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蘇聯(lián)作家高爾基逝世九十周年:從“素人寫作”到蘇聯(lián)文豪

從左至右分別為根據(jù)“高爾基三部曲”——《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改編的電影《我的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劇照。
20世紀以來大半個世紀里,作為中國讀者最熟悉的蘇聯(lián)作家,高爾基至少有兩個金句在華夏大地上廣為流傳:一句是“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幾乎可與流傳千古的許渾名句“山雨欲來風滿樓”相媲美;另一句“書籍是人類進步的階梯”,直到今天在許多書店里依然可以見到。筆者上初中的時候,一度“消失”的蘇聯(lián)文學又重新回到了中國讀者視野里,197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再版了1956年初版的高爾基《母親》及其自傳三部曲,而后者的影響,超越了前者。那時青少年心目中,高爾基不僅是一個苦孩子,更是超級勤奮讀書人且逆天改命的楷模,從一個自學成才者華麗轉身為蘇聯(lián)文豪。尤其是他的讀書經(jīng)歷又與當時著名作家高玉寶少年讀書經(jīng)歷相似,“我要讀書”,成為中外兩位姓“高”的名家貧困中求學的共同心聲,給我們那一代青少年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勵志記憶。
命運多舛的高爾基生涯里有過苦難,有過奮斗,更有過輝煌,之所以說他命運多舛,是因為直至他去世半個多世紀還遭遇過不公正待遇,他的頭像曾一度從蘇聯(lián)《文學報》上“刪除”,但就像詩人在《海燕之歌》里堅信的那樣,“烏云遮不住太陽,是的,遮不住的。”(戈寶權 譯)2004年,文豪自己出資將普希金19世紀參與創(chuàng)辦的《文學報》復刊75周年之際,被摘下的頭像又重新出現(xiàn)在這份報刊頭版,和普希金頭像一起,再次被確定為俄羅斯文學發(fā)展史上毋庸置疑的兩個光輝里程碑。俄羅斯創(chuàng)作界、研究界及圖書界的作家和學者齊聚《文學報》編輯部,共同緬懷不朽的文學先哲,主編波利亞科夫的主旨發(fā)言代表了與會者的心聲:“我們終于醒悟,俄羅斯文學絕不可能在謾罵前輩的廢墟上得以復興”。
一
高爾基,原姓氏彼什科夫,生在伏爾加河流域尼日尼諾夫哥羅德,蘇聯(lián)時期,這座名城以作家筆名命名。作家為自己取筆名馬克西姆·高爾基,其俄文意思即“最大的痛苦”,只要看看他從小遭受的苦難,就會明白,取這筆名不為嘩眾取寵博眼球。他生下來就是個苦命孩子,三歲患霍亂,四歲死了父親,母親被迫改嫁,回到姥爺家中,母子倆備受歧視,幼小的孩童很早就切身感受到世間人情冷漠,“窮親戚是不招待見的”。他只上過短暫的教會學校,因姥爺破產(chǎn),被學校除名,為謀生,不到十歲,被迫走向人間,開始靠撿破爛為生,當過皮鞋匠學徒,圣像畫師助手,輪船上的勤雜工。但生性好強的他,一直把求學夢想揣在心間,無論生活如何艱辛沉重,他都沒有忘卻讀書,普希金、巴爾扎克、叔本華等名家的作品,很早就開始接觸。
