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身、仿智與仿生:一段未完待續的仿人機器文化史
[摘要] 讓機器仿人是人類難以抑制的思維慣式,也是一段充滿爭論的文化史。機器仿人在整體上可分為仿身、仿智、仿生三階段,分別對應仿人自動機、機器智能與人工智能以及仿生機器人和虛擬人。結合歷史文獻,依托現實與科幻中的思想實驗,即關于人機趨同與異質的標準與測試,在廣義文化史視域下考察三種仿人機器的內涵、爭議與發展趨勢。仿人機器的發展進程映射了人之自我認知的演變,大語言模型等仿智與仿生機器仍在不斷考驗著人們理解人機性質、界定人機關系和進行倫理治理的能力。人與各類仿人機器的關系,均可歸納為:功能表現類似,但性質與工作原理不同。無論我們認同或賦予機器何種人之特性,都需要重新定義這種特性。
[關鍵詞] 仿人機器;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Deepseek;思想實驗
近年來,人形機器人、AI伴侶與逝者數字人等科技新動態引發了學界和大眾熱議。這些科技造物都屬于廣義的仿人機器,即模擬人之部分或整體表現和功能的具身或虛擬機器。人類自身的機器化經常令人避之唯恐不及,但讓機器仿人,是人類想象和制造機器時難以抑制的人類中心主義式本能和執念,源自人類以自我為萬物尺度的思維和認知慣式。這種思維慣式并不少見,早期外星生命形象也是如此,它們在科幻中常被塑造成類人模樣。在語言概念、日常語用和學術表達中,機器仿人和擬人思維有時還意味著人之主體性和能動性可被復制,或可部分讓渡,例如中文 “機器人” 和 “電腦” 概念從語法上賦予了仿人機器以主體合法性;習慣用語 “機器人替代人類” 代替嚴謹用語 “部分人用機器人替代其他人” 的現象也值得警惕,因為人之主體能動性以及責任認領在科技應用中不應被動搖;學術界的 “互惠共存” 等說法同樣隱含著機器的能動性。機器仿人的思維慣式在科幻中尤為明顯。在艾薩克·阿西莫夫的小說《兩百歲變成人》(The Bicentennial Man,1976) 中,有自我意識的機器人安德魯為了改造自己和模仿人類付出了一切,僅為獲得 “人籍”。在電影《尋找楊》(After Yang,2021)中,面對機器人楊 “是否因為不是人而感到痛苦” 這一問題,艾達的回應耐人尋味:“只有人類才會問這樣的問題吧,我們總認為其他物種想成為人,而做人有什么好?” 仿人機器不僅是技術實踐,也是文化現象,后者為前者提供想象敘事、哲學思辨與社會回響。在人類文化史中,關于機器仿人的想象與實踐鮮有缺席,但機器仿人也伴隨著爭議。厘清仿人機器的發展歷程、類型特點及相關爭論,有助于我們更好地認識人與仿人機器之間的錯綜關系以及當今人工智能應用的仿人現象。
本文將機器仿人分為仿身、仿智、仿生三階段,并在廣義文化史視域下考察三者的內涵、爭議與發展趨勢。三者是技術難度遞增、大致先后登上人類歷史舞臺的仿人機器設想或實踐,它們各有側重,但其交集也不可忽視。在文化史資料之外,本文主要考察相關的科學設想和哲學與科幻思想實驗,因為這些人機異同標準與測試本身就聚焦人機趨同與異質。在此,“機器” 是廣義的集合概念,既包括仿人自動機和機器人 (仿身機器)、智能機器和人工智能 (仿智機器) ,也包括廣義的仿生機器,例如仿生機器人與數字虛擬人。它們都是對人的模擬、增強或減弱 (即 “human+” 或 “human-”) ,是人類各種各樣的機器模仿體與 “變體”,也都是仿人而又非人的特殊存在。此外,本文討論人類思維中仿人機器的慣式,但也承認這種主流中的支流或逆流,例如關于機器的去人化想象和設計也存在,例如 “恐惑谷效應” 就提醒機器人工程設計中應避免過度的擬人化;部分機器仿人的訴求已超越了仿人階段,在特定領域展出了超越人類的能力。
一、仿身機器:
笛卡爾標準與機器比喻
仿身機器,即模仿人之身體外觀與動作的機器,在文化史中主要以仿人自動機 (automaton) 的形式出現,其中部分案例還被稱為類人機器人 (android)。模仿人敲鐘或公雞打鳴的自動機械在14世紀就已出現在天主教堂中;1560年左右,西班牙宮廷中出現了模仿方濟各修士的自動機器。但當時宗教形象的機械化也被批評,因為它 “模糊了表征與神明、物質與精神的鮮明界限”,“用物質世界的精密裝置來偽裝精神世界”。此外,達·芬奇在《大西洋古抄本》(Atlantic Codex,1495)中的機械騎士草圖在1957年被發現,并在此后多次被復原為實體機器展出。
