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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愛荷華之路:“新批評的霸權”與麥卡錫主義(一)
來源:中華讀書報 | 程巍  2026年07月10日09:15

如果像勒雷·韋勒克那樣假裝只盯著“文本內部”,把“新批評”在美國南方的興起及其向中西部的遷移并最終在東部贏得勝利,只看成一個文學事件,而不是一個文化-政治事件,就很難理解“新批評”、中央情報局和洛克菲勒基金會之間的暗通款曲、相互往來。“新批評”最終在1950年代從一種“地方上的文學批評”(南方和中西部)迅速走向文化霸權,不是靠它的文學闡釋力,而是靠它與麥卡錫主義的一拍即合。就文學的闡釋力而言,由于“新批評”局限于“文本內部”,反倒減損了文學闡釋的層面,這也是它在1970年代之后走向衰落的原因。

把在中西部一望無際的玉米地里滿血復活并在韋勒克那里獲得一種理論形態的南方“新批評”說成是同樣崛起于中西部玉米地里的麥卡錫主義的文學軍團,不是一個令人愉快的說法,尤其是在“新批評”至今擁有眾多擁躉的中國。不過,“新批評”從中西部向東部發起的文化東征,以“文學的內部研究”之名試圖從美國文學領域排除包括馬克思主義及其他左翼的社會-歷史批評在內的“文學的外部研究”,與同一時期麥卡錫主義從中西部向東部發起的政治東征,以“外部已滲透到我們內部”的恫嚇試圖從美國一切領域肅清“共產黨及其同路人”,不只是時間上的巧合。

1 ————

“新批評”崛起于1910到1920年代的美國南方,并非偶然,但其遠因卻隱藏在1860年代美國南北戰爭之后南方的“北方化”經歷——對南方人而言,那是一種比戰場上的失敗還屈辱的北方文化殖民。

美國南北矛盾由來已久。1606年,英格蘭國王詹姆斯一世給倫敦和普利茅斯兩地的投資者授予特許狀,在北美東部沿海地區的南方與北方分別組建弗吉尼亞殖民地和普利茅斯殖民地。隨著主要是國教徒的倫敦投資者和主要是清教徒的普利茅斯投資者在1607年和1620年分別登陸弗吉尼亞和馬薩諸塞,在當時英國國內不共戴天的國教徒與清教徒的矛盾就延燒到了“新大陸”,并疊加了“新大陸”南北不同的地理條件導致的不同經濟形態的矛盾。北方土層薄,不利于農業,但它蜿蜒的海岸線多海灣良港,又有大西洋主流航線與歐洲相連,有利于發展工商業;南方雖偏離大西洋航線,但沃野千里,有利于發展大種植園經濟。到1767年,南方與北方的分界線大致沿梅森-迪克森線固定下來,既是一條經濟分界線,又是一條政治、文化、生活方式乃至口音的分界線。

18世紀中后期(1756-1763)發生了一場歐洲列強爭霸全球的“七年戰爭”——波及歐洲、美洲、印度和東南亞,被丘吉爾稱為“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雖然最終獲得勝利,但消耗巨大,財政吃緊,強化了英國與北美殖民地的貿易法,并增加了多個稅種(如印花稅),提高了以前的糖稅,為強征稅款,鎮壓反抗,又通過了在北美殖民地駐扎軍隊的《駐兵條例》。

農業的南方比工商業的北方更經受不起英國的經濟盤剝,因而,恰恰是南方種植園奴隸主起草了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領導了1775年到1783年的獨立戰爭,還是美利堅合眾國建國的領導者和美國民主制度的主要奠基者,前五位總統,除約翰·亞當斯來自北方的馬薩諸塞,其他四位(喬治·華盛頓、托馬斯·杰斐遜、詹姆斯·麥迪遜、詹姆斯·門羅)均來自南方的弗吉尼亞,連成“弗吉尼亞王朝”。

