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的“知識化”、激進化及其限度
若從1906年竇警凡的《歷朝文學史》出版算起,國人自撰“中國文學史”類著作的努力已有一個多世紀之久,在此領域的收獲與積累也相當豐厚。如所周知,與中國幾千年文字運用的漫長流衍的歷史相比,“中國文學史”這個概念的出現卻相當晚近。怎樣書寫中國文學史?它應該涵蓋哪些“知識”?這些“知識”之間構成了怎樣的關系?觸及了何種限度?回顧百多年來“中國文學史”的寫作歷程,本文重點選取1949年之前的幾種典型的文學史著作和20世紀60年代初周揚主持高校文科教材編寫前后的中國文學史討論,嘗試捕捉“中國文學史”構造中的若干條線索,將其置于現代中國文學/思想話語激烈辯駁的語境中,對以上問題進行初步的回答。
一 “文學史”的“加減法”
“中國文學”自來無“史”。“中國文學史”在近代中國的浮現,與域外思想資源的刺激與啟發有很大關系。研究者總結,以“國別文學史”命名的那一套知識體系之形成,“除了民族、國家建立的背景外”,還有“新的文學觀念的確立”,“文學史上進化概念的運用”和“實證主義(positivism)研究方法的成熟”等前提條件。[1]理解“中國文學史”的生成與演變,也離不開對這些話題的深入思考。
相對來說,“文學觀念”問題得到的關注度較高。國人的理解由傳統中國的“文”“文章”,乃至“文章學”,轉型為現代意義上的“文學”,這個過程實在也非可以一蹴而就。但不同的“文學觀”,決定了作者從浩繁的典籍中所離析出來的作為“文學”專門史的材料,也會大相徑庭。
比如較早編成且影響較大的林傳甲本《中國文學史》[2],共十六篇。讀者驟然翻開此書,發現前三篇居然分別是“古文籀文小篆八分草書隸書北朝書唐以后正書之變遷”“古今音韻之變遷”“古今名義訓詁之變遷”,應該會不免困惑——這是當今的文學史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列專門章節處理的對象。事實上,撇開文字、音韻、訓詁的部分不談,林著中討論的“群經文體”(第七篇)、“周秦傳記雜史文體”(第八篇)等,也顯示著其“文學觀”的駁雜。于是,早期出現的不少“中國文學史”性質的著作,不久就被后來者譏之為“缺乏明確的文學觀念”,即“誤認文學的范疇可以概括一切學術”,“竟把經學、文字學、諸子哲學、史學、理學等,都羅致在文學史里面”,結果寫成了“學術史”,“而不是純文學史”。[3]

林傳甲《中國文學史》第一次發表時的首頁
“純文學”這個術語透露出新的歷史信息。不僅古代中國沒有嚴格意義上的這種觀念,即在西方它也是自浪漫主義思潮興起之后逐漸生成的新鮮事物。現代中國知識人領悟、消化與落實這個概念,用去了不少時間,大體才取得了若干共識,他們將眼光集中到了對“情緒”與“美”的強調上。按照鄭振鐸的看法,“文學與非文學的區別,其間雖無深嶄的淵阱隔離著,卻自有其天然的疆界”,“這個疆界的土質是情緒,這個疆界的土色是美。文學是藝術的一種,不美,當然不是文學;文學是產生于人類情緒之中的,無情緒當然更不是文學”。[4]
“純文學”標準的引入,造成了“中國文學史”內容的大幅度調整,“文學史”就此便要求與“學術史”分家。把什么寫進“文學史”里去,變成了一個需要精密考量的問題。真按照“純”的標準考究起來,胡云翼提出“不但說經學、史學、諸子哲學,理學等,壓根兒不是文學;即《左傳》、《史記》、《資治通鑒》中的文章,都不能說是文學;甚至于韓、柳、歐、蘇、方、姚一派的所謂‘載道’的古文,也不是純粹的文學”。[5]盡管他的局部判斷或許會引起爭議,可能顯得極端,但依據強調審美特征和感性內涵的觀念而建立的篩選機制,因為鎖定更具“文學性”的,使得“文學史”的關注對象“純化”了。很顯然,這樣甩掉一大批文獻之后,中國歷史典籍中能夠被指認為“文學”的東西大大減少,“文學史”所處理的材料的范圍也驟然收窄了。這可以稱之為文學史的“減法”。