仿身機器的黃金時代是17世紀到19世紀,其成為當時宮廷娛樂和外交的重要工具。雅克·沃康松、皮埃爾·雅克-德羅和沃爾夫岡·馮·凱佩倫等機械師制作的自動機器分別有吹笛、寫字、畫畫、彈琴、發聲等特定且單一的功能。1770年,凱佩倫還推出了一臺 “思考機器”,即 “象棋土耳其人”。它在技術上雖是騙局,但在宮廷與民間、哲學與文學領域都引發熱議。此時經典的仿身機器并非現實追逐科學幻想的結果,也非蒸汽工業革命的直接成果,而是由傳統機械技術不斷演進而來。需要注意的是,當時雖然流行作為奇觀的仿身機器,但并不意味著沒有仿智和仿生機器嘗試,而且彼時思想界還經常用機械原理來解讀生命,例如將心臟類比為水泵。然而,因為技術的時代局限,仿身機器實際上是仿生技術的妥協與降級——盡管沃康松1738年展示的機械鴨被傳不僅可咀嚼,還可消化。從社會反應來看,對人之身體和動作的機器模仿就已經令時人感到驚嘆。在1911年的《東方雜志》上,彼時在德國柏林出現的仿人自動機被稱為 “機器人” 介紹到中國讀者面前,它同樣是歐洲仿身機器傳統的延續,而非當代機器人,中文 “機器人” 概念也并非作為robot的翻譯而出現。作為對人之手臂的模擬和延伸,體力上已超人類的工業機械臂是當今最常見的仿身機器。在當今社會中,17到19世紀經典的仿身機器依然存在,例如國內旅游景點常見的外表高度仿人、動作機械單一的自動機器。
在《談談方法》(Discours de la Méthode,1637)中,法國哲人勒內·笛卡爾就已做過關于人機之別的思想實驗。笛卡爾認為,自動機器猴與真正的猴子沒什么不同,因為動物本就是活機器;但假設有一臺 “跟我們的身體一模一樣,并且盡可能不走樣地模仿著我們的動作” 的自動機器,不管它們多么像人,都存在兩條 “非常可靠的” 標準證明它們并非真正的人:
第一條是:它們決不能像我們這樣使用語言,或者使用其他由語言構成的訊號,向別人表達自己的思想。一臺機器……能夠吐出幾個字來,甚至能夠吐出某些字來回答我們……可是它決不能把這些字排成別的樣式適當地回答人家向它說的意思,而這是最愚蠢的人都能辦到的。
第二條是:那些機器雖然可以做許多事情,做得跟我們每個人一樣好,甚至更好,卻決不能做別的事情……它們的活動所依靠的并不是認識,而只是它們的部件結構;因為理性是萬能的工具,可以用于一切場合,那些部件則不然,一種特殊結構只能做一種特殊動作……一臺機器實際上決不可能有那么多的部件使它在生活上的各種場合全都應付裕如,跟我們依靠理性行事一樣。
本文將其稱為 “笛卡爾標準”。第一條標準即機器的語言通用性局限,這種現象不僅適用于現實,也在E. T. A. 霍夫曼小說《沙人》(Der Sandmann,1816)中有明顯體現:仿人自動機奧林匹婭除了說 “啊哈”,多數時間都 “寡言少語”。第二條標準即機器的行為通用性局限,例如雅克-德羅家族的三臺自動機除了分別能書寫、繪畫或彈琴,無法做其他事情。在笛卡爾看來,人的身體是機械式的,但機器僅能部分模仿人的發音和行動能力。仿身機器思想實驗指向了笛卡爾 “人學” 的核心理念:語言與行動的通用性是人與動物、機器差異的表現,而這種通用性背后無實體的理性與靈魂才構成人之自我,是人機之別的根本。當今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能在現象層面突破笛卡爾第一條標準,只是其直接驅動也非人類理性,而是 “機器理性”。第二條標準可類比當今的具身機器人技術,盡管它在近年來發展迅速,但離在生活 “各個場所全都應付裕如” 的設想仍相去甚遠。
“機器先生” 拉·梅特里在機械論方面要比法國同鄉笛卡爾激進得多。在《人是機器》(L’homme Machine,1747)中,他干脆把人之本身視為機器,其 “人是機器論” 不僅與當時的仿身機器實踐相對應,也為后者提供了進一步的理論支撐。拉·梅特里認為仿人機器是可能出現的,一是因為人本身就像機器,可用機器復制,二是因為技術上使用大量零件就可以復制人。他指出,沃康松 “為了制作一個吹笛子的人,一定比制造他的鴨子需要更多的技巧,那么,如果他制造一個會說話的人,當然就需要應用更多的工具和更多技巧了;這個機器今天不能再認為是不可能的了,特別是在一個新的普羅米修斯的手里”;拉·梅特里進而自信地表示:“人的身體就是一架鐘表,不過這是一架巨大的、極其精細、極其巧妙的鐘表”。不同于笛卡爾的身體—靈魂觀,拉·梅特里認為人之靈魂依附于身體,例如他宣稱,“人體是一架會自己發動自己的機器:一架永動機的活生生的模型。體溫推動它,食料支持它。沒有食料,心靈便漸漸癱瘓下去。” 當今機器人工程學界存在通用機器人 (generalist robots) 與專用機器人 (specialist robots) 之爭。前者是在多場景都能運作的自動機器,而后者則專攻單一場景,例如自動掃地盤和工業機械臂。由此視之,兩者分別對應拉·梅特里和笛卡爾關于仿人機器應用能力和場景的想象。除了笛卡爾和拉·梅特里,當時的英國醫生威廉·科沃德、哲人亨利·霍姆斯、托馬斯·霍布斯以及美國牧師科頓·馬瑟等都在某種程度上支持人體乃至生命機械論。