在獨立戰爭中為共同抗敵而退居其次的南北矛盾,隨著戰爭勝利,再次浮出地表,并最終激化為1861到1865年南方與北方長達四年的血腥內戰。由于寫史是勝利者的專利,北方史學家開始以北方為美國民主與自由的源頭來重寫美國史,而在“北方中心主義”的歷史書寫中,北方的正當性與南方的非正當性成正,北方升起,南方沉降。

北方以鐵血手段強行將南方重新納入聯邦,接著,北方人、北方資本和北方文化蜂擁而入,使南方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遭到摧毀,語言和文化也被北方侵入。南方戰敗后經歷的“北方化”或者說“去南方化”,給南方人帶來了沒齒不忘的痛苦和屈辱。早在1864年,一位來自弗吉尼亞的少女就給《南方文學信使報》投書,說南方正經歷“絕望的凄涼感”,“沒人再關注南方成千上萬的男人與女人”。大衛·海克爾在2010年發表的《內戰對南方婚姻模式的影響》中考察了內戰前喜歡寫信和寫日記的南方人為何突然普遍放棄了寫作:“許多南方人不再在日記中傾訴自己,因為戰敗的羞辱和痛苦使他們不能也不愿通過文字表達自己。”南方陷入長久的沉默和失語,仿佛連南方口音都成了禁忌,至今猶然。據菲謝爾·杰克2025年的一項廣泛調查,“傳統的南方口音正在消失,年輕一代——無論黑人還是白人——開始采用一種較為中性的美國口音”,“對許多南方白人來說,南方口音一度象征著好客、傳統和共同體,但大眾文化常將它描述為一種落后的、未受教育者的語言。這一尷尬處境,使南方受過教育的年輕一代紛紛拋棄這種口音”。在南方人開辦的“苦澀的南方人”網站上,一篇文章也憤憤不平地寫道:“任何一個南方人,當他說話時帶出一個拖長的南方音或鼻音,一定受到譏笑,尤其是當我們在別的地區冒這個險的時候。一聽到這個口音,人們就快速聚過來,即便什么也不說,我們也知道他們的結論:我們是愚蠢的。我們是遲鈍的。我們是落后的。”

南方白人殖民者的后裔深切地感受到的來自北方的“內部殖民”,使剛完成政治統一的美國更難形成統一的身份。1893年7月,在芝加哥召開的美國歷史學會的一次專題會議上,當歷史學同行們的想象力和話語方式依然纏繞在“南方/北方”的二元對立,并指望通過直面南方與北方的各種社會問題及其歷史成因從而為情感分裂的南方與北方找到一條統一之路時,來自中西部威斯康辛州歷史學會的年輕歷史學家弗雷德里克·特納卻認為,這種敘事方式和話語方式本身就導向一個死結。他深信“歷史寫作取決于當代議程”,在他的演講《邊疆在美國歷史中的意義》中,回避“南方/北方”的二元對立話語,無意介入南方與北方孰是孰非的爭論,擔心容易擦槍走火,進一步導致南方與北方的情感疏遠。他只談美國的歷史地理,以期把美國社會問題轉換成一個美國歷史地理問題,把社會史轉化成地理史,為此,他把“南方/北方”的分界線抹掉,一并打包為“東部”,同等地剝奪它們作為美國身份來源的資格,將其轉讓給了“西部”:“美國民主不是產生于理論家們的夢想;它既不是裝載在前往弗吉尼亞的‘蘇姍·康斯坦特’號船上,也不是裝載在前往普利茅斯的‘五月花’號船上;它形成于美洲的森林,它每接近一處新的邊疆,就多增加一份力量……這種不斷的再生,這種美國生活的流動性,這種向西擴張帶來的新機會及其與簡單的原始社會的不斷接觸,提供了支配美國性格的力量。這個國家的歷史的真正著眼點,不是它的大西洋沿岸,而是它的大西部。”

用“西部/東部”的二元對立話語替換“南方/北方”的二元對立話語,看起來只是把美國內部矛盾在地理上偏轉了一個方向,可當特納進一步把“西部/東部”等同于“美國的邊疆/歐洲的邊疆”時,就等于把“東部”等同于某種“外來勢力”或“文化殖民地”,似乎只有當美國把“外國”而不是自己的一部分當成一個敵對“他者”,并以排斥這個外部“他者”(“歐洲的邊疆”)的名義來排斥內部“他者”(“東部”)時,統一的美國身份才能建構起來。排外主義就這樣扎根在這種新的二元對立話語之中。

