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學研究走向何處? ——達姆羅什世界文學理論與實踐20年再考察
大衛·達姆羅什是中國學界最為關注的世界文學理論家之一。在2003年推出《什么是世界文學?》后,達姆羅什的世界文學理論與實踐經歷了以下三個方面的演進:從主張世界文學流通論到發掘(超)弱勢世界文學;從只關注傳統印刷文學到探索新媒介景觀;從專注面向學界的世界文學到建構面向公眾的世界文學。盡管達姆羅什對世界文學的重構仍未完全超越西方中心主義的范式局限,且部分研究視角尚不完善,但是卻體現了世界文學研究的前沿方向,并折射出美國比較文學和人文學科的發展趨勢,可以為我國的世界文學與比較文學研究提供借鑒。
關鍵詞
大衛·達姆羅什;世界文學;超弱勢文學;新媒介景觀;公共人文
基金項目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藝術學重大項目“新時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藝術理論與實踐研究”(23ZD03);國家留學基金委“2023 年國家建設高水平大學公派研究生項目(聯合培養博士研究生)”(202306230286)
作者簡介
劉柳,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生,主要從事世界文學理論、比較文學與跨文化研究。
21世紀之交,得益于世界文學的“圣三位一體”學者——帕斯卡爾·卡薩諾瓦(Pascale Casanova)、弗朗哥·莫萊蒂(Franco Moretti)和大衛·達姆羅什(David Damrosch)(Forsdick 130),世界文學研究在全球比較文學界興起。如今20余年過去,帕斯卡爾已然仙逝,莫萊蒂也已離開學界,唯有達姆羅什仍然活躍在世界文學研究的第一線,不斷推動著這一領域的演進與革新。作為大名鼎鼎的《什么是世界文學?》(What Is World Literature?)的作者,達姆羅什是國內學界引用和討論最多的世界文學理論家之一。然而,目前國內學界對達姆羅什的討論多以《什么是世界文學?》為中心,對其之后20余載的世界文學理論與實踐缺乏系統考察。筆者于2023年9月至2024年9月在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師從達姆羅什教授訪學,對其最新的世界文學理論與實踐有了比較全面的把握。因此,現以《什么是世界文學?》為參照點考察20余年來達姆羅什之世界文學理論與實踐的演進歷程,剖析其折射出的世界文學研究新動向,并探究美國比較文學和人文學科的發展趨勢,力圖為中國的世界文學與比較文學研究提供啟示。
1、從世界文學流通論到(超)弱勢世界文學
流通(circulation)曾在達姆羅什的世界文學理念中占據核心位置。在《什么是世界文學?》中,達姆羅什將世界文學定義為:“所有在其原來的文化之外流通的文學作品”(4)。之后,他進一步斷言,流通是一部作品成為世界文學的必要步驟:“一部作品通過兩重步驟進入世界文學:首先,被當作文學來閱讀;其次,流通到超越其語言和文化起源點的更廣闊的世界”(6)。在達姆羅什看來,一部作品只有流通到原來的文化之外才具備了作為世界文學的合法性身份。
在《什么是世界文學?》問世后的20年間,不斷有學者挑戰達姆羅什的世界文學流通論。2010年,中國學者王寧指出,世界文學的重要內涵之一就是“不分地域的所有國家的優秀文學經典之匯總”(5)。2013年,印度學者哈里什·特里維迪(Harish Trivedi)將達姆羅什定義的世界文學稱之為“沒有眼淚甚至沒有汗水的世界文學”(23),因為流通論意味著讀者被動接受進入流通體系的文學作品,放棄了主觀能動性:“如果世界文學只不過是‘一種流通和閱讀的方式’,那么它只需要涉及我們正在閱讀的內容,因為它已經在流通中。這里沒有救援,沒有恢復或發現,沒有開拓視野,沒有伸出援手,而只是一種被動的反應能力和準備,以拾起被全球市場力量的浪潮或文學傳播和翻譯的怪癖沖到我們家門口的任何東西”(23)。2016年,達姆羅什的同事唐麗園(Karen Laura Thornber)認為他并未充分考慮邊緣文學在全球流通中所處的劣勢地位,從而使世界文學不可避免地陷入西方中心主義的困境,因此她指出,“世界文學研究今后可以做出的主要貢獻之一,就是發掘許多即將出現的、未被充分研究的,甚至未被研究的文學旅行載體,以及旅行的障礙和那些被這些障礙埋沒或至少被其所阻擋的文本。這里需要強調的是搜索和檢索,是發掘,而不是喚起人們對已經引起廣泛關注的文本和接觸的更多關注”(113)。
面對流通論引發的爭議,達姆羅什在之后的世界文學理論和實踐中對這種隱含著西方中心色彩的世界文學理念進行了修正。他指出:“要想在今天發展歌德的思想,我們需要推廣和保護小文學、鮮為人知的文學,世界文學不應該只是大國文學”(陳禮珍、大衛·達姆羅什 7),并身體力行地拓展世界文學的邊界,其中一個最為突出的表現就是其對弱勢文學(minor literature)和超弱勢文學(ultraminor literature)的闡發與推介。