與“減法”相對應,“文學史”還做了“加法”,其主要標志便是“俗文學”或“民間文學”入史:戲曲、小說等此前“不登大雅之堂”的文本類型,因為被看作“文學”之一種,大面積進入了文學史,得到了學者的重點關注。“加”“減”之間發生的不是等值替換,更不是回到起點;相反,文學史從寫法上遭遇了結構性變動的強烈要求,人們對“文學史”的理解變得復雜,更值得細致分梳。
近代為戲曲作史者,自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發軔。王氏在此書“序”中發表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的著名觀點,聲稱“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后世莫能繼焉者也”。作為“一代之文學”,“元人雜劇”獲得了王國維的高度評價,他認為這類作品“能道人情。狀物態。詞采俊拔。而出乎自然。蓋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6]。這些判斷都已為學界熟知,似乎毋庸細述。

《東方雜志》第9卷第10號封面,王國維《宋元戲曲史》從這一期開始連載

王國維《宋元戲曲史》第一次發表時的首頁
應該注意的是王國維此一觀點的由來。他節錄了清代學者焦循(字里堂)《易馀籥錄》的說法,引為同調:“焦氏謂一代有一代之所勝,欲自楚騷以下撰為一集,漢則專取其賦,魏晉六朝至隋則專錄其五言詩,唐則專錄其律詩,宋專錄其詞,元專錄其曲。”[7]乍一看去,焦、王二人確乎所見略同,但細微處的出入還是顯示出他們的重大區別。首先,焦循只是說楚騷、漢賦、宋詞、元曲等等乃“一代之所勝”,而不曾說它們都是“文學”;一代有一代之“文學”這個觀點,乃王國維自己鋪展而成。換言之,以“文學”這樣一個總名來統攝楚騷、漢賦、宋詞、元曲等寫作現象,這是王氏的發明。
這樣的辨析絕非拘牽于字面而進行的無聊糾纏。因為里堂原文在元曲之后,還提到了“明八股”。他要“一代還其一代之所勝”的工作,也包括“明專錄其八股”。[8]將八股與騷、賦、詩、詞、曲并列,清楚地說明焦循并不具備后來所謂的“純文學”觀念。而尤有意味的是,王國維的引用恰恰略去了八股不表。作為公認較早產生了“純文學”意識的學者,王國維的這番頗有分寸感的處理當然是維護、保證了“文學”—以所謂“能道人情,狀物態,詞采俊拔,而出乎自然”[9]為標志,于是也就把“八股”排除在外——的“純度”,也昭示了他與里堂之間的思想距離。
更重要的是,焦、王之異觸發了“文學”概念的必要性。就文學史的內容而言,若無“文學”這樣一個更高一級同時也帶有區分功能的概念的覆蓋與提拉,各個朝代的寫作現象其實很難放在怎樣的參照系中共同接受研究者的審視,進而統合在一部什么專門史之內。
胡適的說法可為上面的結論做一注腳。他當年在美國醞釀“文學革命”的風暴,遇到朋輩不少質疑和阻力而不氣餒,聲稱“文學革命,在吾國史上非創見也”,實際上是把王國維那種“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的觀點做了基于進化論的改造:“即以韻文而論:三百篇變而為騷,一大革命也。又變為五言,七言,古詩,二大革命也。賦之變為無韻之駢文,三大革命也。古詩之變為律詩,四大革命也。詩之變為詞,五大革命也。詞之變為曲,為劇本,六大革命也。”[10]姑且不論從這個“變為”那個能不能算“革命”,一個更加隱性的前提毋寧是,“三百篇”“騷”“五七言詩”“賦”“律詩”“詞”“曲”“劇本”等等,不僅都叫“韻文”,還應都屬于某種他稱之為“文學”的東西。只有承認這一點,它們的“變”方可被進化的邏輯一舉貫穿。[11]但問題恰恰在于,這種簡單明快的遞嬗關系真的能夠天然成立嗎?
