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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說盡的話 齊白石把它們刻在印里
來源:北京青年報 | 鮮卓恒  2026年11月20日08:11

“大匠之門” 白文 齊白石

在北京畫院美術館看齊白石的篆刻,一層有兩方印,讀起來像是不同的兩個人說的話。“寂寞之道”四個字,齊白石沒有說寂寞在何處,讀的人容易把自己的心事放進去。另一方“年高身健不肯作神仙”,口氣倒很清楚。好處已經占了兩樣——年高,身健——給個神仙也不肯做。我喜歡那個“不肯”,里面多少有點得意。

《大匠之門》里加重的一筆

這次展覽的題目是“決不回刀——齊白石的金石文心”。此前讀“決不回刀”這四個字,我也很容易從用刀想到做人,尤其看了三層那些批評齊白石的話,總覺得他那一刀刻下去,也有不肯向人低頭的意思。可齊白石說起為什么這樣刻,打的比方是寫字:下筆之后,不喜歡沿著原來的筆跡重描。展覽海報選了“大匠之門”這方印,偏偏是這方,其中一筆用過復刀。

“大匠之門”為白文(陰刻),印面約3厘米見方。印蛻右上方是“大”字,一橫的兩端垂落,與撇捺一起形成四根垂筆,從橫畫向下伸,粗細、長短有別。左下方的“門”字內留著一大塊紅,視線到了這里,可以稍停一停。“門”與“匠”挨得很近,使得印面中央形成一處白色——雖然四個字占位平均,讀到“匠”字時目光卻能順著這一處白,直接走進“門”字里。

北京畫院美術館原館長鄭智威撰文指出,“大”字四根垂筆中,左起第二筆用了復刀。對照印蛻看,那道白比鄰近幾筆寬,旁邊的紅也隨之變窄。這里多用一刀,幾根豎畫之間的輕重便有了變化。幾道豎筆排得近,假如寬窄相仿,“大”字那一角便近于齊刷刷的一排。現在其中一筆重了,其余幾筆的細和利落也更突顯了。

鄭智威也談到“門”與“匠”之間的崩口,將它歸于兩筆相鄰處石頭的偶然崩裂。回頭看這兩處白,一處是把刀再往石上用了一次,另一處是石頭順著刀鋒多落了一點。

三層展出的“心游大荒”,是齊白石1938年為近代著名畫家朱屺(qǐ)瞻刻的,也是四字白文印,邊長約2.5厘米。“心”字給右上角留了一塊開闊的紅,臥鉤一筆向右漸細,斜斜地抵到印邊。這一筆本身很細,卻把上下兩部分的輕重分了出來。左下角“荒”字的幾道垂筆略有彎曲,伸到印底,筆與筆之間的紅也跟著寬窄不一。

把其余三個字遮住,兩方印的“大”字立刻顯出差別。“大匠之門”的“大”在右上,垂筆收在字內,與左側“匠”字的橫畫遙相呼應。“心游大荒”的“大”落在左上,長線一直抵近底邊,再往下就是紙了。同一個字,換了三個鄰居,連一筆在什么地方收住,都跟著變了。

“單刀沖刻”說明了用刀的一種辦法,至于為什么這一筆可以長,那一筆需要加寬,還是得回到方寸石面上。

被磨掉的和留下來的

2012年舉辦“三百石印富翁”時,北京畫院就考慮過“決不回刀”這個名字。14年后重新啟用,展覽想從齊白石刻過什么,追問到他為什么這樣刻。

二層把“西泠八家”中的丁敬、黃易以及清代書畫家、篆刻家趙之謙的作品與齊白石摹習前賢的作品放在一起,看過這排展柜,他從哪里學起已經相當清楚。

齊白石在《白石老人自述》里記得很清楚,他在篆刻引路人黎薇蓀家見到趙之謙的《二金蝶堂印譜》,借回去,用朱筆把印樣勾下來。他對自己勾得像頗有把握,說是和原本一點也沒走樣。

展廳里也留了一處供人勾摹這部印譜的地方。看印時,一根長線往往一眼就過去了。拿筆沿著它的輪廓走,到收尾處,就得看清它是漸漸細下去,還是忽然齊頭截住,和旁邊那一筆究竟隔了多少。可即使勾得和原本一樣,紙上留下的也是刀走過以后的樣子。輪到自己拿起一塊石頭,第一刀從哪兒下,還得另想。

