絢麗歷史星空與無盡生活之海 ——近五年散文與非虛構創作綜述
隨著當代文學的迭代重構,與大文學觀的理論命名及實踐貫徹,新時代散文與非虛構創作以其真實性、在場性和生活化特質,觀照時代現實、記錄社會變遷、承載個體經驗,拓寬題材維度,革新敘事技法,深化思想內涵,言志抒懷、紀實求真,堅守文體特性,深耕文學本質,近五年來,在文本表達、思想內核、創作規律與審美維度等諸方面,均有令人欣喜的進展。
不能忘卻的紀念
近五年來,從事散文、非虛構寫作的作家通過文學書寫,讓宏大歷史、家國情懷得到具體而豐富的展開,記錄民族解放的光榮歷史,銘刻志士仁人的奮斗與犧牲,為我們留下了許多禮贊民族風骨的佳作。
閻晶明的散文集《同懷:魯迅與中國共產黨人》以獨特的視角,將嚴謹史實考據交融于細膩散文筆法,通過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陳賡、瞿秋白、方志敏等中國共產黨人和魯迅的交往交集,探究了他們之間“同懷”之情,揭示了先進知識分子匯聚起民族解放事業力量的相知相通。張慶國的《綠色的火焰》以國家危亡時期的文化存續為核心,追溯抗戰時期文化活動當事人的生命史、家族史和遷移史,再現這些教育家、戲劇家、音樂家、學者、詩人、出版家、文物專家等的情感歷程和思想活動,禮贊他們在抗戰中為民族文化傳承而頑強堅守的可貴努力。
阿成《我們都是收信人》由祭奠趙一曼烈士、重讀她赴刑場途中寫給兒子寧兒的遺書展開,以個人化視角引領我們走進波瀾壯闊的抗戰歷史,實現與烈士的隔空對話:這封90年前的絕筆沒有封存在過往歷史里,而是回蕩在祖國壯麗的山河大地之間,寄寓著每一位當代讀者都是抗戰精神的收信人和傳遞者的深意。武歆的《在校經樓的那天下午》從尋訪山東日照莒縣浮來山定林寺校經樓寫起,感慨中華文脈與紅色革命歷史在此交疊共生,闡明發揚前輩優良傳統,將個人情感匯入民族精神、把個體情思上升為民族情懷的必要性。
喬忠延的《“每一顆子彈消滅一個敵人”——賀綠汀與〈游擊隊歌〉》還原了革命音樂家賀綠汀創作《游擊隊歌》的歷程。文章說明,這首抗戰經典歌曲之所以能成為動人的“神來之筆”,并非靈光乍現,而是歷經烽火淬煉,也來自思想積淀與升華。海飛的《追光者》書寫雷燁、高帆、徐肖冰、羅光達、俞創碩五位戰地攝影家的事跡:他們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的烽火之中,幾度穿行于生死邊緣,以鏡頭記錄血與火的斗爭,展現出先輩們在戰火里不畏犧牲的光影人生。
趙柏田的《生死危城》書寫淞滬會戰期間上海工廠物資內遷的艱難歷程。作品在對這場民族工業大撤退的立體呈現中,彰顯出巍然挺立的民族精神脊梁。南香紅歷時數年寫就60余萬字的非虛構作品《沒有結束的細菌戰》。作品依托大量一手調查史料,揭露日本侵略者在華研制細菌武器、實施細菌戰,造成鼠疫、霍亂等疫病肆虐;揭露戰后日美串通掩蓋這段歷史真相的行徑,深刻控訴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本質,為中華民族伸張正義。
擦亮民族精神底色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與魂,是滋養民族心靈不可或缺的源泉。當代作家懷著對中華文脈的敬畏之心,以散文及非虛構的文體傳承、轉化、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或重述闡釋傳世經典,或梳理民間歷史文化,為讀者奉獻出諸多擦亮民族精神底色的佳作。