為了讀書,他付出了常人難以想象的苦痛,曾經(jīng)因為讀書誤事而被老板毒打痛毆。可就是這樣,一個飽讀詩書的有志青年,卻因為沒有文憑,而被大學拒之門外,“大學,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幻想”。高爾基的“大學”注定不會在窗明幾凈的教室里,而只能在風雨侵襲的碼頭上,在悶熱的面包烤房里,在泥濘的送貨路上,在惡臭的地下室里。未來的文學大師為了讀書,不僅遭遇滿身傷痛,更有心靈創(chuàng)傷,業(yè)主老板歧視壓迫他也就算了,令他心痛的是與他同在底層掙扎的某些苦力們居然也欺生。青年時代幾次徒步漫游俄羅斯旅程中也遍嘗種種辛苦,他干過各種臟活累活苦活,當過裝卸工、送貨員、賣面包人……為了生存,有時甚至不得不與品行惡劣的流浪漢混在一起。因此,生性善良的他感觸的就不單是身體創(chuàng)痛,而更是靈魂的痛苦。
茨威格化用笛卡爾“我思故我在”概括俄國文學特點是“我苦故我在”,高爾基的“痛苦審美”就非常典型。《童年》以黑色幽默筆觸書寫了俄國底層欲說還休的痛苦景象:“在無盡的時日里,痛苦變成了節(jié)日,火災變成了歡娛。那一無所有的面龐上,連傷疤也成了美麗的裝飾”。他對文學導師契訶夫坦誠:“我是一個十分荒唐和粗野的人,我的靈魂無可救藥地痛苦著。其實,一個好思索的人的靈魂應該是痛苦的”(曹葆華 譯)。高爾基從童年到成年的苦難歷程及其痛苦自白有助于深刻領會他筆名“最大的痛苦”的深層來由。
當然,作為一個善于觀察人生的大作家,他在惡劣職場底層里不僅僅感受精神痛苦,也洞悉了形形色色的品性,同時也學到智慧,更發(fā)現(xiàn)底層人性光輝,所有這一切,在他成為世界名著的小說和戲劇代表作里得以豐富呈現(xiàn)。20歲開始寫作時,他并沒有想成為一個作家,即使在偏遠的高加索首次用“高爾基”筆名發(fā)表《馬卡爾·楚德拉》也名不見經(jīng)傳,他創(chuàng)作的起步完全基于自傳性材料。用今天流行的文評話語形容他是一個妥妥的“寫作素人”,再恰當不過。
俄國文學進入無產(chǎn)階級革命時代,高爾基的創(chuàng)作最大限度地適應了這股潮流,他塑造的積極浪漫主義詩意文學形象,像勇敢搏擊暴風雨的海燕和獻出自己紅心的英雄丹柯,鼓舞了新一代讀者,成為俄國文學新生的象征。
高爾基三十多歲時獲得了俄羅斯文學界和出版界甚至學術界的高度認可,作品的發(fā)行量可與托爾斯泰某些作品的發(fā)行量比肩,甚至得到這位文學泰斗的高度稱贊:“我喜歡您的作品,更喜歡您本人,您本人比您的作品更好”。(曹葆華 譯)。
當黑格爾說史詩這種古代文學樣式在近代已經(jīng)不再適用時,俄國大批評家別林斯基卻沒有盲從地附和他精神導師的觀點,堅稱史詩依然活著,它就活在長篇小說中。用長篇小說這種宏闊的文學樣式來回應風起云涌的俄國革命高潮,當然遠比一首激情澎湃的抒情詩更適合舒展當時社會進程的全景長卷,高爾基寫出長篇小說《母親》這“及時的書”(列寧語),以俄國文學最擅長的模式賡續(xù)了民族審美文化傳統(tǒng)。
如果說,列夫·托爾斯泰的長篇巨制真實地反映了在亞歷山大二世“改革”以來俄國農(nóng)民的情緒,那么,高爾基則是用《母親》抒寫了工人階級登上歷史舞臺的時代新貌。盡管像沃羅夫斯基這樣的文學評論大家對《母親》沒有更加突出作為革命者的“兒子”巴威爾等覺悟工人的形象,卻也肯定作家濃墨重彩刻畫了一個靈魂蘇醒且敢于起來斗爭的母親形象,從而使這部新作更富于時代性和詩意性。
作為一個呼喚暴風雨來得更猛烈的作家,高爾基通過《母親》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筆者再提這部作者自認為“倉促寫就”的代表作,并不想涉及對它文學價值的爭論,只想指出一點,書寫俄國民族解放第三個歷史階段時,作者有意把尼洛夫娜這個女性形象作為小說第一主人公,既為世界社會主義文學貢獻了嶄新典型,也真正賡續(xù)了《伊戈爾遠征記》以來俄國文學將婦女作為作品正面主人公來塑造的書寫傳統(tǒng)。回望俄國文學婦女形象畫廊,雅羅斯拉夫娜、《葉甫蓋尼·奧涅金》的塔吉雅娜、《前夜》的列娜、《戰(zhàn)爭與和平》的娜塔莎、《俄羅斯婦女》的沃爾康斯卡婭、《怎么辦》的維拉等,均可作如是觀。