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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拉·塔奇曼:探究歷史敘事的藝術性
來源:文藝報 | 邢 博 郭英劍  2026年07月06日09:13

巴巴拉·塔奇曼

巴巴拉·塔奇曼

在20世紀的歷史敘事領域當中,美國作家、歷史學家巴巴拉·塔奇曼(Barbara Wertheim Tuchman)無疑是極為耀眼的存在。作為暢銷全球的作家、兩屆普利策獎得主,塔奇曼打破了大眾與精英、歷史與文學的界限。1966年3月6日,在紐約先驅論壇圖書周上演講時,塔奇曼表達了自己“作為藝術家的歷史學家”的理想。事實也是如此,她獨特的歷史敘事的藝術性跳出了傳統歷史學的研究范式。

巴巴拉·塔奇曼出生于紐約,1933年畢業于拉德克利夫學院(原哈佛大學女子學院),獲得農業學士學位后自學歷史。她早年從事新聞工作,曾任《國家》雜志記者,二戰期間在美國戰爭情報局工作,這些經歷為她的歷史寫作提供了先天資源與便利條件。1956年塔奇曼以處女作《圣經與利劍》開啟了自己的寫作生涯,1963年和1972年又分別憑借《八月炮火》和《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兩度獲得普利策獎。此外,她還著有《齊默爾曼電報》《驕傲之塔》《遠方之鏡》《歷史的技藝》等多部作品。

塔奇曼認為創造性過程由三部分組成——藝術家用以察覺真相的洞察力、有效的藝術表達手段以及設計或結構。而且,想象力、洞察力、同理心和表達力,無論對于優秀的歷史學家還是文學家來說,都是必備素養。盡管向來被歸于非虛構作家的范疇,她卻對“非虛構”這一定義的局限性保持警惕,堅稱自己只是“一個講故事的敘述者,敘述的是真正而非虛構的故事”。正如她在自傳中所言:“我認為沒有理由老是把這個詞(藝術家)限定于小說和詩歌的作者而將其他人歸于‘非虛構類’,這樣一來,我們就像是滯銷產品了。我不認為自己是個‘非什么東西’,我希望能夠想出一個詞取代‘非虛構類’……‘現實的作家’是離我所想要的最切近的用法。” 塔奇曼對創造性的強調及其對“非虛構作家”標簽的抗拒,彰顯了她創作理念的核心:拒絕將歷史寫作置于文學藝術的次席,而這恰恰為理解她獨特的歷史寫作藝術打開了一個關鍵的切口。

還原歷史的“現場感”

塔奇曼歷史敘述的藝術性有賴于她的想象力與洞察力。在考證與整合史料細節的基礎上,她會對材料進行充分篩選,將自己察覺到的歷史真相傳達給讀者。

通過塔奇曼對一戰時期大量史料的搜集和考證,《八月炮火》與《齊默爾曼電報》應運而生。“在與歷史打交道這么多年后,我一直認為時鐘在1914年那年卡住不動了……在尋找寫書題材的過程中,我感覺1914年絕對是個好題目。”《八月炮火》寫的是信息誤判如何釀成世界大戰,塔奇曼并不是通過史料鋪陳機械地展示歷史局限性,而是抽絲剝繭地向讀者展示,面對有限的時間與不完整的資訊,決策者們做出選擇時的孤立無援。最關鍵的是,每一個后來被歷史判定為失誤的決策,在當時當地對當事人來說幾乎都是正當的,甚至埋藏著無可指責乃至迫不得已的理由。

《八月炮火》中,塔奇曼從1914年8月切入,描摹塞爾維亞危機如何像石子激起漣漪一樣,經過曲折復雜的“管道”在大國間傳播,鋪陳德國總參謀部軍官如何像在進行莊嚴的宗教儀式般有條不紊地撥動了“施里芬計劃”的齒輪,揭示法國將軍對“進攻”的信仰如何從刺刀沖鋒中迸發,講述道義、恐懼以及政治政策如何引發倫敦內閣會議中無休止的爭論……通過塔奇曼的筆觸,讀者甚至能感受到歐洲各國彼時的潮濕空氣,能觸摸到被外交官們深夜凝視著的孤燈。在書中,沒有任何一個人是全知全能的,在歷史的巨輪之下,在傳統與現實的傾軋之間,差之毫厘謬以千里,層層疊疊的資訊偏差終于堆疊出雪崩之勢,大戰一觸即發。

就這樣,塔奇曼無限接近“臨場”的寫作拓寬了作品的歷史感,同時還為“偶然性”和“個人能動性”提供了合理解釋。“各國被困在一個陷阱里,這是一個因戰爭頭三十天沒能決出勝負而形成的陷阱,這個陷阱過去沒有出路,現在仍然沒有出路。”以史為鑒,塔奇曼敦促我們要謙遜地面對曾經存在的一切:前人也和我們一樣,曾經生活在一個懸念迭出的世界中,他們做出的每一個判斷,無論當下看來明智與否,都實實在在地決定著無數人的命運。

