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形象折射出的中西文化對照 ——以雪萊《含羞草》為例
從典籍中“生命樹”“善惡樹”的隱喻,到D.H.勞倫斯對植物的動物化、人格化書寫,從《詩經》名物中蔚為大觀的植物體系,到當下形形色色的植物散文……植物,在文學中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它們不僅承載著人類的情感,更提供了反思人類中心主義的獨特視角。本期三篇文章圍繞植物書寫展開,張靜以含羞草為引,串聯中西翻譯史,揭示植物形象折射出的文化語境差異;劉陽揚回顧批評史,勾勒出植物批評從生態與人類學起源,到地方、情感與女性多元路徑,再到“后人類”發展新趨向的歷程。袁明華則以個人豐富的創作實踐總結出“科普打底、人文培土、地標導航、游記呈現”相互貫通的寫作路徑。植物不僅浪漫,也可以冷峻,可以是“伴侶物種”。經由植物,我們最終回到人類自身。
——張鵬禹(中國現代文學館客座研究員、青年評論家)
蘇曼殊在1910年12月出版的《南社》上發表了《題拜輪集》(拜輪為拜倫舊譯——編者注)一詩。他在題記中寫道:“西班牙雪鴻女詩人過存病榻,親持玉照一幅,《拜輪遺集》一卷,曼陀羅花共含羞草一束見貽,且殷殷勖以歸計。”這一相似的片段出現在他的自傳體小說《斷鴻零雁記》第七章中:“其女公子曳蔚藍文裾以出,頗有愁容;至余前殷殷握余手,親持紫羅蘭花及含羞草一束,英文書籍數種見貽。”仔細閱讀這兩個細節不難發現,贈他詩集的女性手上握的,從曼陀羅變成了紫羅蘭,但“含羞草一束”不變。蘇曼殊喜歡含羞草,也許和他曾經翻譯過英國詩人雪萊的同名抒情詩有關。
雪萊的《含羞草》最初發表于1820年出版的《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及其他詩篇》中。這部詩集篇幅不長,除同名詩劇外,還包括《西風頌》《云雀頌》《自由頌》等經典的浪漫主義抒情詩。詩人的妻子、《弗蘭肯斯坦》作者瑪麗·雪萊在有關1820年詩歌的題記中記載,這年他們借住在意大利比薩的朋友家,“夏季的一個黃昏,當我們正在兩旁栽著桃金娘樹籬并有螢火蟲出沒其中的小巷間散步,我們聽到了云雀的歡快鳴叫聲,在當時的感受啟示下,雪萊寫出了他最美詩歌中的一篇”。《含羞草》極有可能是雪萊在比薩時期寫下的這一系列輝煌詩作中最早的一篇。
這首詩第一句:“花園里有一棵敏感的植物,/早春的風喂給它銀色的露珠,/它扇形的葉子在陽光下展開,/等受到夜之吻,又合攏起來。”詩人描述了這棵含羞草所經歷的春夏秋冬,細致入微地表現出花園中的各類植物最隱秘的變化。“每朵花都從臨近的花朵/得到了光彩、香味,互相融合,像是飽含青春和戀情的愛侶/必為彼此的氣氛圍裹與充溢”。花園中有一位女郎,“她培植這花園,從早直到黃昏”。這位在花叢間如神明俯瞰星辰般美好的姑娘,是詩人極盡浪漫的想象,原型是鮮少被雪萊傳記作家提及的愛爾蘭女勛爵——芒特卡謝爾夫人。雪萊稱她為“一位出類拔萃、才華橫溢的女性,是我的重要精神支柱”,詩中所描繪的是她的花園。芒特卡謝爾夫人是瑪麗的母親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最得意的門生,彼時年近五十。她氣質優雅,雖多愁善感但性情平和,心懷無限善意,這份沉靜深深撫慰了雪萊飽受折磨的敏感神經。