近年來,國內一些年輕人會用 “沒有感情的工作機器” 來打趣自嘲。但在這種自嘲語境之外,機器和機器人比喻常有負面內涵。那么,在拉·梅特里觀念中不含貶義的 “人是機器”,后來如何演變成了負面比喻?一個重要原因是,機械論在18世紀中后期的歐陸思想界受到活力論 (Vitalism) 的強勁挑戰,后者將 “生命歸功于一種催生生命現象的特殊生命力”。18世紀是西方社會文化中人重新認識自我的世紀,人類學和解剖學的興起給這股思潮帶來了很大的推力,西歐文學作品也越來越展現人性的豐富性。德國哲人格奧爾格·恩斯特·施塔爾和英國醫生威廉·科伯恩將身體視為 “一種有活力的、非機械的生命力驅動的有機實體,這種生命力被大多數人稱為‘靈魂’或‘靈氣’ (anima)”。從醫學角度講,拉·梅特里認為醫生之使命是保持人體機器的正常運轉,而對英國醫生羅伯特·懷特等活力主義者而言,人體不僅僅由零件組合而成,生命 “并非機械運動”,而是 “統一所有活物的精神”,它 “根植于物質實體——主要在電或體液中——但它從根本上不是機械的”。
在1800年前后人之自我認知的范式轉換時期,人的機器式存在已成為虧欠式生命存在。在《沙人》和夏洛蒂·勃朗特小說《簡·愛》(Jane Eyre,1847) 等文學經典中,將女性與仿人自動機類比是對前者極大的貶低。此外,1778年的美國費城還出現了讓真人扮演自動機 (外表為印第安人) 的演出,因為人們認為印第安人等有色族裔像女人、小孩一樣缺乏理性,這類人群可與自動機器類比,也可被它模擬。在19世紀的美國社會中,人們始終通過仿人機器隱喻式地思考人的本質和邊界,其中白人男性群體還借此滿足自身的權力欲望。用人來模仿機器或將人轉化為機器式存在,是機器仿人的對立面。如達斯汀·阿伯內特在《機器人簡史》中傳達的理念,不管是此時的automaton還是1920年代出現的robot 概念,在美國社會文化中都有雙重含義:機器式的人,和仿人的機器,兩者意味著人與仿人機器之間的模糊界限。隨著工業革命的推進和技術樂觀主義的流行,仿人機器的負面比喻內涵開始在美國社會的部分領域有所動搖,例如 “機器屬性” 甚至可能成為士兵學習的目標;此外,“在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早期出現的大多機器人中,人們似乎已不太確定理性是人類所獨有的領域。” 此后,人們關于機器人以及人機鏡像關系的思考變得越來越多元。
此時的仿身機器在宮廷和上層社會中經常作為娛樂機器出現,但它在思想史中更像是哲學和人學機器。從中世紀末的宗教爭議到笛卡爾標準,從 “人是機器” 到機器負面比喻,再到19世紀后半期美國社會的部分正面聯想,仿身機器見證了西方文化史中人之自我認知和時代精神的多重變遷。它既是人用以自我認知的鏡像,又是時代精神之浮標,牽引出各種關于人的認識與爭論。人們習慣于想象出機器分身,或置身于機器棱鏡面前,一方面嘗試認識和強化自我,另一方面也制造他者、壓制異類。進入20世紀后,仿人機器越來越頻繁地進入到更廣闊的討論空間中。例如,仿身機器的擬人外觀開始受到心理學、美學和機器人工程學領域關注,德國學者恩斯特·延齊和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在20世紀初就對仿人自動機與恐惑現象進行了研究。此外,機器與智能、思考等話題緊密聯系起來,仿人機器開始進入仿智時代。
二、仿智機器:
圖靈測試與異質智能
仿智機器,即模擬人類智能表征或功能的機器,主要表現為智能機器 (intelligent machine) ,與之對應的是早期的機器智能雛形和當今的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仿智機器有兩種思路:第一種是想象機器可以像人那樣思考或推理,這是人類中心式直覺和慣性思維的表現;第二種想象是仿智機器有自身獨特的工作原理和運作機制,與人類智能各有所長。關于仿智機器的想象早在歐洲中世紀就已出現,例如關于教皇西爾維斯特二世與說話頭顱的傳說。上文提及的象棋土耳其人是實為仿身機器的仿智機器鬧劇,即由人躲在機器里暗中操作機器的騙局,所以它只能是 “人造智能”,而非機器智能或人工智能。受象棋土耳其人啟發,霍夫曼在小說《仿人自動機》(Die Automate,1814) 中塑造了能說話的 “預言土耳其人” 形象,它不僅能夠透視人的秘密,還能給出未來預言。在科技史中,人們一般將計算機器研究追溯到19世紀英國數學家阿達·洛夫萊斯與查爾斯·巴貝奇,前者在大英百科全書中被譽為 “史上首位計算機程序員”;后者的差分機設想后來因為蒸汽朋克小說《差分機》(The Difference Engine,1990) 而更廣為人知,小說回應的或然歷史假設是:如果差分機和分析機在維多利亞時代就已出現,世界會是何種面貌。
