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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窮盡數據,文學留住人心 ——閱讀《凱利幫真史》創作手稿檔案有感
來源:文藝報 | 王敬慧  2026年06月03日08:39

彼得·凱里

彼得·凱里

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立圖書館藏有豐富的“彼得·凱里文獻檔案”,包括數千頁手稿、創作筆記、研究資料、照片、電子郵件,以及彼得·凱里撰寫《凱利幫真史》時使用的電腦。這些珍貴資料在該館今年“書的世界”新展中對所有公眾開放,為讀者提供了難得的一手材料來了解這部布克獎獲獎作品的創作過程。該專題的名稱為《一千天》,由彼得·凱里本人親自參與策劃,介紹了作者關于此書30年的醞釀和1000天創作的整個歷程。

一本令人意外的獲獎小說

《凱利幫真史》(True History of the Kelly Gang)出版于2000年,并于次年為彼得·凱里贏得兩項英文小說領域重要文學獎:布克獎和英聯邦作家獎。這部作品獲獎,曾讓不少讀者感到意外。原因并非作品不夠優秀,而在于它選擇了一個幾乎沒有“情節懸念”的題材。彼得·凱里所面對的,是一個被歷史檔案、民間傳說、影視作品和公共記憶反復講述過的故事。小說主人公奈德·凱利(Ned Kelly)是澳大利亞歷史上的傳奇人物之一,1855年出生,1880年被絞刑處死。其知名度之于澳大利亞,幾乎相當于羅賓漢之于英國。他的生平經歷——貧寒的愛爾蘭移民后裔,搶劫銀行,與警方對抗,身披鐵甲在格倫羅旺決戰,直至最終被絞死——早已成為澳大利亞民族記憶的一部分。換言之,讀者在翻開小說之前,早已知道故事會如何開始,又將如何結束。按照傳統觀念,小說的魅力往往來自情節推進、謎團設置或命運反轉,而《凱利幫真史》幾乎放棄了所有這些優勢。

然而,正如當年布克獎評委和評論界所指出的,真正重要的不是這部作品“講了什么”,而是“如何去講”。凱里大膽借用了奈德在《杰里爾德里信》(Jerilderie Letter)的語言風格創作了整部小說。那是一封現實生活中真正存在的信件。 1879年2月,奈德搶劫新南威爾士州小鎮杰里爾德里的銀行,并寫了一封長達8000字、56頁篇幅的信件,發給當地報紙,希望借此向社會說明:自己并非天生的罪犯,而是長期受到殖民政府和警方迫害;其所在的愛爾蘭移民家庭長期遭受歧視與壓制;武裝反抗是被不公制度一步步逼出來的結果。這封信在奈德生前未能完整發表,全文直到1930年才正式面世。

奈德在該信中沒有用規范標點,大量使用綿延不絕的長句,充滿口語表達、憤怒情緒和強烈的個人色彩。彼得·凱里敏銳地捕捉到了這種聲音。在創作《凱利幫真史》中,他有意模仿《杰里爾德里信》的敘述方式:減少標點,延長句式,保留語法的不規范與口語節奏,整部小說仿佛直接出自奈德本人之手。讀者不是在閱讀歷史檔案,而是在傾聽一個被時代逼入絕境的人,拼命為自己辯護。于是,一個原本被歷史定格為“罪犯”的人物,重新獲得了說話的權利,還原為一個活生生的人。

《凱利幫真史》,【澳】彼得·凱里著,李堯譯,青島出版社,2018年1月

《凱利幫真史》,【澳】彼得·凱里著,李堯譯,青島出版社,2018年1月

一千天和一瞬間的區別

展品中,彼得·凱里創作小說所使用的手提電腦,是當時最先進的版本,現在早已過時被淘汰;他那些研究筆記頁面泛黃,記錄了他對奈德歷史的詳細考證,還有他收集的歷史照片、剪報和地圖,以及他在奈德故鄉的實地考察;這些材料翔實地證明他如何花了30年的時間為創作這本小說做準備,并用了1000天的時間,一點點地完成此書的創作。如果是在今天,大模型秒速生成文本,精準推演邏輯,復刻人類表達,他想表達的內容可能只需要一瞬間就可以完成。那么,現在的人類是否還要耗費多年的沉淀來進行文學書寫?這種書寫是否還有不可替代的價值?

