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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她是沒有家的家庭主婦,她的小說與讀者之間橫亙著一段時光
來源:澎湃新聞 | 余春嬌  2026年07月08日09:54

瑪爾倫·豪斯霍費爾

瑪爾倫·豪斯霍費爾或許會贊成這個世界在她去世后曾將她遺忘。她善于藏匿,她的小說和讀者之間橫亙著一段時光——《隱墻》是一份可能不會被發現的報告,《閣樓》是一疊十幾年前的日記,《殺死施特拉》是一次遲到的吿解。她不愿費力解釋也不想引起過多關注,發現自己患骨癌時,她告訴親戚可以治愈。朋友們記不起她眼睛的顏色,施泰爾幾十年的鄰居們直到她去世才知道她是位作家。人們平時的交談大概讓她感覺既乏味又困難,她在一次采訪中說:人們圍著桌子坐在一起,每兩個人之間都隔著一堵墻。難以理解的事在接連不斷地發生,而人們不會談起這些——要是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的奧地利人,能聽聽主婦們的看法就好了。瑪爾倫在維也納文學圈有另一重生活,出席各種場合,受到獎項認可,但與同時代的英格博格·巴赫曼相比,她會被叫作“土包子、牙醫太太、護林員女兒”,滯留在了圈子邊緣。瑪爾倫討厭停滯的不確定性,《閣樓》里的主婦因為厭倦了等待聽力恢復,險些跟一個怪物一樣的男人一起離開,《隱墻》的敘事者不確定自己是否是唯一的人類,整部小說籠罩著巨大的不安。

瑪爾倫最著名的小說《隱墻》是看似與主婦身份最為脫鉤的,當一個女人在度假第二天,發現自己被一道透明的墻困在了山谷中,并決定投入到和一條獵犬、一頭母牛、一只貓共同生活的山林中去,她就與人類社會和其中曾經的自己割席了。在她參考日歷上的筆記寫成的報告中,她表現出令人驚訝的行動力和適應力:尋找和選擇合適的土壤,土豆切開后下種,給牛擠奶甚至接生。她還在臥室改裝出一個牛圈,在墻上鑿出并安上一扇門,挖開地板造出一條利用石灰巖吸水性能的排水溝,保證了牛圈的干燥清潔。她也對月夜、陽光、暴雨、焚風等各種氣候下的山林做了細致的感官描寫。在類似無法出門的壞天氣、探索附近的遠足回程這樣枯燥漫長的時候,她會想起過去。“不愿面對難以理解的經歷,思緒總是圍繞著一些非常次要的事情打轉。”正是這些偏離支撐起了這份報告,過往人生同森林中兩年的蛻變形成復調,她把多出來的時間花在了解自己身上,要把自己從一個被留在這里的生物,變成屬于這里的生物——退出混亂的思想,血腥的狩獵。

瑪爾倫的父親是位護林人,她童年的家旁邊就是一座牧場,牲畜的死亡是司空見慣的,當她戰后開始創作,死亡上升為她作品的母題之一。短篇《殺死斯特拉》原名《我們殺死斯特拉》,是個典型的為共謀懺悔的故事。寄宿在主婦家中的斯特拉死于車禍,她在多情的男主人身上傾注了少女的愛情,換來了一顆破碎的心。飽受丈夫壓迫的主婦是丈夫這一場婚外戀的始作俑者,卻對斯特拉的崩潰漠不關心。但她對自己命運的關注程度,也不及對一棵枯萎的盆栽。至少她是每個知情的、少數內疚的人中說出事實的那個。盡管這個故事還沒有發展出《隱墻》這般的原創性,卻和瑪爾倫的長篇共享著一層親緣關系:駭人的暴力潛伏在平靜的生活之下,作為其結果的死亡是具有意義的偶發事件。瑪爾倫年輕時,二戰爆發,她經歷了完整的戰爭,也可以說經歷了奧地利被納入德國又恢復獨立的過程,她小說中模糊的時間和背景曾令她的英文出版商頗為焦慮,急于在封面加上“20世紀歷史”等修正性的文案,她是否出于和馬丁·瓦澤爾同樣的原因對關鍵字避之不談,我們無從知曉。但不常出現在她小說中的“戰爭”二字,勢必影響著她對死亡及周遭一切的看法。

