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批判之后:芮塔·菲爾斯基論批判與文學研究的未來
芮塔·菲爾斯基是美國弗吉尼亞大學英語系約翰·斯圖爾特·布萊恩講席教授,曾任《新文學史》主編,在當代文學批評與美學研究中具有極高影響力,亦是“后批判”思潮的領軍人物。近十年來,她圍繞文學研究方法、閱讀實踐與批判范式轉型的論述,在國際學界引發持續且廣泛的討論,并使其始終處于閱讀理論與文學闡釋論爭的核心。拾雪在倫敦大學訪學期間,圍繞菲爾斯基思想發展的關鍵議題對其進行了系統深入的訪談。本訪談立足后批判的學術語境,圍繞后批判的質疑與爭議、“后批判之后”的理論潛力與現實挑戰、文學研究的未來走向三個方面展開。菲爾斯基反思了批判作為研究范式與學術實踐的效力及其制度條件,強調文學研究需重新審視閱讀實踐、審美經驗與文本能動性在意義生成中的作用。談及文學研究的未來,她指出,當代文學研究既無法回避媒介環境、知識結構與學術體制的變革,亦不應退回到封閉的專業主義;相反,需以理論與日常經驗的聯結、跨學科路徑及“文本-讀者-世界”關系的重釋,持續回應“文學為何重要、如何重要”的核心命題,為其在學術與公共空間開拓多元路徑。
關鍵詞
批判;后批判;文學研究;批評范式
基金項目
國家留學基金委“2025 年國家建設高水平大學公派聯合培養博士生項目”(202506230159)
作者簡介
拾雪,上海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為當代西方文學理論與思想、敘事學;
芮塔·菲爾斯基,弗吉尼亞大學英語系教授,研究領域為美學、闡釋學、文學理論與方法論、女性主義批評、現代性思想與文化研究等。
拾雪(以下簡稱“拾”):近些年來,圍繞“后批判”的討論逐漸成為文學研究的熱議話題。您的研究——尤其是《批判的限度》(The Limits of Critique, 2015)——在反思懷疑式閱讀的主導地位,并促使學界重新審視文學闡釋的基本假設與實踐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在《迷戀:藝術與依戀》(Hooked: Art and Attachment, 2020)一書中,您進一步探討了審美經驗與依戀如何塑造讀者與藝術作品的互動方式。然而,這種將關注重新轉向文本與審美經驗的取向,有時被理解為在當下“人文學科危機”的話語背景下,對政治批判的一種退卻。我們應當如何理解將文本重新置于核心位置這一取向在文學研究中的意義?您是否傾向于將其理解為一種認識論或詮釋學層面的轉向,即讀者與文本發生關系方式的重新調整?
芮塔·菲爾斯基(以下簡稱“菲爾斯基”): 我并不認為這具有政治性——除非是在一種非常淡化且有限的意義上。關于學術研究,我常常思考的一個問題是,人們傾向于將“政治”一詞適用于幾乎所有事物。一個人可以從文本中獲得知識,明顯不同于走上街頭、投票,或參加其他形式的直接政治行動。顯然,文本并不是人。無論你是以懷疑的方式還是以慷慨的方式閱讀一個文本,文本本身都不會在意;它不是人,也沒有權利。從這個意義上說,它的政治意義是很有限的——也許在某種微弱程度上存在,但無疑是有限的。從我的角度來看,正如你所指出的,我深受解釋學的影響,其中也包括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的思想。承認文本的重要性,實際上對讀者是有益的。如果你承認文本有話要說——承認它能夠重新語境化你的既有假設——那么,閱讀就成為一種學習行為,而不僅僅是將某種預設框架應用于文本的機會,無論這種框架是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拉康的真理,還是其他任何被帶入文本的理論體系。因此,承認文本能夠教給我們某些東西,是擴展自身知識譜系、拓寬視野,并更深入理解文本與世界的一種方式。它為自我理解與自我批判開啟了新的可能性。在這一點上,文本能動性的“政治”——如果我們一定要稱之為政治的話——就在于培養一種更具接受性、反思性與知識回應能力的閱讀方式。
拾:自《批判的限度》出版以來,在國際學界引發了廣泛而熱烈的討論,也伴隨著不同程度的爭議。有學者將您的批評立場視為一種“反智主義”或“民粹主義”。您是否認為這些評價構成了對“后批判”的一種誤讀?在您看來,這類解讀是否反映出當代文學研究中關于知識權威、專業性,或批判地位的某種緊張關系?