與胡適大刀闊斧的開拓者姿態不同,錢鍾書返顧歷史,就另陳所見。后者明確說:“在傳統的批評上,我們沒有‘文學’這個綜合的概念,我們所有的只是‘詩’,‘文’,‘詞’,‘曲’這許多零碎的門類。”不止此也,錢鍾書還提出,因為門類不同,它們還“各有各的規律和使命”,即如獨占傳統“文學”之大宗的“詩”和“文”來說,“文”大體是要代圣賢立言的,而“詩本來是‘古文’之余事,品類(Genre)較低,目的僅在乎發表主觀的感情——‘言志’,沒有‘文’那樣大的使命”。[12]從這樣的角度出發,把它們都當作“文學”,攏到一起說,便很容易忽略它們各自本來所表現和承擔的“規律和使命”。[13]
與錢鍾書邏輯類似,朱自清也注意到古人對“俗文學”的另案處理方式,那就是“從目錄學上看,俗文學或民間文學的歌謠部分雖然因為用作樂歌,早得著錄,但別的部分差不多從不登大雅之堂”,而“詞曲”“小說”既著錄較晚,也都“自成一類表示有獨立的地位”。
因此可以說,“文學史”的“加法”卻是以“減法”為前提而發生的:通過新的“文學”概念,人們“發現”了“戲曲”“小說”等寫作門類蘊含的“純文學”特質,也就把它們拉進了“文學史”的大家族里來[14]——“俗文學”或“民間文學”,也是“文學”。相應地,它們各自本來所表現和承擔的“規律和使命”雖然不再為人深究,它們卻在“文學”這一整體概念下迎來了新的“規律和使命”。
二 文學史不同“知識”間的對抗
必須補充說明的是,戲曲、小說等“俗文學”或“民間文學”門類經由“純文學”的認證而被納入“文學史”之中,不完全是由于學術“創新”的內部驅動。推動這一過程的清末民初知識人,還常常懷有強烈的啟蒙意圖。梁啟超之呼喚“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15]是如此,陳獨秀之認定戲曲改良“誠改良社會之不二法門也”[16]亦是如此。本來“小說和曲(包括戲曲)直到新文學運動的前夜,卻還是丑角打扮,站在不要緊的地位”[17],“俗文學還只是‘俗’文學;雖是‘文學’,還不能放進正統里”[18],現在它們既已被委以重任,則如何擺放文學內部各個門類之間的關系,就引出了許多種結構文學史的方案。
胡適的方案是獨尊白話。他的《白話文學史》旗幟鮮明地主張“白話文學史就是中國文學史的中心部分”;如果“去掉了白話文學的進化史”,剩下的僅僅是“古文傳統史”,甚至“就不成中國文學史了”。[19]依照胡適此論,就中國文學史上的語體而言,白話取得了針對文言的壓倒性地位。這種語體之間的高下判斷,是中國文學史結構中浮現的新線索,它直接決定了文學史能夠看到什么,又會拒絕看到什么。
比如關于元代的文學。趙景深的《中國文學小史》(光華書局,1928年)中只剩下了一個章節,曰“元曲五大家”;胡云翼的《新著中國文學史》雖然用了兩章的篇幅,但論述的也只限于“元代的戲曲”。與此形成有趣對照的是錢基博所著《中國元代文學史》(新中國書局,1943年),作者從耶律楚材、郝經、劉因講到虞集、楊維楨、倪瓚,于“元曲五大家”竟然不道只字。都寫的是文學史,同一個元代,其間出入之大足以令人震驚。這要算是一個相對極端的例子,但白話和文言兩種語體的對峙,顯然觸發了不同“文學(史)”觀的激烈對抗。

錢基博《中國元代文學史》版權頁,書名上方有“大學用書”四個字

錢基博《中國元代文學史》目錄
這就勾連起了與中國文學史寫作相關的另外一些得到學界較多關注的話題—“文學如何成為知識”,以及“文學如何教育”。[20]兩相比較,傳統的“文學”教育更多地強調吟詠、涵養、品味、浸潤,直至仿作,以至于帶有某種修身的意涵,那么新式教育中的“文學史”則經歷了深入的“知識化”轉型,學習者傾向于將“文學”的歷史視為一種“客觀”的“知識”體系,以求得對文學思潮、作家作品、創作流派等內容的認知、記誦和理解為目標。趙景深、胡云翼固然立場較“新”,而錢基博卻也沒有乍看上去的那么“舊”,因為他們的著作都是面向新式教育制度下的學生群體,均以傳授“知識”為第一要務。[21]