電影《隱墻》劇照

《隱墻》首尾各有一次死亡,第一次末日的死亡更像神諭,在井邊掬水洗臉的老人幾天后被暴風雨吹倒在地,還做著一樣的姿勢,附近的草地上兩只被吹落的鳥,羽毛毫不褪色,眼睛閃閃發亮。“它們看起來不像是已經死了的,而更像是從來沒有活過的東西……”墻沒有讓世界終結,只把其中一部分變成了遺址。她插在墻邊以分辨界線的一排樹枝扎根成長了,與石丁香、相思樹組成一片歡快明朗的溪邊草地,這里是新世界的盡頭。邊界就是這道墻的意義,她創造這個末日只是為了與舊世界分離。第二次的猞猁之死是場殺戮,一個男人揮動斧頭,輕易擊碎了她建立的新秩序。男人面目模糊,只是個人類劣行的有形體,她怕遭遇他——她不敢貿然前往另一座看起來更好的山谷,因為擔心那里沒有墻——更怕自己變成他。“人類永遠不會變成動物,而是會掠過動物的階段,直接墜入深淵。我不希望這種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獵殺是她報告的暗線,她進行周期性的獵殺、屠宰、儲存,以提供同居的動物鮮肉,但她沒有把這些事寫進日歷筆記中,它們與她要建立的新世界有強烈沖突。她對獵殺的反復思索和不理解,勾連著小說結局的爆發——末日之后還存在人類的謀殺。

瑪爾倫擅長制造懸念,《隱墻》的猞猁之死,《閣樓》的黃色信封,都被她早早地拋出,但對我們產生懸念的又不是守在末尾等著被揭示的真相,而是她“潮水般的敘事”和流淌其中的痛苦的預兆。瑪爾倫對主要事件的偏離占據小說很大篇幅,或許這是無視真正危險而蓄意發生的,但講述本身必有其意義。語言攪動的水波會迅速組成畫面,即便是山林里極不日常的場景,也能被我們經驗。“森林里從來不會出現完全的寂靜。人們只是以為很安靜,但其實總有很多聲音。”《閣樓》更富游戲性,細節描寫上的幽默感也令人著迷,“撣灰比其他任何事都更讓我清楚地看到了人類努力的徒勞”,“我人生中的所有錯誤決定,都是我在深思熟慮后做出的”,“胡貝特(丈夫)變得越來越像他父親了。這可不好,他應該變得更像真正的胡貝特才對”。感官與感受一旦轉譯為語言,就像源頭有了支流,必會流動起來,延伸出某種意義,從而使得生活變得可以承受。

《閣樓》是一個女人多重自我的相交地帶。樓下是一對空巢夫婦平淡生活中的一周。搬出去住的兒子會回來探訪;當她偶爾想起女兒,總感覺新鮮得像是今天才有的;丈夫工作后忙于在沙發上看電視讀報,由她準備食物、由她督促著出門散步。她還需要例行探訪已故婆婆的女傭,接受內心并不歡迎的朋友的來訪……從周日到下個周六的記錄,似乎容納了她現階段生活的全部。成年人的生活是塊已經被打亂的魔方,而人們只能恢復其中的一面,并以這一面示人。我們再次嗅到了熟悉的失序的預感,它隨著一疊每天放在黃色信封里寄來的舊日記得到印證,也在日常中圈出屬于它的一周的領地。閣樓也是一道邊界,收到日記后,她習慣把它們先鎖進閣樓抽屜,迅速下樓并提醒自己必須遵守原則:不讓閣樓里發生的事混入生活。這意味著這一原則在她收到黃信封之前就存在了,也意味著閣樓和隱墻(隱墻既是她的阻隔,也是她的庇護)一樣,并非單一面向。當她必須從日常生活中撤離,返回絕對的孤獨,閣樓是她的歸宿。在海德格爾對人類生存的刻畫中,這是抵抗“不可理解的瑣碎侵襲”,還事物以本真的唯一出路。而當她難以面對這種本真時,下樓去打掃幾大書架的書實在是更輕松的活兒。空間方位更高的閣樓在心理層面也懸于日常生活之上,她靠模擬正常生活來防御艱難的自我清算。

