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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批評:走向后人類時代
來源:文匯報 | 劉陽揚  2026年07月13日09:20

植物學是生物學的分支,屬于自然科學。不過,植物學研究從古希臘至當下,已然發生了從自然科學向人文社會科學的深層轉向。

“植物學之父”、古希臘生物學家提奧弗拉斯特是亞里士多德的弟子,他的《植物志》和《植物成因》被認為是存世最早的植物研究作品。提奧弗拉斯特主要以分類方法研究植物的自然屬性,但已關注到植物的農業用途、藥用價值及哲學意義。到了18世紀,生物學家卡爾·林奈在《植物學基礎》和《植物屬志》中,通過比較大量標本,建立起標準化的分類體系,將分類學與資源保護相結合,為現代生物學的發展奠定了方法論意義上的基礎。

20世紀中后期,伴隨環境危機與后結構主義興起,植物學研究開始突破實證框架,關注植物的社會文化意義。尤其在“新物質主義”思潮影響下,植物學側重探討植物與動物、人類的跨物種關系。21世紀文學研究中的植物批評,與生態、性別、歷史、民族等多學科交叉融合,一方面關注文學中的植物和地理學、人類學等相關學科的關系,另一方面也側重植物和感官、情感等人類體驗的關聯。

生態與人類學

美國生態批評理論家斯科特·斯洛維克近年來一直致力于植物與生態相關議題研究,他主要關注人與植物的互動,尤其是主體和他者間的辯證關系。他通過反思近年來生態環境的不斷變化,提出“植物批評研究”概念,并提出有關“植物批評”的重要術語,如親屬關系、主體性、他者性、生態系統、棲息地等。

斯洛維克將植物批評視為跨學科研究,是歷史、地理、植物學、經濟學、文學等多領域關于人類世界與植物世界關系的綜合性認識。他用一個形象的比喻指出了生態批評者的雙重身份,即“抱樹人”(treehuggers)和“樹木思考者”(tree-thinkers)。植物批評者既對樹木和自然無限熱愛,也同時愿意探索植物的符號象征、文化內涵和心理意義。這一思考也被延伸至人類學領域,用以觀察生態、環境和人類的精神生活,指向對文藝復興以來“人類中心主義”的懷疑與反思。

英國植物學家戴維·比爾林的《植物知道地球的奧秘》將植物置于世界的中心,討論植物在碳循環中發揮的作用,以及如何參與生物進化。加拿大人類學家愛德華多·科恩的《森林如何思考》則主要考察亞馬遜雨林中魯納人的生活習俗,從符號學意義上研究植物的表意能力。在這些研究者眼中,森林成為由人類、植物、動物構成的符號互動網絡,植物成為意義生成的主體,而非僅僅是人類的資源。

人類學意義上對植物主體性和能動性的重構,是對人類中心主義的嘗試性解構,研究者們試圖以親近植物與自然的方式,解決當代人的精神問題。這類嘗試在諸如《憂郁的熱帶》《瓜亞基印第安人編年史》《末日松茸》等民族志研究中多有體現。在文學創作方面,遲子建的東北風景書寫、劉亮程的新疆邊地景觀、李娟的“阿勒泰”系列散文,都備受讀者關注,成為純文學中頗為亮眼的風格類型。這從側面反映出,當下讀者,尤其是青年,期待通過自然的滋養解決身體和精神的“內耗”。

地方、情感與女性

近年來,生態批評領域中的專業化批評逐漸顯現,如地理批評、動物批評等,成為環境科學與人文學科交叉的新興研究領域。這些批評話語中誕生的新概念,也為植物批評提供了更多可能。

英國文化理論家雷蒙·威廉斯在《鄉村與城市》中,將文學寫作中的森林、植物等關于鄉村的“綠色的語言”視為承載集體情感結構的文化符號,即一種逃離城市的安寧的懷舊之地,折射出工業文明下城鄉情感和社會關系的分裂。

人文地理學研究十分重視人與自然的關系,這種意義上的“自然”可以細化為景觀、景物乃至植物。美籍華裔地理學家段義孚在《戀地情結》中就列舉了中國山水畫中的植物符號的象征意義與情感結構。美國學者羅伯特·塔利在《空間性》《處所意識》等著作中,將風景視為多重情感的凝結,進而成為“處所意識”的載體,承載著地理繪圖的情感意義。

女性與自然的天然接近讓植物批評成為女性文學研究的重要方法。美國學者蘇珊·格里芬在《女人與自然》中討論了女性的地位,女性雖如植物一般沉默不語,但卻能與自然天然相連,并能夠相互聯結、相伴而生。加拿大學者安·希黛兒的《花神的女兒》聚焦博物學史上的女性科學家,試圖重新梳理女性與自然、知識、藝術的關系,探討女性如何通過植物表達自我。近年來對女性與植物關系的討論,隨著韓國作家韓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而逐漸升溫,這種批評模式視女性與植物為同構,指向邊緣群體的失語困境以及對既定人類社會文化體系的無聲抗拒。

走向“后人類”

美國哲學家唐娜·哈拉維的后人類理論試圖解構人與自然的對立關系,她提出的“賽博格”“伴侶物種”等觀念揭示出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體平等共存的方式,從跨物種倫理意義上重新建構當今的社會文化秩序。在《伴侶物種宣言》中,她將“伴侶動物”擴大為“伴侶物種”,包括“水稻、蜜蜂、郁金香和腸道菌群”,而這些生物與人類平等共生,或許恰是未來人類生存的關鍵。美國哲學家邁克爾·馬爾德在《植物之思》《哲學植物》中梳理了植物在西方哲學發展中的演變過程,并提出一種“后人類”意義上的“植物性”(vegetality)。植物通過“群體智慧”,達成時間的迭代與空間的擴展,實現哲學意義上“非認知、非觀念、非圖像”的“動態擴張”目標。

意大利哲學家埃馬努埃萊·科恰的《植物生命》,則是在西方“植物恐懼癥”(phytophobia)視角下,探討植物在跨物種共生實踐中,作為環境介質的重要作用。美國學者凱瑟琳·海勒在《我們何以成為后人類》中討論了科技新浪潮中控制論的演變過程,并討論后人類語境下身體的消失和“賽博格”生存方式。在新書《從細菌到人工智能》中,海勒關注人與植物協同演化的共生關系,以及人類如何與人工智能、微生物等共同構成跨物種的認知共同體的問題。

“后人類”語境中的植物批評,常被用于科幻文學研究中,如美國作家杰夫·范德米爾的《遺落的南境》、韓國科幻作家金草葉的《地球盡頭的溫室》等。這一批評范式顛覆性地重構了傳統人文主義的認知框架,啟迪人們以更開放的態度重新審視主體與他者、欲望與感知間的能動關系。

植物是人們身邊觸手可及的生命體,也是人類情感的載體。中國文學自古以來就有草木書寫的傳統,在當下更擴展為風景與鄉土寫作的重要部分。當下的植物批評有多重面向,如新物質主義、后殖民主義、女性批評與生態批評等,其獨特的跨學科優勢,也將會進一步激發人文學科研究的活力。

(作者系蘇州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