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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劍釗:譯者可以無限逼近,但永不可能抵達
來源:中華讀書報 | 汪劍釗 魯大智  2026年05月13日09:10

《我把這本書托付給風》,[俄]瑪麗娜·茨維塔耶娃著,汪劍釗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25年9月出版,29.80元

《我把這本書托付給風》,[俄]瑪麗娜·茨維塔耶娃著,汪劍釗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25年9月出版,29.80元

“我把這本書托付給風/托付給偶遇的仙鶴/很久很久以前——我扯破嗓子——/高聲叫喊著離別……”翻譯家汪劍釗翻譯的俄羅斯女詩人瑪麗娜·茨維塔耶娃詩集,正是以《我把這本書托付給風》為題。該書收錄70余首短詩,涵括了詩人從早年到晚年各個時期的詩歌創作,是茨維塔耶娃詩歌的精華所在,其中一些詩歌廣為傳誦。瑪麗娜·茨維塔耶娃被認為是俄羅斯白銀時代的代表詩人之一,除了收錄她各時期的代表性詩作,這本詩集還收錄了她贈給馬雅可夫斯基、阿赫瑪托娃、帕斯捷爾納克等多位俄羅斯詩人以及“精神之交”里爾克的詩篇,是一本不可多得的茨維塔耶娃詩歌精選本。

與翻譯、詩歌結緣,對汪劍釗來說或許是命中注定。早年間他曾經讀過一部小說,既沒有封面,也沒有封底,更不知道作者是誰。若干年以后,他才知道那是蘇聯作家法捷耶夫的《青年近衛軍》,而更沒有想到的是,又過了若干年,他居然與這部小說的譯者——著名翻譯家水夫先生成了北京外國語大學的同事。此后,他寫詩、譯詩,出版譯著《俄羅斯黃金時代詩選》《茨維塔耶娃詩集》《曼杰什坦姆詩全集》《阿赫瑪托娃詩選》等之外,還出版了詩集《比永遠多一秒》《汪劍釗詩選》等。

在很多時候,汪劍釗會被人想當然地看成學院派的詩人,或者是偏西化的詩人,作品也容易烙下翻譯腔的印跡,但他自己對此懷有警惕心。“我心目中的好詩人應該深扎民族之根,同時也具有開放的心態,注意吸收異己、異域的營養,也就是說,他必須具有融古化歐的能力。我是這么追求的,至于是否做到了,則并不由我說了算,那桿秤在讀者那里。”汪劍釗說。

中華讀書報:您翻譯出版的《我把這本書托付給風》,收錄了俄羅斯女詩人茨維塔耶娃的70余首短詩,您是從什么時候接觸瑪麗娜·茨維塔耶娃的詩歌?

汪劍釗:最早接觸到她的詩歌應該是上世紀80年代初,在索科洛夫主編的《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俄羅斯詩歌》一書中。但我那時的關注點在勃洛克身上,加之我自己的寫作風格也偏于浪漫主義和唯美主義,印象并不深。后來,在編選《俄羅斯白銀時代詩選》時,我找到她的作品選,認真地研讀了一下,有很多詩歌震撼了我。她是一名在刀尖上跳舞的詩人,用詞十分犀利,詩的跳躍度很大,但直抵人心,挖掘了現代人生存的困境與分裂感。例如,她有一首寫戀人的詩,講他們相愛時的親近如同一只鳥兒的左翼和右翅,但一旦出現分歧和爭執,兩人之間便面臨一個無底的深淵。當然,她也有柔意綿綿的作品,例如那首廣泛傳播的《我想與您一起生活》,詩中近乎哀求的謙卑,也是極讓人動容的。

中華讀書報:翻譯這本書的過程是怎樣的,和以往的翻譯有什么不同嗎?

汪劍釗:這本小書其實是一個修訂本,2000年,我受東方出版社之約,編選了五卷本的《茨維塔耶娃文集》,其中的詩歌卷由我本人承擔編譯工作,也是其中最受歡迎的一卷,后來抽出來作為單行本由其他出版社出版,多次再版和重印。這次再版堪稱精中選精,出了一個口袋版,首先重新閱讀每首詩的原文,進行修訂,然后再予以遴選,以藝術性和現代性為主要標準。所以我覺得,這本詩選的可讀性和藝術性應該是值得信任的。

中華讀書報:從事翻譯、教學幾十年,現在的翻譯工作是不是沒什么難度,您對翻譯有何主張?

汪劍釗:恰恰相反,我現在愈來愈膽小,愈來愈不敢動筆,這不是謙虛,而是敬畏。我覺得,譯詩與原作的距離,有點像瓦雷里提出的詩與“純詩”,譯者可以無限逼近,但永不可能抵達。翻譯主要是一個實踐活動,理論的提出要有益于具體的操作。就譯詩而言,一個最低的要求是以詩譯詩,換句話來說,一首詩經過你的翻譯之后,必須仍然是一首詩。其次,我認為翻譯只有一個原則,那就是“信”,其他的規約,“雅”和“達”,應該服從于“信”,原文是雅的,譯者盡量還原它的雅,如果是俗的,也應該是俗的,絕不能雅化。原文如果是磕巴的,也應該保留它的疙里疙瘩,而不是試圖暢達化。

中華讀書報:您曾參與翻譯飛白先生主編的“詩海小叢書”,能評價一下白銀時代的詩人嗎?