弱勢文學最初源于卡夫卡對布拉格猶太文學的思考,之后被德勒茲和加塔利發展為一個獨立的概念,它“并非源于弱勢語言;而是一個弱勢民族在一種強勢語言內部締造的文學”(Deleuze and Guattari 16)。達姆羅什則結合美國的學術語境將弱勢文學的含義擴展為三個層面:大國中的少數群體的作品;危地馬拉或匈牙利等較小國家的文學;北美教學大綱中很少出現的語言和地區的作品(Damrosch, “Major Cultures and Minor Literatures” 194)。達姆羅什在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教學實踐中對這三個層面上的弱勢文學給予了充分關注。一方面,達姆羅什通過將主流經典作品與弱勢文學進行連接并置來推動弱勢文學走進美國的大學課堂。他指出,“如果我們要成功地更全面地介紹世界文學,我們需要新的連接模式來補充文學影響和參考所提供的經典聯系〔……〕不僅要連接不同文化,還要提供連接短篇和長篇作品、主流經典和弱勢文學作家作品(即大多數美國讀者不熟悉的文學)的方法〔……〕弱勢文學終于可以在今天的世界文學課程中占據重要地位”(203-204)。達姆羅什主編的教材《朗文世界文學選集》(The Longma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設有“視域”(Perspectives)和“共振”(Resonances)單元,用來匯集在主題或類型等方面相關的作家、作品,而弱勢文學作品與經典作品經常在這兩個單元中并置出現,例如,在“視域:二十世紀的《一千零一夜》”單元中,美國教學大綱中鮮少涉及的土耳其裔作家居內利·居恩(Güneli Gün)與約翰·巴思(John Barth)、伊塔洛·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等著名作家被并置討論。另一方面,達姆羅什還通過翻譯實踐將弱勢文學引入歐美主流學界。2022年,達姆羅什翻譯了剛果作家喬治·恩加爾(Georges Ngal)的《詹巴蒂斯塔·維科:對非洲話語的強暴》(Giambatista Viko; or, The Rape of African Discourse)由美國現代語言協會的“文本與譯本”系列出版,這也是該作品首次被譯為其他語言面世。
此后,達姆羅什將對弱勢文學的關注進一步延伸到超弱勢文學。在哈佛大學世界文學研究所的暑期研習班上,達姆羅什結識了丹麥學者伯格爾·倫訥·莫伯格(Bergur R?nne Moberg),并對后者提出的超弱勢文學概念產生了興趣。2016年,達姆羅什和莫伯格在美國比較文學協會年會上共同組織了一個關于超弱勢文學的小組討論會。次年,達姆羅什創立并主編的《世界文學期刊》(Journal of World Literature)推出了“超弱勢文學”專輯。達姆羅什和莫伯格共同撰寫了該專輯的序言,他們認為,德勒茲和加塔利的弱勢文學通常仍以主流強勢語言創作,無法很好地在世界文學場域中對少數大國的經典杰作進行補充,學界亟需“尋找新的術語來復雜化或補充現在經典的強勢/弱勢二元論”(Moberg and Damrosch 133),因此他們提出了“德勒茲和加塔利的‘弱勢文學’概念的更激進版本”(135)——超弱勢文學。他們指出,弱勢文學是從社會歷史的層面被定義的,而對超弱勢文學的界定則必須綜合時間、空間、語言和社會歷史語境等層面,并且超弱勢文學與弱勢文學和強勢文學之間的關系是相對的、多變的、流動的。例如,時間就是超弱勢文學的一個重要維度,因為這些作品“有時是用一種瀕臨消亡的語言或方言寫成的,或者是用一種現在只有少數現代作家使用的古老語言寫成的”(136)。而從空間層面來說,“超弱勢文學可能產生于一個獨特但規模較小的語言社區,其基礎是特定的地域”(135),“空間仍然是大量超弱勢文學作品的一個顯著特征,通常以獨特的民族飛地或孤島形式出現”(136)。該期專輯收錄的文章考察了丹麥法羅語文學、毛里求斯浪漫小說和印度馬拉雅拉姆語小說等超弱勢文學,使這些原本處于最邊緣地位的作品走進了主流學界的視野。
達姆羅什甚至將超弱勢文學加入了對世界文學理論的構建,在2020年的《比較多種文學:全球時代的文學研究》(Comparing the Literatures: Literary Studies in a Global Age)中,他將其在2006年提出的“超經典(hypercanon)-反經典(countercanon)-影子經典(shadow canon)”的世界文學經典三級體系(Damrosch, “World Literature in a Postcanonical” 45)調整為“超經典-上層強勢(upper major)-下層強勢(lower major)-弱勢-超弱勢”的五層結構(Damrosch, Comparing the Literatures 225-226),豐富了世界文學譜系,確立了將(超)弱勢文學納入世界文學研究的合法性。