其實,高爾基自傳三部曲第一部《童年》發(fā)表前,就希望編輯部將名稱改為《外祖母》,在作家的心中,“外祖母”替代了他童年失去的母親。作為母愛的偉大替身,外祖母才是這部自傳真正的主人公。而文學史家的解讀更認為,《母親》實際上是高爾基心中覺醒的俄羅斯象征。如此看來,被譽為蘇聯(lián)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奠基作的《母親》,以包含詩意激情的書寫已然超越了單純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模式而具有浪漫象征的文化意涵。
有趣的是,不滿意這部急就章的高爾基曾打算寫個續(xù)篇《兒子》。假如,這個夙愿真能得以完成,那或可以和好友羅曼·羅蘭的長篇巨制《母與子》一起,為后來的比較文學界提供兩個同題跨文化研究的小說范本。
當今文學史界公認,更能體現(xiàn)高爾基傳承俄羅斯小說文化傳統(tǒng)且具文學創(chuàng)新的,是他花11年心血抒寫俄羅斯近現(xiàn)代“編年史”的巨著《克里姆·薩姆金的一生》,用作者自己的話講,是“俄國40年生活歷史演義式的作品”;盧那察爾斯基則稱它為“數(shù)十年運動中的全景畫”,堪稱一部俄國那40年的精神史。未能最終完成卻已寫出皇皇四卷的這部“史詩”以寫實、象征、心理透視、意識流等諸多文學手法,呈現(xiàn)了兩個世紀之交的俄國社會的歷史變遷。透過一個精致利己主義者經(jīng)歷的重大社會事件,把俄國社會生態(tài)方方面面活化起來。《克里姆·薩姆金的一生》對知識界具有小市民心機混世者的深度剖析,既秉承契訶夫?qū)κ袃~的批判精神,同時又承續(xù)了俄國編年史書寫傳統(tǒng),還適時跟進了現(xiàn)代文學思潮。
作者十分熟悉薩姆金(俄文的意思“自我”)這類知識分子典型,在無情揭露主人公與時代主潮若即若離的市儈心態(tài)時,沒將人物臉譜化,也如實寫出這類知識分子好玄思的特點。作者給精致利己主義的薩姆金畫了這樣一個像:“果戈里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提供了大量事實,這些事實都跟薩姆金的基本特征具有相同的地方。他清清楚楚地感覺到了這一點,這也使他覺得高興。薩姆金生活上的丑惡和心理上的放肆,都證明了他與現(xiàn)實的矛盾,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些主人公對于不可動搖的真理與內(nèi)心自由的痛苦尋求,又使他覺得高站在別人之上使他脫離了普通人群,使他接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些心情焦躁的英雄人物們”。(金人 譯)經(jīng)由高爾基的筆觸,一個白銀時代智性旁觀者形象就躍然紙上了。
當代文學史家把他類比成俄國文學中的“局外人”。在典范地傳承俄國文學詩學傳統(tǒng)上,《克里姆·薩姆金的一生》化“心靈辯證法”成“思緒辯證法”,這不僅是文藝學術語的簡單變換,而是在藝術刻畫典型人物心理上切實的推進,把主人公的心緒變化與駁雜遐思燴溶于史詩書寫中。如岡察洛夫創(chuàng)造了“奧勃洛摩夫性格”一樣,高爾基也塑造了“薩姆金性格”,對俄國社會新典型劣根性的形塑與揭批,也足以使得高爾基名列世界文豪行列。