三層爭議墻上“刀法太爛”四個字,大概是全展最容易記住的一句批評。1900年前后,黎鐵庵(黎薇蓀六弟)替譚氏兄弟向齊白石求刻十余方印。金石家丁拔貢貶低齊白石刀法太爛,譚氏聽信后,便把那些印磨掉,請丁拔貢重刻。

挨這句罵的時候,齊白石正在學丁敬、黃易。那十余方印已經磨掉,丁拔貢究竟嫌棄哪一筆,今天無從對照。幾十年后“心游大荒”上留著的齒狀線邊,也不能倒過來充當那場爭論的證物。后來齊白石篆刻名聲大振,譚氏又來請刻,齊白石也不計前嫌接了。在后來的自述中,齊白石談起此事稱:“人情世態,就是這樣勢利啊!”

剛在爭議墻上讀過別人罵他“野狐禪”,再看刻印“吾狐也”,我幾乎把這三個字念成一句回嘴,連口氣都替齊白石想好了。可他在邊款里說,自己生性多疑,知道這是個短處,刻下來聊以自嘲。一方印蘸泥落紙,“吾狐也”三個字跟著那張紙走了,解釋刻印緣由的幾行小字,仍舊留在石頭側面。

二層還有一方丁敬的長句印,“閉戶讀書累月不出,登山臨水竟日忘歸”。同樣是讀書,到齊白石的印里成了“一息尚存書要讀”。平時說“要讀書”,他把“書”字放在前頭。整句話念下來,“書要讀”三個字像是說給自己聽的。

齊白石肯把尋常話刻進石頭,也很清楚哪些話要寫在紙上。“三百石印富翁”里的“富翁”,家當是刻印的石頭。到了自書潤例前,才見他跟求印的人談起真正的生意。展出的四份潤格橫跨1903年至1948年。比起從標價的起伏揣測身價,我更留意其中謝絕請托的條件。

除了標價,齊白石還寫明“印語俗不刻”。對求印的人來說,要預備的不只是潤金,還得想想自己擬的那句話,刻的人肯不肯接。讀到“石丑不刻”,才想到求印的人帶來的那塊石頭,也要先過齊白石的眼。潤格管的是交易,不管某一筆刻得好不好;但市場先認了他、主流印壇后認他,這個時間差本身就在改寫“什么算好”的標準。

畫上畫外的印

平時看畫,認出畫家,讀完題款,散落在畫中的印章常常一眼帶過。這次展覽把順序倒了過來。一層先看刀痕,辨朱白,到了四層“刀鑄文心”,又把人帶回看整張畫的距離。站在能看全一幅畫的地方,已經能看見印的朱色,印里的字往往還讀不清。這時可以看看它和題款末字隔了多遠,旁邊的一筆墨落在哪里。走近以后,那一小塊紅才重新有了字,有了字間的空隙。

一層展廳里,講到宋徽宗的“宣和七璽”和乾隆帝的“乾隆五璽”,目光便從一方印移到整卷書畫,去看印落在哪里,又與哪幾方合用。按北宋宮廷的宣和裝格式,“政和”“宣和”兩印鈐在書畫本幅與后隔水的接縫處,一方印橫跨畫心和裝裱用的絹,連當時兩者如何相接,也留下了痕跡。清宮用印又與書畫著錄有關。“乾隆御覽之寶”與“石渠寶笈”等印成組出現,給今天的觀者留下了查考清宮收藏的線索。平時看畫,目光多半停在畫心以內。遇見這樣的手卷,還得把視線往外移一點,那方印的一半,可能正在畫外。

印里還可能有一句題款沒有說的話。齊白石1934年的《無量壽佛》,題款寫明為仲光先生供奉,末署“齊璜”。畫上鈐有“白石翁”和“行高于人眾必非之”兩方印。讀到“白石翁”,和落款還能接上。另一方卻說,一個人的行事高出常人,眾人便會非議他。剛才還在讀一幅供佛圖的題款,到了這里,話題忽然轉向畫家怎樣看待人情。至于當時有無具體所指,僅憑這方印難以坐實。

臨走再看“大匠之門”,我留意的已經是“大”字幾根垂筆之間的紅。海報把那道白放得很大,回到3厘米見方的印面,它只比旁邊幾筆寬出一點。連它旁邊收窄的那一線紅,我也看見了。

供圖/北京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