特納的“西部/東部”二元對立話語及其敘事,在西部尚被東部忽視乃至貶低的時代,被認為是西部宗派主義的體現,但他的擁躉中有幾個大人物,例如后來成了美國總統的西奧多·羅斯福和伍德羅·威爾遜(特納在霍普金斯大學的老師),特納自己也在1910年被選為美國歷史學會會長,并從威斯康辛大學前往東部的哈佛大學執教,執教了12年,不過,這個中西部人在那里一直感到不適,格格不入,并發現那里的人對西部要么冷淡,要么鄙薄。

光是像羅斯福或威爾遜那樣不時帶著一幫御用攝影師跑到密西西比河畔拍攝自己“單槍匹馬”獵熊的場面并印在報紙頭版,還遠遠不夠,身份最終有賴于文化的建構。即便特納及其擁躉已賦予蠻荒的西部以豐盈的神話色彩,它在文化上依然只是一個空蕩蕩的遼闊空間,不足與著名高校和文化機構鱗次櫛比的東部抗衡。此時,意想不到的場面出現了:在“南方/北方”二元對立敘事中被北方派史學家和文學家抹黑的“老南方”,帶著重農主義和保守主義的懷舊氣息以及對老冤家北方的舊仇新恨,加入了西部的文化建設,并以“西部”之名,拉開了對“老北方”的文化逆襲。其實,作為一個重農主義者,特納描繪的那個足以形塑美國人統一身份的“西部”,本就是按照“杰斐遜時期的南方”來描繪的,如大衛·波特在《神話與南方史》中所說:“與農業社會民主雷同的美國民主本質上是一種邊疆民主的觀念,與弗雷德里克·特納密切相關,而他賦予了它一種西部而不是南方的面向。”

2 ————

“老南方”正經歷著戰后痛苦的“北方化”或者說“去南方化”,不可能再進行一場政治斗爭,就轉向了文學斗爭,在南方的廢墟上栽培出“南方文藝復興”這朵曇花一現的懷舊之花。田納西州的范德比爾大學收攏了一批“南方集團”的詩人和批評家——約翰·克婁·蘭色姆及其弟子艾倫·泰特、羅伯特·潘·沃倫等等,不甘心就這么被北方工業主義和復雜的現代性打敗。在“南方文藝復興”走向式微的1930年,以“新批評派”為主體,“南方集團”出版了一部題為《我將采取我的立場:南方與重農傳統》的宣言書,以一種南方凋零的惋惜調子寫道:“南方在這個國家只占一小部分,南方人有權按照少數人的原則生活。南方并不想主宰其他地區的生活,只想在法律提供的最大尺度內決定自己的生活。但近來出現了一種令人焦慮的事實,即南方自身有點搖擺不定,并顯示出希望匯入共同的或美國的工業理想的傾向。正是為了反對這種傾向,我們寫了這本書。那些正在皈依工業福音的年輕一代南方人,必須返回來支持這一南方傳統。”隨即,這種惋惜調子一變,開始召喚精神盟友:“然而,還有許多其他少數人共同體也反對工業主義,要求過一種更為簡單的經濟生活。這些共同體和個人分享著在這個聯邦內到處可見的重農主義趣味。適當的生活方式,事關智性與意志,并不依賴地理的地方氣候,可以做出一個總體的而并非南方特有的定義。南方人必須履行他們對自己的那一部分的忠誠之責。不過,他們的事業是不穩固的,他們必須到處去尋找那些同聲相應的共同體并與之結成同盟。我們這個團體的全部成員非常樂意名列一個遍布全國的重農主義運動的成員。”

