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蔡元培和他的時代,我們還可以得到什么?

蔡元培側面浮雕像 劉開渠 1986年

《西游漫記》之一 張光宇1945年
帶三歲的女兒到南京藝術學院美術館的“蔡元培和他的時代:20世紀中國美育的歷史進程”看巡展。她停下來的地方,不是蔡元培的巨大雕像,也不是林風眠或徐悲鴻的畫前,而是張樂平的“三毛”和一組畫風、內容前衛到近乎“不像那個時代”的連環畫——張光宇的《西游漫記》。她當然不知道蔡元培是誰,也不知道“以美育代宗教”是什么意思。她只是被那些畫本身吸引了。
蔡元培的美育“回家”
這讓我在走出展廳之后,反復想起蔡元培1912年在南京寫下的那句話:“美育之實施,直以藝術為教育,培養美的創造及鑒賞的知識,而普及于社會。”展覽序言把這句話放在最前面,當然是恰當的。但一個三歲的孩子在展廳里停下來這件事提醒我,“普及于社會”從來不是一個由策展邏輯自動兌現的結果。它發生在某一個具體的觀看瞬間,發生在某一件作品恰好越過闡釋、直接作用于一個非專業觀眾的時刻。
展覽開幕式用“回家”來形容這次巡展落地南藝,這個說法有扎實的史實支撐。蔡元培長期擔任南藝前身上海美專的校董會主席,1918年題寫“閎約深美”四字,至今仍是南藝校訓;同年他又推動成立國立北京美術學校(中央美院前身),一南一北兩所院校同受其美育思想滋養。1912年他在南京提出“五育并舉”,使南京這座城市成為中國現代美育的制度起點。展覽巡至南京,確實有一種文脈回返的意味。
“家”的墻壁上掛什么,遠比“回家”這個動作本身更能說明問題。展覽分列五個篇章,200余件作品與文獻構成一條清晰的論證鏈:人格感召、制度奠基、藝術轉型、當代回響、文獻確證。這是一個嚴整的學術框架,也符合國家藝術基金傳播交流推廣項目對系統性的期待。然而,真正讓一個非專業觀眾停下來、讓一個不懂“美育展覽”為何物的孩子為之駐足的作品,恰恰不完全落在這個鏈條里。
審美背后藏著更重要的東西
漫畫家廖冰兄的《禁鳴》是一件讓我很震撼的作品。這幅畫最初繪于1945年,原題《梟暴》,畫的是“黎明前光明與黑暗的搏斗”:一只梟(貓頭鷹)死死咬住公雞的嘴,妄圖把黑暗永遠留住。1979年初,廖冰兄重繪此畫,改題《禁鳴》,獻給被割喉槍殺的張志新烈士。
從《梟暴》到《禁鳴》,相隔34年,畫面構圖大體未變,但“被禁之聲”的所指徹底轉移了:1945年指向的是黑暗對光明的壓制,1979年指向的是一個偉大的人在殘忍的暴力面前被剝奪了發出聲音的權利。改題這個行為本身,就是一段未被展覽充分展開的歷史。它提示我們,蔡元培所構想的“美育”在20世紀中國的命運,并不只沿著“制度奠基—學科建設”的溫和線索展開,那些以憤怒、壓抑、諷刺為情感底色的創作,同樣生長在這片被美育思想松動過的土壤里,但它們所回應的問題,遠比“培養鑒賞知識”要沉重。
張光宇的《西游漫記》構成了另一重值得細看細想的偏離。這一套60幅的彩色連環漫畫創作于1945年夏秋的重慶,張光宇自己在1958年的自序中說得非常明確:“內容主要是諷刺當時重慶反動的國民黨政府的黑暗統治。”
他選擇神話隱喻,不是因為偏愛傳統形式,而是因為當時“諷刺漫畫的發表以及出版受到壓制”,只能以展覽的方式繞過審查。換言之,《西游漫記》的“藝術性”本身就是策略性產物。當一個沒有任何美術史知識的孩子在這些畫前停下來,是因為畫面本身的想象力和色彩具有自足的生命力,但這種生命力最初的來源,恰恰是一種無法直說的憤怒。
