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視野的比較中認識文體學
從一般意義上說,文體學主要包括體類、體制、風格三方面內容。詹锳先生的《文心雕龍義證》指出,劉勰作為術語用的“體”已具備這三方面含義,體類之體即體裁,體要之體即對于某種文體的規格要求,體性之體指個人風格。日本語言學家小林英夫以“文體”而不是“風格”作為style的譯語,殊有見地。與中國文體學的核心概念“體”一樣,西洋文學理論中的style也是一個多義性的概念,即使在“風格”的意義上使用,英國羅吉·福勒主編的《現代西方文學批評術語詞典》也說明:“風格可以被視為一個作家的特征,一個時期的特征,一種特殊的勸說方式(修辭)的特征,或是一種體裁的特征。”而“體”根據吳承學《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概括,起碼具備五方面的義旨:(一)體裁或文體類別;(二)具體的語言特征和語言系統;(三)章法結構與表現形式;(四)體要、大體與體性、體貌;(五)文章或文學之本體。這五類的區分已將相近的問題作了歸并,如果細加分析,第三類的“章法結構與表現形式”可以析為兩類,第四類的“體要、大體與體性、體貌”則包含體要(體制)、體性(作家氣質)和體貌(風格)三個義項。也就是說,“體”的基本含義至少包括八個方面的內容,基本覆蓋了文學創作的主要問題。因此,無論是中國古代先賢的傳述,還是近代以來文學納入現代學科體系的知識建構,文體學一直是文學研究的重要領域。20世紀中葉以來,經徐復觀、王運熙、褚斌杰、詹福瑞、吳承學等一批學者的潛心研究,文體學的理論構架、知識譜系和重要著作都有了系統研究,涌現一批有代表性的論著,如《中國文學論集》(徐復觀)、《中國古代文論管窺》(王運熙)、《中國古代文體概論》(褚斌杰)、《中古文學理論范疇》(詹福瑞)等。尤其是吳承學教授主編的七卷本《中國古代文體學史》對中國古代悠久而豐富的文體學做了規模宏大而又細密周到的歷史梳理,在歷時性展開中實現了文體學知識的理論建構。這項極具開拓性同時兼有集成性的成果,為今后的文體學研究奠定了扎實的基礎,同時也提出了文體學研究如何推進的問題。
日本學者植田渥雄認為,中國的文體論和語法論一樣都沒有形成體系獨立存在,經常是隱藏在修辭學中;三者并未分化,而是相輔相成地存在著。這是很有見地的結論,與中國前輩學者對中國古代文論知識形態的看法一致。文體學知識這種零星和隱形的存在形態對理論研究提出了特殊的要求,不僅需要加強與相關學科知識的交叉研究,還要注意文體概念自身的辨析以及與相關術語的溝通。比如清人百齡《舊言堂集序》云:“陸士衡之言曰體有萬殊,劉彥和亦云因情立體,則文之貴于結體,而操奇觚、弄柔翰之未可率爾為也。”這里出現的“體”,陸機是一個意思,劉勰是一個意思,而百齡的用法又與兩者都不同。嚴羽《滄浪詩話·詩評》云:“大歷以前,分明別是一副言語;晚唐,分明別是一副言語;本朝諸公,分明別是一副言語。”又云:“五言絕句:眾唐人是一樣,少陵是一樣,韓退之是一樣,王荊公是一樣,本朝諸公是一樣。”這里沒出現“體”字,但“言語”“樣”都通于體,這些異辭同義的概念群尚需要梳理。
筆者在閱讀中還注意到一個問題,就是文體和語體的區別。黃生《詩麈》論作詩先明“四要”,第四要為“詩喉”,其說曰:“出口有道學氣、時文氣、塵俗氣、婦女氣、詩余氣、小說院本氣,非喉也。”這里的“喉”便是指詩的語體。語體和風格有交叉關系,但不是一碼事。魏際瑞《答友》云:“來詩意好語正,而體制不合。烈夫不可以狀貞女,節婦不可以貌忠臣,正性雖同,形體固大異也。”又《與子弟論文》云:“文有大佳而可謂大不通者,不知體者也。刑官榜示獄卒者有郭井之魂、鵠亭之骨、齊車之矢、姚宮之針,為語非不典麗,而要非獄卒所能解矣。”這兩處提到的“體”都落實到語體,前者關乎表現的題材,后者關乎閱讀對象。而且,語體還與作者身份有關,前人論詩分館閣體和山林體,便涉及作者身份。在目前的文體研究中,學界多關注風格和文體的關系,而對語體似乎注意較少,有待加強研究。
文體學已被視為中國古代文論中特別有原創性的知識體系,其中凝聚著先賢豐富的文學思想和理論智慧。但一切知識都只有在他者的參照下,才能更清楚地呈現其獨特性和原創性。中國文體學的豐富內容和原創價值也需要放在人類文學活動、文學思想和理論的大視野中加以權衡,才能更清楚地呈現。所以文體學的中外比較研究也是亟待開展的研究課題之一。姚愛斌教授《有特征的文章整體與有特征的語言形式:中國古代文體論與西方stylistics的本體論比較》一文已做了有益的嘗試,更廣泛、深入的研究尚有待推進。中國文體學的原創價值必將在全球視野的比較中得到更豐富更深入的認知和評估。
(作者:蔣寅,系華南師范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