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書余記——一個愛書人的回望與自白

作家梅娘(1920-2013)于北平淪陷時期非常活躍,發表的作品遍布古城雜志報章,可謂凡有報刊處即有梅娘,結集的有《魚》《蟹》,故被戲稱為“水族作家”。

此期《萬象》封面畫取意高適“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

一九一四年第九期《游戲雜志》封面畫,取意白居易《以鏡贈別》句“因君千里去,持此將為別”。
人生或可分為三個階段,假設你能活到九十歲或更多,且將三十年設為一個階段。“三十而立”乃人生第一階段之結束,同時開啟第二階段;“六十耳順”乃第二階段之結束,第三階段之開啟。我人生的搜書之旅,開始于三十而立,而今我亦逾古稀之年,“讀日無多慎買書”,本不該再以搜書為日課了。
現在所謂的“搜書全記”是這么計算出來的:我已出版《搜書記》《搜書后記》《搜書劄記》,這二十六年的“搜書記”加上沒有出版過的二〇一三年至二〇二〇年的搜書日記,合并修訂整理為“搜書全記”[即《搜書記(1986—2020)》,中華書局2026年5月出版],以圖完整地回顧一個愛書人的辛苦路。有沒有一點“三十功名塵與土”的況味,只是自己的感覺。
說起來,有那么一點兒傷感,又有那么一點兒訣別的意味。想起金性堯先生在《閉關錄》后記里的話:“書名《閉關錄》,固然也可解為閉戶著書、閉戶讀書之意,但對我來說,也便是關門書的別稱。今后零星的文章雖然還是寫,但要出書,卻辦不到了。”這一年金性堯八十八歲,四年后去世。
想自己幾十年來如一日地買書,的確一言難盡,不知從何說起。忽然想到徐清秋《求書散記》里的“五階段求書”,正好可以被我所用。《求書散記》刊于一九四六年上海《永安月刊》,徐清秋稱:“余自弱冠后,對于書籍之愛好,有與年俱增之概,幾乎視為第二生命,即在烽鏑遍地之際,仍竭力以護存之。猶憶過去求書情況,頗有足述者。按余之求書范圍,每隨年齡思想而轉移,約可別為五階段,第一時期為小說,第二期為雜志,第三為綜合性書籍,第四為專門書籍,第五為文獻史料。每一階段中,均有相當可珍之冊籍獲得。惜于丁丑之役,被毀大半,今所保存者,僅為劫余之物,思之有余痛焉。”忽然想到“求書”比“搜書”意味深長,口吻似乎也客氣了很多。但如今改名已然來不及了。
我似乎沒有如徐先生那么涇渭分明的五個階段,如果要分的話,大概三個時期比較適合我。第一時期是一九八九年之前;第二時期是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六年;第三時期最長,一九九七年至今。
第一時期沒有目標清晰的“搜書”和“求書”,只能說喜歡書和喜歡買書吧,更沒有版本的概念。第一時期,一般而言就是初級階段。它是通向高級階段的必經之路,繞是繞不開的。愚笨者初級階段長些,聰慧者則短些,我屬于前者,第一時期長達十數年之久。所謂“愚笨”,具體到“搜書”上就是胡亂買書,買了許多大而無當、華而不實的書籍。跟風買書,什么書時興買什么書,也是愚笨的表現。于我而言,第一時期“愧而不悔”,那些不值一提的書籍,我一本也沒有拋棄,偶爾翻出它們反而有一種溫馨而惆悵的感情。沒有它們,我可能會走向另外一條完全不同的路。
由于一次偶遇,我的搜書之路發生了方向性的改變,第二時期由此開始。那一年春夏之交,我由于生計的關系,獲得了空前多的空閑。某天,我在琉璃廠閑逛,鬼使神差地鉆進了海王邨里面曲里拐彎的一家舊書店,后來才搞清楚那是中國書店的一個分店。此店的特別之處是能夠直接從“大庫”里拿好書,或者讀者開書單他們去“大庫”里給你配書。“大庫”位于虎坊橋十字路口西北角,那座造型像一條船的四層樓即是(此樓建于一九二〇年,俗稱“船樓”,原為京華印書局所有)。這座船樓對于癡迷古舊書刊的淘書者來講,就是一座神秘的寶藏之樓,據說公私合營以來大包大包的古舊書仍處于未開封的狀態,等于時光的凝固。
通常店里只有一兩個顧客,店員永遠比顧客多。我第一回進來時,由于翻書的手法不太輕,還遭到老店員的呵斥:“這書可禁不住你這么翻!”由生客到熟客,總是要經過“做成幾單生意”的磨合。一來二去,老店員知道我不是只看不買的“蹭書客”,口氣也溫和了下來。而我心里透亮,書商也是商人,“先敬羅衣后敬人”免不了。某天我見到柜臺里放著一捆書,書頂刷著紅褐色,我很好奇,便請店員拿上柜臺打開來看,才知道不是書,是《萬象》雜志,而且是全套的四十四本(含號外一冊)。從來沒見過如此小巧可愛的雜志,我想要,可店員說是給某圖書館留的,不能賣給我,我立刻沮喪了。我去此店的頻率大約是兩周三次,去一次看一眼《萬象》。《萬象》一直安靜地在柜臺里等待,很久了圖書館也沒來取。大約兩個月后,店里管事的老店員種金明師傅下令:“賣給小謝吧!”
這樣的方形小雜志集中地生產于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上海,大概有六七種吧。自《萬象》落掌之后,得隴望蜀,我問種師傅能不能給我專門找這種小雜志。不久,《大眾》《春秋》《茶話》陸續給我從大庫找來了。那段美好的日子持續了兩三年,后來藏書家姜德明先生對我講,向大庫遞書單配雜志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唐弢,另一個就是我。
海王邨蜜月期奠定了我收集民國雜志的專題(與徐清秋“第二期為雜志”不謀而合),這條路一直延續到今天。海王邨之后,我所得之珍稀刊物多數還是來自中國書店其他分店,如六里橋39號樓、西單橫二條、海淀中國書店等。
第三時期以一九九七年為起點,有幾個只有我心里明白的緣由。能公開說的有這幾點:一,我不再獨來獨往地淘書了,結交了幾位書友,一直交往到今天;二,我開始向報刊大量投稿;三,我著手籌備出書。
如果說前兩個時期只是純粹的淘書階段,那么后二十年有一個升華,也發生了轉變。這個轉變,我稱之為“以書養書”,再說得好聽一點,買了這么多書,總得閱讀吧,總得消化吧。“以書養書”算的是經濟賬:二十年來我所得稿費,差不多與購書款扯平,再說得庸俗一點,一萬來冊書刊近乎是“免費”得來的。稿費里的苦辣酸甜本是個有趣的話題,卻很少有人寫文章,我只讀過鄧云鄉的《稿費滄桑》、張潔的《不再清高》。稿費不像穩定的薪水,有固定的發放日子、固定的數額,稿費金額是多少往往沒譜,日期也沒譜。我記日記,記購書賬,也記稿費賬。我寫過一段話:“除夕那幾天給我寄稿費的報紙、雜志、出版社,我會特別地感謝,我把這些稿費視為年終獎金。”
三十多年來之日記,三十多年來之搜書生活,三十多年來之辛苦,換來三十來本不成器的小書。書原本是沒有的,寫得多了,也便成了書。三十多年來之生活,一萬多個日夜,當然不只“搜書”一件事情,而我的存在感似乎僅系于此。想說的話很多,回首蒼茫,沉郁感發,歸結于一句話吧:“是到了該結束說再見的時候了。”
(作者為藏書家、現代文學史料研究專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