汪劍釗:飛白先生是我碩士生期間的導師,他曾主編過一套“詩海小叢書”。“詩海”是先生對世界詩歌的一個理解,他覺得自己猶如一名多次經歷海難而劫后余生的水手。該叢書收入了我翻譯的俄國象征主義詩歌,記得我在1986年就交稿了,可惜遲至1992年才正式出版,錯過了中國朦朧詩流行時的最佳接受期。說到白銀時代,這個概念在中國的引入還真跟我有關。上世紀90年代中期,云南人民出版社的編輯潘靈到北京組稿,我向他推薦了編選俄羅斯白銀時代叢書的設想,很快就得到了社長程志方的首肯,簽下了編輯合同。隨后我又邀請了好友劉文飛與我共同主編,該套叢書于1998年推出,引起了讀書界的關注。關于白銀時代的詩歌,有位國外的學者說過,就某種意義而言,俄羅斯的白銀時代詩歌實際是俄羅斯詩歌的黃金時代。我對它的看法則是,如果說以普希金、丘特切夫為代表的19世紀詩人將西方優秀的詩歌經驗引進到了俄國并確立了民族文學的地位,那么,勃洛克、曼德爾施塔姆、阿赫瑪托娃、帕斯捷爾納克和茨維塔耶娃等詩人則將俄羅斯的詩歌經驗帶出了國界,引起了西方甚至全世界的關注。

中華讀書報:能談談您對勃洛克的認識和理解嗎?

汪劍釗:我進入大學的前一年,也就是1980年,是勃洛克誕辰100周年,他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重點紀念的世界文化名人。而我最早是從一本文學史上知道這個名字的,后來在圖書館借到了一本他的詩集,該詩集是蘇聯科學院出版社出版的“詩人文庫”中的一種。正是在這本詩集中,我讀到了“白色的夜,紅的月亮”和“靜的喧嚷”這樣的詩句,它們一下子顛覆了關于夜和月亮、靜與喧嚷的定見,讓我知道詩歌是可以這樣表達并刷新讀者的審美感受的。可以說,與勃洛克的閱讀和翻譯相伴隨的是我詩歌寫作的唯美主義時期。關于勃洛克,古米廖夫有過一個評價,他認為,讓這樣優秀的詩人上前線,如同把夜鶯放在油鍋里煎炸。勃洛克是俄羅斯象征主義最杰出的代表,也是白銀時代少數幾位堪稱大師級的詩人,他早期以《麗人吟》為代表的詩歌體現了一種崇高的道德追求和美的聚合意義,中期的《陌生女郎》《死亡的舞蹈》等作品則為一個動蕩和變革的時代留下了自己的證詞,同時還反映了某種世紀末的情緒和宇宙性的孤獨,后期的長詩《十二個》以耶穌的十二門徒為原型重塑了新時代的新人形象。此外,他整個創作中的神秘主義既是他對世界的理解,也是其詩歌的魅力所在,它告訴讀者,在人的理性之上有一個高于我們的知解力的存在。

中華讀書報:您如何評價俄國未來主義詩歌的遺產?

汪劍釗:我覺得,俄國未來主義詩歌的遺產還沒有得到正確的評估。記得我在文學史上第一次接觸到馬雅可夫斯基的時候,他被描畫成一個脫離頹廢的未來主義而逐漸走向進步的現實主義的詩人。今天看來,他后期創作的某些轉向未必是成功的,一些作品雖有時代效應,在藝術上卻顯得相當粗糙。實際上,他詩歌中最有價值的,還是未來主義的創新。俄國未來主義的探索值得重視的是,其一,對詞的重視,在他們的心目中,“詞是神話的創造者,詞在消亡時創造神話,反之亦然”。由此出發,他們甚至歌頌詞的“無用性”“荒謬性”和“威嚴的渺小之秘密”,不惜讓“句法搖搖欲墜”,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一個近乎烏托邦的幻想,希望創造一種能改造世界的超藝術。在具體的創作中,他們有時對現成的單詞進行破壞和肢解,然后予以重新組合、嫁接。其二,對藝術的極端追求,甚至不惜以虛無主義的方式來徹底反傳統和進行一些近乎怪誕的創新實驗。其三,對人類無意識或潛意識領域的探索,甚至提出了“潛智性語”,倡導一種準自動式的寫作,讓人認識到對藝術的難解或不理解并不一定是缺陷,而讀者的參與使藝術創造變得更加完整。其四,和意大利未來主義一樣,調整了人們對詩歌的關注方向,不再停留于田園詩、牧歌的浪漫主義書寫,城市生活開始進入到詩歌和藝術的視野,其對力量和速度的推崇也體現了一定的現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