在2017年的專輯的基礎上,達姆羅什和莫伯格于2022年主編了《超弱勢世界文學》(Ultraminor World Literatures)一書,吸引了更多的學者加入對超弱勢文學的討論。值得注意的是,標題將“超弱勢”與“世界文學”并置創造出了“超弱勢世界文學”這一術語。筆者曾詢問過達姆羅什教授為什么使用“超弱勢世界文學”而非“超弱勢文學”作為標題,他回答說:“世界文學不僅僅意味著,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自己在過去20年中思考的一個問題,它不僅僅指舉世聞名的作品,即在世界各地流通的作品。世界上的文學還包括那些可能根本不流通的弱勢或超弱勢作品,但它們也是要構建的世界文學圖景的一部分,如果你把它們包括進去,世界文學將更加豐富多彩、更加完整。”①注超弱勢文學對于世界文學的意義也得到了學界的高度認可,有學者指出,超弱勢文學“既是世界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使這一概念復雜化的有效手段”(Garanasvili 438),“為對抗‘世界文學’的傳統含義背后的整個邏輯提供了一個支點”(437)。
達姆羅什首先將超弱勢文學引入世界文學并創造出“超弱勢世界文學”這一術語,對于世界文學的去中心化有著里程碑式的意義。這種將超弱勢文學納入視野的世界文學不再是特里維迪批判的“沒有眼淚甚至沒有汗水的世界文學”(23),而是一種被努力發掘的、被積極重構的、被不斷更新的、包含了正義感和同理心的世界文學。
然而,至少就目前而言,我們不應該過于樂觀地將超弱勢世界文學作為醫治世界文學的西方中心主義的解毒劑。在很大程度上,世界文學是經濟全球化的產物,大眾所認知的世界文學也是被全球圖書市場所塑造的,這一世界文學體系很難被單純的學術理論所瓦解。特別是當下對于(超)弱勢文學的挖掘仍主要局限在學術界,對于改善(超)弱勢文學在全球文學市場中的地位所發揮的作用相對有限。
此外,一個更為嚴重的問題是,在超弱勢世界文學的框架下,(超)弱勢文學可能會被貼上“文化多樣性”的標簽,被工具化為學術政治正確的符號,而非真正改變世界文學的權力結構。早在1995年的伯恩海默報告中,周蕾(Rey Chow)就批判過一種“他者名義下的歐洲中心主義(Eurocentrism-in-the-name-of-the-other)”(109):“正如阿瑪尼、迪奧、紀梵希、圣羅蘭等品牌將來自非歐洲文化的異國面料和風格融入其享有盛譽的時尚產品系列一樣,北美學術界的自由主義者也在倡導將其他的語言文學加入我們的課程、期刊和專業會議中”(110),然而,“多語并不一定能讓人擺脫偏見。以前那種‘歐洲中心’式的多語主義可以輕易地將非歐洲語言納入其體系,卻絲毫沒有動搖歐洲中心主義對語言和知識觀念的主導”(111)。而超弱勢文學最早由丹麥學者莫伯格提出,卻鮮有呼應,后來經由達姆羅什這位美國學術巨星的推介才在學界產生了影響力。此外,《超弱勢世界文學》中所收錄論文的作者均任職于歐美國家的高校,甚至絕大多數來自英美加等典型的全球北方國家。由此可見,超弱勢世界文學依然延續著既有的權力結構,其話語權與評判標準仍然主要由西方學界所掌控。就此而言,超弱勢世界文學與30年前周蕾所批判的“他者名義下的歐洲中心主義”(109)會有本質區別嗎?更進一步來講,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曾敏銳地指出:“如果我們蓄意肯定(或再肯定)被忽視或被貶低的特定文化的價值,以此抗議強者對弱者強加的文化價值”(213),那就意味著“我們必須根據強者設定的標準來證明我們肯定(或再肯定)的價值的有效性”(214),換言之,“文化抵抗的策劃者在計劃肯定某種特定文化時,他們事實上(再次)使普遍價值的概念合法化了”(214)。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將(超)弱勢文學“收編”進世界文學,會不會反而使西方中心主義的世界文學顯得更加開放多元,獲得更具迷惑性的文化合法性,進而使邊緣地區的作家和學者放松警惕和放棄抵抗,并消解了(超)弱勢文學的真正的革命性力量呢?這些都是我們作為全球南方學者應該去思考的問題。
2、從印刷文學到新媒介景觀
《什么是世界文學?》出版于21世紀初,彼時數字媒介研究尚未獲得主流學界的廣泛關注。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什么是世界文學?》中,達姆羅什對于世界文學的考察還僅限于傳統的印刷文學。直到在2013年的《后文學時代的世界文學》(“World Literature in a Postliterary Age”)一文中,達姆羅什才將目光投向了新媒介景觀(new mediascapes),并注意到一些與世界文學有關的新興文化現象——2006年,索尼公司推出了靈感源于《源氏物語》的電子游戲《源氏:神威奏亂》(Genji: Days ofthe Blade);2010年,藝電公司推出了改編自《神曲·地獄篇》的電子游戲《但丁地獄》(Dante’s Inferno);康涅狄格州的一位高中戲劇老師愛德華·金(Edward Kim)要求學生將奧維德的《變形記》中的情節改編成他們最喜歡的網絡游戲,自2009年以來,他們的表演作品《俠盜奧維德》(Grand Theft Ovid)在全國各地的多個劇院上演(161,166)。