高爾基把他晚年嘔瀝之作視為“未來之書”,他知道,在當時,舊俄老知識分子們不喜歡它,年輕讀者也未必讀得懂,但深信,與他同時代新一代讀者的“孩子們”終將會有所領悟。的確,半個世紀過去后的蘇聯(lián)文學史書寫中,《克里姆·薩姆金的一生》與肖洛霍夫《靜靜的頓河》和阿·托爾斯泰的《苦難的歷程》已被推崇為蘇聯(lián)小說藝術的巔峰之作。難怪,新世紀以來的俄羅斯左翼文學批評家認為,以高爾基為代表的“蘇聯(lián)文學才更像俄羅斯文學”,而相當一部分“后蘇聯(lián)文學”則脫離了俄國文學前輩的優(yōu)秀傳統(tǒng),這種獨特的評價確有自己的依據(jù)。
二
文學界大多熟悉高爾基有關“文學是人學”的思想,其實,這是從他要求作家重視方志學的倡議中提煉出來的。要理解“文學是人學”的要義,首先需要讀懂高爾基的“人學”。作為文學大家,他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樣,對人本身極為關注。陀思妥耶夫斯基說過:“人是一個謎,我終生致力于解開這個謎”;而高爾基最早是從憐憫窮人的人道主義立場去理解人的價值。作為飽受痛苦的人,他苦苦追問人在世上的意義,尤為注重人的創(chuàng)造力和人性的閃光點。在短篇小說《人的誕生》里高爾基說“至高無上的道義就是在大地上做一個人”;在致托爾斯泰的信中堅稱“比人更好的東西世界上是沒有的”;他借《在底層》主人公高聲喊出:“人,是多么了不起啊!”“人這個字眼說出來又多么的響亮啊!”“人就是真理。一切存在于人,一切為了人。”高爾基認定,人是吸引作家創(chuàng)作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而人性真正閃光點與無窮創(chuàng)造力又更多發(fā)源于民間底層。這就是為什么他成名后以極大注意力去發(fā)現(xiàn)和熱忱鼓勵那些底層自學寫作者的原因;因為,他懂得,文學創(chuàng)造最大的活力就存在于樣態(tài)各異的蕓蕓眾生中,千百萬素人之中。因此,高爾基這個曾經(jīng)的“寫作素人”一生都沒有忘記關注和研究“素人寫作”。
1900年代中后期,高爾基就開始研究俄羅斯社會里的初學寫作者。在一個出版商人來信中,他讀到了這樣一個新文化現(xiàn)象:“出現(xiàn)了新型的讀者,他們不僅要閱讀,而且還想創(chuàng)作。他們已經(jīng)不愿老聽別人講話。他們想聽聽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心聲并實行他們的號召。”(南江 譯)形形色色的新型讀者和寫手喚起研究者的極大興趣。
研讀高爾基的文學思想,筆者發(fā)現(xiàn),高爾基1911年發(fā)表的《論自學作家》這部論著,不僅可解讀俄羅斯“素人寫作”,而且也是闡釋俄羅斯民族文學天性的重要文獻。
1906到1910年間高爾基對俄國創(chuàng)作原生態(tài)作了細致考察,光“素人”寫作的手稿,他就閱讀四百多部;盡管不少來稿“文理不通”,達不到發(fā)表水平,“但其中卻刻畫出了一些栩栩如生的心靈,洋溢著群眾直接發(fā)出的呼聲,它們能使人了解,驚恐不安的俄國人在六個月嚴冬的漫漫長夜里都在想什么。”(南江 譯)
高爾基對這些寫作素人作了職業(yè)的統(tǒng)計和量化精確的社會學分析,“素人”們有的住在省城,有的住在縣城,有廠里的,有鄉(xiāng)下的;職業(yè)五花八門,工人農(nóng)民就不用說了,有趣的是其中那些光看身份就覺得故事性滿滿的“素人”,比如,鞋匠、侍女、廚娘、守夜人、守墓人、煙囪清掃工、買蘋果的女人、醫(yī)院的助理護士,不一而足。
閱讀素人寫作,高爾基強烈感受到民眾中那不可遏制的創(chuàng)作欲望。經(jīng)高爾基統(tǒng)計,把“神奇的力量”“不可抑制的向往”“一種燃燒著心靈的東西”當作寫作動機的幾乎占來稿信的四分之一;他引用了一個排字工人滾燙的創(chuàng)作心聲:
“我食不下咽,
我夜不成眠
我的生活被破壞了——
這一切的禍根就是詩歌!