為解答機器是否能思考的問題,阿蘭·圖靈在《計算機器與智能》(“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1950) 一文中受當時流行的模擬游戲啟發,設計了 “圖靈測試” (TuringTest)。在模擬游戲中,人們讓一個人在文字交流 (聲音會泄露性別) 中模擬異性、干擾猜測人的判斷,從而讓這種性別猜測變得困難。圖靈測試是讓機器冒充人,如果檢測者誤以為在通過電傳打字機交流的是人,即證明這臺機器有智能。雖然這種機器智能在20世紀中期尚難以實現,但圖靈相信計算機具備智能的時刻會到來。在1956年的達特茅斯會議上,約翰·麥卡錫等人提出了 “人工智能” 概念。之后,圖靈測試和人工智能理念引發了眾多科學與哲學討論,以下僅舉幾例。
休伯特·德雷福斯是人工智能理念的早期批評者,他關注的是 “計算機不能做什么?”,并認為人工智能模擬人類心智是徒勞的嘗試。約翰·塞爾則設計了中文屋思想實驗來證明機器無法思考:屋子里不懂中文的人借助強大的工具書,仍能弄懂屋外人塞進屋子的中文紙條,也能模擬漢字進行解答;屋外人會誤以為屋內人會中文,其實并不然。電影《機械姬》(Ex Machina,2014) 中的主角凱勒布指出,雖然下棋程序可根據棋局做出選擇,但我們無法因此推斷下棋程序意識到在下棋或何為下棋。這種思維即受到了中文屋思想實驗的影響。圖靈認為,機器能表現出與人無法區分的對話或行為能力,就可被認為有智能。但塞爾希望借助中文屋思想試驗說明,計算機實現言語交流,也并非真正在思考或有智能,因為一般計算機和機器并不具有生物有機體才有的意向性,只有理論上復刻人類大腦的機器才能思考。
同時,弗蘭克·杰克遜提出了瑪麗屋 (Mary’s Room) 思想實驗。科學家瑪麗從小就在黑白屋里,僅通過黑白屏幕與外部世界接觸。那么,當她第一次走出房間或看到彩色屏幕時,她是否獲學到了新東西?杰克遜認為,盡管瑪麗原本擁有所有 “物理信息”,但此時仍獲得了新的知識與體驗 (或曰Qualia) ,這是黑白屋里的 “瑪麗所不知道的”,因為物理信息和理論知識之外的感知知識是物理主義 (physicalism) 無法涵蓋與解釋的。在《機械姬》中,這個思想實驗被用以類比人機差異。如凱勒布所言,它旨在讓學生了解計算機與人腦間的差異:計算機就是黑白屋中的瑪麗,而人類就是走出黑白屋的瑪麗。這表明,人腦不是信息的集合,也無法用信息來還原,人腦與計算機感知外在世界的方式和內容不同。在電影結尾,走出實驗室的機器人艾娃沉浸地感受著陽光,具身體驗給她打開了世界新維度,這成為她 “變為人” 的標志之一。
此外,從圖靈測試中還延伸出數種變體。斯特凡·哈納德在認可圖靈測試科學性基礎上,認為機器只做合格 “筆友” 還不夠,它尚無法應對復雜的人機交互,于是提出了 “全面圖靈測試” (Total Turing Test) 作為衡量機器智能的科學標準:“被測試者應為機器人,而非僅是連接到計算機的電傳打字機……被測試者必須能在由物體和人組成的真實世界里做任何真實人類能做的事情,并以一種與真實人類無法區分的方式。” 在《機械姬》中,科學狂人內森也提高了圖靈測試難度:檢測者事先就知道自己在單獨測試AI機器人,如果明知對方是機器但仍然認為它有智能,那機器就通過了這項測試。從電影中的圖靈測試可見,哈納德式社會機器人絕不僅是仿智機器,而需要是仿生機器,因為在真實世界里像人一樣,僅有智能還不夠。受洛夫萊斯 “只有當計算機能夠創造事物時才可被認為有心智” 的觀點啟發,塞爾默·布林斯霍爾德等學者在圖靈測試基礎上提出了旨在測試機器創造力的 “洛夫萊斯測試” (Lovelace Test):測試發生在AI系統A (被測試者)、其人類設計者H以及系統A的輸出o三者之間,如果o只是預先設定規則之結果,則A不能通過測試;如果H 無法解釋 A 是如何產生o的,那A就通過了測試。在機器創作越來越仿真的當前,當讀者個體經驗無法甄別機器之作時,或許我們也需要設計新的判斷標準與科學測試,以檢測小說和論文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是機器之作。