展覽將這件作品安置在“東西互鑒”的篇章中,強調其裝飾風格與民族形式的創造性,這當然沒有錯。但如果“互鑒”的敘事完全過濾掉它作為“被壓制者的表達”的出身,那就低估了它“討喜”的外表背后藏著的重量。
常玉的小鹿速寫則引出了另一條容易被忽略的線索。常玉1921年赴法,直接動因是蔡元培號召的“勤工儉學”風潮。蔡元培的美育構想在這里不是以“作品主題”的方式在場的,而是以“人的流動與視野的打開”的方式在場的。
常玉后來選擇了與徐悲鴻、林風眠截然不同的道路,留在巴黎,不循正規美術學院,而是進入氛圍自由的大茅屋藝術學院,最終成為巴黎畫派中極少數的華人代表。這條線索提示的是:美育最實質的結果,往往不在于“培養了符合某種理念的藝術家”,而是“釋放了不被某種理念所框定的人”。
“以美育代宗教”其實并不溫和
把這三件作品放在一起看,展覽五個篇章便顯出了它的敘事邏輯。五個篇章的排列方式:從“先生之風”的人格感召,到“美育立校”的制度奠基,再到“東西互鑒”的藝術轉型、“百年回響”的當代延伸、“文脈留聲”的文獻確證,構成了一部相當完整的“美育制度史”。它講述的是蔡元培如何將一種思想轉化為學校、課程、校董會、展覽和出版物。這本身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成就,展覽對此的梳理也很扎實。
但“以美育代宗教”在1917年被提出時,其最初的鋒利之處并不在制度設計,而在一種判斷:宗教已經無法承擔陶冶情感、安頓精神的職能,需要用普遍性的審美來取代它。這是一個關于精神權威之替代的激進命題,它攜帶的挑戰性,遠遠超出了“美育有助于人格養成”的溫和表述。
展覽選擇以“教育制度”而非“精神危機”作為敘事主軸,使觀眾看到的更多是美育的“建設性后果”,而較少觸及美育最初所回應的那種“精神上的不滿足”。這說不上是缺陷,但它是個選擇,而且這個選擇,決定了廖冰兄和張光宇的作品在展廳中顯得像“例外”,而不是“題中應有之義”。
展覽之后的未完待續
回到我那三歲的女兒。她顯然是喜歡這個展覽的,她不需要有人給她介紹這里面的“大人物”,她有自己的觀看節奏。她喜歡這里,跟理不理解蔡元培毫無關系——《三毛》《西游漫記》還有很多我沒細說的作品,本身就很有趣。這大概才是關于美育展覽之公共性最誠實的檢驗標準。
蔡元培在1912年所說的“普及于社會”,從來不是指把一套思想觀念灌輸給盡可能多的人,而是指讓盡可能多的人有機會被藝術本身所觸動、所改變。一個展覽是否真正延續了這種精神,不在于序言中引用了多少蔡元培的原話,而在于展廳里是否真的有作品能夠越過闡釋的屏障,直接作用于一個沒有準備的人。
“百年回響”篇章試圖證明蔡元培的“完全人格”理想在當代美術創作中仍有回響。但真正的回響或許不在于反復確認“他的思想至今仍有意義”——這一點已經無須證明——而在于敢于呈現他的思想在當代面臨的新條件:當藝術教育的制度框架遠比1912年完備時,美育最原初的那個沖動,讓審美經驗成為塑造公共的人的力量,是否反而變得更難以辨認了?當“美育”成為一個學科、一個項目、一個展陳類別的時候,那個在1917年試圖以審美替代宗教來安頓精神的蔡元培,和那個在1945年用一只被咬住嘴的公雞來控訴黑暗的廖冰兄之間,究竟是怎樣一種關系?
展覽把他們都請回了“家”,但“家”里最要緊的那個問題——“以美育代宗教”原初的精神替代沖動,和后來被制度化、學科化、展陳化的“美育”之間,究竟是延續還是稀釋——展覽沒有正面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