全然的精神領地也會將人淹沒,這或許是瑪爾倫在作品內外都保留了家庭角色的內因(《隱墻》的敘事者靠日常的勞苦暫時不去考慮自己的處境)。她曾對朋友說,人無法既做好人又做好作家,而她相信自己關鍵時刻會為家庭利益放棄藝術追求,她的確這么做了,她和丈夫離過婚,又復婚,離婚期間仍住在一起。瑪爾倫說的“好人”是順應社會規范的人,她小說中的那些丈夫都有這樣的天賦,二戰結束后隨退伍大軍回到奧地利,重返職場,無縫回歸了戰前的中產生活,瑪爾倫那個無暇注意她、揮霍多情的牙醫丈夫不過是其中之一。“不好的人”就交給她筆下的角色去當吧,而她們個個都是和她一樣的家庭主婦。《倫敦書評》稱她確立了家庭主婦寫作的呈現形式,這比聽上去更了不起。她們可是把一代人的責任攬在自己肩上的。《閣樓》的主婦反思“我們這整整一代所染上的瘋狂,都是我們無從應對的一系列事件的后果”。《隱墻》的敘事者感到“陌生世界的人會從我身上看出我這個時代的人的弱點”。

瑪爾倫眼中的這代人是她幸福童年的退化,《閣樓》中外祖父的家消失以后,她就不再有家了。短篇《第五年》里,跟著外公外婆生活的小孤女,在她把心愛的點心磁盤遞給一個受傷丑陋的陌生男人、期待著什么奇跡會在他臉上發生時,“無意識參與其中”的童年終結了,男人一把砸碎了磁盤。小女孩也歸隊了,隊伍里都是沒有家的家庭主婦,回不去了的人——瑪爾倫有這樣清晰的界定——暴力會突然入侵她們的領地。《閣樓》的施暴者同樣是個怪物般的男人X,他曾和失聰時獨自住在山林的主婦形成契約,她——一個聽不見也讀不懂唇語的人——去X的屋子做他的傾聽者。她也暗自揣度,他身上究竟發生過什么?當她為自己同意和他一起離開表露出反悔時,X的雙手緊緊攥著玻璃杯,流下血來。場面失控了,她在尖叫,X在語速飛快地說著什么,而這些話,她突然意識到自己聽懂了。她的聽力恢復了。她逃脫了,她也發誓要忘掉那些不小心聽見的東西。黃色信封里的日記承載著這段回憶的再次闖入,被她每天讀過一遍后拿去地下室燒掉了,她將此作為對自己的壓抑和對方的惡意的共同了結。

這一周里,她每天走上孤獨的閣樓,為了繼續畫一只一眼就能認出它不孤獨的鳥,在她燒完所有信后,她閉上眼睛,它出現了,是一條有一雙黃眼睛的龍。瑪爾倫曾在《隱墻》里說,“也許根本就不存在外在的自由,但我也從來不認識可以做到內在自由的人。我從未覺得這是值得羞愧的。”我相信,寫下《閣樓》時,她讓主婦擁有了內在的自由,可以與孤獨互相包容的自由。我想象她和《隱墻》的敘事者共享著后者希望永駐的那個平靜極樂的時刻,森林好像在金黃色的陽光下睡著了,她感受著溫暖,腳邊是一只獵犬,頭頂是一只盤旋的獵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