以上討論,不管是關于計算機能否思考,還是人機思維差異何在,背后都有機器仿人的思維。但對機器的擬人化認知也存在爭議。中國學者陳小平認為,“圖靈測試所要求的機器思維與人的思維的不可分辨性,被實踐證明不是必要的……不可分辨性不是人工智能的必要條件”。他指出,圖靈1948年一篇內部報告中蘊含的機器智能觀,即 “機器智能的工作原理可與人相同、也可不同” 更值得關注,它事實上 “明確了機器可以用與人不同的工作原理,模擬人的智能的功能表現”。受此啟發,本文進一步認為,在身體、智能、意識和情感等各個方面,人與高度仿人的機器之間的關系都可以簡化理解為 “功能表現類似、但性質與工作原理不同”。在根據圖靈傳記改編的電影《模擬游戲》(The Imitation Game,2014) 中,“圖靈” 則更強調人機思維機制的差異,他在回應機器是否能像人一樣思考的問題時解釋,“機器當然不會像人類一樣思考。機器和人不同,所以其思考方式也不同。但有趣的問題是,僅因為有東西和你思考方式不同,就意味著它不在思考嗎?”從這個視角來看,我們可以作出以下假設:如果塞爾面對的是圖靈這種整體智能觀,而非僅僅是圖靈測試,那么他的反應或會不同。面對 “人工智能不就是模擬人類智能嗎?” 的提問,被譽為 “人工智能之父” 的麥卡錫回應道:
有時候是這樣,但不總是,甚至通常不是。一方面,我們可以通過觀察其他人或者僅通過觀察我們自己的方法來學習如何讓機器解決問題;另一方面,大多數人工智能領域的工作涉及研究世界向智能提出的問題,而不是研究人類或動物。人工智能研究者可以自由使用在人類身上未觀察到的方法,或者涉及比人類能做的多得多的計算。
同時,鑒于大語言模型的工作原理與人的思維方式在 “遵守規則能力” “知識能力” “共識性” 三方面的根本差異以及兩者 “功能表現相似而不同、工作原理根本不同” 的現象,陳小平將人類與機器兩種智能視為 “永遠是不同種類的智能”。
此外,皮埃羅·斯加魯菲和漢斯·莫拉維克也以自己的方式強調了人類與機器智能的差異性。斯加魯菲指出,“在人機對弈的比賽中,打敗象棋世界冠軍的計算機實際上沒有給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相反,人類給他的觸動更大,因為人類對陣擁有無限存儲和計算能力的機器,竟然在此之前保持了那么久的不敗記錄)”;他還質疑了圖靈測試代表的 “大腦中心論” 及測試意義所在,認為圖靈測試將身體排除在外就等于將人類基本特征排除在外,人們應 “基于身體的行為來比較機器和人類”,例如進行 “斯加魯菲測試” (Scaruffi Test) :“同時給機器人和人各一個足球,然后看哪一組運球的能力更高”。莫拉維克在《心智后裔》(Mind Children,1988) 中指出,“要讓計算機如成人般地下棋或在智力測試中解題是相對容易的,但是要賦予它有如一歲嬰孩兒般的感知和行動能力卻是相當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這種差異被稱為 “莫拉維克悖論” (Moravec’s paradox)。在影片《非誠勿擾3》(2023)中,主角秦奮則將人機差異簡化為以下對機器人的俏皮話:“你們是計算,我們是算計”。
可見,圖靈測試在當今的適用性雖已降低,但自它面世以來,學界關于機器智能、思維、意向性、感知及創造力等問題進行了多重討論,機器智能的異質性越來越被認可,即機器智能和人工智能模擬、延伸與拓展人之智能的功能和表現,卻未必用人的思維方式和工作機制。盡管人工智能的部分理念受到了人腦和人類進化原理的啟發,例如人工神經網絡與遺傳算法,但讓機器像人一樣思考無疑是 “強機所難” ——當然,這種認識轉變并不會抹殺中文屋等思想實驗在人之自我認知方面的價值。目前,人工智能領域百舸爭流、加速 “進化”,這需要我們有廣義智能理解與多元智能理念:人有人的思維和價值,機器有機器的原理和功能,人機智能異質,合理、可控、優勢互補的人機耦合智能體能更好地為人類服務。在此,多元智能并不意味著多元主體,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應追求人類福祉,而非必然是人類與 “機器新物種” 的 “互惠共生”。機器可以是人之生命的模仿,但不能成為生命本身。
三、仿生機器:
模擬生命與仿情機器
