡的人”理論。他把人分為“非凡的人”和“平凡的人”。兩者的區別在于,“平凡的人”只是些“虱子”,他們活著必須服從道德規范和法律,不能提出新見解;“非凡的人”則“有權利昧著良心去逾越某些障礙”,他們為了達到某種“更偉大的目的”,可以“犧牲一個,或者十個,或者百個,或者更多的妨礙者或阻撓者的生命……”。歷史上,像拿破侖這樣的梟雄幾乎無一例外是罪犯,但他們是“立法者和人類社會的建立者”。這套說辭的誘惑正在于它難以反駁,不僅難以反駁,還容易引發情不自禁的點贊?!蹲锱c罰》的主人公拉斯柯爾尼科夫說:“現在世界上正在流血,從前也常常血流成河,他們殺人如麻,鮮血像香檳酒一樣流淌,這些人因殺人如麻竟然在庇托林舉行加冕,以后又被稱作人類的恩人……”它的深度正在于對人的自由邊界的試探。
布列松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電影“星叢”中最具分量的導演,《扒手》在有限的電影時間里抓住了原著最重要的點。布列松將大學生、殺人犯拉斯科爾尼科夫轉化為扒手米歇爾,讓他陳述拉斯科爾尼科夫的犯罪思想。觀眾可以發現,米歇爾的說辭隱含著一種復仇的欲望,但是這種私人的、激烈的復仇欲望卻被隱藏在高尚、宏大的目標之下。他認為自己遭遇了不公正的對待(法律指控),從而導致了自己的貧困,這種怨恨驅使他通過犯罪向周遭的世界進行報復,但卻弄得好像他是為了推動社會的公平公正才這么做的,他自己對此也深信不疑。這是導演對原著思想的精確把握。更重要的是,影片中,這種思想的共振脫離了原著的美學體系、語言文字,完全用僅屬于電影的美學來完成。主人公是扒手的設定受到了當時在法國轟動一時的美國黑色電影《南街奇遇》的啟發:這部影片證明了偷竊行為在電影語言方面會很有表現力。而布列松將之變成了“手”的芭蕾,并將小偷這個職業變成了一種對人的考驗?!爸讣馍系陌爬佟笨胺Q優雅的藝術,而這種美是一種“上癮癥”,這種藝術越是高超,人在犯罪的深淵中就陷得越深。
手的運動本身就是這部影片中最重要的藝術形象,手仿佛成了影片的主人公。在電影本體論意義上,影片完全站到了戲劇和小說的對立面。在這里我們可以一窺文學和電影的本質區別。陀氏小說的人物對白很密集,情節有很強的戲劇性,但這些戲劇性效果都建立在讀者對文字帶來的想象的基礎上:這種想象有著僅屬于每一個讀者自己的私密意義,是文學與讀者的共謀,一旦在大銀幕上被公之于眾,就會變得非?!白ヱR”,就連黑澤明拍的《白癡》也不能幸免。而布列松擺脫了對文學的依賴,更排斥戲劇化,他的電影對白是極為儉省的,往往通過演員肢體局部的運動就傳遞出豐富的意蘊。奇怪的是,觀眾沉浸在“指尖上的芭蕾”中時,明知道這是犯罪,卻感覺到一種審美的愉悅。這種愉悅是導演給觀眾的:觀眾沉浸在一種審美的悖論中,這種愉悅仿佛有“共犯”的感覺。實際上,小說也帶給讀者“共犯”感,只是一般讀者不易覺察罷了。
在《罪與罰》中,有一個救贖的線索,但主人公的精神最后是否真正“復活”,是有爭議的,認為拉斯科爾尼科夫就此獲得新生其實是有些簡單的想法,因為他自首只是“認栽”,卻從沒有承認自己的“理論”有錯。而布列松非常清楚這一點,電影的主人公并沒有懺悔,但就像小說中那樣,主人公獲得了愛,愛有可能在以后使他轉變。布列松創造了一個經典鏡頭:在米歇爾自首后,珍妮去探監,隔著鐵窗對他說,“為了找到你,我用了多么長的時間?!眱扇藰O盡溫柔地隔著玻璃耳鬢廝磨,這個鏡頭有一種只屬于電影的神圣感。

《罪與罰》
阿基·考里斯馬基的長片首作《罪與罰》則是一個更為悲觀的版本,比布列松更“冷”。這不僅表現在影片更為冷峻的色調,它的女主人公救贖的信仰光環是微弱的,也沒有什么動人的愛情,她是小說中索尼婭和麗扎維塔的合二為一(她目睹了主人公殺人),這個設定是非常有道理的,因為索尼婭和麗扎維塔本來就是一種“雙重身”。考里斯馬基的電影總帶有一種社會批判意識,也只有結合影片的歷史語境,才能明確導演的意圖。影片中,涉世不深的窮大學生被換成了發際線后移的屠宰加工廠工人。因為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底層民眾的絕望和希望始終是考里斯馬基的關注重點。不過,這位工人是有高等教育背景的,和小說的主人公一樣,他讀過法律專業。但不同的是,導演將這個背景用于一種社會批判:主人公的女友幾年前在車禍中喪生,但法律卻讓肇事者逃脫了應有的制裁。這一設定給了主人公非常具體的殺人動機,也讓關于法律“偽善”的批判進入了電影敘事。
有意思的是,主人公去自首是因為孤獨。他說,反正在里面和在外邊是一樣孤獨的。這種極致的孤獨和他的“非凡的人”的理論相得益彰。如此一來,他就更無“反思”的可能性了。這套理論的終點就是徹底的虛無。這樣看來,考里斯馬基的這部《罪與罰》是一部標準的“存在主義電影”,這也正是其早期作品的特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