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炳輝《中外關系視域下的翻譯文學》:“繞道而行的風景”

宋炳輝曾描述自己的研究歷程,“從研究中國文學的興趣出發,繞道中外文學關系,不經意間看見了翻譯研究,看見了翻譯研究的山澗蹊徑”。他將自己的翻譯研究稱為“繞道而行的風景”,在我看來,正是這個“繞道而行”成就了他。
書中專門論及了“漢語翻譯文學的多學科視域”問題,這是只有來自外學科的學者才能觀察到的問題。在作者看來,翻譯研究學科并不僅僅屬于外文系,它是一個特殊學科,連接著外語學科和中文學科及其由之而來的眾多學科。書中專門提到,為適應時代和社會的發展,教育部已對外語一級學科作了重新劃分,將其分為語言學、外國文學、翻譯學、比較文學、跨文化研究五大領域。其中翻譯學赫然在列,顯示出翻譯學的地位已被外界公認。不但如此,宋炳輝認為,翻譯學的特點還在于它其實與其他四大領域都有密切聯系。宋炳輝所論述的多學科性,實際上重構了翻譯研究的內容。
炳輝本科、碩士和博士都就讀于復旦大學中文系,畢業后去上海外國語大學就職。由于這種經歷,他受到了賈植芳、陳思和和謝天振等教授的影響,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知識結構。賈植芳主要作為七月派作家而受到中國現代文學界的矚目,卻并沒有受到翻譯文學史的注意。在這本書中,宋炳輝專門從翻譯角度闡述,賈植芳不但有豐富的翻譯成果,而且有獨特的翻譯思想,他很早就提出翻譯與創作具有同等的意義和價值的觀點。陳思和教授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大家,其獨特之處在于他的視域非常開闊,他較早就采用了比較文學和翻譯文學的視角,也較早就關注了港臺華文文學。謝天振教授更是國內翻譯文化研究的先行者,被同行稱為“中國的埃文-佐哈爾”。這種得天獨厚的環境,讓宋炳輝能夠博采眾家,匯聚中國現當代文學、比較文學、中外文學關系和翻譯文學等學科為一體。宋炳輝一開始并不是從事翻譯文學的,而是從比較文學和中國文學關系的角度研究中國文學,這樣才關注到翻譯研究,從此,翻譯研究成為他的利器。
因為這種研究背景,宋炳輝能夠從中國現代文化文學背景上看到翻譯文學的重要性。翻譯是中外每個國家和地區都有的,但是在中國近代以來的文學翻譯中卻出現了一個突出的現象,即“翻譯文學數量之多,持續時間之長,更重要的是影響之大”。他用貿易中的“入超”這個詞匯來形容這個現象,即“譯入”嚴重大于“譯出”。這就意味著,“譯入”文化現象對于中國近代以來中國文化的構成產生了不可忽視的作用。書中從定量和定性兩個角度來說明這一點。從量的方面說,1919至1949年間,全國共出版新文學書籍13500種,其中翻譯達3894種,年均122種,占比達到29%。這個數量是驚人的,我們不能對這將近三分之一的文學產品置之不理。從定性方面說,新文學的構成受文學翻譯的影響極大。書中分別從詩歌、小說、戲劇和散文的角度,論述了翻譯在新文學文體建構中的重要作用。
事實上,趙家璧等人編撰的第一個十年的《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就是將翻譯列于其中的,而后來陳子展、王哲甫、朱自清等學者也都很重視文學翻譯。宋炳輝希望在此基礎上擴展有關翻譯研究的新的論述空間。他提出,中國應該走出外文系以語言對等為中心的翻譯格局,增加翻譯的文化研究的維度。早在上世紀70年代,西方就出現了后者所謂文化學派的翻譯研究,也稱操縱學派,是70年代以來以比利時、荷蘭等國家學者提出的文化路徑為主的翻譯研究方法,其代表人物有霍爾姆斯、埃文-佐哈爾、巴斯奈特和勒菲弗爾等人。這種翻譯研究的思路,恰恰不是以語言的對等而是以翻譯的差異為前提,研究自源語言向目的語的轉換過程。用宋炳輝的話來說,“從翻譯觀念角度來看,西方翻譯的文化學派已經從理論上對此做出了回答,他們認為,翻譯無論作為一種跨文化實踐過程還是這一實踐過程的產品,都是目的語系統而非源語系統的事實”。在當代西方,翻譯研究的操縱學派早已與文化研究結合起來,成為國際顯學,中國翻譯研究的確已經落后了很多年。
宋炳輝的這種翻譯論述不但是對中國傳統翻譯的一種革新,更是一種挽救。在當下的AI時代,翻譯已經遭遇重大挑戰,很多高校開始撤銷外語及翻譯專業,這對外語和翻譯專業也是一個重大挑戰。宋炳輝從新的翻譯思想所提出的回應,我認為是非常有力的。眾所周知,AI目前在翻譯領域大顯身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替代人工翻譯,這是翻譯面臨的挑戰所在。不過,宋炳輝認為翻譯分為兩類:一是對應性強的應用語言,這種翻譯是機器大體能夠替代的;另一種是對應性弱的文學語言,AI翻譯是有效性不足的,機器無法代替人類,“那些主要基于高對應性關系的解決方案,在面對語際弱對應性文本,面對作為翻譯語料-文本的文學、哲學文本,以及體現不同文化系統的思想、文化和信仰內涵的文本時,其有效性顯然有所不足,真正有效的文學、思想和哲學文本的機器翻譯的可能性至今未曾顯現,而人工翻譯仍顯示著足夠的必要性和創造性空間”。最足以說明問題的是詩歌,漢詩被譯為外國文字后,再譯回漢語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說,機器翻譯在詩歌上是做不到的。如果我們的翻譯研究還停留在語言對應翻譯的階段上,那它確有被機器翻譯取代的危險。
在翻譯文學研究的區域上,宋炳輝的研究也顯示出非外語系學者的鮮明特征。他選擇的非西方文學的翻譯,東歐、南歐和北歐等,顯示出后殖民主義的非“西方中心主義”的眼光。
更獨特的,是宋炳輝有關世界語翻譯的研究。在翻譯研究界,世界語很少受人關注,它既不是西方語,也不是非西方語,而是一種中立的人造語言,但在宋炳輝看來,世界語天生內含反抗語言強權和同情弱小民族的含義。因為西方大的語言較多為人所知,而小的民族國家語言只能是小語種,中國以世界語為中介的外國文學翻譯多是東歐等弱小國家的文學。魯迅是贊成世界語的,中國現代以世界語為中介的翻譯者也多是“為人生”一派的文人。如此看來,宋炳輝的翻譯研究就并不是單純的語言研究,而是一種思想史脈絡的研究。書前周寧的有關于后殖民主義的總序,看起來與書中內容無關,其實形成了一種思想上的回應。
宋炳輝的翻譯文學研究的另一個特征,是對于作家翻譯的研究,這應該是他的本行。本書的第二章,專門分節研究了茅盾、徐志摩、穆旦、葉君健、周立波、賈植芳、王蒙、韓少功的翻譯。這是一個跨度很大的名單,在學科上,“中國現當代文學”其實包括“中國現代文學”和“中國當代文學”兩個完全不同的學科,但宋炳輝經由翻譯跨越了這兩個不同的學科,也體現了由陳思和教授開創的打通現當代文學的復旦治學傳統,這是很難得的。
(作者系南昌大學人文學院特聘教授、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