仿生機器,即模擬人類生命形態的機器。仿生機器不僅是科幻想象,也是科技現實,并有具身與虛擬兩種思路。人工智能雖是經典的仿智機器,但它在當今部分應用領域也展現出了仿生趨勢,基于大語言模型技術的AI伴侶就是如此。與機器人工程學中模仿生物尤其是動物的仿生機器人 (bio-inspired robots) 不同,本文中所言的仿生機器聚焦對人之生命的模擬。身體與智能并非生命之全部,仿生機器還需要人類情感、同理心等更多因素加入,即人們眼中機器難以模擬的人性因素。
在仿人機器中,仿生機器技術難度最大,作為科技現實整體上出現最晚,但人們最早想象的卻正是仿生機器。古希臘作家阿波羅尼俄斯的敘事史詩《阿爾戈英雄紀》中就有青銅巨人塔羅斯的故事,其機器之軀雖龐大,但同時有神明的體液、人類外觀和功能以及生命的 “可朽性”;在《兩百歲變成人》中,有著不朽之軀的安德魯一直無法獲得 “人籍”,只有死亡才為其換來了人類身份;中國典籍《列子·湯問》中記載了偃師及其舞樂人偶的故事,后者不僅外表令人無法辨別,其內臟生理與軀干運動系統也符合當時的中醫理念。在歐美現當代文學中,也不乏仿生機器敘事。1899年,安布羅斯·比爾斯小說《莫克森的主人》(Moxon’s Master) 開篇就提出了半個世紀后的 “圖靈之問”:“你是認真的嗎? 你真認為機器能思考?” 在小說中,英國哲人赫伯特·斯賓塞的生命觀和進化觀為主人公莫克森認為機器能思考和有生命提供了基石,但在對人性悲觀的作者比爾斯筆下,人性有缺陷且無法自我改善,與人協同進化的機器 “只能朝向怪物的方向進化”。小說中的象棋自動機角色實現了三種仿人機器的結合:它源自仿身機器歷史,旨在仿智下棋,并進化為仿生機器,最終在輸掉棋局后反叛弒主。
機器仿生,意味著機器能夠模擬人之生命的特性,這既取決于不同時代的人如何理解生命之根本,也與科技條件有關。在古代,人們制作人偶或雕像時會滿足于對身體外形的仿造;近現代早期,人們也追求對人之動作的機械模仿;到了20世紀,人們開始探索對智能的機器仿造;當今,廣義的情感因素已成為比身體、智能更必要的為人標準,例如我們不會認為,外表人機難辨的景區推磨自動機或者Alpha-Go 會比《2001:太空漫游》(2001:A Space Odyssey,1968) 中有意識和情感表達的計算機HAL9000或者人們手機里的AI伴侶有更高的仿生程度。
相比仿身和仿智機器,仿生機器更進一步地挑戰著人之定義和邊界,推動人與機器共存的后人類想象,也可能催生新的倫理挑戰。對人類中心主義者而言,仿生機器會動搖人們對人和人性的定義和理解,例如德國哲人馬庫斯·加布里埃爾就不認同日本機器人工程師石黑浩的高仿真機器人理念,因為這會挑戰人們對人性的認識和理解,可能引發負面影響;而后者則認為,人們應在仿生機器人鏡像中認識自我,人機界限是模糊的,人機應該相互對齊、共同進化——兩者差異的背后,既有哲學家與工程師認知方式的差異,也有德國與日本社會總體上感知和對待仿生機器人(即兩種機器人文化)的差異。承認仿生機器的地位,直接威脅著人類中心論、例外論和獨一論。實際上,除了人類中心主義式的主體否定或愿景式的主體可能性與新物種想象,仿人機器的定位還有第三種可能:它既仿人,又異質,介于人與物之間,并按自身邏輯發展。有學者指出,情感交互類機器人可能會被接受為“非人非物、亦人亦物”的第三種存在物。
與仿生機器想象相對的是尋求機器化的賽博格、后人或超人想象,即人主動與智能技術結合。相比在人體局部使用人造器官或外接設備,這類人機結合體更容易催人思考人與機器、超人或后人的界限問題。莫拉維克在《心智后裔》的 “轉生” (transmigration) 設想是將人類心智轉接到電腦中,身體作為物質載體就此死亡,心智在機器寓所繼續存在——這種設想基于心智和身體的二元性,將身體視為可被機器代替的心智載體,旨在讓人擺脫身體限制,成為 “擁有所有機器優點而不喪失個人身份的個體”。與之類似,邁克斯·泰格馬克和蔡恒進分別提出了 “Life3.0” 和 “Life++” 理念。
在當今現實中,與仿生機器相關的人工智能和人形機器人技術發展迅速。仿生機器既可以是具身存在,也可以是模擬與人交流的數字虛擬人,例如電影《她》(Her,2013)中的云端女友和現實中的AI伴侶,或者模擬逝者的 “數字復生體”。本文將這類追求情感智能、強調情感模擬的仿生機器亞類稱為 “仿情機器”。盡管人們常認為情感是AI短板,但AI日常應用卻經常與人之情感聯系起來。仿情機器是情感計算與生成的結果,其情感模擬功能可以為人提供情緒價值。理性而言,人們知道它并非生命,但仍會產生幻象,例如早已出現的 “伊麗莎效應”。當今大語言模型能夠產生仿生化和擬人化表征,其 “思考過程” 和呈現內容也令人產生它具有生命意識或情感的錯覺,例如有人感覺部分大模型在對話中似乎懂人情世故。