菲爾斯基:是的。我對有人將我的立場指認為“反智”感到非常不滿。我的著作均由大學出版社出版,并經過該領域專家的嚴格同行評審;我的研究也直接參與理論與哲學的討論。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指責,似乎僅僅是因為我主張應當認真對待日常經驗。但對經驗進行理論化,并不等同于對經驗作出天真的訴求。我的分析始終立足于嚴肅的學術層面。因此,這類批評實際上建立在一種誤解之上。這些指控還揭示了學術界某些領域中更深層的焦慮,即一種擔憂:一旦對批判的主導地位提出質疑,就等同于與民粹主義或反精英主義相勾連。這種判斷再次體現出一種兩極化的邏輯——如果一個人沒有明確為批判辯護,那么他(她)就必然與特朗普主義站在同一陣營。如此二元對立的思維,遮蔽了我研究中所提出的更為細致的問題,例如文學何以重要、讀者如何與文本互動,以及知識生活如何與政治生活建立聯系(以及在何種程度上未能如此)。
拾:圍繞“后批判”的討論,也促使學界重新反思“批判”本身的角色。一些批評者將您的研究解讀為對傳統上與“批判”相聯系的政治預設的一種重新界定。例如,布魯斯·羅賓斯(Bruce Robbins)與內森·李(Nathan Lee)等學者認為,您諸如“批判來自下層”等論述(The Limits of Critique 140-147),實際上指向了批評實踐與政治承諾之間關系的重構。他們也因此批評“后批判”可能會滑向“學術民粹主義”(Robbins 11),甚至成為“新自由主義同盟”(Lee 171; Skiveren 167; Lesjak 529),從而削弱長期以來與批判先聯系的政治效力。您如何回這些關切?在文學研究的具體語境中,我們應當如何理解后批判與政治介入之間的關系?
菲爾斯基:顯然,我并不認同這些解讀。以所謂“后批判是對市場邏輯的妥協”這一說法為例。如果沿著這一推論繼續展開,那么它同樣可以適用于任何形式的學術批評,因為我們都在撰寫最終會作為商品進入市場流通的著作。我確實難以理解,為什么我的論證會比其他學術研究更容易受到這樣的指責。我也不認為,我的理論或哲學主張意味著對自由市場原則——或任何特定的政治或經濟框架——的認同。這樣的推斷在我看來頗為荒謬。我所堅持的,是認真對待普通讀者的看法與洞見。然而,對某些批評者(如布魯斯·羅賓斯)而言,這種關注卻被解讀為向市場的讓步。這種解讀是嚴重扭曲的,它源于一種帶有馬克思主義還原論傾向的思維方式,即認為:如果你沒有在每一個層面上持續譴責資本主義,那么你就必然是在向其妥協。我并不認同這種二元對立的邏輯。
更廣泛地說,我近來一直在思考批判在政治生活中的價值與限度。在這里,我所指的并不是學術圈內部的政治,而是現實世界中的政治——兩者絕非同一回事。當代理論的一個問題在于,人們往往傾向于將對簡·奧斯汀的某種馬克思主義式批評視為一種激進的政治行動。但如果這篇論文最終僅有三位同行讀者,那么它又如何比一種形式主義的解讀更具“政治性”呢?這類研究幾乎完全在學術語境中流通;絕大多數學術批評實際上并不產生任何現實的政治效果。如果我們將目光轉向現實的政治生活——在那里,公共行動、話語表達以及集體情感共同影響著政治結果——那么,批判的限度就會更加清晰。在發表于《媒介理論》(Media Theory)的一篇文章中,我借鑒了政治理論家艾倫·芬萊森(Alan Finlayson)的研究。