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漢創作《義勇軍進行曲》的前前后后
關于《義勇軍進行曲》的創作,經過眾多研究者多年來對歷史資料的發掘和當事人提供的可靠資料,事實已經很清楚了。但近年來,有人又對《義勇軍進行曲》的創作時間、創作過程,以及聶耳為《義勇軍進行曲》譜曲時是否修改過歌詞等提出了疑問,甚至還有文章至今仍在使用“代國歌”這樣的表述。我認為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本文就這些問題,依據所收集到的歷史資料談談看法。
田漢為什么能寫出《義勇軍進行曲》?
田漢能寫出《義勇軍進行曲》,首先在于他有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的進步思想和忠于祖國、熱愛人民的革命情懷。
田漢是一位藝術家,也是一位文藝戰士。他一生與時代同行,與祖國共命運,與人民大眾同呼吸,關注社會發展,挺立藝術創作潮頭,不斷地探索前行,邁過艱難困苦,跨過急流險灘,尋找藝術發展之路,為時代放歌,為追求光明、正義、自由、幸福而奮斗。郭沫若說:“壽昌,不僅是戲劇界的先驅者,同時是文化界的先驅者”,“他是我們中國人應該夸耀的一個存在!”(郭沫若:《先驅者田漢》,原載1947年3月13日《文匯報》,轉引自《田漢專集》,柏彬、徐景東編選,江蘇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8-249頁)夏衍說:“田漢是現代的關漢卿,我私下把他叫做中國的‘戲劇魂’。”(夏衍:《懶尋舊夢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5年7月版,第167頁)洪深說,田漢“是個跌不怕,打不怕,罵不怕,窮不怕的硬漢”(洪深:《南國社與田漢先生——〈南國的戲劇〉代序》,上海萌芽書店1929年7月版,第2頁)。
田漢從小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由此形成了他的思想根基——愛國思想與正義情感。在長沙師范學校讀書時,田漢和幾個同學自發創辦《祖鞭報》,寫文章議論國事,抒發救國救民的思想,與守舊勢力展開論辯,受到校長徐特立的鼓勵。
1916年,田漢從長沙師范學校畢業后,因為舅舅易象去日本中國湖南留學生經理處任職,把田漢帶出國,他有了更好的學習機會。易象是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會員,他介紹田漢同神州學會的李大釗先生交往,希望李大釗先生指導他。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勝利,田漢那時對俄國革命有很大的向往,立即收集各方面資料,寫了一篇文章《俄國今次之革命與貧富問題》送給李大釗先生,得到稱贊。李大釗先生把田漢的文章發表在他負責編輯的《神州學叢》(神州學會主辦)上。之后,田漢加入王光祈、李大釗等人組織的少年中國學會,學會提出的以“創造‘少年中國’”為宗旨,激發了田漢改造社會的斗志和學習的積極性主動性。
田漢能寫出《義勇軍進行曲》也與他的藝術思想有密切關系。1920年,他在給郭沫若的信中明確表示要做“中國未來的易卜生”,但藝術上卻熱衷于提倡“新浪漫主義”。1920年冬,易象被軍閥趙恒惕殺害,被害時寫了一首絕命詩:“天外飛來事可驚,丹心一片付浮沉。愛鄉愛國終成夢,留此來生一恨吟。”舅舅的被害對田漢打擊很大,他的情感一下子陷入痛苦的深淵,創作思想和風格都有了很大改變。他要吶喊,要抗爭,要復仇,決心沿著舅舅的道路走下去,實現舅舅的未竟事業。思想的轉變使田漢在藝術創作上丟棄了新浪漫主義和唯美主義觀念,在藝術創作與演出實踐中,思想不斷成長,不斷修正自己,寫出《我們的自己批判》,完成了思想上的一次洗禮,進一步明確了自己的戲劇創作方向與使命任務,表示“向紳士階級開仗”,讓戲劇走向民眾。
