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理智與浪漫,凝視人性的深淵 ——中阿懸疑作家對話會舉行
馬丁為了追尋偶像、邏輯數學家亞瑟的足跡,來到牛津大學深造。亞瑟演講時,馬丁作為唯一的提問者,引起了他的注意。后來,二人在馬丁房東家不期而遇,發現房東伊格萊頓太太被謀殺。現場唯一的線索是一個圓。二人被警方帶走協助調查。此后又有一些人離奇地死去,而他們的死因似乎還暗含著某個數學定律……這是電影《深度謎案》的劇情。6月21日北京圖博會上,《深度謎案》原著作者、阿根廷作家、數學家吉列爾莫·馬丁內斯與中國人民大學法學教授、著名律師及犯罪懸疑小說作家何家弘圍繞職業對文學創作的影響、犯罪懸疑小說的敘事邏輯、虛構的真實性以及犯罪背后的幽微人性展開對話思想碰撞。本次對談由中國作協外聯部、作家出版社、中國圖書進出口 (集團) 有限公司和北京塞萬提斯學院聯合主辦。

活動現場
當數學與法學遇見文學
與大家所想象的不一樣,馬丁內斯坦言自己小時候并不特別熱愛數學,他最初的夢想是學習哲學或文學。直到在大學學習工程學時,他才真正領略到了數學的奇妙與美妙。“數學是我生命中的一個‘意外’。”馬丁內斯說,數學和法學在對概念的闡述上具有共通之處,都包含了“事實”與“可展示性”。而犯罪懸疑小說則巧妙地將偵探、數學和法學三者結合在一起:罪犯掌握并了解真相,而調查者則處于未知狀態,需要通過證據、痕跡以及邏輯推測來重塑和建構真相。這正是他創作中特別專注的“可展示的真相”。
何家弘的文學之路則充滿了時代印記與理想主義色彩。他出生在北京,16歲時下鄉到黑龍江農場當了8年農民。正是在那段歲月中,他萌生了要當作家的夢想,用兩年時間寫下了近30萬字的小說。隨著“文革”結束,他回到北京當了兩年建筑工人和水管工,后來考入中國人民大學,但他并未選擇文學專業,而是選擇了法學。“上世紀70年代末,我深刻感受到國家對法制建設的迫切需要。”何家弘將全部精力投入到法律的學習與研究中,直到1994年,他的文學夢才再次復蘇,開始利用課余時間創作小說,從1994年到1998年,他連續寫了5部小說。隨著再次投身法律事業,他直到退休后才重拾筆墨。
“我的犯罪偵查和刑事證據的專業背景對創作犯罪懸疑小說還是很有幫助的。”何家弘說,他致力于將法學的嚴謹邏輯與文學的浪漫色彩結合起來。
作為在中國被翻譯和閱讀最多的阿根廷作家之一,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自然成為了對談中不可繞開的話題。馬丁內斯從少年時代起便深受博爾赫斯影響,“阿根廷文學擁有深厚的短篇奇幻小說傳統。這并非為了奇幻而奇幻,其最終目的是‘用奇幻來表達現實,探究現實的另一層’。”作為數學家的馬丁內斯,更是敏銳地洞察到了博爾赫斯作品中隱藏的“數學支點”。他分析到,《沙之書》中永遠找不到第一頁和最后一頁的設定,本質上是數學中0和1之間無限細分的分數概念。此外,《巴別圖書館》《死亡與指南針》以及《阿萊夫》等經典名篇,無一不浸透著深刻的數學邏輯與無盡的宇宙思考。博爾赫斯生前曾研讀過四五十本關于數學的著作,其手稿邊緣密密麻麻地寫滿了與數學相關的筆記。馬丁內斯也希望他那些與博爾赫斯文學精神聯系密切的作品能夠早日與中國讀者見面。

一位讀者給馬丁內斯送上自己手書的“寫小說如同求證一條定理”
虛構中的“真實性”與“可信度”
雖然有一半的作品是犯罪懸疑小說,但馬丁內斯一開始的創作路徑卻與犯罪懸疑小說毫無關系,他的第一部作品探究真實,寫了一個在現代社會怎么和魔鬼達成一致的故事;第二部小說是關于布宜諾斯艾利斯文學圈子里的愛情糾葛。雖然寫過多種題材的作品,但犯罪懸疑小說為馬丁內斯提供了一種獨特的思考路徑。在牛津大學做博士后期間,他構思了《牛津謎案》,將數學理論與司法調查相融合。文學與科學最終都在“探究真相”,在犯罪懸疑小說中,所有人都是嫌疑人,每個人在表象之下都隱藏著另一層真實,甚至是某種不可言說的“本我”。“犯罪懸疑小說的本質是在與幽暗的人性打交道”,馬丁內斯說。
“何時、何地、何人、何事、何物、如何、為何——這是犯罪偵查的七個構成要素,犯罪懸疑小說的結構與此也有相同之處。”何家弘說,犯罪懸疑小說的創作規律之一,就是要在前期的敘述中潛在地鋪陳證據,故意將讀者引向錯誤的方向,最終再通過嚴密的推理給出令人拍案稱奇且合情合理的解釋。
而如何達到合情合理的效果?“真實”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何家弘極為看重細節與場景的復刻。他曾將小說的場景設定在香港廉政公署與山頂餐廳,其描繪的細致程度甚至讓他的法文翻譯家在現實中成功找到了小說主人公就餐的準確座位。何家弘堅信,文學雖有虛構,但必須是“真實的虛構”。
馬丁內斯非常認同這個觀念,但他進一步提出了“可信性”大于絕對事實的觀點。他舉例說,在疫情期間創作關于巴塞羅那修道院墓穴的場景時,他只能依靠想象來布局雕像以傳達隱喻。盡管實地考察后發現與現實布局有所出入,但其內在邏輯對讀者而言是極其合理且可信的。文學正是在這種“確信”與“不可信”的邊緣游走,想象的合理失真能夠賦予作品更強的戲劇張力。
凝視人性的深淵
任何小說都離不開寫人和人性,而犯罪懸疑小說更可以說是凝視著人性深淵的一個類型。在極端的情景下,人性會遭遇怎樣的考驗、產生怎樣的回響?何家弘認為,人性中同時潛藏著“善的源頭”與“惡的端倪”,“社會中極善與極惡的人都是少數,大多數只是普通人。因此,社會環境對個體的異化起著決定性作用。”他分享了自己小說中兩個基于現實的案例:一位原本本分的出租車司機,撞人后一念之差,因為逃逸最終滑向深淵加入了盜竊團伙;一位曾經盡職盡責的公安局長,在面臨退休時因心理不平衡,從收受兩瓶好酒開始,一步步淪為貪官。何家弘強調,優秀的犯罪小說絕不是簡單的智力游戲,而是必須深刻剖析人性,反映社會現實。
馬丁內斯對“社會場域影響人性”的觀點深表贊同。他引用弗洛伊德的思想指出,人類潛意識中既有破壞性的“死亡沖動”與權力壓迫的欲望,也存在著為了解決復雜生存難題而妥協的“合作沖動”。馬丁內斯認為,沒有什么是天生絕對的好與壞,個人的道德底線往往會被腐敗的系統和體制所侵蝕。
他以阿根廷近50年的發展為例,痛心于司法和政治系統如何不知不覺地被特權階層腐蝕,許多原本正直、明智的議員和精英在體制的裹挾下最終墮落。他坦言:“我很難說那些人本質上是邪惡或殘忍的,但他們確實被體制給侵蝕了。”馬丁內斯最新的小說便聚焦于這種矛盾。

與會嘉賓合影
(圖片由主辦方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