他有力地指出,在當代公共領域中——這一領域受到社交媒體、短視頻平臺以及高度媒介化的“情緒政治”的塑造——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已變得難以奏效,甚至幾乎完全失去效力。(Felski, “Postcritique”)在社交媒體上,一些右翼政治名人擁有規模龐大且情感高度投入的追隨者群體,而這些群體基本上不受學術批評的影響。特朗普的支持者并不會因為布魯斯·羅賓斯的批評而改變立場;他們也不會被一篇發表于學術期刊的批判性文章所說服。從這個意義上說,批判往往只是在對已經認同其立場的人發聲。芬萊森進一步指出,在社交媒體、“氛圍”(vibes)以及情感高度飽和的公共領域中,理性論證本身的邏輯——即“此人陷于迷思與幻象之中,而我將揭示其真相”——正日益失去效力。(Finlayson 40-41)
一個相關的論點也出現在溫迪·布朗(Wendy Brown)的《西方反民主政治的興起》 (The Rise of Anti-Democratic Politics in the West)一書中。她認為,當代左翼的某些群體采取了一種道德化、訓誡式的姿態——對工人階級或右翼民粹主義的支持者加以指責——卻未能真正觸及政治生活的情感維度。她進一步指出,在許多情況下,左翼知識分子不斷對這些群體指手畫腳,反而使自身陷入一種困境:其論述往往以僵硬的理性主義與道德化語氣展開,這種方式不僅難以吸引他人,反而容易引發反感,而沒有去回應當代政治中顯然至關重要的政治情感、依戀關系以及魅力型影響力等因素。正如她所強調的,對于許多支持者而言,特朗普無疑具備某種個人魅力。因而,這種高度理性化的批判方式,往往會疏離其試圖說服的對象,而無法提出能夠激發依戀或喚起希望的積極性愿景。
在這樣的語境中,將批判過度視為一種政治工具是一種嚴重的誤判。這類關切在主流媒體中也日益得到表達。但這并不意味著應當放棄批判。我們當然應當對那些掌握巨大經濟與政治權力的人進行批評。令我擔憂的是,人們往往從批評精英滑向將其支持者一概視為愚昧無知。許多工人階級群體正面臨嚴峻的物質與社會不安全感——失業、不穩定的生計、成癮問題,以及在更廣泛的經濟轉型中被邊緣化或被虧待的感受。正如我在新書中所指出的,當右翼話語能夠讓他們感到被承認或被肯定時,一部分人轉向右翼其實并不令人意外;而左翼往往以一種道德指責的高理論話語與他們對話——“你是種族主義者”、“你是性別歧視者”、“你沒有使用正確的語言”等等。所以,我再次強調,我并不是反對批判本身。我所主張的是,批判在現實生活與政治領域中存在著真實的限度,而這些限度需要通過更具肯定性與激發性的政治愿景加以平衡。尤其是當代左翼,在批評方面表現得尤為嫻熟,卻在提出富有希望的替代性方案方面相對乏力——也未能有效構建一種能夠包容非高等教育群體的政治表達方式。我認為,這些缺口正對當今的政治生活構成嚴峻挑戰。
拾:您在專著和論文中多次提出,您的批評思想是一種 “both/and”而非“neither/nor”的取向,強調兼容并置而非排他性的思維方式。這在某種程度上與中國的“中庸”理念形成呼應,即以對復雜性與多元性的承認為前提,而非以單一確定的答案為目標。您如何在自身的理論建構中看待這種包容且開放性的立場?未來的新作(如您關于當代德國思想的研究)是否會繼續推進這種思維,進一步探討一種“中道批判”(middle-way critique)作為您理論項目的延續?