想要讓經典真正走進當代讀者的精神世界,需要合適的闡釋路徑。《極限聊齋:王蒙神侃〈聊齋〉》體現出強大的文化整合能力。作家王蒙舉重若輕地將小說重述、隨筆雜談、文學批評熔于一爐,沿著經典作品中人物情感、意象與人性走筆,借聊齋中的故事講述當今日常事理。作品打破雅俗之間的壁壘,在經典與現實之間建立對照關系,將《聊齋志異》從固化的解讀框架中解放出來,引導讀者透過奇幻瑰麗的情節,體察生活本相,直指當下人們的精神困境。王蒙還以《詩詞中國》放眼三千多年中華詩歌史,解讀鑒賞古典詩詞經典,在其中求詩情、求詩心、求詩美,開掘了古典詩詞豐富而神秘的精神內蘊,拓展了無限解讀的可能性。
面對《春秋》《左傳》《國語》《史記》等典籍,李敬澤一直致力于以散文隨筆的形式,對經典作出富有個人風格的文學轉化。他近年推出的《我在春秋遇見的人和神》《破空:春秋異客傳》等作品,探尋從古至今中國人的人性、情感與智慧,打通經典與現實生活的關聯,引導讀者親近經典、體悟傳統智慧。張銳鋒懷著強烈的責任感,探尋西周到春秋近600年間晉國大地上的歷史,敘寫200多位歷史人物的風云際遇與內心世界。《古靈魂》用第一人稱敘事交織起當下與歷史兩個時空。作品以跨文體的實驗文本,展開對從帝王將相到仆從、漁翁、樵夫、畫師、苦役等各色古人心靈世界的探察。
打開郭文斌的《中國之美》,撲面而來的是作家對中華民族風俗之美、節慶之美、禮儀之美與鄉愁之美的熱愛和眷念。全書將細膩、溫婉、熱情的筆觸獻給自己鐘愛的優秀傳統文化,字里行間處處洋溢著作家對傳承優秀文化的熱情。王旭烽的《茶事筆記》熔茶史、茶人、茶畫、茶器、茶俗、茶理于一爐,以散文隨筆為體、歷史敘事為脈,揭示“從一片葉子的啟示而形成的哲學、宗教、信仰、世界觀”。作品在方寸茶盞之間,映照出中華文明的千年流變、世界文明的交融互鑒,彰顯出中國人“精行儉德”的精神底色。
韓建民的《煙火深處:傳統文化根脈在故鄉》書寫對故鄉河北獻縣堯上村的精神感悟。作者從看得見的景物寫起,回溯摸得著的傳統,再上升為藏于心底的精神,讓人們在那些樸素真實的故事里,摸到文化的體溫,也尋得傳統的根脈。盛文強的《妖怪印刻》爬梳木版年畫等民間圖像的流變,將文史考據與民間敘事結合起來,挖掘民間美學與世俗智慧。他的《禿尾巴老李故事集》承續我國志怪文學的傳統,通過民間故事,探尋古老中國的奇幻想象力,打撈漸行漸遠的民間信仰,讀來意趣盎然。
留存記憶抗拒遺忘
從某種意義上說,文學就是對記憶的展開、重塑與留存,是抗拒遺忘的自覺行動。人類以此為自己的繁衍生存找到來路,樹立路標。近年來的散文和非虛構創作從家族、故鄉、親人與自我的深井與溪流中,不斷汲取鮮活的源泉,澆灌出迷人的花朵,拔節出壯碩的精神大樹。
陳建功的《請在我臟的時候愛我們》以18歲下煤窯采煤“面對侏羅紀”,到28歲上大學這十年間的礦工生活為主要內容。作品以自嘲、反諷的語風,訴說往昔際遇、坎坷歷程和創作起步,也對自身在時代顛簸中努力尋找自我的起伏,給予可貴的反思與解剖。馮驥才以《清流:五大道生活(1942—1966)》又一次重返生命河道。他從建于20世紀20年代的天津五大道,回到寧波慈溪五馬橋祖居,將家族往事、求學謀生和親友交往娓娓道來,以個人成長軌跡折射地域文化與時代變遷。肖復興以《老街》等為代表的散文,意在讓記憶與情感找到結實的落腳處。作家講述在西打磨廠老街經歷的成長,既是對個人年華的追憶,也藏著超脫具體事件的情感教育與人生選擇。王劍冰的散文集《時光呼嘯》所收篇什貫徹了他對寫作的認識,那就是用心看見生活、用情記錄時光,以書寫讓普通的日子擁有文學的溫度與恒久的生命力。