在此意義上,文言與白話之間的評騭分歧,就大不相同于歷史上曾經有過的文風宗派之爭。那時候,是宗宋還是宗唐,是師法六朝還是上溯周秦,那可能主要源于不同的美學偏好或文學趣味,最后導向不同的修辭習慣、表意系統和寫作技藝,生成為不同的作品格調。而當文學史成為知識傳授的對象,不同文學“知識”便在文學史編寫者的揀選過程中被強化了意識形態屬性的對應與認定。文學史著作講什么,不講什么,講多少,怎么講,背后起作用的往往就不僅僅是“文學觀”,還有“文學史觀”,以及——“歷史觀”。
這種推進的軌跡班班可考。《白話文學史》既然重視白話,考慮到“白話文學”在“民間”的大規模流行,便免不了在“廟堂”和“江湖”間偏向后者。胡適指出,“一切新文學的來源都在民間”,“民間的小兒女,村夫農婦,癡男怨女,歌童舞妓,彈唱的,說書的,都是文學上的新形式與新風格的創造者”,而且他斷定“這是文學史的通例,古今中外都逃不出這條通例”。[22]據此,則“民間文學”與“文人文學”的關系,在文學史上又產生了爭議。
比如趙景深就不贊同胡適的提法。他認為“民間文學本是另一系統,他的價值與創造文學是絕對不同的”,將二者放在一起會造成文學史“范圍不甚嚴緊”的缺陷。[23]胡行之應該是趙氏的同道中人。他的《中國文學史講話》(光華書局,1932)干脆采取了分而治之的辦法。上半部分討論“過去傳統文學的評價”,專論詩文;下半部分梳理“中國民眾文學之史的發展”,從“上古期的民眾文學”講到元、明、清的戲曲、講史、小說,直至“民國以來的國語文學”和“最近革命文學之趨勢”。
將“革命文學”接入“民眾文學”的鏈條,胡行之可謂獨具只眼。本來文學史對白話和文言、民間文學和文人文學的定性是在新和舊之間的區別上,遵從著進化的原則;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強勁傳播,這些區別如今在不同社會形態的遞進鏈條中更多地關聯著“進步”與“反動”的意涵。如果說階級革命是唯物史觀的鐵律,而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那么以往統治階級所承襲的文學形式(尤其是作為“廟堂文學”大宗的傳統詩文,以文言為基本載體)就必然要讓位于作為歷史進步動力的、由被統治階級所開創的文學形式。“民間文學”(經常表現為“白話文學”的形態)方面的“知識”得到的更高的贊譽,與其被認定的意識形態屬性緊密相關。
在這方面有重點表述的例子,可以舉出鄭振鐸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鄭振鐸撰寫這一巨著時幾乎帶有一種撥亂反正的責任感,他激烈批判了坊間文學史的“貧血癥”,并用一系列質問擺出了他的論據:“唐五代的許多‘變文’,金元的幾部‘諸宮調’,宋明的無數的短篇平話,明清的許多重要的寶卷,彈詞,有那一部中國文學史曾經涉筆記載過?不必說是那些新發見的與未被人注意著的文體了,即為元明文學的主干的戲曲與小說,以及散曲的令套,他們又何嘗曾注意及之呢!”也許這里隱含了一絲炫耀“孤本秘笈”[24]的心理,但更重要的是,在鄭振鐸看來,強調變文、寶卷、戲曲等,可不是簡單地為了白話文言之爭或什么文體與語體問題,而是意味著“士大夫”和“平民”的話語沖突:“難道中國文學史的園地,便永遠被一般喊著‘主上圣明,臣罪當誅’的奴性的士大夫們占領著了么?難道幾篇無靈魂的隨意寫作的詩與散文,不妨涂抹了文學史上的好幾十頁的白紙,而那許多曾經打動了無量數平民的內心,使之歌,使之泣,使之稱心的笑樂的真實的名著,反不得與之爭數十百行的篇頁么!”[25]盡管礙于當時的言說環境而稍有修飾,著史者的政治立場卻已是呼之欲出。明乎此,鄭振鐸讓《插圖本中國文學史》里的這些“俗文學”占據大約三分之一的篇幅,便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文學史敘述走到這里,它所呈現(以及少呈現或不呈現)的“知識”(及其配比),就成為了歷史觀制導的結果。文學史中不同“知識”的對抗背后,乃是意識形態領導權的爭奪。
三 文學史的激進敘述形態