菲爾斯基:這種理解是成立的。在《批判的限度》中,我確實多次、而且是相當明確地指出,我并不反對批判本身。當然,當時我也并未充分展開這一立場究竟意味著什么;這一點在我的新書中得到了更為系統的闡述。正如我在《批判的限度》的結語中所說——實際上這一觀點貫穿全書——后批判并不意味著拒絕發問、拒絕論辯,或拒絕分歧。我在整本書中反復表達不同意見。問題并不在于是否存在分歧,而在于我們如何產生分歧:你基于何種理由提出不同意見?你如何為這些分歧加以辯護?你如何進行批判?在批判時,你所提出的究竟是何種性質的主張?在我的新書中,我更加直接地回應了這些問題,其中還專門有一章討論,是否可能以一種將對話者視為平等主體的方式來進行批判。在這一點上,我借鑒了德國學者烏爾夫·舒倫貝格(Ulf Schulenberg)所討論的“水平批判”(horizontal critique)這一概念①。我們是否能夠以一種類似你所提到的“中道批判”的方式展開批評?批判是否可以以一種橫向的方式展開——而不預設自身處于比被批評者更高的認識位置?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我不提供確定性的答案,但它確實是我持續關注的一條研究路徑。
就我個人而言,我認為,批評之所以具有意義,僅在于它指向的是一個人的論證,而非個人本身。如果有人說:“這個論證之所以錯誤,是因為你是白人,或黑人,或男性,或女性,或由于你的階級背景或意識形態環境所致”,那么在我看來,這是一種不可接受的批評方式。它隱含著這樣一種前提:一方能夠清晰地看見真相,而另一方則因其社會處境而視野受限——這種立場本身就構成了一種內在的不平等。一種更具尊重性的分歧方式,要求我們認真對待對方,傾聽其論證,并通過理性的論辯來說明自身為何不同意。我們不會說:“你之所以這么說,只是因為你是男性”,或“你之所以這么說,只是因為你是性別歧視者”。一旦我們開始將對方的立場歸因于其所受的社會力量影響,就預設了自己能夠置身其外——仿佛自己能夠看得更清楚,而對方卻不能。例如,當評論者聲稱“特朗普的選民被誤導,從而投票違背自身利益”時,其隱含前提在于,這些選民是被欺騙的或是無知的,而只有批評者自身才掌握真相。這種說法同樣預設了一種等級化的關系。相較而言,我更關心的是,是否可能在不預設這種認識論優越性的前提下展開批評——亦即,如何在分歧中承認他人作為平等的對話參與者的地位。
拾:回望您的批評思想發展脈絡——從早期的女性主義研究到后批判的提出,再到對文學社會性的持續關注——我們似乎能看到一種不斷調整的學術取向。您如何看待自己這些不同研究階段之間的內在邏輯?“后批判”在您的思想體系中處于怎樣的位置?它是終點、轉折,還是一個更大且仍在展開的理論項目中的一個階段?
菲爾斯基:我更傾向于將其理解為你所提到的最后一種情況:后批判只是一個更為漫長且持續展開的理論項目中的一個階段。自我攻讀研究生以來,我的研究始終圍繞著一組彼此交織的關切展開:既致力于哲學性的思考,又參與理論層面的探討;既關注文學的價值及其所能提供的意義,又考察這些問題如何不僅關涉學術寫作,同時也關聯普通讀者的興趣以及學術體制之外的日常自我理解方式。這些關切在我不同階段的研究中始終保持著相當的穩定性。發生變化的,或許是各個側重點的分配。近年來,我更加明確地將注意力集中在對“批判”的反思之上——包括其限度、其基本假設以及其在文學研究中的主導地位。但我并不將這種關注視為一種轉向或偏離,而是將其理解為持續努力的一部分,去嘗試提出一種更為擴展性的論述,用以說明我們如何閱讀、文學能夠提供何種可能,以及知識探究如何能夠更好地與非學術讀者的生活經驗建立聯系。在我看來,后批判只是這一思想進程中的一個環節——無疑是重要的,但終究只是一個更為廣闊且不斷演進的理論脈絡中的組成部分。
拾:您如何看待“后批判”在未來的潛力,或者說,局限?從學術實踐的角度來看,您認為以后批判視角開展文學分析最大的挑戰是什么?是方法論的模糊性、學術體制的約束,還是學界始終對一個“明確的理論方法論”期待的壓力?在您的未來寫作中,這些問題會如何被進一步回應?