1930年,南國社因演出話劇《卡門》被查封,田漢便帶領南國社全體社員投入左翼戲劇運動中。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田漢不顧個人被當局通緝的危險,積極投入抗戰運動,組織“大道劇社”,以戲劇為武器宣傳抗戰。田漢說,不能斗爭的只有死滅。田漢在白色恐怖非常嚴重的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瞿秋白出席了他的入黨儀式。淞滬戰爭爆發后,田漢親自去閘北前線慰問抗日將士。他這一時期的戲劇創作以短小精悍的作品為主,始終關注中華民族的命運,反映時代的呼聲,如《亂鐘》《掃射》《暴風雨中的七個女性》《揚子江的暴風雨》《回春之曲》等,均引起很大反響,尤其是《亂鐘》一劇的演出效果更為強烈。據參加演出的侯楓先生后來回憶,1932年1月28日晚上,大道劇社與暨南大學劇社在暨南大學演出《血衣》《活路》《亂鐘》等劇:“《亂鐘》剛演到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沈陽的炮聲響了,東北大學的學生們沖出寢室在操場上集合的當兒,日本帝國主義的海軍陸戰隊進攻閘北的槍炮聲也于這時打響了,敵人的飛機也已侵入我國領空,投擲照明彈和炸彈。剎時間,舞臺上的情景,就在暨南大學的生活里再現。在響亮的‘亂鐘’聲中,我們和暨南劇社的同志們領導著暨南大學的兩千多名華僑子弟,集合在大操場里開會,高唱著歌,勇敢地踏上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戰場。”(侯楓:《回憶大道劇社》,《中國話劇運動五十年史料集》第2輯,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4月版)
夏衍在《悼念田漢同志》一文中說:“假如說有天才的話,那么,我認為田漢是一個了不起的天才。他詩才敏捷,這是誰都知道的。他,可以隨時寫出一首非常精彩的詩來。寫劇本也是如此。常常在一個晚上吃飯的時候,或者閑聊的時候,談起某一個問題,一下他就說:幾天之后你們來拿劇本。”(夏衍:《悼念田漢同志》,載《收獲》1979年第4期)
田漢是一個充滿激情的詩人。他的詩之所以感人,就在于他的藝術創作始終深深扎根在中國大地上,他的詩情始終是融著自己的血液從心底流出的,通過“詩”的橋梁發出沖天的怒吼,以正義的呼聲同情被壓迫者與被損害者,揭露、抨擊黑暗社會中的壓迫者。如他在創作的《日出之前》(1933)中喊出:“起來吧,兩重壓迫下的中國人!為著新的黎明而掙扎!”《萬里長城》(1933)中有這樣的詩句:“不愿為奴上前抵!鋤頭、斧頭、菜刀、鳥槍一齊起。救國只能靠自己!”《對著初春的細雨》(1933)中發出這樣的號召:“朋友們,沖破這個絕望的墻壁吧,我們不能讓子孫做人家的馬牛!快把我們失去的土地收回,把帝國主義強盜們趕走!”《畢業歌》激起了青年知識分子的抗戰激情:“同學們,大家起來!擔負起天下的興亡!……我們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場,我們不愿做奴隸而青云直上!”
田漢是寫歌詞的能手。他為電影創作的主題歌都產生了很大影響,如電影《馬路天使》中的《四季歌》《天涯歌女》,《母性之光》中的《開礦歌》,《凱歌》中的《采菱歌》《打長江》,《桃李劫》中的《畢業歌》,《風云兒女》中的《義勇軍進行曲》;歌劇《揚子江的暴風雨》中的《碼頭工人歌》,《青年進行曲》中的《前進,中國的青年!》等等。
正是因為田漢具備了這樣的思想基礎和藝術積累,他才能夠創作出《義勇軍進行曲》這樣雄壯、偉大的歌曲。
《義勇軍進行曲》是如何寫出來的?