鄭振鐸雖然鄙棄“奴性的士大夫”,但如何在文學史中擺放“文人文學”(以及文言作品)等“知識”的位置,他的處理相對折中——《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給傳統詩文留出了相當的筆墨。這類作品數量太大,且久居“正統”之位,實在難以視而不見。從文學史敘述實踐的技術層面看,似乎不同“知識”分而治之的辦法更為簡潔明快。胡適《白話文學史》獨尊白話,胡行之《中國文學史講話》切為兩部,都是如此操作的。鄭振鐸后來專門寫成一部《中國俗文學史》[26],也能避開統合不同文學史“知識”的困難。
但對文學史整體性的追求還是強勁。文言與白話、“正統”的詩文與“俗文學”“民間文學”等“知識”都是文學史整體構造的組成部分,單獨拎出某一類“知識”予以呈現,畢竟給人一種不完備的感覺。革命勝利后的人民共和國里,鄭振鐸當年的政治顧慮已經不復存在。在他強調的“俗文學”的意識形態合法性基礎之上,“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門化1955級”學生1958年“集體編著”的《中國文學史》開發出一種激進的文學史敘述形態。
這部《中國文學史》,俗稱“紅皮本”文學史,上下兩冊,共77萬字。全書按照歷史朝代厘為七編,每一編在“概論”之后無一例外都是先大篇幅介紹民歌、民謠或民間文學,然后才輪到通過了政治立場審查的文人文學或者作家文學出場做一點綴;宋元和明清兩編,在文人文學之后又大量設置了小說和戲曲的專章。“結束語”部分除了重申“民間文學是我們文學的主流”外,還提出“進步文學與反動文學的斗爭主要表現在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的斗爭中”的論斷。[27]這樣的“激進”的文學史敘述形態,確實是此前所不曾出現過的。
將“民間文學”提高到這種地位,這部文學史的作者有著清晰的自覺。就文學史的內在規律而言,他們認定“我國民間文學以鐵的事實和內在的真實力量,雄辯地說明了它在整個中國文學發展中的決定作用”,相信“我國古典文學中的主要形式無一不是來自民間”。[28]但細究起來,背后起作用的正是一種政治判斷,即“民間文學”是“人民自己創作的反映人民思想感情的自我教育的工具和對敵斗爭的武器”,它“最富有人民性和思想性”,“最富于戰斗性和創造性”。[29]文學的歷史因此成為兩條路線的對抗史,而且“他們把進步文學與反動文學的界限劃得過分清楚了,這樣便無法處置在人民的進步文學與反人民的反動文學之外的,那些真實存在的既不反動又沒有什么人民性的中間作品,像王維、杜牧、李清照,像山水詩、田園詩和大量的個人抒情詩”[30]。
而在事情的另一面,不妨說這部文學史的“民間文學主流”論、“現實主義和反現實主義斗爭”論卻也是文學史中“知識”對抗不斷發展而產生的結果。[31]就在此書出版的同一時期,北大另一批學生還展開了對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的批判。據他們看,《中國俗文學史》“不是一部真正的民間文學的歷史,而是一堆混亂的‘白話文學’的資料”。這里的“白話文學”可不是泛泛而論,批判者緊接著就說鄭振鐸“大量販賣胡適那套貨色,對我國民間文學進行了極大的歪曲和污蔑”。[32]他們回顧文學史寫作史而建立的這樣一種關聯可謂準確,由胡適的“白話文學”到鄭振鐸的“俗文學”,再到如今的“民間文學”,年輕學生在新的命名之下激烈否定了前輩的工作成績,但實際上將自己寫入了同一條文學史敘述實踐的“譜系”之中。他們給出的解決方案固然“激進”,但其實沒有完全走出前輩離析出來的“知識”分類和述史邏輯。
時過境遷,“紅皮本”文學史的缺點往往被看作當年中國思想領域日趨“左”轉的一個證明,是教條化的意識形態判定粗暴扭曲文學史面貌的一個典型。這樣概括性地看待這一現象自然有充足的根據,但它不能完全解釋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在“廬山會議”從糾“左”轉向批判“右傾機會主義”的政治氛圍中,這部文學史卻以“黃皮本”的形式修訂出版:從上下兩冊變成了四卷本,篇幅大幅度擴容,達到120萬字,對作家作品的評價也變得大大寬松,有點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意思。這種錯位當然與時間差有關,高層政治的轉向畢竟需要一定的向下傳遞過程,普通學生對此感知相對滯后。但這一事件似乎也說明,不必把“紅皮本”文學史的寫作僅僅當作對現實政治導向的密切配合。從長時段的視野去看中國文學史敘述方式的演進脈絡,可以說這套書所呈現出來的“激進”形態在一定程度上還應理解為1958年學術“躍進”的一種表現形式。“紅皮本”文學史的觀點與結構既源于對文學史“知識”的意識形態定位與政治審查,也寄托了青年學生實現學術“躍進”的迫切愿望,后者是以前者為載體進行的,也內在于并激化了中國文學史中早已存在的“知識”對抗。