菲爾斯基:這是一個不容易回答的問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任何一種思想運動的未來本質上都難以預測。盡管如此,我仍然認為,后批判的發展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我所謂的學科體制慣性的制約。正如我先前提到的,借助托莉·莫伊(Toril Moi)對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的闡釋,可以看到,一個學科要實現范式轉移是極其困難的。學者往往是在特定的理論框架中接受訓練的,而這些框架不僅塑造了他們的學術立場,也常常與其個人身份認同緊密交織在一起。這也有助于解釋我所遭遇的一些強烈敵意:當一種批判方式自研究生階段以來便構成其學術實踐的核心時,任何關于探索替代性路徑的建議,都可能被理解為一種針對個人的冒犯。
第二個挑戰在于,在某些學術語境中,尤其是在美國,批判仍然擁有持續的文化資本。在重要期刊上發表論文,往往需要展示對既有批評技法的熟練掌握。像我這樣曾經實踐過這些模式的人,如果試圖轉向另一種方向,其研究便可能被貼上“天真” “理論性不足”或“理論深度不夠”的標簽。批判仍然賦予某種學術聲望,而這種聲望也構成了替代性路徑發展的障礙。與此同時,我確實也看到學界對這些討論存在相當大的興趣,尤其是在年輕學者之中。許多人并沒有對批判形成同樣長期的依戀;相反,在課程學習中反復接觸批判之后,他們如今將其視為一種已在智識上趨于枯竭的模式。他們正在尋找新的思考方式,以便說明文學為什么在個人層面和知識層面上對他們具有意義??傮w而言,當前的學術圖景相當兩極化,而我也確實不知道它將如何發展。未來仍然是開放且不確定的;我們只能拭目以待。
拾:在對于“后批判”未來走向及其限度討論的基礎上,我想從制度層面進一步提出一個相關問題。學術理論的形成與發展,往往不可避免地受到其所處學術環境與制度結構的塑造。您如何理解“后批判”得以生成與展開的制度條件?在當下以科研評估、經費機制與學術治理為核心的學術體系中,加之人文學科危機的沖擊,后批判思想在多大程度上仍可能保持其獨立性與創造性?
菲爾斯基:我認為,直到最近,美國政府才開始對人文學科施加較為明確的壓力。這一趨勢在很大程度上始于克里斯托弗·魯福(Christopher Rufo)推動對佛羅里達州高等教育體系的改革。② 如今,我們看到一些此前幾乎難以想象的情況:美國政府試圖對教學與研究的思想內容施加影響,例如要求包括弗吉尼亞大學在內的部分高校與特朗普政府達成某種形式上的制度性安排。當然,大學內部始終也存在各種壓力。學術機構本身擁有一套不同于外部社會的學科規范。因此,可以說,學術研究始終受到制度性條件的塑造。在這樣的壓力之下,后批判是否能夠保持其獨立性與創造力?恐怕不會。正如我所強調的,各種思想形式都會受到制度的塑造與限制,也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被妥協,并隨著時間推移而顯現出其局限性。后批判并非某種終極真理;它只是一種在當下具有啟發意義的思考方式。
拾:當前無論是在中國還是西方學術界,圍繞文學的未來以及人文學科危機的討論正重新受到關注。許多西方學界有許多學者試圖以不同方式去重申并捍衛文學研究這一學科的獨特性,例如喬納森·克拉姆尼克(Jonathan Kramnick)對細讀的再辯護,約翰·吉洛里(John Guillory) 關于文學史的反思,邁克爾·克魯恩(Michael Clune)對審美價值的再論述;還有學者直接以“人文學科的危機”為題出版專著(如《永久性危機:祛魅時代的人文學科》)。相較之下,中國學界似乎正朝著更為跨學科的方向發展,將文學研究與心理學、經驗性研究方法以及科技研究相結合。在此背景下,您如何看待當前關于“人文學科危機”的討論?以及對于近年來興起的“數字人文”“人文實驗室”等回應性嘗試,您持何種看法?