我認為,近年來關于《義勇軍進行曲》創作的一些文章,大致存在以下可磋商之處。
第一,關于《義勇軍進行曲》的創作時間。有人說是田漢1935年被捕后在獄中匆忙寫在香煙盒的襯紙上,由妻子林維中探監時帶出來,交給夏衍和孫師毅的。關于這一點,當事人夏衍先生多次寫文章證實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夏衍說:“事實是許多人把《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和田漢同志的一首獄中詩稿混淆了。”“《風云兒女》的劇本是田漢被捕前寫好交出的,怎么能把主題歌留到被捕后再寫呢?但他的確在香煙襯紙上寫過一首詩,那是田漢同志被押送去南京前,林維中同志帶了女兒田野去探監時,他寫的后來流傳很廣的那首‘平生一拘憂時淚,此日從容做楚囚……’的七律。這首詩寫后,他要林維中交給了孫師毅和我。”(夏衍:《〈義勇軍進行曲〉的來歷》,載1982年12月27日《北京晚報》)田漢的這首七律即《入獄》:“平生一拘憂時淚,此日從容做楚囚。安用螺紋留矢志,早將鴻爪付千秋。嬌兒且喜通書字,巨盜何妨共枕頭。目斷風云天際惡,手扶鐵檻使人愁。” 夏衍看到田漢的《入獄》詩后說:“這詩說明了他的心境和氣節,我和師毅看了都感到非常寬慰和感動。”(夏衍:《悼念田漢同志》,載《收獲》1979年第4期)
關于《義勇軍進行曲》寫作時間,夏衍明確說,是田漢被捕前寫的,寫在紅格紙上,和《風云兒女》的故事梗概放在一起。(夏衍:《〈義勇軍進行曲〉的來歷》,(《北京晚報》1983年2月14日)
第二,關于《義勇軍進行曲》創作構思和寫作過程。有人說田漢創作《義勇軍進行曲》是受到了東北義勇軍“軍歌”的影響,有人說是田漢1933年去古北口長城慰問抗日將士受到感召而創作,等等,但都拿不出歷史的資料來證明,是一種“猜測”和“推斷”。
第三,關于聶耳修改《義勇軍進行曲》歌詞的問題。聶耳為《義勇軍進行曲》作曲,并沒有改動歌詞,田漢的文章《影片〈風云兒女〉和〈義勇軍進行曲〉》(載《大眾電影》1957年第19期)說得明明白白:聶耳不是“改”歌詞,而是選擇了《義勇軍進行曲》兩段歌詞中的第二段,為了歌曲旋律的需要,唱起來更有氣勢,加上了一個“起來”。
第四,關于“為國歌”還是“代國歌”的問題。
為了把問題闡釋清楚,我們先來梳理一下田漢創作《義勇軍進行曲》的經過。
《義勇軍進行曲》的創作,是田漢以“詩”的激情發出的心底怒吼。在風雷激蕩的時代里,田漢把“戰斗者”的激情融入藝術創作之中,凝聚成鏗鏘激越的號角之聲,鼓舞廣大民眾參加抗戰。可以說,《義勇軍進行曲》的創作,是田漢的思想和藝術追求的集中體現。
1934年春。在上海地下黨領導下,田漢與夏衍、司徒慧敏、孫師毅等人共同籌建自己的電影基地。他們在司徒逸民、龔毓珂、馬德建創建的“三友牌”電影器材制造公司的基礎上,成立了上海電通影業公司(簡稱“電通公司”),由田漢、夏衍等領導電影創作,司徒慧敏擔任攝影場主任。導演有袁牧之、應云衛、許幸之、孫師毅等,演員有陳波兒、唐槐秋、王人美、施超、周伯勛、王瑩、蔡若紅等。1934年底,完成了第一部影片《桃李劫》。在該影片創作過程中,田漢、夏衍、陽翰笙等都曾給予不少的幫助。田漢為該片創作了主題歌《畢業歌》,由聶耳譜曲,為影片增色不少。這年冬天,田漢等人應司徒慧敏邀請,參加電通公司召開的懇談會。會上,司徒慧敏請田漢寫一個電影劇本。為著支持電通公司的創作,田漢很爽快地答應了,這就是后來他創作的電影《風云兒女》(原名《鳳凰涅槃圖》)。該影片的故事從亭子間奇遇開始,以長城抗日結束,寫青年知識分子由象牙塔毅然走向抗戰反侵略的戰場。整個故事分成15個章節,《義勇軍進行曲》這支歌是作為詩人辛白華《萬里長城》長詩的最后一節,附在第15節后面。(參見《電通》半月刊畫報第2期《〈風云兒女〉特輯》,1935年6月1日)
可是,田漢剛寫完影片的故事,還沒來得及寫分鏡頭劇本,就于1935年2月19日被捕了。田漢說,他在創作這部電影故事之時,還想寫好幾首插曲給主演王人美唱。“記得原是要把這主題歌寫得很長的,卻因為沒有時間,寫完這兩節就丟下了,我也隨即被捕了。”(田漢:《影片〈風云兒女〉和〈義勇軍進行曲〉》,載《大眾電影》1957年第19期)
據夏衍先生回憶,“田漢同志的梗概寫在舊式十行紅格紙上,十余頁。《義勇軍進行曲》這首主題歌,寫在原稿的最后一頁,因在孫師毅同志書桌上擱置了一個時期,所以最后一頁被茶水濡濕,有幾個字看不清楚。”(夏衍:《〈義勇軍進行曲〉的來歷》,1983年2月14日《北京晚報》)后來,夏衍和孫師毅很仔細地一個字一個字抄下來。