歷史敘事技巧的構建

塔奇曼歷史敘述的藝術性與她有意識地通過語言和結構增添敘事魅力息息相關。她并非通過搭建宏觀的理論視角來評判歷史,而是充分發揮敘事功力來令讀者折服。她筆下的每一個人物形象、每一處精細化的描寫、每一個歷史的細節,都經過了精心篩選和編排,呈現在讀者面前。

在《驕傲之塔:戰前世界的肖像,1890-1914》中,她架起了長焦距鏡頭,試圖“從那個年代豐富的異質性中做出一些漂亮的概括”,展現出一戰前那個時代的“特質”和“靈魂”。這部作品并非由連貫的時間或故事情節構成,更像是幾幅巨型畫像,每一個章節都詳盡描繪了戰前世界的某個側面。塔奇曼將它們并置在一起,共同構成“驕傲之塔”的全景——科技日新月異,經濟繁榮發達,文化藝術豐富迭代,共同構筑出人類文明登頂的信心。塔奇曼看見了繁榮和自信之下潛伏著巨大危機。世界長期的和平穩定滋生了統治階層和精英階層的思維惰性,社會內部巨大的危機被繁榮所掩蓋,國與國之間危險的失衡被披上了外交禮儀的外衣,改革建議招致既得利益者反感的叫嚷,以至于整個塔樓如同失去了根基一般搖搖欲墜。

而在《齊默爾曼電報》一書中,塔奇曼則從宏大歷史背景下的“微小”事件——一封電報切入。1917年1月17日,一封秘密電報由德國發往墨西哥,建議雙方結盟以聯合對抗美國。塔奇曼的筆下,各國的博弈與權衡展現得淋漓盡致:德國人的魯莽與官僚體制運作的日常;英國海軍情報處“第40號房間”里天才的密碼破譯實戰以及“情報表演”;華盛頓白宮威爾遜總統中立態度破滅,美國隨即在4月對德宣戰;墨西哥也為此成立了專業軍事委員會,評估“和平”提議的可行性。

一封電報,改變了世界的格局和歷史的走向。在風云詭譎的國際形勢中,這封電報被卷入不同的權力體系中,各方勢力各有解讀的立場,進而采取了捍衛各自利益的舉措。同一封電報,對英國是政治上的“福音”,對美國是道德上的背叛,對德國則是一場致命的愚蠢。這個看似偶然的插曲,卻揭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真理:誤讀與臆斷并行,猜疑與制度糾纏,人類始終無法擺脫利益權衡。世界歷史,有時并非被宏大的理念所推動,而是由一根細小的齒桿在悄然間改變了方向。

在公共領域捍衛歷史的復雜性

在信息泛濫而注意力稀缺的當下,我們置身于一個事實讓位于觀點、觀點讓位于情緒的環境中,急于下定論者多,耐心思考者少。在公共討論中,歷史常被簡化歸因——大眾試圖找出某個“罪魁禍首”,以今日的眼光加以批判后便蓋棺定論。

正因如此,巴巴拉·塔奇曼的寫作才更彰顯出其公共價值。她的抵抗,首先在于拒絕為歷史給出單一的答案。她不是簡單地為第一次世界大戰貼上“帝國主義”或“民族主義”的標簽,而是在盡可能還原真相的前提下引領讀者思考歷史的復雜性:國家命運與個人抉擇、歷史的必然與偶然、人類的理性與盲目……閱讀塔奇曼,就是在歷史中認識人類是如何在具體的情勢與認知局限中,一步步做出判斷和選擇的。

塔奇曼曾寫道:“我們只能像三四千年前那樣,有時云開初霽,有時陰云密布,時而輝煌壯麗,時而衰落沉淪,就此稀里糊涂得過且過罷了。”她通過一生的創作,確認“講故事”在公共生活中的重要意義,在一個支離破碎、意義消解的時代,憑著對史料近乎偏執的耐心,將沉睡在檔案室中的人、事、物重構成作品中一個個血肉豐滿的人物和一件件引人深思的歷史事件。

談過去絕不是懷古,而是人類理解當下、面向未來的必備功課。記憶的歪曲和遺忘,會讓個體迷路,讓我們的文明喪失敦實的根基。塔奇曼提供給我們的,是一種恒久彌堅的稟賦、一種于萬籟中默然的凝聽、一種于紛紜錯雜中探尋的能量、一種在喧囂鼎沸中對不確定性的謙卑和敬畏。她以這樣一種言說方式,表達了自己對沉淀在時間長河中的人和物的關注,或許這便是塔奇曼歷史寫作藝術性的魅力所在——為后來人照亮一條理解歷史的路。

(邢博系中國人民大學外國語學院博士研究生,郭英劍系中國人民大學全民閱讀教育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