答案恰恰藏在《凱利幫真史》的展覽中。盡管奈德的故事,在澳大利亞早已是人盡皆知的公共史實。關于他的出身、成長、反抗、搶劫、逃亡、決戰與死亡,歷史檔案中都有詳盡記載。殖民壓迫下的底層反抗、法外之徒的形成軌跡、與官方權力的沖突和覆滅,早已被無數歷史學家、記者和研究者反復梳理、歸檔和解釋。從信息層面而言,沒有什么比史料更完整,但彼得·凱里重寫這段歷史,并不是為了補充新的事實。他不是在告訴讀者,奈德做過什么,而是在追問,奈德為什么會成為這樣的人。他跳出了歷史敘事中關于英雄與罪犯、正義與邪惡的簡單劃分,進入那些檔案從未記錄、數據永遠無法捕捉的領域。他書寫的不是奈德的人生事件,而是奈德作為一個具體而真實的人的感受。在官方敘事中,奈德是一個符號:有人把他視為反抗殖民壓迫的英雄,有人把他視為觸犯法律的罪犯,也有人把他看作澳大利亞民族精神的象征。但在凱里的小說里,這些宏大的標簽被一層層剝離,人性的復雜重新浮現。通過小說的敘述,凱里讓讀者聽見一個底層少年內心的恐懼、委屈、憤怒和希望。我們看見的不是一個神話中的傳奇人物,而是一個渴望被理解、渴望尊嚴、努力在不公世界中尋找生存空間的普通人。所謂“悍匪”,也曾是希望安穩度日的少年;所謂“叛逆”,本質上是被時代與制度不斷擠壓后的被動突圍;所謂“傳奇”,其底色往往是孤獨、苦難與無人理解的掙扎。

在宏大敘事里,我們習慣于使用統計數字。然而,當一個生命被歸于數字時,我們只看到了“量”,而往往會忽略“質”。每一個數字背后,原本都是一個具體的活生生的人。同樣的道理,可以用于重新理解彼得·凱里與《凱利幫真史》。在人工智能時代,大模型或許能夠在一瞬間生成數萬字文本,整合史料,模擬文風,梳理邏輯,甚至復刻作家的表達方式。但這些能力所處理的,更多是信息的“量”;而彼得·凱里耗費30年準備、用1000天完成創作的過程,則體現了生命體驗的“質”。那1000天的價值,并不僅僅在于最終寫出了這本小說,更在于寫作本身是一場持續的理解、體察與共情。作者閱讀檔案、走訪故地、揣摩人物,在漫長的時間里一點點接近奈德·凱利這個歷史人物的內心世界。他所積累的,不只是知識,更是感受;他所寫出的不只是事實,更是對人性的理解,包括對自己的理解。

因此,一千天與一瞬間的區別,并不僅僅是效率的差別,而是生命參與程度的差別。前者意味著時間的沉淀、經驗的積累和情感的投入;后者只是計算、整合與無情感的生成。文學之所以珍貴,恰恰因為它始終站在“質”的一邊。它不斷提醒我們,不要只看見數字,而要看見數字背后的人;不要只關注歷史事件,而要關注事件中的生命;不要只追求生成結果的速度,而要珍視理解與創造的過程。因為真正構成人存在意義的,不是冰冷的數據,而是一個個具體生命所經歷的悲歡、掙扎與成長。

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立圖書館

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立圖書館

AI時代,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文學

“你無法從一份警察報告里讀懂一個男孩的靈魂。” 這是彼得·凱里創作手記里的一句話。這句話被印在奈德·凱利那張著名的少年肖像的下方——肖像照片里沒有他標志性的大胡子,只有一張光滑、倔強、帶著少年特有的憂郁的臉。這張臉,讓作者凱里決心穿透一百多年來官方敘事的堅冰,去觸摸那個被歷史簡化為“亡命之徒”的那個男孩滾燙的靈魂 。