菲爾斯基:在某些方面,我的立場與許多美國同行有所不同——這一點我將在即將出版的新書中作更為詳細的討論。這種差異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我自身的學術養成。許多在美國從事研究的學者——如邁克爾·克魯恩、約翰·吉洛里、克拉姆尼克等——大多是在英語系內部接受訓練的:本科主修英語,博士階段亦在英語系完成,并最終在英語系展開教職生涯。正是這種連續性的學科訓練,塑造了他們的學科身份認同,也影響了他們對“何為文學研究”的理解。我的背景則頗為不同。我在英國完成了法語與德語的本科學習,隨后前往墨爾本,在一個深受社會理論影響的德語系攻讀博士學位。此后,我在西澳大利亞一個跨學科的文化研究項目中任教7年,之后才前往美國,進入一個較為傳統的英語系任職。嚴格來說,我并沒有獲得英語學位,我的學術訓練也具有顯著的跨學科特征。正因如此,我很難認同當下美國學界呼吁“回歸”傳統文學方法的聲音。在我看來,這種“回歸”無異于掩耳盜鈴——文學本身正在發生變化;我們已經生活在一個被社交媒體、視覺文化以及新的文本參與方式所深刻塑造的世界之中。讀者往往是在數字或多媒體環境中接觸書籍。在這樣的條件下,如果文學研究仍然試圖在不重新思考其方法的前提下,僅僅圍繞細讀與十八世紀小說展開,其前景注定是難以為繼的。
這一判斷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以往的教學經驗。在前往美國之前,我教授通俗小說、肥皂劇、福柯以及各類理論文本,而非經典文學作品。我當然也重視經典文本——例如,我曾主編過一部關于悲劇的論文集,也希望在這一領域繼續寫作——但我認為,在當下語境中,如果我們仍然教授經典文學,就必須發展新的教學路徑。這些路徑應當不再局限于嚴格的歷史主義方法,而應更加關注過去與當下之間的關聯,并能夠向學生展示這些作品為何在今天仍然具有意義?;谶@些考慮,我總體上對跨學科的創新持肯定態度。我并不將其視為對文學研究的威脅,而是將其看作一個重新思考這一學科可能發展方向的契機。當前美國學界關于恢復一種狹義文學批評傳統的呼聲,源于特定的學科發展史,這一傳統主要由新批評與細讀方法所塑造,如今似乎正在重新強化。然而,就我個人而言,我的學術立場更傾向于跨學科路徑,而非回歸某種學科本質主義。
拾:隨著大語言模型技術的興起,以及人工智能生成文學的日益凸顯——從AI輔助創作到完全由AI生成的敘事文本——新的文本形態不斷進入文學場域。一些學者認為,這些發展趨勢正在促使我們思考新的理論范式。您如何看待這種新興的文學形態?又如何看待這一主張?
菲爾斯基:關于人工智能,我目前還沒有形成特別成熟的看法。不過,我希望在下學期花更多時間認真思考這一問題,既結合我自己的教學實踐,也從更一般的知識層面加以考察。坦率地說,到目前為止,我在很大程度上有意避開了這一話題。不過,也有人向我提出,我所倡導的后批判閱讀實踐,或許可以作為一種有益的對沖力量,以應對人工智能在文學生產與閱讀實踐中日益增強的主導性。畢竟,現在人們可以向ChatGPT 提問,并迅速獲得關于歷史語境、政治闡釋,或各種標準批評路徑的大量信息。相比之下,后批判視角所關心的核心問題,是某一具體文本如何召喚你、如何與你發生關系,以及你如何回應這種召喚——而這至少在原則上是人工智能無法復制的。我們正在見證大學中一種更廣泛的轉變,即知識正越來越被等同于信息。但如果人工智能可以即時提供信息,那么我們就需要重新思考大學——以及人文學科——究竟能夠提供什么。一種可能的方向,是重新確認課堂中“人”的重要性:也就是說,作為讀者的人如何與文本相遇,并在這一相遇中生成轉化、回應與改變。
拾:您的新書《選擇性親和:文學與新批評理論》(Selective Affinities: Literature and New Critical Theory)預計于2026年出版。該書重新回到德國批判理論這一傳統——這一傳統在您早期學術訓練中具有重要影響。這本書在創作過程中經歷了多次更名,也引發了學界對您未來理論走向的廣泛關注。能否請您談談這本書的主要內容與構思?它是否延續了您在《勾住:藝術與依戀》中所探討的若干主題,例如讀者依戀、關系性、審美經驗的中介性?當代德國社會哲學在其中又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菲爾斯基:這本新書源自我早期在德國批判理論方面的學術訓練。正因為這樣的背景,當一些美國評論者將我的研究描繪為反理論、反政治或反批判時,我常常感到困惑——坦率地說,也有些不滿。德國理論始終深刻影響著我的思考,而這本新書正是重新接續這一思想傳統的同時,也吸收了當代德國社會哲學的發展成果。近年來,一批德國理論家——活躍于哲學、社會學與社會理論等不同領域——提出了一些在我看來與后批判關切相互呼應的理論立場,盡管他們并非直接回應后批判這一議題。令我感興趣的是,類似的論證正在不同學科語境中以相對獨立的方式出現。
我的討論將重點放在兩種“親和關系”之上。首先,是對一種單一的否定性取向的批判,以及相應提出的拓展肯定性概念譜系的主張——例如“共鳴”(resonance)與“認知”(recognition)等概念,我在新書中對此進行了較為充分的討論。其次,當代德國社會哲學認為,一種脫離日常經驗的批判理論,在智識與政治層面上都將喪失效力。批判理論必須始終面向具體的生活經驗——無論是痛苦的經驗、閱讀的經驗,還是其他日常實踐中的經驗。這兩個方面——肯定性概念的提出,以及理論與日常經驗之間的關聯——同時也是我自身理論框架中的兩個基石。盡管我看到二者之間存在顯著的相似之處,但同樣也存在重要差異。大多數這些德國思想家并不直接從事文學研究,因此,我的一個重要任務在于將他們的概念轉譯到文學批評語境之中,并考察這種轉譯在多大程度上能夠獲得說服力。
拾:當您重新回到德國批判理論這一傳統時,是否會擔心有些讀者將此理解為一種信號,認為您正在放棄后批判,并回歸到更為傳統的批判方式?抑或相反,您會認為這一轉向是在為“后批判之后”的理論發展尋求一種更為堅實的理論基礎?
