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的時空中搭建起共情的通道 ——淺談世界文學經驗與中國文學路徑
【聚焦文學“走出去”】
隨著中國綜合國力與文化影響力的持續提升,中國文學進入世界文學版圖已不再是一個“是否可能”的問題,而成為一種歷史進程中的必然結果。從世界文學的生成經驗出發,考察那些已經成為經典的作品何以成為經典,或許是一條更具解釋力的路徑。
作為一名從事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的學者,我在長期的閱讀與教學中始終帶著一個揮之不去的問題:為什么我們不斷重讀的是《哈姆雷特》《神曲》《戰爭與和平》《百年孤獨》等各國文學經典,而非曾經出現過的其他作品?究竟是什么原因讓這些作品成為“世界文學經典”?答案是這些作品之所以成為世界文學的重心,并不在于它們首先屬于英國、意大利、俄羅斯或拉丁美洲,而在于它們首先是屬于人類的文學,提供一種可以被不同文明反復進入的結構性經驗,在不同的時間與空間中搭建起共情的通道。也正是在跨學科研究日益受到重視的背景下,我開始重新思考:這種共情結構的建構者,是否可以被理解為“工程師型”的寫作者?
優秀作家構建的世界能被讀者感知和共情
2026年初,我在澳大利亞參與指導清華大學電子工程系學生的社會實踐課程。在與昆士蘭理工大學師生的交流中,談到澳洲職場中常見的兩類技術崗位:technician與engineer。前者側重系統的維護與調試,使既有結構穩定運行;后者則從原理出發進行整體設計,解決結構性問題,甚至重新繪制“圖紙”。這一職業區分,使我意識到文學創作中同樣存在兩種不同層級。有的寫作停留在“文字技工”的層面,而有的寫作則具有“工程師”的水準。真正優秀的作家,并不滿足于把故事講順、把句子寫美,而是通過語言、敘事與形式的整體設計,建構一種新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并讓這個世界被讀者感知與共情,從而生發出幸福的感覺。
比如,很多人都應該記得英國文學界對莎士比亞的評價:“他不僅屬于他的那個時代,他千古流芳。”這實際上揭示了文學經典的雙重標準:既深深扎根于其所處的時代,又能夠在另一時空中持續引發共鳴。能夠跨越時間,是因為作品觸及人類經驗中恒常的結構性問題;能夠跨越空間,則是因為它在具體文化中生成,卻指向普遍性的人類精神處境。
悉尼的新南威爾士州立圖書館大廳里,鐫刻著英國歷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的名言:“書籍中蘊含著整個過去時代的靈魂;當過去的一切實體與形質已如夢般完全消逝時,書籍仍能清晰地發出過去的聲音。”看著這句話,筆者想起的是中文表述的“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那些成功地穿行于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是靈魂,蘊含的是情感。中國文學走出去,需要大量善于文字表達的“靈魂工程師”。
文學跨文化傳播本質上是情感的傳播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仍舊以莎士比亞為例,看他的作品如何通過共情的文字,抓住讀者的內心,進而流芳千古。莎士比亞的作品之所以成為世界文學的經典,并不是因為它們“代表了英國”,而是給讀者一種情感上相通的內容。比如《皆大歡喜》中關于“七幕人生”的獨白,在不同國家的文化和媒介中被運用,因為它不僅提供了一個關于人生階段的詩性劃分,還把社會角色的生成與消解精煉成一種存在論經驗。不論是一個草臺班子還是一個美輪美奐的劇場,人在舞臺上不斷換裝——嬰兒、學童、戀人、士兵、法官、老年,歸于沉寂——這一過程既是個體生命的時間結構,也是文明秩序賦予人的身份結構。