可是——我根本不想
把詩歌埋怨!
只要我能學會寫詩,
忍受更大的痛苦我也情愿!”
(南江 譯)
高爾基繼續(xù)介紹,一個裁縫戒了酒癮卻迷上了詩歌寫作;另一個做苦工的原本暫不想寫作卻又忍不住要寫下去。“但這并不是為了想當作家,而是為了在嘹亮的詩行中傾吐自己的心曲,為了向別人傾訴自己的苦悶”,高爾基很欣賞這個工人的如下詩句:
“我多么渴望受教育的自由,
心靈在蒙昧的黑暗中煩悶痛苦,
但內(nèi)心的痛苦的每一聲吟嘆
在空虛的日常生活中聽起來卻像
詩句一般!”
(南江 譯)
完全可以想象,以“最大的痛苦”為自己筆名的蘇聯(lián)文豪讀到這些詩句,仿佛看到了當年痛苦的自己,找到了極大的心靈共鳴。因此,基于對上述來稿的研讀和分析,高爾基認為它們在很大程度上回答了是什么驅(qū)使普通俄國人去寫作的問題。在素人寫作中,高爾基注意到,“幾乎根本沒有模仿的痕跡”。而在這些“素人”來信中“關心人,希望激發(fā)人的本性,宣傳對人的尊重”的主題又占來信者的八分之一。這高度契合了“文學是人學”的理念。
這海量豐富而駁雜的“寫作素人”來信與來稿讓也從素人寫作過來的高爾基清晰地聽到了對苦悶人生的質(zhì)疑和詰問,聽見了他們積極昂揚的“眾聲喧嘩”,盡管,大多數(shù)文字拙樸,甚至幼稚,但文豪在他們的字里行間捕捉到了一個個鮮活生靈。
三
高爾基之所以如此重視“素人寫作”,除了他本人來自底層,親近勞動大眾以外,也與那個時代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潮深度契合。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國無產(chǎn)者登上了歷史文化舞臺,他們的呼聲不僅更多地反映在作家的創(chuàng)作中,而且也日益表現(xiàn)出自己創(chuàng)作的強烈愿望。從普希金時代的知識分子代表人民的心聲已經(jīng)發(fā)展到了“人民自己表達自己”的新階段,列寧的“藝術屬于人民”的思想與高爾基扶持“素人”寫作的思想高度契合。列寧強調(diào)“必須從群眾的感情、思想和愿望方面把他們團結起來并使他們得到提高。……藝術必須喚醒群眾中的藝術家并使之發(fā)展”(馬清槐 譯)。蘇俄初建時,大量基層勞動者滿懷熱情地投入文學閱讀和創(chuàng)作,在高爾基看來,“這不就是人民迎接文化的運動嗎!”此后,高爾基樸素的人學觀也已注入了馬克思主義人民觀的科學內(nèi)涵。
成為文壇領袖后的高爾基,在繁忙創(chuàng)作和社會文化活動同時,并沒有忘卻對新一代“素人寫作”的關心,常常抽時間以文章、回信和談話指導他們,還在莫斯科創(chuàng)辦了《文學學習》和文學院。重讀他的《給初學寫作者的信》《論初學寫作者》《我怎樣寫作》《談談我怎樣學習寫作》和《同進入文學界的青年突擊隊員的談話》,讓我們真切感受到大文豪那顆“丹柯似”火熱的紅心。這個時期,他不再僅僅驚嘆于“素人寫作”數(shù)量之多,感動于他們的文學熱情和創(chuàng)作活力,而更加側重于提高其文學素養(yǎng),特別是端正某些只想憑借文學出人頭地者的寫作態(tài)度;為此,他鼓勵這些創(chuàng)作素人要多讀書,并現(xiàn)身說法“我很少讀自己的作品,可是我愛朗讀別人的優(yōu)秀作品”,要向荷馬、莎士比亞、巴爾扎克和羅蒙諾索夫等經(jīng)典作家學習,他主張結合“人民的語言”來學習俄文,結合西歐文學史來了解俄羅斯文學史。