《義勇軍進行曲》的創作凝結著田漢與聶耳的革命友誼。在左翼文學運動中,田漢與聶耳攜手創作了許多進步的優秀歌曲,如電影中的插曲《開礦歌》《畢業歌》、話劇《回春之曲》中的插曲和歌劇《揚子江暴風雨》等等,產生了很大影響。田漢被捕后,夏衍根據田漢寫的《風云兒女》故事改成電影劇本。聶耳得知劇中有一首主題歌,就主動找到夏衍,要求把作曲的任務交給他:“交給我,田先生一定會同意的。”夏衍說:“等不及我開口,他已經伸出手來和我握手了。”(夏衍:《〈義勇軍進行曲〉的來歷》,1983年2月14日《北京晚報》)
在《義勇軍進行曲》創作過程中,田漢把自己對時代的認識,在斗爭中的感受以及對祖國的忠、對人民的愛、對敵人的恨集中于筆端,內心的情感如開閘之水咆哮沖出:
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
筑成我們新的長城!
中國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
我們萬眾一心,
冒著敵人的大炮飛機前進!
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
筑成我們新的長城!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
起來!起來!
我們萬眾一心,
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
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
前進!前進!進!(見1935年6月1日《電通》畫報第2期《風云兒女》特輯)
這慷慨激昂的歌詞,不僅抒發了田漢的情懷,也唱出了中華民族受苦受難人們的心聲,展現了中國人民頑強奮進、抗擊侵略者的斗爭精神。
完成以上梳理,我們再來澄清另一點,聶耳為《義勇軍進行曲》譜曲時是否修改過歌詞?
聶耳讀到田漢創作的《義勇軍進行曲》歌詞感到無比興奮,他以高度的熱情和驚人的創作速度譜寫曲子,傾瀉出他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仇恨,表達了對祖國、對人民的無限熱愛。在為《義勇軍進行曲》譜曲過程中,聶耳付出了很多創造性的勞動,他曾同夏衍、孫師毅和許幸之研究過修改歌詞的問題。對“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一句,因為旋律設計上的困難,他要求有所修改,但夏衍和孫師毅都堅持“不要改動”。聶耳很智慧地克服了困難,沒有修改歌詞,但認為兩段歌詞的內容有些重復,第一段是“冒著敵人的大炮飛機前進”,第二段是“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意思差不多,他就選用了歌詞的第二段——
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
筑成我們新的長城!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
起來!起來!
我們萬眾一心,
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
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
前進!前進!進!
聶耳在反復誦讀這首歌詞時,為了作曲旋律和演唱的氣勢需要,在“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起來!起來!”后面加了一個“起來”,使這首歌曲更充實、更富有感染力。
1935年4月,聶耳完成《義勇軍進行曲》作曲初稿后,因有被捕的危險,在地下黨組織的安排下匆忙離開上海,準備繞道日本去蘇聯學習。《義勇軍進行曲》的作曲定稿,就是他在日本完成后寄給孫師毅的。
聶耳對《義勇軍進行曲》歌詞的處理,田漢很贊成。他回憶說:“‘冒著炮火’和‘冒著飛機大炮’差不多,沒有重復的必要,因此把兩節合成一節是完全對的。也可以知道當時執筆一定是十分匆促。”又說:“感謝聶耳同志的作曲,把這短短的幾句話處理得非常豪壯明快和堅決有力。他的曲子充滿著飽滿的政治熱情。在全國人民忍無可忍迫切要求反帝抗日的時候,這幾個簡單的音節恰恰表達了千萬人的心聲。”(田漢:《影片〈風云兒女〉和〈義勇軍進行曲〉》,載《大眾電影》1957年第19期)
《義勇軍進行曲》是如何被選定為國歌的?