AI可以根據歷史數據瞬間拼湊出任何人物的生平。它可以計算出奈德·凱利犯下的罪行數量,可以復制愛爾蘭移民的苦難敘事,可以生成無數關于“正義”與“反抗”的宏大論述。但它永遠無法讀懂一個男孩的靈魂。它無法感受到當父親被手銬銬在警察馬鐙上被帶走時,12歲兒子心中的破碎;無法體會16歲的少年被鎖在比奇沃思監獄里,躺在硬板床上時的恐懼;無法理解二十幾歲的奈德在寫給母親的信中,那些笨拙的字句里蘊含的愛與絕望。AI的“寫作”是基于概率的計算,是對已有文本的拼接和重組,但它沒有真正的情感體驗,沒有經歷過貧窮、饑餓、失去和憤怒,更沒有一個靈魂對另一個靈魂的渴望。這就是文學所真正蘊含的、AI不可替代的價值所在。《凱利幫真史》為奈德找回他被碾壓的尊嚴。今天,當我們站在生成式AI的浪潮之巔,凱里的這句話——“讀懂男孩的靈魂”,比任何時候都更加振聾發聵,因為我們同樣也無法從AI大數據那里找到人的靈魂與情感。

當算法將所有人簡化為數據標簽,當我們每天被海量的、同質化的信息包圍時,文學卻始終堅守著對“人”的關注,追求“靈魂的真相”。它讓我們跨越時空,與一個19世紀的澳大利亞男孩產生共鳴,讓我們在別人的故事里看到自己的影子,讓我們明白,無論技術如何進步,人類最珍貴的東西,永遠是那些無法被算法量化、無法被機器復制的——愛、痛苦、憤怒、希望,以及靈魂的凝視。在AI可以生成一切的時代,我們依然需要文學,因為只有它,能讓我們在冰冷的數字世界里,依然能觸摸到人類靈魂的溫度。

在維多利亞州立圖書館,我注意到一個意味深長的布局:圖書館北面臺階上矗立著雷蒙德·巴里法官(Redmond Barry)的雕像,而圖書館南面正門內則放置大幅奈德·凱利的全身照和他所穿戴過的盔甲實物。 兩個歷史人物處在圖書館的南端和北端,遙相呼應。1880年,正是這位法官巴里宣判奈德絞刑。被宣判之際,奈德對他說:“我很快會見到你。” 結果11天后,巴里因病去世。這段歷史巧合,為兩人的關系增添了幾分神秘色彩。一百多年后,他們作為歷史人物共同出現在圖書館的展陳中。

法律與文學藝術或許屬于兩種不同的觀看方式。法律需要判斷與歸類,區分合法與非法;文學則不斷拆解這些標簽,重新發現標簽背后的人。法律關注一個人做了什么,文學關心一個人經歷了什么。更重要的是,法律本身也帶有時代的印記。奈德因搶劫和殺警被判絞刑,而宣判他的巴里法官的一些行為,在今天看來,同樣會引發道德討論,法律會隨著時代變化,而人性的復雜也始終存在。

所以《凱利幫真史》的價值在于,在歷史已經完成審判之后,文學讓那個被審判的人重新開口說話。彼得·凱里并沒有改變歷史結局,而是在眾人熟知的故事里,重新發現了一個具體的人。在圖書館,思考著南北相望的巴里與奈德,看更多的史料呈現,我在感慨,技術越精準,算法越萬能,世界越標準化,人性的褶皺、情感的細碎、靈魂的獨特就越珍貴。當機器包攬了所有理性的工作,復刻著表層的表達,文學承擔起最珍貴的使命——留住人類獨有的情感、共情與精神自由。大模型時代,算法可以窮盡數據,歷史數據可以記錄事實,但唯有文學,能夠穿過時空中的結論與標簽,最終留住人心。

(作者系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