“紅皮本”文學史出版之后,一紙風行。1958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還相對謹慎,印了5000本。12月第二次印刷,印數猛增至35000本。1959年1月第三次印刷,印數又攀升至85000本。這一“現象級”的成果,引發了熱烈的討論,也招致“理論權威”邵荃麟、何其芳等的批評。[33]何其芳長文《文學史討論中的幾個問題》的[34]寫作便與此有關,很值得仔細分析。
何其芳這篇文章內容很多,對“紅皮本”文學史雖有“偏于籠統的贊揚”,但更主要的是“具體、尖銳且全面”的“批評、質詢”[35],此處倒也無需一一復述。應該著重提出的是何其芳對“中國文學史的規律”的思考,這是長文第一部分討論的問題。何其芳并不一般性地反對“找出中國文學發展的規律”的努力,他也肯定“馬克思主義者研究事物是要尋求它們的規律的”。他不滿意的是把“現實主義和反現實主義的斗爭”“民間文學是主流”等命題當作中國文學史的規律,從而將這一規律處理為馬列主義理論的“簡單的重復”,或“僅僅是這些根本原理的正確性的又一次證明”,而是期待“找出一些中國文學的具體的有特殊性的規律來”。[36]有意思的是,最后這句話到了他的論文集里刪改成了“找出一些中國文學的具體的規律來”[37]。“有特殊性”沒了,但“具體”還在,表述的微妙調整反而提示了何其芳立場的穩定,他的某種心結可能就蘊藏其中,顯然他相信中國文學史有其獨屬于自己的規律,不可以被其他抽象的、一般化的(盡管是正確的)原理所覆蓋。歷史很快證明,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提醒。

何其芳《文學藝術的春天》(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封面
四 文學史的擴容與激進化的限度
經歷了1958年以來的“教育革命”,高等學校“拔白旗,插紅旗”,教學秩序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波動。如“紅皮本”文學史的產生過程一樣,尚在求學中的青年們涌起一股編寫教材、集體科研的熱潮。如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55級學生集體編寫的《中國民間文學史(初稿)》[38]、復旦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組學生集體編著的《中國文學史》[39],便是類似的著名個案。雖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這種違反教學與學術規律的做法,卻終歸造成了“文科教材危機”[40]。三四年過去再總結這種“新氣象”,周揚認為“由于對舊遺產和老專家否定過多,青年人知識準備又很不足,加上當時一些浮夸作風,這批教材一般水平都低,大都不能繼續采用”[41]。
1961年1月,中共中央舉行八屆九中全會,確定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著手積極整頓經濟領域出現的困難形勢,給國內之前過熱的頭腦降溫,恢復正常的社會秩序。與這樣的精神相平行,中央書記處在2月明確下達了解決高等學校教材問題的任務,責成時任中宣部副部長、中央文教小組成員之一的周揚予以落實,全國高校文科教材編寫活動隨即緊鑼密鼓地展開。這是高等教育界前所未有的一次國家行為,成績值得充分肯定,學界已多有總結。[42]