不同于一些保守派,達姆羅什在一開始就對這些多媒體作品表達出積極接納的態度,他表示,“我們最好還是與新媒介打交道〔……〕如果我們能在舊文本和新媒介之間建立起有意義的聯系,我們就能加強和完善業已存在的共生關系”(162)。以《但丁地獄》為例,作為游戲營銷活動的一部分,藝電公司曾通過出版社推出過但丁的《神曲·地獄篇》的平裝本,之后更是不乏一些玩家因為游戲產生了閱讀原作的興趣,藝電公司還在當年購買了超級碗的30秒廣告以宣傳游戲(162,165)。達姆羅什不禁感嘆道:“僅憑他自己,但丁永遠不會在美國電視上引起如此轟動”(165)。
此后,達姆羅什進一步關注到以張英海重工業(Young-Hae Chang Heavy Industries)的作品為代表的電子文學。張英海重工業是一個由韓國藝術家張英海和美國詩人馬克·沃格(Marc Voge)于1999年在首爾共同創立的網絡藝術團隊,他們創作的作品一般是用Adobe Flash編寫的基于文本的動畫,文本通過快速變化的屏幕呈現,配有高度同步的爵士樂或電子音樂,用一種類似電影字幕或廣告標語的形式來探討全球化、資本主義、消費文化和個人身份等主題。在《比較多種文學:全球時代的文學研究》中,達姆羅什分析了張英海重工業的《DMZ小姐》(Miss DMZ),認為其挪用和顛覆了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和奧維德的《變形記》,因此,他提出比較文學學者完全可以將電子文學納入研究范疇,“和《俠盜奧維德》一樣,張英海重工業為文學學者提供了廣闊的分析空間。現實世界和虛擬世界前所未有地向比較研究敞開大門”(252)。2023年,達姆羅什在復旦大學舉辦了題為《什么不是世界文學?語言、語境與觀點》(What Isn’t World Literature?Problems of Language,Context,and Perspective)的講座,他在講座中展示了《DMZ小姐》,并指出這種新興的電子文學也可以成為世界文學。
達姆羅什將電子文學納入世界文學的創見無疑意義重大,因為以張英海重工業為代表的電子文學可以挑戰傳統的以國族或者語言為坐標來繪制世界文學地圖的模式,為重繪世界文學地圖提供新的可能性。杰西卡·普雷斯曼(Jessica Pressman)曾評價張英海重工業:“數字藝術家——一位美國人,一位韓國人——挑戰了國籍、文類和語言的簡單劃分”(249)。一方面,電子媒介使張英海和沃格的集體創作方式成為可能,使他們的作品既融合又疏離了雙方各自的文化傳統,模糊了作品的民族歸屬,從而走向一種跨國性和國際性:“如果說《DMZ小姐》既具有地方特色又具有全球特色,那么其他作品則具有雙重民族特征,常常融合了張和沃格的家鄉傳統”(Damrosch, Comparing the Literatures 250)。另一方面,張英海重工業還通過數字媒介實現了作品的多語性。麗貝卡·沃科維茨(Rebecca L.Walkowitz)注意到,張英海重工業的《別府蜜月》(Honeymoon in Beppu)采用了對頁翻譯、字幕和行間翻譯的形式,《烏托邦之旅:科技簡史》(Traveling to Utopia: With a Brief History of Technology)同時用法語、韓語和英語講述了三個故事,此外,有時他們的作品會提供多個語言版本,還有時則會直接提供雙語版本(204-206)。更重要的是,不同語言版本的作品沒有標注創作日期,沒有原作與譯作之分(208)——“藝術家們拒絕了原版語言的優先性,似乎在暗示,在電子文學時代,地理和文化的差異是無關緊要的”(208)。通過集體創作和在作品中嵌入多語性,張英海重工業將文學作品與國族和語言脫鉤,顛覆了按照民族或者語言繪制世界文學地圖的傳統方法,也最大限度地實現了作品的世界化,這無疑有助于消弭政治和語言的霸權,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了佳亞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的去中心化的“星球性”(planetarity)構想。由此可見,電子文學由于具備多媒介融合、即時傳播和開放性等特點,更容易突破民族、語言和媒介的限制,在成為世界文學以及重繪世界文學地圖方面有著無限潛力,是當代世界文學不可或缺的一塊拼圖。