南方尋找精神同盟的呼喚,在重農主義的中西部傳來了回響,雙方一拍即合,試圖在中西部一望無際的玉米地里建立一個“反抗”的文化中心。這個中心最終被選定為愛荷華州立大學。“新批評派”像農民耕耘土地一樣耕耘文本,把文學當成一種可以通過師徒傳授漸漸掌握的技藝,創立了“創意寫作”課程,以“文學民主”或“美學民主”的名義,反對文學精英主義。談到“新批評”,東海岸批評家歐文·豪雖然說它“超越了印象主義的閑聊”,但也一眼看出它的政治底色——“南方的懷舊”的“保守主義的重農主義”,“鼓勵給予一種靜態的、懷疑創新的態度以優先地位,以抵制在歐美現代主義堪稱主潮的激進主義”。南方的“創意寫作”非常投合中西部大眾民主的呼聲,愛荷華州立大學于1920年代初仿南方的方式開辦“創意寫作”課程,到1936年,經由文學院主任諾曼·福厄斯特及其弟子韋布爾·施拉姆,愛荷華州立大學更進一步,把“創意寫作”課程升格為碩士學位。

從田納西到愛荷華,“新批評派”絡繹于途。這還只是自發的“民間行為”。到1930年代末,中西部與“老南方”的精神結盟,進入美國政府的文化政治議程。此時正值“大蕭條”歲月末期,也是東海岸知識分子左翼運動的第一個重要時期,而且,他們在東部獲得了大量“群眾”,這讓美國政府感到焦慮。阿特·伯曼在《從新批評到解構主義》中寫道:“全國人口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與左派發生瓜葛,而他們又身處大學(眾多大學教師,尤其是人文和社會學科的教師,站在左派立場),為理論和理論家們帶來了一個他們所需的‘左派正當化’的條件。‘右派’被斥為‘反智的’,反動的,是法西斯與戰爭販子的結合……新批評站在‘右派’一邊(‘總的說來,’弗萊就新批評斷言道,‘這場運動,至少在美國,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它的一些參與者來自南方,是‘重農主義者’,帶著一種似乎不問政治的批評方法,或者更糟,將這種方法浸潤在那種維護現狀的正統意識形態之中。”

東海岸精英大學主要是私立大學,政府無法插足干預。這一點,福厄斯特心知肚明。他在1937年出版《美國州立大學及其與民主的關系》,說私立大學是象牙塔,各自為政,流行“自由主義”,不聽令于政府,但政府必須干預,對師生進行政治教育。福厄斯特關心的是美國的教育權掌握在誰的手里、為誰服務的問題,他進而為政府出謀劃策道:盡管政府目前難以介入私立大學,但介入“州立大學”不存在障礙,因為州立大學為政府贈地,政府有權介入。

這讓美國政府茅塞頓開,而愛荷華州立大學就成了被肥水澆灌的試驗田。1939年,動蕩不安的“大蕭條”歲月結束,該是重振美國人的愛國主義的時候了。這年6月,《生活》雜志特辟專號“美國的未來”,把各行各業的未來做了一次圖文展示。就美國未來的文學藝術,該專號用了十幾頁篇幅,只談愛荷華州立大學,仿佛這所遠在中西部并被一望無際的玉米地包圍的州立大學才是美國大學的楷模。打頭的文章出自愛荷華州立大學研究生院主任喬治·斯都達德,題為《河谷之花:愛荷華培養創意藝術家》,自我吹噓道:“美國正在開始一次大繁榮,一次文學藝術的大繁榮,它的搖籃在密西西比河谷……這個河谷處在東部與西部、南方與北方之間,是真正的美國文化的家園。”這個處在“東部與西部、南方與北方之間”的河谷地帶,正是特納在《邊疆在美國歷史中的意義》中定義的“典型的美國地區”:“中部地區既介于東部和西部之間,又介于北方與南方之間,因此,中部地區成為典型的美國地區。”

