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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深入生活”與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文學新經驗
來源:《南方文壇》 | 顧奕俊  2026年11月20日10:20

1979年召開的第四次文代會,多被認為是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文學發展脈絡的關鍵節點,由此形成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文學在新時期的基本布局。相較而言多少被輕視的是,1984年召開的第四次作代會實則在改革開放之后社會主義文學的經緯流變中也發揮著深刻影響。在該次會議上,時任中國作協黨組書記的張光年作了題為《新時期社會主義文學在闊步前進》的大會報告,報告中張光年將“深入生活”作為社會轉型期“社會主義文學的幾點新經驗”加以推出。張光年旨在表明:“文藝界進一步解放思想的問題,是同作家們在新的形勢下進一步深入人民生活的問題緊密聯系著的。思想只有獲得實際生活的營養,才有生機和活力?!?/p>

事實上,“深入生活”自“五四”以來就構成了中國作家的顯豁課題。李大釗在1919年有言“要想把現代的新文明,從根底輸入到社會里面,非把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打成一氣不可。我甚望我們中國的青年,認清這個道理”。而“左聯”初期倡導的“工農通訊員”運動,其初衷也是以政治動員形式推動左聯作家“深入生活”。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召開的文藝座談會上提出“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斗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進一步明晰了“深入生活”作為無產階級文藝創作核心坐標的意義。嗣后,丁玲、周立波、趙樹理、柳青、孫犁、茹志鵑等一批作家的文學實踐無疑是在此邏輯框架下得以展開與運轉。由之也不難理解“深入生活”作為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文學重要經驗構成與話語基礎的價值意義。不過張光年何以借第四次作代會的報告將“深入生活”確認為中國當代社會主義文學進入歷史新階段的“新經驗”,這是頗具意味之處。

“改革開放”語境下被重審的“深入生活”

張光年在第四次作代會所作報告涉及“深入生活”部分時,從社會變革角度回應何以要將“深入生活”納為社會主義文學的新經驗:“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引起的我國社會生活的前進和變化,對于作家來說,也只有通過熟悉當前改革中的人的心靈的變化,才能得到藝術的掌握與反映。深入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中的人心,是當前作家深入生活的最主要的課題?!本哂泻魬P系的是,同一年前夕,馮牧在《文藝報》撰文旨在昭示“深入生活”內嵌的實踐性特質:“什么叫‘深入生活’?深入生活——這就是作家觀察、體驗、研究、認識生活、積累生活,進而到藝術地提煉生活、反映生活等綜合的過程;也是作家的生活實踐和創作實踐相結合、相統一的過程。”很顯然,國內文學界在此特殊時刻高倡“深入生活”,也緊扣自1978年“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等事件所對接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等主題訴求。

但另一方面國內作家如何在新的社會語境下“深入生活”,甚至作家應不應該遵循原先“深入生活”所倚仗的綱領規范,構成改革開放初期文學創作與理論批評的主要分歧。在1980年代初即“深入生活”漸趨形成論爭時,有參與者憶起1960年代的一段往事:“一九六四年我在北京訪友,碰到一位長期在我國從事文學翻譯的美國專家,交談甚歡。在談到‘深入生活’的問題時,他向我提了一個問題:你們中國作家常常講‘下生活’,這是什么意思?難道你們平時不在生活里?據他講,在國外并沒有‘下生活’的問題?!备母镩_放伊始隨著中國與域外世界重新建立縱深聯系,不少在彼時訪華的西方作家、學者,皆在論及“深入生活”“下生活”時有著相似困惑。剝離這些疑問的外殼,除去源自不同意識形態陣營驅動下文藝從業者關于文藝的服務對象、文藝與政治、文藝的大眾化、文藝的民族形式這幾組命題的迥異解讀,一定程度上也普遍映照出同期國內諸多寫作者的彷徨:我們身處在怎樣的“生活”?要“深入”到怎樣的“生活”?這兩類“生活”又是什么關系?這一系列問題,也根植于“延安講話”及隨后社會主義文藝邏輯路線。盡管“深入生活”被置于社會主義文學經驗準則的核心地帶,但其又收縮于“為工農兵服務”的對象范疇。相應規范在“延安講話”階段有著毋庸置疑的合理性與必要性,但改革開放初期舊“二為”(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政治服務)業已因其不合時宜轉向新“二為”(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文學服務),倘若國內文藝界對“深入生活”的理解程度仍停留于舊“二為”的價值范疇,很顯然不符合“改革開放”錨定的時代精神與文學態勢。