在科幻中,仿生機器常以高度類人的機器人或仿生人形象出現,并為學界提供了一系列仿生機器子概念:除了在法國作家利爾-亞當小說《未來夏娃》(L’Eve Future,1886) 中廣為人知的android,還有美國電影《銀翼殺手》(Blade Runner,1982) 中的 replicants、《人工智能》(AI,2000) 中的 mecha、《尋找楊》中的techno、瑞典科幻劇《真實的人類》(?kta M?nniskor,2012) 中的hubot及其英美改編《人類》(Humans,2015)中的 synthetics 和中國改編《你好,安怡》(2021) 中的芯機人等等。《真實的人類》等關于人與仿生機器人共存糾纏的 “人機日常交互敘事” 在近年來大量出現,“它雖然并非源于近年來的AI熱潮,AI熱卻的確給了它極大的推力,并賦予了它更多現實意義”。《銀翼殺手》等科幻敘事勾繪出了人機莫辨、甚至比人更像人 (more human than human) 的仿生機器,相關的情感能力測試也應運而生。
菲利普·迪克在小說《仿生人會夢見電子羊嗎?》(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1968)中提出了 “沃伊特·坎普夫移情測試” (Voigt-Kampff Empathy Test) ,之后在電影《銀翼殺手》中作為 “沃特坎測試” 廣為人知。沃特坎測試旨在檢驗情感和移情能力:通過觀察嫌疑人臉部毛細血管的擴張和眼肌的張縮,來檢驗嫌疑人在面對情感或道德震撼時的羞愧或臉紅反應,因為仿生機器人不會像常人那樣被刺激性問題觸動,盡管他們在外表和智力方面與人差異不大。在測試中,嫌疑人反應時間同樣重要。在測試中,瑞秋對燉狗肉的反應還沒有吃生蠔的反應那般強烈,且對于嬰兒皮制用品的情感反應雖到但遲,里克據此判定瑞秋就是仿生人。沃特坎測試回應了 “后圖靈測試” 問題,即仿生人智能已與人類無異之后,人機差異何在?情感和同理心是否也能被機器模仿?進一步講,當仿生機器也能接近模擬同理心時,人之為人的本質何在?迪克小說中的設定在20世紀后半葉還看似遙不可及,但在當下卻越來越有類比現實的意義。
與當今仿生技術的進步相對應,科幻仿生機器測試在近年來也不斷出現。現實中的CAPTCHA (即全自動區分計算機和人類的圖靈測試)及其進階技術旨在通過識別人機微行為差異來證明 “我不是機器人”、排除網絡仿人機器,《銀翼殺手 2049》(Blade Runner 2049,2017) 中的 “基線測試” (BaselineTest)則旨在檢測仿生人K作為銀翼殺手的魯棒性和穩定性。在現實中,基線檢測通過比對系統當前狀態與預設基線 (baseline),來識別系統配置和性能等方面是否出現異常,旨在及時發現風險、確保系統安全。《銀翼殺手 2049》中基線測試的“標準配置”是一個殘忍的設定:仿生銀翼殺手在 “退役” (即捕殺) 同類期間和其后都應該保持為冷血機器,不能有情緒波動。基線測試將類人情感視為仿生銀翼殺手不受歡迎的特質,殺人機器及其工具性的純粹性才是目標。在測試中,仿生銀翼殺手需要復述一些抽象詞匯或表達,測試機同時還會拋出一些挑釁和干擾性問題,合格的受測者應能夠抗拒這些干擾。兩次基線測試能讓觀眾清晰地窺見K的精神變化:K順利通過了首次測試,仍是沒有情感的工作機器;但在第二次測試前,因為他已經有了自我意識、情感與記憶等人性因素,所以在測試中出現了反應遲疑現象和吞咽動作,未能通過測試。
類似于基線測試,游戲《底特律:變人》(Detroit:Become Human,2018) 中的 “卡姆斯基測試” (Kamsiki Test) 同樣檢驗仿生人是否異常,即康納是保持了機器性能的穩定性,還是已具有同理心和自由生命意志。但卡姆斯基測試更重視仿生人的倫理選擇,因為卡姆斯基要求康納做出是否射殺仿生人克洛伊的決定,康納由此陷入了功效主義與同情同類之間的倫理掙扎:如不射殺,則康納通過測試,說明他是 “偏離者”,雖無法獲得情報從而完成任務,但說明他已有同理心和自由生命意志;如射殺,則康納未通過測試,會完成任務,但仍是服從程序的機器。卡姆斯基測試在游戲中是仿生人測試,但也面向人類玩家本身,即特定玩家是否會槍殺游戲中的仿生人,以及當他移情進入康納角色時,是否會殺死同類。