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機關于1949年3月25日由河北省西柏坡遷到北平,一面指揮全國解放戰爭,一面籌備新中國的成立。6月15日,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開。6月16日,新政協籌備會常委會召開第一次會議。周恩來主持,推選毛澤東為常委會主任,副主任有周恩來、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陳叔通。會議通過成立六個籌備小組,具體負責新政協各項籌備方案,其中,第六小組負責擬定國旗、國歌、國徽、國都、紀年的方案。
為便于開展工作,第六小組又分為國旗、國徽圖案評選委員會和國歌詞譜評選委員會。參加國歌詞譜評選委員會的委員有郭沫若、田漢、沈雁冰、錢三強、歐陽予倩五人,郭沫若為召集人,同時聘請馬思聰、呂驥、賀綠汀、姚錦新為國歌詞譜評選委員會專家顧問。在全國征集國歌詞譜作品,共收到應征國歌632件、歌詞694首。據第六小組秘書彭光涵先生回憶:“記得當時是周恩來同志最先提出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的,其他民主人士和應征稿件中也有許多人提出這個意見。到底選什么歌曲當我國的國歌,第六小組國歌詞譜委員會委員和專家顧問們進行了緊張的審查工作。他們首先把征稿的歌詞、歌譜逐件進行評審,還搬來鋼琴進行彈唱。經過幾天評審后,大家都覺得沒有一首可以當選為國歌,并且一致認為要在短時間內創作一首好的國歌是不可能的。經大家討論又從現有的中國革命歌曲中逐個挑選審查,《延安頌》《延水謠》《救亡進行曲》《太行山上》《松花江上》《畢業歌》《漁光曲》《大刀進行曲》等等這些歌曲都很好,也是當時群眾廣為傳唱的歌曲,但大家一致認為,這些歌都不適合當國歌。經過反復研究審核,最后一致意見認為《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最好。大家認為這是一首鼓舞中國人民爭取民族解放,代表中國人民呼聲的雄偉歌曲。它在歷史上,起過鼓舞全國人民斗爭的號角作用,又是全國和海外華僑大多數群眾都熟悉的革命歌曲。大多數人都同意將《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但有個別同志雖然贊成《義勇軍進行曲》的曲譜,卻要求把歌詞中‘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修改一下,認為全國就要解放了,這句歌詞過時了。最后我把大家一致擁護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和個別委員要求修改歌詞的意見,如實報告新政協籌委會,請籌委會研究決定。”(彭光涵:《關于第一屆政協討論和確定〈國歌〉的經過》,載《國歌歷程》,郭超著,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2年版第92-93頁)于是,新政協籌委會很快就安排了討論會。
彭光涵先生在回憶中說:“1949年9月25日晚,毛主席、周恩來在中南海豐澤園召開協商討論國旗、國歌等問題的會議。應邀出席會議的有郭沫若、沈雁冰、黃炎培、陳嘉庚、張奚若、馬敘倫、田漢、徐悲鴻、李立三、洪深、艾青、馬寅初、梁思成、馬思聰、呂驥、賀綠汀等16人,我參加做記錄。毛主席說:‘大家都認為以《義勇軍進行曲》做國歌最好,意見比較一致,我看就這樣定下來吧。’馬敘倫說:‘我們第六小組大家一致同意以《義勇軍進行曲》當國歌,但有個別人要求修改個別歌詞。’周恩來接著說:‘要么就用原歌詞,這樣才能激勵感情,修改了唱起來就不會有那種感情’。毛主席說:‘我國人民經過艱苦斗爭,雖然全國快解放了,但還受帝國主義的包圍,不能忘掉帝國主義對我國的壓迫。我們要爭取中國完全獨立解放,還要進行艱苦卓絕的斗爭,所以還是保持原有歌詞好。’大家熱烈鼓掌表示完全贊同毛、周的意見。”(同上)
1949年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舉行大會,周恩來主持會議。會議討論審查國旗、國徽圖案評選委員會和國歌詞譜評選委員會提出的國旗、國歌、國都、國徽、紀年的決議草案,大會逐項進行表決。最后全體代表以舉手的形式通過以下四個決議案: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北平改名為北京。
(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紀年采用公元,本年為一九四九年。
(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
(四)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為五星紅旗,象征中國革命人民大團結。
由此可見,有文章時至今日仍然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的“為國歌”,寫成“代國歌”,是不正確的。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