菲爾斯基:我并不認為這項研究是在“超越”后批判,也不認為后批判本身應被理解為在時間順序上繼批判之后出現的東西。這正是“后”(post-)這一術語持續存在的問題之一:它很容易給人一種誤導性的印象,仿佛理論發展是一種線性的繼承,或一種清晰徹底的斷裂。對我而言,后批判并不意味著超越批判或將其拋在身后;相反,它意味著超越“批判/非批判”(critical vs. uncritical)這一二元對立,將批判視為諸多可能的思想立場之一,并將其理解為多種介入方式的一種。我仍然在繼續推進這一論點。我也不會把這些德國思想家歸入“后批判”的旗下——這并不是他們使用的術語,也不是他們所參與的論爭。但我認為,任何閱讀這本書的人都會很快看到,我是在延展和發展自己既有的思想路徑。《迷戀》更接近于一種關于閱讀的文化社會學,而新書則包含更多文學材料;與《迷戀》不同,其中并不涉及藝術或音樂。它更具哲學性和政治性,但這只是從另一個側面擴展我對后批判的理解。我并不認為這是對我此前工作的任何放棄。我仍然非常關注我們如何與書籍建立聯系、書籍為何對我們重要、我們為何閱讀它們這些問題,當然這里的“我們”指的是一個較為寬泛的群體。我只是通過一組不同的思想框架來接近這些問題。
拾:最后,對那些希望延續或發展“后批判”的年輕學者,您有什么建議?
菲爾斯基:很難給出確定性的建議,但我想說,最重要的就是忠于自己所相信的東西。如果你被后批判所吸引,很可能是因為它回應了某些對你而言重要的知識問題或審美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堅持這一研究路徑是至關重要的。你無疑會遇到許多反對者,也會遇到支持者;但在世界范圍內,人們對后批判取向的興趣確實正在增長。我的建議很簡單:堅持下去,不要因為那些輕易否定你研究的人而氣餒。借用近來一本書的題名來說,人需要某種“被討厭的勇氣”。最有力量的思想往往也是最具爭議性的;任何真正新的東西都很可能引發抵抗。我有時會從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那里獲得啟發。他或許是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哲學家之一,但他的研究也招致了極為廣泛的批評。他愿意質疑哲學的基礎性預設,這使他遭遇了許多同行的敵意。我覺得自己在某種程度上處于類似的位置:當我質疑文學研究中長期確立的若干預設時,也不可避免地會使那些深度投入這些框架的學者感到不安。當然,建設性的批評是有價值的,也應當被認真對待;但對歪曲性的解讀或缺乏了解的輕率否定,則不能作同樣看待。關鍵在于始終專注于堅定且清晰地闡明你認為真實的東西,并持續發展自己的論證。
拾:非常感謝您抽出寶貴時間分享如此富有洞見的觀點,也感謝您對這些問題的慷慨回應。本次對話讓我收獲頗豐。
此文原載于《外國文學研究》2026年第2期
由于公眾號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獻省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