《羅密歐與朱麗葉》中有一句愛的宣言:“我的慷慨像海一樣浩瀚,我的愛像海一樣深;我給你的越多,我擁有的就越多,因為二者都是無限的。”莎士比亞把愛情從稀缺資源轉變為一種越給予越豐盈的存在狀態。愛不是用來交換的,自身就有一種生成性的力量。它的邏輯不是占有,而是溢出。正因為如此,這樣的愛情書寫更容易讓莎士比亞的戲劇從中世紀愛情觀躍遷到現代主體情感的表達,在各種不同的文化中都能夠被重新理解:它既是青春少男少女熱烈愛情的表達,也是人對有限生命的一次極具價值的形而上的反抗。所以,從時間維度上看,莎士比亞所書寫的并不僅僅是某一個歷史時刻的現實,也是在書寫“人如何處在時間之中”這一永恒命題,包括欲望的自我吞噬、愛情與死亡的同構關系、個體意識的覺醒與遲疑等。這些問題不會隨著時代更替而消失,只會在新的社會語境中不斷翻新。每一個時代的人都能在《哈姆雷特》的猶疑中看到自己的精神困境,在《麥克白》的犯罪中看到迷戀權力的后果,在《李爾王》中看到舊秩序崩塌之后應該如何重新理解親情與存在。
從空間維度上看,莎士比亞的戲劇文本具有很強的“語境穿透性”。它既可以被放置在伊麗莎白時代的倫敦舞臺,也可以在當代亞洲、非洲或拉丁美洲的劇場中獲得新的生命,人物關系和情感結構能夠被不同文明吸收并重新編碼,而不失其核心張力。換言之,它提供的不是英國經驗,而是一種人類經驗的戲劇模型,成為人類情感經驗的普遍的詩性表達,也就可以在不同語言中不斷被翻譯、改寫、再創造。
莎士比亞的作品仍然在新的文化語境中被不斷重讀。他對中國文學的啟示在于:真正的經典不是凝固不變的,而是能夠持續生成意義的文本裝置。所以真正具有世界性的中國經典文學作品,并不只呈現中國的地方經驗,更是要在具體的地方經驗中展現一種可以被反復進入的人性結構——通過中國式的生命體驗,回答“人在當代如何生活”“愛如何在時間中存在”等根本性問題。
如果從莎士比亞的文本延伸到更廣泛的歐洲大陸文學,會發現一個清晰的精神譜系:各國的文學高峰幾乎都出現在世界格局變化之后的“反思時刻”。葡萄牙的卡蒙斯在史詩中書寫航海榮光,同時也隱含著對民族命運未來發展的深思;德國文學從歌德到托馬斯·曼再到卡夫卡,則是在理性國家與現代制度形成之后,對現代性內部問題的持續追問。這些作家的創作不僅僅是日常生活的表層再現,也是探尋理性與秩序的代價、個體在制度結構中的位置、現代文明的危機與新生等,正是這種在自身文明內部提出根本問題的能力,使他們獲得世界性的關注。
真摯的情感可以不斷被再編碼、再組織和再激活
思考中國文學如何走出去,我們也可以轉向當下國外大學的文學課堂與教材的閱讀現場,觀察在今天的歐美知識譜系與教學框架中,哪些中國文學經典正在被反復選擇、講授與重新闡釋。如果以《紅樓夢》的教學與研究為例,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它與研讀以莎士比亞為代表的歐美文學的差異。后者的關注點是諸如哈姆雷特獨白中“個體—權力—存在”的戲劇性張力,而前者則是關注寶玉在各種關系中的位置、在時間中的生成、在天地之間的安頓。文學課堂上所討論的不僅是《紅樓夢》的日常生活書寫,還關注到人物并不是孤立的主體,而是在親緣、情義、禮法與氣氛中生成的存在。究其根源,這種中國書寫方式能夠提供一種超越極端個人主義的想象路徑:人不是先成為“我”,再進入社會,而是始終在關系中成為自己。對當下深陷社會撕裂與身份焦慮的世界而言,中國文學作品可能提供一種重要的倫理資源與新的意義。
另外,中國古典文學作品提供的一種“日常即宇宙”的審美方式也備受關注。從陶淵明的田園到蘇軾的生活書寫,宇宙并不在遠方,而在每日的一餐一飯之中。他們把宏大存在感壓縮進日常生活的創作手法,確實能夠修正全球文化中過度依賴宏大敘事與英雄敘事的傾向,使文學重新回到深有同感且有所啟發的共情語境中。
在圍繞中國文學“走出去”的諸多討論中,盡管筆者始終關注題材的民族性、傳播對翻譯的依賴,也寄望于市場與獎項機制的推動,以及文化政策的助力,但在持續的文本細讀與跨文化翻譯實踐中愈發清晰地體認到,真正能夠跨越語言與文化邊界的,不是辭藻,而是能夠被他者感知、引發共鳴并在異質語境中重新獲得生命的情感架構。作品之所以能夠“旅行”,在于其中的真摯情感被不斷地再編碼、再組織與再激活。作家與譯者都不只是語言的操作者,更是情感經驗的建構者與重塑者,是使心靈得以溝通、使靈魂得以相契的“工程師”。中國文學真正持久而內在的競爭力,最終將體現為一種跨文化的共情建構能力。
(作者:王敬慧,系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外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