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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產階級的孩子們》再版,重思西方1960年代的文化反叛
來源:澎湃新聞 | 王諍  2026年07月08日09:28

200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程巍的專著《中產階級的孩子們:六十年代與文化領導權》,納入“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首度出版。該書自問世以來,廣受學界和讀者好評。二十年之后,《中產階級的孩子》由三聯書店再版,影響力仍舊不減當年。

《中產階級的孩子們:六十年代與文化領導權》再版樣書,程巍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6-1。

近日,圍繞《中產階級的孩子們:六十年代與文化領導權》再版,以“六十年代的文化反叛與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為主題,第33期“三聯學術論壇”在北京三聯韜奮書店(美術館店)舉行。作家、批評家李陀,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教授戴錦華,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副所長梁展,中國人民大學世界文學與全人類共同價值研究中心主任周銘齊聚一堂,從歷史形態學、階級分析、文化領導權理論、文學批評等多重視角展開熱烈討論。論壇由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副教授魏然主持。

斷裂還是延續?從歷史形態學重審1960年代

梁展作為該書最早的閱讀者之一,首先從理論框架層面梳理了程巍的運思過程。他指出,程巍從博士論文到正式出版歷經三四年的打磨,最終形成了一個“非常合理的解釋框架”。

梁展強調,該書的核心貢獻在于拒絕將西方六十年代學生運動視為資本主義歷史的斷裂,而是將其置于從1789年法國大革命以來的資產階級革命脈絡中加以考察。他援引程巍書中的論述指出:“我不把它當作一個偶發事件,而應視為資本主義形態發展史中的一個環節。”這一視角借鑒了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的方法,將資本主義定義為一種不斷揚棄內部非本質因素的純粹理念,通過自身的運動不斷對象化,直至在歷史中完全實現自己。

梁展特別指出,程巍的寫作深受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的影響——不是簡單照搬,而是在方法論上與之對話。“如同馬克思對1848年革命的分析,程巍試圖揭示歷史行動者動機背后真正的推動力。中產階級大學生真誠地以為在反叛自己的父輩及其建立的制度時,竟是父輩們未盡的歷史規劃——奪回長期旁落于貴族的文化領導權。”

在論述文化斗爭的場域時,梁展指出,與經濟斗爭和政治斗爭不同,兩個階級之間的文化斗爭主要表現在符號象征領域。資產階級雖然在經濟、政治領域占據統治地位,但文化上仍依賴于古典文化和古典藝術為代表的封建的、貴族的、精英式的等級制文化。中產階級的孩子們試圖打破這種文化等級的束縛,創造屬于本階級的文化形式。

文化領導權的代際傳遞與爭奪

周銘借用哈羅德·布魯姆“影響的焦慮”理論指出,1960年代的中產階級孩子面臨的核心問題是“我能做什么可以超越父親”。當父輩的發跡史被視作一連串的犯罪史,孩子們試圖通過離經叛道的行為破除核心家庭神話,來完成對平庸的恐懼的超越。“然而,這種反叛絕不意味著他們真正偏離了資產階級核心的身份。他們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只不過他們的反叛用程巍的話來說,是一場狂歡節而已。”

周銘進一步將視野擴展到帝國維度。他指出,“當他們成為中產階級時,獲益方式已經變得抽象,資本主義的剝削已經采取一種非常有距離的美學化的姿態,很大程度上轉移到第三世界。”他借用“帝國懷舊”的概念指出:“殖民者在完全征服殖民地后反而會懷舊當地本土文化,以彰顯帝國本身的包容——1960年代美國在豐裕社會的經濟前提下,以聯合國為制度體系,將自身利益塑造為全人類共同利益,正是這種帝國懷舊的體現。”

周銘在發言的最后,“程巍在書中預見到了英文系的危機,但英文系在中國從來不是單純的貴族之學,而是與國家發展、改革開放、融入世界緊密相連,是經世濟用之學。在當下,英文系的內容會面臨調整,這也是這本書在當下依然可以給我們帶來思想高度啟發的原因。”

第三世界的底色與被遮蔽的歷史

戴錦華首先坦言,該書是她非常喜愛的書,“中文的學術著作中很少有如此強烈、充裕的閱讀快感”。但她隨即指出一個容易被忽略的前提:全球1960年代起始于1959年元旦,切·格瓦拉開著紅色吉普車駛入哈瓦那的那個時刻,而1960年代終結于1973年9月11日,皮諾切特在美國支持下發動軍事政變。“故事由第三世界開始,由第三世界結束。當我們把視野集中在歐美學生運動時,實際上忽略了1968年巴黎的‘五月風暴’是這場全球反叛運動的尾聲而不是導火索。”

戴錦華指出,巴黎街頭的學生高舉的是切·格瓦拉的畫像,口號是“嘿嘿嘿,胡志明”,穿著綠軍裝——第三世界的在場和第三世界的先導清晰可見。“如果把視野局限在歐美青年學生運動,看到的也許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但如果放眼全球,非西方國家試圖模仿西方、獨立建國的歷程,黑人爭取權利、女性爭取平權的斗爭,則構成了另一重敘事——二十世紀的風云激蕩大概有一個主題,叫做‘我欲為人’。”

中產階級文化的裂縫與中國學術寫作的突圍

李陀作為程巍的多年好友,從學術史和文學批評的雙重角度展開論述。他首先指出,關于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研究,有兩本高峰式的著作值得注意:丹尼爾·貝爾的《資本主義文化矛盾》和弗雷德里克·詹明信的《后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而程巍的《中產階級的孩子們》恰好出版于貝爾著作三十年之后,可以說是對前兩本著作的回應。”

在圓桌討論中,李陀進一步呼吁學界要建立中國人自己的分析框架。“就此,程巍的貢獻不在于簡單地使用西方理論,更在于通過吸收借鑒建立起自己的理論——既有對黑格爾、葛蘭西的吸收,又有對它們的超越和具體化。”

論壇持續了三個半小時,學者們一致認為程巍的《中產階級的孩子們》在二十年后再版,其核心洞見在今天依然具有強大的解釋力,同時也需要在全球視野和當下語境中不斷被檢驗和豐富。

主持人魏然也在收尾發言中表示,1960年代的歷史遺產仍然深刻影響著當代社會的文化走向,而中產階級的孩子們并未離場——他們換了舞臺、換了表達方式、換了媒介環境,在世界各處重新登場。“如何對這些現象進行社會學、歷史學而非單純心理認知層面的分析,正是當下人文學科的必要關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