趙麗宏的《為母親作畫》記述自己在百歲母親失語后,用白色寫字板、四色水筆和四顆紅磁石為母親作畫的經歷。作者不放棄與年邁母親的特殊交流,在沉默中見深情,也完成了一次對陪伴、告別與生命永恒的哲學思考。彭程除了懷念愛女的《杯子上的笑臉》,還有散文集《有所思》等。這些文字反映了經由身邊草木、山河行走、讀書寫作,貫通人與自然、古與今的哲思,凝聚著他對生活的長期思考。李娟繼發表《夜行車》和《馬戲團的最后一次演出》后,在《花城》開設專欄“致流浪的母親”,為我們展現了一個由缺席的“北方無所不能的女王”,漸漸成為具體而真實的母親形象的過程,讀來令人感佩。裘山山的《父母大人》以雙親遺留下的大量通信為依據,講述了兩位上世紀20年代出生的知識分子一段跨越戰火的人生坎坷,以及60余年夫妻的無悔相守。這也成為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命運的真實縮影。薛舒的《生活在臨終醫院:最后的光陰》記錄父親從精神告別到生命終結的旅程,也見證醫院護工、其他病人和家庭的困境。作品從個體照護經驗升華為老齡化社會審視,極富現實啟迪價值。
陳沖用散文集《貓魚》記下消逝的時光以挽救記憶,用文字復活被遺忘或被掩蓋的過往。作品中那些細碎的痛苦、惆悵、悔恨或歡欣,承載了從家族到個體在時間中被重塑的點滴。楊獻平的《故鄉慢慢明亮》延續了作家有關南太行鄉村書寫的一貫風格,角度平視,深沉蘊藉。他回望自己從童年、少年到青年的生活與情感經歷,也顯出精神游歷者的特質。羅大佺的《故土難離》記錄川西南農村鄉土風物、淳樸民情和優良家風,曉暢明朗,樸實簡潔。索南才讓的《前方有我青銅茶飲》以少年視角記下家庭與鄰里的日常起落,挖掘藏族少年生命記憶,折射出少數民族作家向往遠方的心路。
蔡天新的《海邊的男孩》重在寫一座小城如何以其海邊文化的成色,孕育和托舉一個充滿幻想的少年。臺州的前世今生與地方志、科學史與成長敘事融為一體,一幅幅地域和歷史文化景觀引人入勝。黃向輝的《南昌路上》《我的上海》運用了一種近似于微觀史學、社會學的手法,很好地實現了歷史與現實、人與城的互證。而自我人生經驗的調動,又為文字打上了“邊塞滬一代”和“滬上疆二代”的特有印記。周蓬樺的《烏鄉薄暮之書》、何江的《過往皆為力量》和聶雄前的《鵝公坪九歌》等作品,也以極為個人化的對故鄉的書寫,通往對時代的深度表達。
“且將遠方作故鄉”
在近五年的散文與非虛構創作中,一類寫作向內回歸自我、故鄉與既有的人生經驗;另一類同樣引人注目:作家走出熟稔的生活,去往陌生的地域,邂逅原本素不相識的群體,在獲得全新生命經驗后寫下作品。后一類寫作拓展了文學的表現疆域與審美視野。
阿來的《大河源》以實地探訪黃河源沿線的村莊、河流、濕地和沙漠為線索結構作品,熔博物、歷史人文和現實于一爐,刻畫出黃河源自然景觀、地質變遷和多民族交往的多樣圖景。徐劍的《閱山河》以“且將遠方作故鄉”的熱情描摹山河勝景,感悟歷史風云、高原秘境,歌吟心靈與自然的和諧共生,視野宏闊,境界悠遠,直指人心。蘇滄桑的《宇宙語言09:09》寫一次“到世界去”的旅行,借這段旅程寫出作者對宇宙萬物一體性的領悟;這種感悟超越語言,仿佛化為宇宙語言本身。
王愷的《地球上的陌生人》以14篇散文描摹流動的物質世界、恒常的生老病死,立足當代生活里的吃穿用度、婚喪儀軌,勾勒出豐富的人生狀態。易小荷深入偏遠鄉野,寫下《鹽鎮》等非虛構作品,生動記錄了女性被遮蔽的生存處境。七堇年的《橫斷浪途》書寫跨越橫斷山脈西部的地理探索,不斷展開與自然的多維對話,讓我們對西部地質風貌、生態現實和人文圖景的認識變得豐富而開闊。