專號還介紹了文學院。隨文刊出的一張在校園草坪上拍攝的照片顯示一長排席地而坐正在學習“創意寫作”的男女學生,施拉姆背對鏡頭坐在他們對面,說明文字如下:“寫作課:非正式地在老州府前巨大的草坪上上課。當愛荷華州州政府搬去德梅因,這棟漂亮的古典建筑就成了愛荷華大學的中心。年輕的韋布爾·施拉姆教授正在指導寫作課學生。他估計愛荷華市內和市外有25部小說正在醞釀中。”與紐約和波士頓這些東海岸大都市相比,這點文學業績不值一提。但把愛荷華州立大學從中西部廣袤的玉米地里像文學燈塔一樣高高豎起,絕非《生活》的某個編輯酒醉后的靈機一動,而是幕后的一場文化政治操作。

專號出版兩個月后,福厄斯特為文學院聘來兩位新人,一是自稱“老南方派”的奧斯汀·沃倫,一是捷克人韋勒克(他是由一位在美國情報部門兼職的普林斯頓大學英文系教授介紹給福厄斯特的,當時還在英國,接到聘書后,他立即跑到大英博物館地圖部,查找愛荷華位處何處。他抵達愛荷華市后,觀感頗不佳,說那里被一大片玉米地包圍,豬在街上亂躥)。起初,韋勒克職位很低,只是講師,到1941年才評為副教授,因為他主要服務于美國陸軍和情報部門設在愛荷華州立大學的“陸軍特種培訓項目”,為美國可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提前培養熟悉歐洲語言的軍事間諜和翻譯。他那時還是捷克籍,卻主持這個涉密項目,足見其反蘇-反共立場業經美國情報部門核驗無誤。據1943年被他聘來擔任外語教員的斯洛伐克物理學家夏佩克的回憶,“韋勒克負責愛荷華大學的美國陸軍特種培訓項(ASTP),為應召入伍的新兵提供四種外語培訓,分別是德語、意大利語、俄語和捷克語,他邀我來教那些斯洛伐克裔新兵。這些培訓在愛荷華大學校園進行”。

韋勒克與施拉姆、奧斯汀·沃倫和約翰·邁克卡利亞德常聚在福厄斯特家,研討文學研究方法。施拉姆還有一重身份,即政府情報部門人員。1941年12月,他秘密加入“事實與數據辦公室”,擔任教育處主任,主管高校意識形態。當這一情報機構改組為美國戰時情報局時,他又領導著美國戰時新聞、輿論與宣傳。1943年,他回到愛荷華州立大學,以戰時情報局的經驗為藍本,創立傳播系。也就是在他領導“事實與數據辦公室”教育處的1942年,他對高校管理人員發表了題為《校園軍團》的內部講話,將“政府介入高校”進一步明確化:“大學和學院是國家的一部分,無論戰時還是和平時期,都是國家的一部分,是國家肌體的一部分,也是國家的心靈的一部分……這些教育管理機構應當成為這個國家的一切教育者、學校系統和學生的檢查官,以確保戰時信息安全。作為這樣的檢查官,我們的第一關切是檢查你們是否及時從政府那里獲得你們進行戰時和平時的工作所需的信息……這個國家的任何一所學院、任何一個學校、任何一個圖書館都有戰時義務,成為一個戰爭情報中心……校園軍團的每一個成員是作為國家的代表站在美國的每一個教室里,他們不僅代表華盛頓的人員和辦公室,也代表這些人員和辦公室背后的國家以及國家后面的憲政傳統。”

韋勒克也是“校園軍團”一員,而且,在為一批批進入“陸軍特種培訓項目”的軍人提供外語培訓時,找到了一種簡便的文學研究方法。1941年,常聚在福厄斯特家徹夜長談的那五個人合著了《文學研究:目標與方法》,提出“文學的內部研究”,并以“文學的外部研究”的名義排斥包括馬克思主義及其他左派的文學的歷史-社會批評。

移民美國前,韋勒克在倫敦大學斯拉夫研究院從事“區域研究”。該學院由捷克共和國第一任總統托馬斯·馬薩里克創辦,旨在加強東歐和中歐與英國的政治聯系,共同防御蘇聯。韋勒克夢想著德國與英國的精神結盟,發表《托馬斯·卡萊爾與浪漫主義》和《伊曼紐爾·康德與英國》,但出乎其意料,恰恰是德國在1939年7月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