此外,達姆羅什還將新媒介景觀納入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教學中。2016年4月,達姆羅什邀請了金和他的學生們來哈佛大學表演《俠盜奧維德》(Damrosch,Comparing the Literatures 244)。達姆羅什在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開設的研討課《比較文學理論與實踐》(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ory and Practice)也將“新媒介景觀”設為其中一個單元,并將張英海重工業的作品和《俠盜奧維德》的表演視頻作為課程材料。
從傳統的印刷文學到新興的新媒介景觀,達姆羅什的世界文學理念的更新折射出近些年來整個人文學科的媒介轉向(medial turn)。媒介景觀(mediascapes)是阿爾君·阿帕杜萊(Arjun Appadurai)在1996年提出的概念,“既指制作和傳播信息的電子能力(報紙、雜志、電視臺和電影制片廠)的分布〔……〕也指這些媒介所創造的世界形象”(Appadurai 35)。之后隨著新興數字技術的發展,報紙和電視等傳統媒介景觀逐漸向新的數字媒介形態轉變,衍生出了新媒介景觀的概念,它主要指由數字技術、互聯網、社交媒體和移動設備等新興媒介構成的全球信息和文化傳播環境。“媒介環境的日益復雜化使得各種形式的媒介性成為21世紀的核心問題”(Hayles and Pressman ix),這也促成了人文學科的媒介轉向——傳統的人文研究已經無法充分解釋媒介如何塑造現代社會,這使得學者們不再局限于分析文本、符號或語言的意義,也不再將媒介僅僅作為信息的傳遞工具,而是轉向關注媒介本身及其形式、物質性和傳播方式,探索媒介在塑造社會結構、文化認同和政治傳播中的核心作用。
如果比較一下2006年和2014年的美國比較文學學會學科現狀報告,我們就會發現比較文學學科在媒介轉向中的陣痛與轉變。在蘇源熙(Haun Saussy)的2006年的學科報告中,比較文學學者對新媒介的抗拒一覽無余:“如果馬塞爾看到阿爾貝蒂娜的GPS定位、心率、血清素水平、最近500次谷歌搜索、過去一年的信用卡交易、在Friendster上的狀態、快速撥號列表和25首最常播放的歌曲,他會如何看待她的心靈的不可接近性?”(Saussy 31)然而,不足十年后的烏蘇拉·海瑟(Ursula K. Heise)的報告在形式上就擁抱了數字媒介,當時的美國比較文學學會創建了一個網站,學會會員可以在公開投稿期在網站上提交文章或發表評論,而后學會才挑選了部分論文將其轉化為印刷版。其次,后面結集成冊的《比較文學的未來:美國比較文學學會學科現狀報告》(Future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CLA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Report)有專門的“媒介”單元,海瑟更是明確指出:“事實上,人們可以說,目前對比較文學的理解與其說是圍繞不同語言和文化的研究,不如說是圍繞不同媒介的研究〔……〕比較文學學者具有獨特的優勢,可以理解和干預媒介文化的形成和解體,媒介文化的快速轉變有時甚至會超過社會、法律和知識創新”(5)。
正如海瑟所言,媒介轉向已經深刻地改變了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以達姆羅什任教的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為例,該系近年來將媒介歷史與理論(media history and theory)以及數字/實驗人文(digital/experimental humanities)作為重要研究方向,開設了《計算幻想:想象、發明與激進教學法》(Computing Fantasy: Imagination, Invention, Radical Pedagogy)、《數據與跨媒介敘事》(Data and Transmedia Storytelling)、《全球媒介》(Global Media)、《媒介、技術與社會變革》(Media,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數字資本主義理論化》(Theorizing Digital Capitalism)等多門與媒介研究有關的課程。比較文學系的現任系主任杰弗里·施納普(Jefrey Schnapp)也專注于媒介歷史與理論等方向的研究,并于2011年創立了哈佛大學元實驗室(metaLAB),通過數字平臺和工具來探索學術研究、公共文化和教育的邊界。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蘇源熙對于比較文學的媒介轉向的憂慮絕非個案,在這一轉向中,不少學者都擔憂比較文學會淪為喪失學科主體性的“無邊的比較文學”。回顧比較文學學科發展史,在20世紀80年代比較文學的文化轉向中,以喬納森·卡勒(Jonathan Culler)為代表的一眾學者就對比較文學研究對象的拓展提出過質疑,認為這會使比較文學成為“一門范圍極其廣泛、負責研究全世界各種話語和文化產品的學科”(Culler 117),然而事實上,比較文學不僅沒有因吸納文化研究而失去自己的陣地,反而通過這種整合呈現出更為蓬勃的學術生命力。