王耘的《還俗——在伽藍與塵世之間》用田野調查式筆觸,記錄已還俗者的多樣過往、內心歷程與人生選擇,呈現出生命的復雜性,以及生命與現實錯落交織的狀態。李穎迪的《逃走的人》寫的是遠離社會正常體系,走入黑龍江鶴崗、河北燕郊、河南鶴壁、安徽淮南等生活成本較低的二、三線城市的人群的生存狀態。作品挖掘他們的生活邏輯,分析他們選擇避世“隱居”的無奈與合理性,也讓我們的閱讀抵達更為遼遠與陌生的生活角落。
寄情山海以自然為師
山川萬物、鳥語蟲鳴、河流湖泊、一草一木,歷來讓從事散文、非虛構寫作的作家生發出“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的豪邁情懷,而新時代以來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生態治理發生的巨變,更激勵了作家的生態文學創作。
長期致力于生態書寫的葉梅,在《知春集》中以細膩筆觸賦予山川草木、鳥獸魚蟲以生命與靈性。無論是對青海湖裸鯉億萬年生存史的敬畏,還是對長江黃河等江河文明的深情,文字都兼具詩性與哲理,隱喻生態變遷與人的覺醒,以意象和細節向大地深情告白。劉亮程在《我的孤獨在人群中》《大地上的家鄉》中,依然對鄉村萬物、田園景觀保持著“鄉村哲學家”般的凝視與反思,傳遞出對大地之美的憂郁與感傷。
陳應松的《神農野札》《月亮粑的故鄉》,聚焦對大自然和生態的細致觀察,反映了他對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思考。王族近年連續推出《狐貍有九個想法》《判斷者說》《植物呼吸,動物奔跑——西部生物志》等,不單講述自己的人生與新疆風物的故事,也寫出人與動植物的血肉聯系。他與大自然相處得平靜自得,文字色彩濃烈,筆觸質樸。朱朝敏的《以雨水之名》《渡與歸》等,以散文方式記敘長江中下游的曼陀羅、螢火蟲草、橡子樹、江豚、白鶴等,寫下對百里洲萬物的細致觀察與敬畏之情。
《草原》雜志多年倡導自然寫作,從理論、實踐和評論等多個層面推動生態文學與邊地寫作結合。國內許多作家積極參與其中,收獲了豐碩成果。艾平的《天生草原》融合草原風情、游牧記憶與當代生態反思,深入發掘游牧文化與當代生態保護觀念的契合之處。安寧的《萬物相愛》《陰山下》展現溫柔起伏的大地,感恩牧人與花草樹木、飛鳥野獸對寫作的啟示。傅菲的《人間珍貴》被譽為一部“田野鄉村生命志”,作品深入贛鄱大地肌理,找尋山川景物對個體、家族和村落的意義。北雁的《洱海筆記》以對洱海生態文化的行走考察結構敘事,鄉愁的回望與歷史遺跡的尋訪均圍繞生態重建和新生展開。杜梨的《小耳木兔失落于永定河》通過對永定河流域北京境內觀鳥活動的描寫,寫出了作者“除了自然,沒有老師”的執念。這些生態文學與自然寫作,大多以溫婉智性的文字,呼喚當代人在感受自然、觀賞萬物的過程中,學會如何與自我、與世界共處。
“本書故事純屬非虛構”
大文學觀與新大眾文藝的興起,進一步重塑散文與非虛構寫作的創作生態。創作主體的重構、寫作圈層的擴容,促成大眾寫作普及與文學代際迭代之間的多向賦能、多向共振。散文與非虛構寫作因其真實性、在場性、生活化等特質,扎根普通民眾的生存現場,深度觀照個體與群體的豐富生活,不斷拓展自身的創作維度、豐厚精神內核,使新大眾文藝扎根現實、映照時代、傳遞溫度的核心價值,在文體革新中得到更好彰顯。