1963年7月,游國恩、王起、蕭滌非、季鎮淮、費振剛領銜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是為這一工程在中國文學史編寫方面取得的成果。這套書共四卷,封面設計為藍色,于是被稱為“藍皮本”文學史。紅、黃、藍的“色彩‘政治學’”由此構成了一個復雜的學術話題。[43]

“藍皮本”文學史(全四卷),圖片來自網絡
“政治學”肯定是存在的,但不僅體現于“色彩”上,另一個形成直觀對照的事項則是篇幅。“藍皮本”承襲了“黃皮本”的規模,均為四卷,與“紅皮本”的兩冊相比,內容也是有很大增加。仔細體會周揚在高校文科教材編寫工程中的講話,可以確認,“藍皮本”的擴容本就是他追求的目標之一。
先看周揚在1961年4月12日高等學校文科教材編選計劃會議上的長篇講話,這是文科教材編寫工程啟動之后他首次系統闡述自己理念的場合。在前面定調的大段原則性陳述之后,關于“教材的要求”,他談了“觀點和材料的統一”,“根據材料引出觀點,不要使觀點和材料脫離”;關于教材應該“比較全面”的問題,他又主張“正面反面都有,不要只講一面”,“使得青年學生對歷史的發展有個全貌,不致于把古人想得太好,或者想得太壞,尤其是不要把古人想得太現代化”。[44]再看周揚對《中國文學史》編寫思路的具體設想,與此完全對應,他明確強調“我們的書是教科書,還要給學生一些文學知識,歷史知識”,不能因為某些作品“不符合現在的要求,就不寫或少寫一點”。[45]他甚至將古代文學史、現代文學史內容的多少做了量化處理:現代與古代一比三。[46]文學史教材中“知識”的多少,是周揚此時關注的一個焦點。
怎樣才能做到文學史“知識”的由少到多,從他的上述談話中不難推導。一是重視“材料”,論從史出,寧可論斷少一些,但材料要足夠豐富[47];一是注意“全面”,畢竟“過去的作家沒有可能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48]所以周揚會要求“選教材,不但是正面反面要選,對一個人的作品也要選全面”[49],佛家老莊雖然是唯心主義,“但反對儒家思想,又有進步作用”;“山水詩還是應該肯定的,當然不是每一首都肯定”。[50]這樣就都可以在文學史中加以涉及了。而此前何其芳也使用了“中間性的作品”的概念,用以指認那些“沒有表現出反對人民,但其中也找不到同情人民的內容”,“并不反動,但進步意義也不明顯”的作品。王維、孟浩然的山水田園詩,李賀、李商隱、杜牧的許多詩,李煜、李清照、姜夔的許多詞,馬致遠的有些雜劇,就此獲得了成為文學史“知識”的入場券。[51]
周揚與何其芳的一致之處也就在這里。為了讓更多文學史“知識”能被寫進書中,他們的評價標準都出現了“松動”和“后退”。前者分析文學史編寫思路,最先提出來的也是“文學史的規律”問題,他同樣認為雖然“編寫文學史的目的是探索規律,但不要企圖探索一次就搞清楚”。[52]考慮到之前“紅皮本”文學史所“探索”出來的“規律”是“現實主義和反現實主義的斗爭”“民間文學是主流”等命題,周揚對規律的謹慎,變相地就是政治上的一種松綁。對文學史“知識”的意識形態屬性進行過于鮮明的標注,結果是或者把大量沒有通過政治審查的“知識”攔截在文學史的門檻之外,或者雖然將其寫入,卻出之以負面評價的形式。這是何其芳和周揚都不愿意看到的。而如果他們矯正這一做法的思路得以貫徹,客觀上必然表現為教材“知識”的擴容。文學史寫成兩卷本還是四卷本,因此不能視為僅源于簡單的技術考量。
關注中國文學史篇幅多少的不止何其芳、周揚兩位。就在與“藍皮本”文學史同一年份,人民文學出版社還推出了“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史編寫組”編著的三卷本《中國文學史》,參與其事的作者陣容相當可觀,據說暗中也存了一番與北大文學史較量的心思。[53]書出版以后,胡喬木曾兩次邀請主持其事者談話,提出個人的讀后意見。1964年6月20日的那次談話,他“一開頭就指示文學所要編10卷乃至20卷的多卷本文學史”,“把過去的重要的材料和研究成果(包括考證、好的見解,等等)統統地吸收進來”,而不是停留在當前文學史的“那個水平”或“那個圈子里”。何其芳插話表示了懷疑,擔心20卷“太多了,使用不方便”,胡喬木為了緩和口氣,略做讓步,說“中國文學的歷史長,至少總得寫10本”,但隨即又心有不甘地重申:“英國文學史不過400年就寫了16卷,按這個比例,我們寫20卷也還不夠。”[54]和英國文學史對標篇幅,看似隨意的口氣里隱含著深意。胡喬木無意與國內陸續出版的其他文學史一競短長,顯然是因為他內心深處更把中國文學史關聯于中國人的文化自信和看待歷史遺產的自豪感。在他心目中,直接反映這份歷史遺產豐厚程度的是卷數的多少,不應該打折扣。