因此,面對當下比較文學研究范疇的再度拓展,我們無需過分憂慮,而是要意識到,跨學科性正是這一學科的核心特質,將文化研究和媒介研究等其他領域納入研究范疇也是比較文學的題中應有之義。此外,我們還要認識到,文學與媒介之間始終存在著深層互動關系:“如果我們承認文學的傳播依賴于眾多媒介〔……〕那么我們也必須承認,文學必然與更廣泛的媒介歷史交織在一起”(Littau 161),因此,“將文學研究與媒介研究割裂開來,尤其是在當今時代,就等于背棄‘它們共同的過去和必然交織的未來’”(161)。然而,在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研究的媒介轉向中,我們也要堅守比較文學的學科主體性和文學本位,即“必須從考察文學現象入手,經過跨學科的理論分析之后再返回文學,這樣便對文學理論本身也做了必要的補充乃至重新建構”(《比較文學概論》編寫組 374)。
達姆羅什雖然探討了數字媒介技術賦予世界文學的巨大潛力,卻未能深入考量其可能加劇世界文學中的西方中心主義這一潛在問題。數字媒介并非技術中立的烏托邦,它是一個政治和文化場域,既充滿了民主化的潛力,也深深嵌入了舊有的權力結構。英語主導的編程語言、平臺算法等新媒介技術可能復制傳統世界文學場域中的權力不平等,邊緣化非西方數字創作。以近年來風靡多國的社交媒體詩歌(Instapoetry)為例,其全球傳播路徑就高度依賴英語。有研究者指出,“許多人似乎主要將社交媒體詩歌與露比·考爾等少數幾個人聯系起來,因此,這個(主要是英語的)‘被選中的少數群體’的作品似乎被用作了解某種更復雜和多樣化的事物的特權門戶”(Soelseth and Ravizza 55)。的確,露比·考爾(Rupi Kaur)等英語詩人通過Instagram成為暢銷詩人,而來自埃及、巴西、印度的本土社交媒體詩人則難以突破英語主導的傳播網絡獲得全球影響力。因此,我們在考察世界文學與數字媒介的關系時,需要警惕平臺算法、語言偏向與資本邏輯如何在新的技術環境下復制甚至強化舊有的不平等格局。
3、從面向學界的世界文學到面向公眾的世界文學
在2009年和哥哥利奧·達姆羅什(Leo Damrosch)一起接受哈佛大學校報采訪時,大衛·達姆羅什被問道:“面對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世界文學對你來說發生了怎樣的變化?”(Lodha, par. 24)達姆羅什在回答中提到:“我想我們兩個的職業取向也發生了變化,我們都開始轉向更加面向公眾的寫作,而不僅僅是學術寫作”(Lodha, par. 25)。的確,達姆羅什近年來通過將世界文學與公共寫作(public writing)以及公共人文(public humanities)相結合的方式,逐漸將世界文學從學術討論轉向公共領域。
為了更好地探討達姆羅什如何使世界文學走向公共領域,有必要先介紹一下“公共人文”這一于國內學界相對陌生的概念。公共人文大概于20年前在歐美學界興起,它強調人文學科與社會的互動,注重將人文學科的研究成果和知識以易于理解的方式傳播給大眾,從而使其能夠為社會的進步與發展服務,其實踐形式主要包括公共寫作、公共講座、播客、展覽、文化節慶活動、數字公共人文項目等。
在《什么是世界文學?》中,達姆羅什就已經意識到世界文學可以成為普羅大眾了解更廣闊的世界的途徑:“世界文學通常被以下列三種方式中的一種或多種看待:作為一套既定的經典,作為不斷發展的杰作,或作為看世界的多個窗口”(15),只是當時他的世界文學實踐還局限于學術領域。然而,僅僅四年后,達姆羅什就出版了一部面向普通讀者的世界文學書籍——《被埋葬的書:吉爾伽美什史詩的失傳與重新發現》(The Buried Book: The Loss and Rediscovery of the Great Epic of Gilgamesh)。在2015年的一次訪談中,他更是明確指出世界文學并不專屬于學術精英群體:
即使在一個國家,也有幾種不同的世界文學。有面向普通讀者的世界文學,有面向本科生的學術世界文學,還有面向高級學者的學術世界文學——這些都是截然不同的東西,有著不同的規范和目的。(Suher, par. 18)
面向普通大眾的廣泛意義上的世界文學一般主要是當代文學,也有一些來自其他時期的杰作。人們將世界文學作為一個領域來推廣的興趣很大程度上來自于人們作為讀者對更廣闊的世界充滿好奇。(Suher, par. 19)
達姆羅什首先采用了公共寫作的方式將世界文學引入公共領域。在《被埋葬的書:吉爾伽美什史詩的失傳與重新發現》中,達姆羅什聚焦最古老的世界文學作品之一《吉爾伽美什史詩》,講述了其創作、失傳和發現的歷程。該書采用了與學術著作截然不同的獨特敘述方式,有評論認為該書是一部“通俗歷史和文學偵探故事”(“The Buried Book” 1160),一些章節甚至“采用了《奪寶奇兵》的方法來描繪那些學者冒險家的生活和事業”(1160)。達姆羅什將與《吉爾伽美什史詩》有關的文學知識和歷史敘事演變為一個引人入勝的探險故事,是“一個說明嚴謹的學術和博學如何為通俗歷史提供信息和活力的優雅的例子”(1160),從而使這部古老史詩走進普通讀者的視野。