高爾基關于蘇俄“素人寫作”的考察和研究中還有一個值得今人重視的學術價值,那就是它生動地展現(xiàn)了俄羅斯民族的“文學性”特征。利哈喬夫院士在《沉思俄羅斯》一書中曾經(jīng)說:“如果說意大利民族是由音樂凝成的,那么,俄羅斯民族就是由文學凝成的。”高爾基對“素人寫作”考察恰以大量原生態(tài)文學文本為俄國“文學中心主義”這一民族文化特征提供了極其生動的學術注腳。
高爾基引領蘇聯(lián)文學的時代,普通勞動者熱愛文學并熱衷創(chuàng)作現(xiàn)象更趨明顯。被譽為“中國高爾基”的魯迅先生很欣賞的拉夫列尼約夫的小說《第四十一》,就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蘇俄勞動者對文學創(chuàng)作的強烈渴望,描繪了“素人寫作”的生動側影;貧苦漁家女馬柳特卡,紅軍神槍手,雖文化程度不高,卻夢想成為詩人,激烈戰(zhàn)斗間隙,她執(zhí)著寫詩,還向被她押送的白軍俘虜虛心請教。這個展現(xiàn)紅軍女戰(zhàn)士酷愛寫詩的典型素材乃小說家作為軍事記者前線親身經(jīng)歷所得。魯迅覺得這篇描寫女主人公不僅參加革命,而且也渴望成為文學主人新現(xiàn)象的蘇俄新作,遠比“鴛鴦蝴蝶派”的作品有意義得多,因此催促翻譯家曹靖華將它譯介給中國讀書界。
高爾基不僅研究素人寫作,更鼓勵與提攜來自勞動大眾中的文學愛好者與優(yōu)秀創(chuàng)作者。1928年,他就為剛剛出道的“農(nóng)民詩人”,著名歌曲《喀秋莎》詞作者伊薩柯夫斯基第一本詩集寫了熱情洋溢的書評,稱贊詩人的詩歌是“樸素的,優(yōu)美的,以它的真誠感動了人”,進而以這個陽光樂觀的農(nóng)民詩人與染上憂郁病又厭世自戕的鄉(xiāng)村歌手葉賽寧相對照。蘇聯(lián)文學奠基人之所以如此偏愛像伊薩柯夫斯基這樣“農(nóng)民詩人”的素人寫作,是因為在其中看到了“那種能使他們在精神上挺起腰桿的思想,這就是對生活、對人、對大自然抱的積極態(tài)度的思想”。(戈寶權 譯)由此可見,高爾基關懷素人寫作,更不忘積極倡導文學創(chuàng)作正能量。
高爾基離開世界文壇已經(jīng)90年了,但作為一個杰出的小說家、詩人、戲劇家、批評家、政論家,作為個性極為豐富的一個“大寫的人”,他永遠活在世人的讀書生活里。而他當年對素人寫作的傾心關注與熱情扶持至今令人稱道,在新大眾文藝日益興盛的當代,仍然具有積極的借鑒價值。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