事實上,胡喬木的這一著眼點也為何其芳、周揚共享,格外有必要加以關注。何其芳在文科教材編寫工程啟動前期待“找出一些中國文學的具體的有特殊性的規律來”,就流露出了這層意思。周揚推動這一工程時也把“編寫教材的方針”設定為“中國的學校要強調研究中國的現狀,總結中國的經驗,整理中國的歷史遺產”。[55]四復斯言,“中國”是這一“方針”真正的關鍵詞。“搞出世界承認的學術著作”,把中國建設為“十八、十九世紀的巴黎、倫敦一樣的文化中心”,這都是周揚接受文科教材編寫任務時明確提出過的工作目標[56],建立中國自主學術體系、知識體系的思想已經呼之欲出。何、周、胡等人對中國文學史的思考,還應該放在這一背景下進行思考。
60年代初文科教材編寫一開始設計的規模很大,涉及14個專業,計劃中的教科書有130種,參考教材有143種。[57]研究者發現,到工程終止時“人文學科的成績遠遠大于社會科學”,人文學科中的文學教材周揚更是“親力親為”。[58]但都是文學教材,像《文學概論》《美學原理》《中國現代文學史》《外國文學史》等,卻沒有在何、周、胡那里得到與《中國文學史》同等程度的熱議。三人專業背景不一,所任職務各異,何以在這一時段不約而同地矚目于中國文學史的編寫?如果說此時追求學術體系和知識體系的自主化、中國化形成了某種共識[59],那么這一現象就不難解釋:對他們來說,中國文學史是中國的歷史遺產,中國人理所當然地最有發言權。這既是一個學術問題,也是文化自信問題,還與他們的知識構成、審美趣味息息相關——看他們三人對中國文學史的熟悉程度就可以知道,文學史在他們心中并不純粹是客觀的“知識”,顯然還滲透了他們的情感記憶。將這份歷史遺產付諸粗暴的政治審查,將大批經典作家清除出去或給以惡評,這是對他們這種情感記憶的侵害。于是,他們對文學史篇幅問題的堅持,也就暴露出激進的文學史敘述的限度。
以激進的政治態度處理本國的文化遺產,這不是一種可取的學術實踐思路。60年代初的人們固然不可能放棄用意識形態的眼光去評斷中國文學史中的“知識”,但他們看待這一對象時所存的一份樸素的情感,也不應無視[60]。在建設中國自主學術體系、知識體系的過程中,這種文化自信和自豪感,是必要的,也是應該珍視的[61]。歸根結底,對于中國學者乃至每個中國人而言,中國文學史是“知識”,但又不僅是“知識”。激進的文學史敘述的限度,因此其實也是文學史“知識化”的限度。
要而言之,中國文學史的編寫是處于現代轉型過程中的中國學術的重要內容。不同于古已有之的詩文評點、文章流別論,“文學史是要建立一種內在聯系性,把文學作品、文學相關的活動連綴成一個序列。所以文學史首先是一個‘敘述’”[62]。因此可以看到,歷史上國人編寫中國文學史時要從現代的“文學”觀念出發,揀選適合寫入文學史的“文學作品”以及“文學相關的活動”,給這些“知識”以新的命名,將它們置入不同的文學史結構。隨后,這些文學史“知識”又在中國現代思想領域里新與舊、民間與廟堂、大眾與精英、進步與落后等各種話語之爭的制導下產生對抗關系,升降浮沉,直至隨“高山滾石”般的“中國革命的連續與遞進”[63]陷入嚴厲而僵硬的意識形態審判之中。60年代初的文科教材編選工作在這樣一個歷史脈絡里呈現的意義,就不在于它是否促成了成熟的中國文學史著作,也不僅在于它是對激進的文學史敘述形態的反撥,還在于它提示了這樣一個事實:不應該僅是把文學史當作一種外在的“知識”,它還關乎文化自信和民族情感。對待歷史遺產的溫情和敬意,理應成為中國自主學術體系、知識體系建設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