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培根:在科學與文學間搭建橋梁
今年是英國學者弗朗西斯·培根逝世400周年。在西方學界的傳統中,培根往往被視為現代科學與經驗主義的奠基人之一。他陸續出版了《隨筆集》《學術的進展》《新工具》和《新大西島》等著作,名聲顯赫。1618年,詹姆斯一世任命培根為大法官,這是當時英國司法體系的最高職位。作為聲名卓著的哲學家,身居高位更使他成為焦點,學界對他的探討也從未停歇。
17世紀英國作家本·瓊森在《見解集》中稱培根“學識淵博而有才干,卻又命途多舛”,可以與“狂傲的希臘”和“自負的羅馬”相比,甚至可置于其上。這一評價將培根的散文視為足以與古希臘羅馬文學遺產相提并論的巔峰之作,高度肯定了培根的地位。有趣的是,瓊森在悼念莎士比亞的詩《致我敬愛的作家威廉·莎士比亞》中,也用了極為相似的修辭,“讓你獨自屹立,被拿來與那狂傲的希臘、自負的羅馬/以及自其灰燼中再度出現的一切相比較”。
18世紀啟蒙時期,大文豪亞歷山大·蒲柏對培根的評價頗具代表性。在《人論》的第四封書信中,蒲柏表達了他矛盾的態度:“想想培根曾如何熠熠生輝/他曾是最智慧、最光明卻也是最卑微的人。”他用“最智慧、最光明”的品質將培根推至人類才智、光輝的極點,卻在同一句里加上了極刺耳的“最卑微”一詞,直指其功利、逢迎。1621年,培根因被控在擔任大法官期間受賄與司法腐敗遭到議會彈劾,隨后被罷免并短暫監禁在倫敦塔內,雖然很快就獲釋,但是被禁止再擔任公職。他曾說,他是英國近50年來最公正的法官,對他的判決也是英國近200年來最公正的判決。
19世紀美國作家愛默生尤其看重培根在辨識事物“本質”與人類對事物的“理解”方面的貢獻。他注意到培根通過“印章與印跡”的比喻,說明“真理”與“自然”之間既相互對應又不能簡單等同這個道理。他認同培根在這一點上的敏感度,指出培根通過類比和轉化,把規律提升到了倫理及政治層面。
文藝復興時期,英國知識界出現了一個至關重要的轉向,即驗證真理的標準開始從傳統經院哲學轉向經驗主義實踐,許多學者通過制作精密量具來再現自然,培根就是其中的一員。在《新工具》中,他主張以系統觀察、實驗、經驗材料為出發點,通過逐步排除、比較和歸納來接近自然規律。在《新大西島》中,他描繪了一幅以實驗室和研究院為核心的科學新秩序藍圖,一個名為“所羅門之宮”的機構掌握著最高的知識和權力。“所羅門之宮”的內部有分工明確的研究者、實驗者和記錄員,擁有各種先進的實驗設備,研究內容涵蓋自然哲學、技術發明、醫學等領域,這一設想被后來的英國皇家學會等機構視為理想模型。
培根在《學術的進展》中對“占星術”“自然魔法”與“煉金術”這三種傳統秘術持批判態度,指出“這三門學問在達成上述目標的過程中,無論理論還是實踐,皆充斥著謬誤與虛妄”。然而,他并不因此全盤否定其價值,而是在批判的基礎上作出了更為細致的區分與評價。他援引《伊索寓言》來闡發其深層意圖——農夫臨終前告訴兒子們葡萄園的地下埋有黃金,兒子們掘遍土地卻一無所獲,然而正因翻土深掘,來年竟意外獲得了大豐收。培根以此比喻指出,通過尋找與攪動,可將大量有益而豐碩的發明帶到世人面前。
在此基礎上,培根進一步將煉金術的操作路徑區分為兩類,并明確表達了立場。他肯定的一類是漸進的、基于自然性質認識的操作,他認為這在原則上是可能的;他否定的一類是突變式的、依賴神秘媒介的操作,即相信“將幾粒藥劑投入其中,便能在片刻之間將大量的汞或其他物質點化為黃金”,此類主張在他看來近乎荒誕,不過是以神秘手段掩蓋知識的匱乏。
培根在煉金術思想史上的地位頗為獨特。約自1620年起,原子論者的影響日增。培根雖未就元素問題留下大量論述,卻是一位對物質精細結構之重要性有著清晰認識的原子論者。他認為熱的本質在于運動,這意味著他對煉金術的態度已經在相當程度上脫離了傳統的元素轉化框架,而轉向以物質結構與運動為核心的更高范疇。
作為主張通過科學改造自然并服務社會的科學家,培根將目光投向當時科技較為發達的中國。培根究竟通過何種渠道了解中國?他的一生,在中國恰好對應明朝萬歷皇帝在位的絕大部分時期。萬歷朝前期以張居正主政,推行“一條鞭法”等改革,國力一度振興。在對外知識交流層面,這一時期恰是歐洲對華文化交流的關鍵階段。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耶穌會士正在中國活動,他們將關于中國官僚制度與技術的報告傳回歐洲,構成了培根認知東方的知識背景。
從培根可能閱讀的文獻來看,西班牙傳教士門多薩是較為可信的信息渠道。1585年,他匯編此前修士們關于中國的各類報告,撰寫成《中華大帝國史》,為當時的歐洲人打開了認識中國的窗口,是較早的系統性權威著作。培根從門多薩那里了解中國,這一點得到了中西文化交流學者夏瑞春的肯定。他在《17、18世紀英國文學里的中國形象》前言中指出,“由于這部著作是受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委托編撰的,因此長期以來被視為關于中國的權威文獻”。錢鐘書先生也在《17、18世紀英國文學里的中國》一文中列舉了諸多證據,證明培根關于中國的若干記述直接取材于門多薩的著作。
煉金術、瓷器等中國話題曾明確出現在培根的著作之中,表明他確實對中國抱有濃厚興趣,而且這種興趣首先是從自然知識與實用技藝的角度展開的。然而,這種關聯并不意味著他完全了解現實中的中國,畢竟培根所能接觸到的,主要還是16世紀中期以前的旅行記述和傳教士報告。例如,他誤以為只要經過足夠長的時間和地熱作用,物質便可以在轉化過程中變成瓷器。這種推斷正是歐洲早期關于中國制瓷工藝的典型誤解之一,也折射出歐洲人對中國瓷器神秘性的想象。從這個意義上說,培根對中國的書寫是有限知識的產物。
回顧17世紀以來圍繞培根的諸多評價可以看到,他以全新的知識觀和方法論,推動了科學從權威之學向經驗之學的轉型,為近代歐洲提供了理解世界的獨特視角。作為在科學與文學、技術理性與政治關懷之間搭建橋梁的關鍵人物,培根是近代歐洲在重構自身知識秩序與世界圖景時無法繞開的參照對象。
(作者:陳浩然,系首都師范大學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