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公共寫作的媒介和方式得以拓展。2020年新冠疫情期間,達姆羅什在哈佛大學官網發起了一個名為“80本書環游地球”(Around the World in 80 Books)的讀書計劃,他每周閱讀五本與某個特定城市或地區有關的文學作品,并在博客上發布相關文章,在16周里探討了80部世界文學作品,并且其博文的中文、阿拉伯語等多種語言的譯文也被同步發布在多個國家的網絡媒體上。2021年,達姆羅什將博客內容結集出版了《八十本書環游地球》一書。無論是古老的《吉爾伽美什史詩》還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八十部文學作品,世界文學作為不同時代和國家的文化載體,可以帶領普通讀者穿越時空、環游世界,領略異彩紛呈的遠古或者異域文化,進而使讀者用不同的視角反思自身、加深對自身文化和世界的理解。
在公共寫作之外,達姆羅什還于2010年參與制作了紀錄片《世界文學邀請函》(Invitation to World Literature),與多位學者、作家和藝術家一起介紹賞析了13部世界文學經典作品,讓它們為普通觀眾所了解。在數字化時代,紀錄片、播客等多媒體形式不僅具有生動的視覺效果或者音頻表達,還具備覆蓋面廣、傳播速度快、可訪問性強等特點,能夠讓更廣泛的公眾接觸并參與世界文學。
值得一提的是,達姆羅什不僅通過公共人文實踐推動世界文學的公眾傳播,更將其提升至教學和學術研究的高度。一方面,達姆羅什在《比較文學理論與實踐》課程中設置了“公共寫作”單元,并邀請同事馬丁·普克納(Martin Puchner)教授作為嘉賓與學生們互動。普克納教授是《諾頓世界文學選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的主編,出版過《文字的力量:文學如何塑造人類、文明和世界歷史》(The Written World: The Power of Stories to Shape People, History, Civilization, 2017)和《文化的故事:從巖畫藝術到韓國流行音樂》(Culture: The Story of Us, From Cave Art to K-Pop, 2023)等世界文學商業書籍。另一方面,達姆羅什在2017年與路易絲·尼爾森(Louise Nilsson)和西奧·德漢(Theo D’haen)合編了《作為世界文學的犯罪小說》(Crime Fiction as World Literature)。一直以來,犯罪小說這一文類都深受大眾喜愛且在市場上廣泛流通,對于普通讀者來說,很多犯罪小說毋庸置疑就是世界文學,然而,實際情況卻是——“世界文學學者忽視了犯罪小說,他們專注于精英作家,而不是大眾市場或‘機場’小說”(Nilsson et al. 3)。鑒于此,三位學者編纂了這部學術論文集,旨在“將犯罪小說視為世界文學國際領域的重要參與者”(2)。該著作的出版勢必會推動學界嚴肅對待以犯罪小說為代表的通俗文學,亦即面向公眾的世界文學。
筆者曾詢問達姆羅什教授為什么將公共人文與世界文學結合起來,他回答道:
我認為這非常重要。我認為我們所有對人文學科感興趣的人都必須想辦法說服公眾相信人文學科的普遍價值。在我們的例子文學中,我們所有的本科生,他們的父母都告訴他們要學STEM學科,他們不得不為學文學而道歉。我寫這些書的興趣實際上也是針對美國公眾,我覺得他們在特朗普這樣的人發起的反移民和反世界等運動中往往是非常孤立主義的——我們只會依靠自己,美國優先,讓美國再次偉大——這意味著,忽視世界上的其他國家,我認為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我認為,這有一定的政治目的,讓那些關心世界的人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世界,我認為文學是進入其他思維方式和其他文化的一種特殊方式。 ②
一方面,達姆羅什談到將公共人文引入世界文學是針對歐美文科危機所采取的措施。傳統人文學科的成果往往難以直接轉化為技術進步或經濟效益,因此人文學科長期面臨實用性質疑,其價值經常被忽視或貶低。此外,正如達姆羅什所言,隨著就業市場競爭加劇,家長、學生以及社會輿論普遍傾向于選擇被視為更實用的STEM專業,這直接影響了文科專業的招生規模和社會地位。在這一語境下,公共人文應運而生,它“作為一個領域,最初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在人文學科危機和無關緊要的熟悉敘事中主張人文學科的活力。早期的公共人文思想家反駁了人文學科缺乏現實世界意義的說法,他們堅稱人文學科實際上是參與公共生活的重要工具”(Hiro and McDaneld 326)。學者們逐漸意識到,只有讓人文學科走向公共領域,向公眾展示人文學科的實際價值和公共影響力,才能改變外界對文科的刻板印象。20世紀末,隨著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和梅隆基金會等機構的資助支持,公共人文在美國的大學和研究機構中逐漸興起,耶魯大學、布朗大學等高校紛紛成立了公共人文中心,開設了公共人文課程和項目,在美國掀起了一股公共人文轉向(public humanities turn)的潮流。