王計兵的非虛構文集《成珍》以離世母親的名字作為書名,想用文字將“母親”留在這人間,講述關于故鄉、父母、漂泊以及生存的一段段往事。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遞》以多年快遞從業經歷為依據,還原城市快遞從業者的日常勞作、薪資困境、職場壓力與生存現狀,展現了勞動者在高強度體力勞動、局促生存空間中的自我精神堅守,讓大眾透過文字看見他們的真實生存圖景。
邊繪畫邊寫作的王柳云,在《青芥人生》中以自傳體形式記錄自己對生命與藝術的思考,呈現普通人在平凡勞作中尋找精神安放的軌跡,也表達通過閱讀與行走拓寬生命維度的決心。瑛子的《擦亮高樓——清潔女工筆記》解鎖城市底層勞動現場,將鏡頭對準城市高樓背后的清潔女工,記錄她們高空作業的艱辛、不為人知的職場風險與平凡生活中的堅守。李文麗以親歷者視角創作《我在北京做家政》,真實記錄家政服務的行業日常、階層隔閡,細膩呈現女工隱忍的生命狀態。
陳年喜的《一地霜白》《峽河西流去》《人間旅館》等散文作品延續底層紀實的創作品格,扎根礦山勞動現場,書寫了產業工人的生存苦難、精神堅守與生命思考,拓寬了新大眾文藝非虛構寫作題材領域。《我的老娘八歲半》以艾苓與母親姜淑梅母女合著的溫情形式,跳出底層勞動紀實敘事,從家庭的微觀視角詮釋普通民眾的生活智慧與生命力量,以富于生活化的散文筆觸記錄了親情日常與歲月靜好。王戈多有著十余年醫院行政工作經驗,他的《醫院是座動物園》為我們描摹了發生在醫院里的醫患喜劇、悲劇。作者在扉頁上寫下“本書故事純屬非虛構”,以一種巧妙而幽默的方式暗示:還有更多令人驚異的真實故事,其實還遠遠沒有被我們了解。
袁凌的《我的皮村兄妹》以北京皮村北漂打工群體為寫作對象,秉持深沉的人文關懷,細致描摹范雨素、陳年喜、林巧珍、史魚琴、寒雪、小海、萬華山、王春玉、王德志、王海軍、小付等一眾普通異鄉打工人的精神園地與內心世界,對他們的非烏托邦式刻畫,更讓我們看到這些人在勞動性生存與創造性生存之間反復搖擺的深層原因。
“一個寫作者能改變的只是自己”
閱讀鑒賞、寫作感悟、創作甘苦,同樣是散文和非虛構的重要題材。五年來,不少寫作者立足自身的創作評論與翻譯積淀、閱讀經歷與生命體驗,以隨筆、講稿、文論或研究文章等形式,探尋創作深層邏輯,解析寫作內在規律,搭建起創作者、文本與讀者之間的橋梁。從這些心血之作中,我們不時看到作家在突破自我的道路上的掙扎與悲欣。
張煒的《文學的八個關鍵詞》從多年創作經驗出發,提煉出童年、動物、荒野、海洋、流浪、地域、恐懼、困境這八大文學核心關鍵詞,八個維度層層遞進、互為支撐,構成了創作最核心、最本質的表達體系。作品帶領我們跳出碎片化文本閱讀,穿透文字表層敘事與修辭,讀懂經典作品背后的生命思考、精神掙扎,去眺望更美、更綿長、更豐富的一切。葉兆言的《嶺南十三講》以作家在香港嶺南大學的文學講座為基底,以溫煦質樸的語言將數十年的創作感悟、文學思辨與人生閱歷娓娓道來,沿著“認清自己是誰”“從三流作家到一流作家”“中學為用或中學為體”“詩到語言為止”等命題,深度挖掘魯迅、契訶夫與福克納等作家經典作品的精妙內核,引導我們突破狹隘自我視角,掙脫小我桎梏,在文學浸潤與人生求索中開拓視野、沉淀心性,抵達包容與通透的格局。