與仿智機器模擬人之分析、推理、思維等智能表現不同,仿生機器關涉機器具有生命擬像后的人機異同與倫理風險。其中,科幻敘事能與現實中的思想實驗相互補充,共同勾繪出更完整的人性畫像。科幻敘事提供的仿生、仿智機器失控和代人警示案例 (例如 “終結者們”) 令人印象深刻,但科幻中眾多關于人與機器定性、定位以及情感與倫理糾纏的討論更值得關注。以上科幻測試不僅是機器屬性測試,也是正向或反向人性測試。在廣義文化的視域下,機器的仿生性需被辯證地看待:一方面,在現實生活中,部分仿生現象值得警惕,例如人對仿生機器的情感沉溺就需要倫理護欄;另一方面,無論是從機器鏡像功能角度講,還是出于科幻敘事效果考慮,機器的仿生性都有優勢,例如在《機械姬》中,如將高仿真機器人由灰盒子式的智能機器代替,則不容易推動令人印象深刻的人機情感思想實驗。
結語
仿人機器文化史是人類自我認知、模擬及相關爭論的歷史。仿人機器,不管是仿身、仿智還是仿生,都源自人類中心主義式思維慣式,也是人類探索乃至超越自我的嘗試。人與各種高度仿人機器的關系可以簡化理解為功能表現類似、但性質與工作原理不同。從人之自我認識的角度講,人類需要自我的機器或數字分身(作為模擬但異質的自我) ,以更清晰地認知自我本質、探索自我界限,并在人機交互中繼續生成自我。約翰·斯萊德克在科幻小說《提克—托克》(Tik-Tok,1983) 中寫道:“仿人自動機或機器人概念本身就是哲學概念,催生關于生命、思維或語言以及更多問題……機器人被發明出來是否是為了回應哲學家們的提問。” 仿人機器文化史證明了這個洞見。關于仿人機器何以為人、非人和人機異同何在的想象、標準與測試,一方面映射的是不同時代人之自我認知和時代精神的轉變,另一方面又共同組成了人機異同特別是差異的考察對象,例如身體、智能、情感,并凸顯了人之特有品質,例如理性、記憶、自我意識、意向性、感知力、創造力、共情能力和自由生命意志等,同時也催人反思主體、意識、情感等人之特質的定義和邊界。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我們的機器仿人慣式思維承認或賦予機器哪種人之特性,都需要我們重新審視和定義這種特性。同時,仿人機器理念在人機交互史上從未擺脫爭議,而且在當下仍面臨著爭議和挑戰,例如在人形機器人設計方面,存在擬人化沖動與 “恐惑谷效應” 間的糾纏;面對仿智機器,人們需要應對人工智能快速發展帶來的全方位挑戰,并繼續討論智能、意識等難題;部分仿生機器或能帶來情感撫慰或生命幻象,但過度擬人幻象必然引發倫理問題。此外,科學界從圖靈和麥卡錫時代至今都在預言 “AI (何時) 達到人類水平”,但 “人類水平” 作為衡量標準的不嚴謹性逐漸顯現,因為人機在性質內涵、“運行原理”和能力范圍等方面難以吻合,這種標準甚至已過時,機器在計算、數據處理等領域實際上已逐漸脫離人類賽道。
同時,仿人機器在知識界乃至整個社會中的沖擊同樣不可忽視。在此方面,1770 年的 “人造智能” 就已展現得淋漓盡致,近年來更是常見。當前,DeepSeek令人深感震撼,在國內社會的影響廣度超過以往,紛紛擾擾的理念、焦慮和愿景再次發酵成狂歡式的未來想象熱潮。AlphaGo、元宇宙等每次技術未來想象熱之后,時間都會證明學界不少預判或顧慮并不實際。在此之后,學術界、媒體和大眾都應變得更理性,以更從容地迎接下一次創新技術帶來的認知挑戰。DeepSeek和人形機器人等仍會不斷考驗人們調適自我認知、適應社會變化、消除認識偏差以及進行倫理治理的能力。在當今的 “科技世”,即人類世界深受科技影響并隨科技風潮而搖擺的世代,我們被賦予了更高要求:學人們在理想情況下既需要嘗試了解前沿技術的更新進展與基本原理,也需要繼續對人之核心命題做哲學思辨,關注科幻未來敘事中的有益思想實驗,設計新的科學測試與評判標準來繼續探索人機異同,以求直接或間接免疫于科技未來的未知性和不確定性,并讓科技更好地為人類服務。
此外,人與仿人機器之間存在起初以人為主體的雙向形塑:人們決定讓機器仿人、擬人,但人之自身也可能無意識或被動地機器化,例如人機的過度結合或人之機器式存在;仿人機器是人之自我的外向投射,但又以并不完全受控的非人類方式和邏輯發展。人們可與仿人機器協同共進,但不能讓渡或被動失去主體能動性。本文初步探討了從古代至今的機器仿人和仿人機器現象,但反向觀之,人之機器化在人機協作中難以避免,在科技世更有不斷深化的風險。DeepSeek、AI智能體和智能機器人會越來越頻繁地介入人類日常乃至人性深處,那么人與機器的 “協同進化” 會走向何方,人之機器化的界限何在?在人機交互文化史中,人之機器式狀態早已存在,而當下的人之機器化現象更值得嚴肅對待。
【作者簡介】
程林,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外國文學文化研究院教授,柏林自由大學博士。研究領域:機器人人文、科幻文藝和德語文學文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