另一方面,在達姆羅什看來,世界文學通過與公共人文結合,能夠發揮增進跨文化理解、彌合世界上的分歧和沖突的重要作用。世界文學作為看世界的窗口,能夠“打開我們的眼界,挑戰我們經不起推敲的成見,并推進文化之間的理解和對話,而這些恰是今天的世界最需要的東西”(達姆羅什 3)。可以說,在這樣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重新抬頭的動蕩時代,民眾可能比任何時候都需要世界文學的滋養,而公共人文能夠推動世界文學真正進入社會和全球公共領域,促進文化的對話與共識,使得不同的文化傳統和思想觀念得到更多的理解和尊重。1827年,世界文學的提出者歌德在讀過一部中國傳奇后對門徒愛克曼說:“中國人在思想、行為和情感方面幾乎和我們一樣,使我們很快就感到他們是我們的同類人”(愛克曼 102),可見,如果世界各國的億萬普通讀者都能使世界文學成為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汲取其中的世界主義精神,那么,世界上的諸多偏見、歧視、仇恨和沖突可能都會隨之瓦解。
需要說明的是,正如前文探討的媒介轉向現象,世界文學的公共人文轉向同樣在學界引發了爭議。美國學者勞麗·格羅布曼(Laurie Grobman)指出,將公共工作與文學研究結合“很容易鼓勵對文學進行狹隘的解讀,以適應或解釋現實世界的情況,特別是與種族、階級、性別和其他差異類別有關的情況,從而抹除文學闡釋的復雜性”(130)。的確,在走向公眾時,世界文學及其研究成果往往需要被簡化甚至故事化,這可能導致對復雜文學文本的過度壓縮乃至誤讀,在一定程度上犧牲了學術嚴謹性。在筆者看來,達姆羅什對世界文學的定義或許可以帶給我們啟發——“世界文學是從翻譯中獲益的作品”(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281),這當然不意味著世界文學作品不會在翻譯中丟失任何東西,而是“當范圍擴大時,風格上的損失會被深度上的拓展所彌補”(289);同理,在世界文學的公共人文實踐中,世界文學當然也會有所損失,但是當范圍擴大時,學術深度上的損失會被社會影響力和公共價值上的拓展所彌補。一方面,我們要坦然接受世界文學的學術性和精英性的讓渡是其打破“文學終結論”所必須要付出的代價。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通過一些舉措來減少這些損失,例如通過多元解讀啟發公眾思考,以及開展多層次的公共人文活動來滿足不同群體的需求,從而在學術性與公共性之間尋求平衡。此外我們還應該認識到,世界文學學術研究與面向公眾的世界文學實踐并不矛盾,甚至后者可以成為前者的學術增長點。關于這一點,目前達姆羅什等學者的面向公眾的世界文學主要聚焦于實踐層面,對于公共人文視域下的世界文學缺乏系統性的、理論化的學術考察,未能很好地通過公共人文實踐反哺世界文學學術研究,這也是中外學者未來可以進一步探索的方向。
縱觀達姆羅什的世界文學理論與實踐在以上三個方面的演進,我們可以發現:世界文學的考察范圍正在從西方的、大國的主流強勢文學拓展到邊緣民族和地區的(超)弱勢文學,加速了世界文學的去中心化;世界文學的考察對象也開始將新媒介景觀納入其中,使世界文學研究出現了跨媒介、跨學科的趨勢;世界文學的參與者和受眾也從學界群體擴展至社會公眾,進一步消弭了世界文學中高雅與低俗、精英與大眾的二元對立。如果我們進一步探究,就會發現這三個層面的演進折射出當前歐美比較文學界乃至整個人文學科正在經歷的媒介轉向與公共人文轉向的雙重變革。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達姆羅什對世界文學的重構仍在一定程度上囿于西方中心主義的框架,且在某些領域的探索尚有待深化,因此,我們絕不能亦步亦趨地追隨達姆羅什等西方學者的研究,而是要在批判性吸收其研究范式的同時,開拓更具文化主體性的研究路徑。具體來說,未來,中國比較文學學者一方面需要積極借鑒以達姆羅什的研究為代表的國際前沿研究成果,對媒介轉向和公共人文轉向保持充分的理論自覺與研究關注;另一方面更需立足本土文化語境,充分發掘中國本土學術資源,③規避和解決西方學者的研究中存在的問題,為全球世界文學與比較文學研究貢獻獨特的中國視角。
責任編輯:黎楊全
此文原載于《外國文學研究》202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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