黃昱寧的《故事的講法》使用筆記體的手法,將小說、喜劇、影視劇、脫口秀、紀實文學以及藝術表演等多種形式塞進“故事”這個百寶箱。由中外名作細讀入手,進而探究動機與素材、懸念與反轉、時間與空間、變形與改編、類型與主流等諸種敘事根本命題,突破“精神內核+實操技法”路數,細致解鎖了故事生態的秘密。周曉楓在《散文》雜志開設專欄“小練習曲”,分享散文創作感悟,話題涉及天賦、訓練和手感、自我與他人、童心、準確、創新、AI寫作與手搓、風格等。她認為,藝術如同獨角獸,既觸手可及又遙不可及,靠作家頭腦和血液里的氧與能量才能養活。李浩的《匠人坊:小說十二可能性》圍繞涉及小說現實、寓言、荒誕、復調、魔幻、幽默、思辨、互文、碎片、意識流、時間、深度這12種可能,點出創作技法誤區,提供了解讀小說文本的精細化審美視角。還有一些青年批評家,從對中外作家經典作品的文本細讀與解析入手,在解讀他們作品的時候,也將其生活故事展現出來,揭示文學如何影響生活、生活又如何影響文學的具體過程。在他們筆下,偉大的作家們成為火炬,照亮通往窄門之路。
認出人類內心的風暴
人類的精神世界有多異彩紛呈,散文與非虛構寫作的面貌便有多豐富。近年的散文與非虛構寫作努力突破傳統樣態的慣性,彌補偏重抒情或新聞報道的局限,以諸體競發的態勢探向人的靈魂深處。
口述體散文方面,“文壇祖母”楊苡講述、余斌撰寫的《一百年,許多人,許多事:楊苡口述自傳》,奏響了一曲歷經軍閥混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以及從重慶隨中央大學北返南京的多重心靈變奏,為口述體挖掘內心提供了藝術借鑒。書信體散文方面,鮑爾吉·原野的《萬物凝視》破空而出,以擬人化第一人稱書信體形式,將寫信人和收信人置換為動植物和器物,通過蝴蝶、波斯菊、野蜜蜂、土撥鼠、花大姐、黑樺樹、風滾草等生物,以及拴馬樁、沙粒、灰塵、馬鐙、戒指等器物,一來一回書信對話,融合散文、童話、散文詩甚至小說手法,令心靈表達天馬行空。
筆記體散文方面,劉醒龍的“地理筆記”三卷本中的“我”,行走中進現場、見眾生,傾訴觀察中的局限、困惑,與山水、歷史和人共情。一個親歷者、對話者和靈魂自省者的形象躍然紙上。日記體散文方面,俞天白的《生命在路上:旅途雜記》多記錄行旅見聞交往及所思所感,凸顯其內心律動。詞典體寫作方面,普玄的《丹水詞典》以方位、食物、疾病、行為、植物、群體、器物以及豁撮、搓脖子、把兒悶、拍話、眼氣等極富地方性的詞條,面對一條河、數代人的變遷,在極具方言特色和地方性表達中,勾勒出流域和庫區人們深邃的內心世界。
對話體寫作方面,無論是舒晉瑜的《傾談錄:深度對話魯獎作家》與35位獲獎作家人生追求與創作心路的面對面探究,還是高淵的《擇一事,終一生》對多位學者和大師后人、同仁及研究者的訪談,都凸顯了這一文體對人靈魂和精神世界的揭秘。微觀史學方面,與胡文輝《接吻的中國史》,侯印國、李嘉宇的《中國擼貓簡史》等“簡史”類作品不同,王永勝以曾經的口吃者身份創作《口吃簡史》,更多代入個人體驗,以切片式的微小敘事,寫出了古今中外受“口吃”困擾的人們的靈魂掙扎。
凡此種種,難以盡數。近五年的散文與非虛構寫作,從不同側面呈現出文學與時代、個體與社會、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多向調適。在網絡化傳播與媒介賦權的環境下,碎片化、娛樂化、功利化傾向正在對純文學創作形成沖擊。但我們應該相信,只要堅守文體的本質屬性,秉持大文學觀,散文與非虛構寫作領域必將涌現更多思想深刻、敘事鮮活、直抵人心的佳作。
(作者系中國作協主席團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