瑪麗曾在1824年《雪萊遺詩集》序言中稱,她的丈夫“能叫出每一種植物的名字,熟知世間萬物的歷史與習性”。但這一判斷是否禁得住驗證,雪萊詩中的“含羞草”到底是不是那種形似金合歡、在英國許多溫室中生長、被林奈命名的Mimosa pudica呢?這其實是一個存疑的問題。早在雪萊之前,創作過長詩《植物園》的伊拉斯謨斯·達爾文也曾提到含羞草,出現在《植物之愛》第一章:“敏覺而柔弱,貞潔的含羞草佇立;/每遇粗猛觸碰,便縮回羞怯的葉瓣。”在這里,他指的就是為世人熟知的含羞草。但詩人筆下的植物始終是植物學家們的一大困擾,雪萊的植物知識也不例外。18世紀晚期的生物學家曾就含羞草展開過討論,他們認為含羞草為動物界和植物界搭起了一座橋梁。植物與動物不同,沒有神經系統,更沒有肌肉,所以不會因為感知外界的刺激而自己展開活動。而含羞草卻會因對外界的感觸而閉合,因此作為植物,它本身便具有更加豐富的含義。英國維多利亞時期評論家埃德蒙·戈斯對雪萊詩中含羞草的疑問是,真正的含羞草最核心的特征,是會因觸碰或震動的刺激而產生運動反應。但詩人筆下的含羞草,只是表現出對晝夜交替的感應。另外,這種植物無法在比薩或意大利其他任何有霜凍的地區的露天花園中生長,但如果當地無霜凍,含羞草不會被凍死,而雪萊詩中的核心立意便不復存在。
浪漫主義詩人也許并不那么在乎描述植物的精確性。原產于巴西的這種含羞草是雪萊詩歌靈感的直接來源,他創作的核心,是用這株植物象征敏感的道德品性。《含羞草》是一首寓言詩。雖然不同的研究者對其中包含的哲理各有解讀,但可以達成共識的是:含羞草代表的,不是雪萊或任何一個個體,而是自然界中的人類,或者,是人類中那些具有創造性感受力的詩人。毫無疑問,翻譯過這首《含羞草》的蘇曼殊一定屬于這類具有敏銳感受力的詩人。他的《題師梨集》(師梨為雪萊舊譯——編者注)只有短短的四句:“誰贈師梨一曲歌,可憐心事正蹉跎。瑯玕欲報無從報,夢里依稀認眼波。”這是浪漫詩人間的惺惺相惜。英國前拉斐爾派畫家弗蘭克·迪科塞爾經常采用文學題材,擅長精致優雅的女性肖像。他根據莎士比亞作品創作的《羅密歐與朱麗葉的偷吻》是代表作。他也曾根據雪萊的《含羞草》創作了同名畫作。其中出現了美麗的花園和少女手托著含羞草的場景,和蘇曼殊在《斷鴻零雁記》等詩文中構筑的意象遙相呼應。
1910年5月在《與高天梅書》中,蘇曼殊談道:“衲嘗謂拜輪足以貫靈均以太白,師梨足以合義山長吉。”在談到《含羞草》時,他說:“英人詩句,以師梨最奇詭而兼流麗……其詩格蓋合中土義山,長吉而镕冶之者。”在《斷鴻零雁記》中,他借牧師羅弼夫婦的口評價道:“余嘗謂拜輪猶中土李白,天才也。莎士比爾猶中土杜甫,仙才也。師梨猶中土李賀,鬼才也。”他的好友章太炎對此持相同意見,在《為曼殊題師梨集》中寫道:“師梨所作詩,于西方最為妍麗,猶此土有義山也。”遺憾的是蘇曼殊翻譯的《含羞草》遍尋不見,也許并未發表。但他以詩人特有的如同含羞草般的敏感,將英國的莎士比亞、拜倫、雪萊與中國的杜甫、李白、李賀相連。他和章太炎最初對于拜倫和雪萊等詩人的評點,不僅道出中國傳統文化與外來(西方)文化的相似性,更是將此種相似性放置在傳統中去,用傳統來涵蓋外來文化,從而使陌生變成熟悉,使外來內化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而這正是一百多年前中國文人面對異質性文化時所表現出的中國傳統文明具有的堅韌。
(作者系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