韋勒克拿來培訓軍事間諜和翻譯的文學研究方法,被“校園軍團”認為特別適合培訓戰后將從世界各個戰場歸來的美國退伍軍人。愛荷華州立大學藝術學院院長哈里·紐布恩戰爭期間常被國家教育委員會喚去,與軍隊部門共同研究大學為國家服務的方式。1941年9月美國《國家計劃委員會公共政策文摘》刊有“美國高教行政官員第二十六次講習會”會訊:“1941年7月8-9日在芝加哥大學舉辦的講習會,主要研討軍事需要帶給大學教育的變化以及戰后這些變化對于教育的意義。發言者是兩部分人,一是教育行政官員,一是軍隊的代表……其中一些發言者考慮的是如何為日后大批回國的陸軍和海軍人員提供教育設施以及將大學和學院的項目調整為陸軍和海軍的培訓項目的問題。來自愛荷華大學藝術學院的哈利·紐布恩呼吁大家重視將陸軍和海軍在大學的培訓項目的一些特點永久扎根于這個國家的教育體系的可能性。”

這些退伍士兵在戰場上耽誤了四年,文化水平較低,當他們進入大學,發現那種“將歷史、傳記和文化語境穿插一起”的文學教學方法太難,要求一種就文學論文學的簡捷方法,而美國政府也擔心這些退役士兵受了歐洲及其他地方的左翼思想影響,急切地想給他們提供一種不觸動政治和歷史的“文學內部研究方法”。“新批評派”心領神會,如伊安·懷特所說,“新批評派認定各種外部研究不具備正當性,執意使用‘歪門邪道’來稱呼它們”。尼可拉斯·范德維夫在2019年出版的《愛德華·賽義德與文學批評權威》一書中寫道:“戰后歲月有一個特征,那就是美國高等教育機構突然人滿為患。1944年通過的《美國軍人復員法案》使從戰場歸來的大量退伍士兵獲得資助,進入大學或學院……新批評派的教學法并不要求多少背景知識訓練或文學專業知識,而是對于文本自身的關注。他們的方法比那些從語境探究文學的方法更適應這種大學擴招潮,也更迎合這些退伍新生的需求,因為他們缺乏未入行伍的同齡人所享有的那種正規教育。”

1945年,洛克菲勒基金會為韋勒克和沃倫提供8000美元資助,讓他們合寫一部《文學理論》,來滿足這些需要。洛克菲勒基金會《年度報告》說明了資助理由:“對文學研究的方式如今存在廣泛不滿——對其課堂培訓的目標與方法的不滿,對那些對有望成為教師的研究生提供的培訓方式的不滿,對這種職業活動在與教職升遷息息相關的學術和出版方面的活動的不滿。目前的研究方法體現了一種歷史興趣,而不是文學興趣。許多年輕教師的學生尋找著某種有關文學的功能的連貫而系統的說明以及它與其他藝術、物理學、社會科學、語文學和哲學匹敵的地位,也尋找著把文學作為一種創造性表達進行研究的合理性。愛荷華大學的奧斯汀·沃倫教授和勒雷·韋勒克教授已接受一筆8000美元資助,來撰寫一本有關文學批評方法的書。他們的目標是通過描述文學研究在大學教學和研究中所處位置并把文學研究與當今世界聯系起來,來滿足以上一些需要。”這部斷斷續續寫了四年的著作,是與中西部和南方的“新批評家”的集體合著,在此期間,韋勒克開始在南方“新批評”核心刊物之一的《塞瓦尼評論》發表文章,盡管羅伯特·沃倫對韋勒克的英文表達不太滿意,但還是寫信給艾倫·退特:“你也許該稍稍修飾一下他的文體,但那也不費什么勁。他來自布拉格,外國味挺重。”1946年11月15日,羅伯特·沃倫又寫信給蘭伯特·戴維斯:“我與吉米討論了一下勒雷·韋勒克和奧斯汀·沃倫正在為洛克菲勒基金會寫的一本書。你看一下我交給吉米的那份該書概要。我不由得相信這本書一定非常重要,它應該交給一家既經營商業又出版課本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