《文藝研究》1981年第1期刊登了一組頗具意味的文章,包括丁玲《生活 創作 時代靈魂——與青年作家談創作》、高曉聲《扎根在生活的土壤里》、劉心武《我掘一口深井——生活問題隨想》、馬烽《寫自己熟悉的生活》、蘇叔陽《生活模式與現實生活》,其中劉心武一文引申出的“一個人只要活著,便有生活”與對“工農兵方向”的另類觀點,旋即引發全國范圍關乎“深入生活”的激烈討論。但就“工農兵方向”這個角度而論,劉心武在文章中實質上并未否定“工農兵方向”的功效,只是其意在凸顯“工農兵方向”這一曾奉若圭臬的“生活”之外的廣闊天地。而這些看似兀自響起的“刺耳”的“聲音”,恰恰勾連著以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為改革開放文學邏輯起點所形成的必然結果。而1981年盡管構成了作家是否應繼續深入“工農兵生活”的討論的關鍵年,但茲舉“工農兵生活”這一方向所包含的農村題材小說創作趨向為例,1981年卻又是反映農村新氣象的創作高峰年。1982年初,崔道怡在向病中的張光年匯報1981年全國短篇小說評獎情況時,張光年指出“深入農村”理應仍是“深入生活”的主要方向:“現在我們敢于挺直腰桿整頓黨風,是因為廣大的農村穩定了。因此,大量描寫農村新變化的作品,就不是一般的題材問題了。這就是生活現實,這就是創作的實際?!币虼?,包括《文藝研究》1981年第1期所刊載文章從不同代際作家的視域出發對“深入生活”做出分析論證,其深層次意旨也就絕非單向度肯定或否定某類題材創作,甚至是全面推翻“深入生活”,而是應理解為社會主義文學經驗進入改革開放時代進行自我調整的題中應有之義。在一系列爭鳴與論證后召開的第四次作代會,張光年將“深入生活”內置于社會主義文學新經驗的脈絡下,一方面揭橥了“深入生活”是社會主義文學經驗譜系不可撼動的肌理構成,此外,張光年所述也呈現“深入生活”在“改革開放”與“社會主義文學”共同分享的視域下的特征、內涵、邊界,包括是否轉變、為何及怎樣轉變。

而正是這時期的討論,首先揭示的有關“深入生活”的觀念誤區,是左翼文學、延安文藝至新中國成立前30年很長一個階段中“深入生活”與“到生活中去”的概念混用。“到生活中去”是“深入生活”的邏輯前提,但兩者絕不可等同視之?!缎≌f選刊》1983年第7期刊發了史鐵生回憶自己插隊經歷的《幾回回夢里回延安》。其中一段表述牽涉“生活體驗”與“體驗生活”的具體辨析,或可延伸為對“深入生活”與“到生活中去”差異性的說明:“我們那時的插隊,和后來的插隊還不一樣;后來的插隊都更像是去體驗生活,而我們那時真是感到要在農村安排一生的日子了——起碼開始的兩年是這樣。現在想來,這倒使后來的寫作得益匪淺。我相信,體驗生活和生活體驗是兩回事。抱著寫一篇什么的目的去搜集材料,和于生活中有了許多感想而要寫點什么,兩者的效果常常相距很遠。從心中流出來的東西可能更好些?!币荒旰舐愤b寫的創作談《淺談深入生活》接續史鐵生的思路:“我們不僅僅是為了寫小說或創作其它藝術作品才需要深入生活的。我們自己首先應該是生活中的普通一員,用普通人的身份去參與生活,用普通人的眼光去看待生活,用普通人的感覺去感覺生活。……我體驗到,第一種狀態可以很快產生作品,并且也不乏生動性,但不能產生一種打動人心的力量。而第二種狀態下產生的作品,因為自己對表現的生活有切膚之感,因此作品就能引起讀者感情上的共鳴。象《人生》和《在困難的日子里》可以說就是在這種狀態下產生的作品?!?/p>

史鐵生與路遙各自的言說,實則共同指向“深入生活”這一命題在其彰顯之初未被厘清的寫作者主體意識與具體實踐的纏繞關系。1984年由《文藝報》《人民文學》組織召開的農村題材小說創作座談會上,浩然提到身處變革社會的寫作者怎樣“深入生活”的話題:“生活經歷豐富并不一定能寫出成功的作品,必須解決正確認識生活問題,才能以新的觀念來正確評價新的生活?!薄吧钊肷睢北惶岢鲆潦?,本意是促成眾多知識分子自覺融入“工農兵”的生活,在自我革命與改造的基礎上同“工農兵”對象形成價值立場、情感結構等方面的同構關系,但該倡導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漸趨演變為“做客”性質的創作采風。1960年,趙樹理在中國作家協會第三次理事會(擴大)會議上發言,以親身經歷闡述“深入生活”何以避免淪為“做客”:“為了避免下去做客,我每到一個村子里,總要在生產機構中找點事做——后來有了干部下放的制度,這事就不需要自己找了。我常把我的做法叫作和群眾‘共事’——即共同完成一樣的事?!腿罕娫谝粔K做事,自己就變成了群眾生活中一個成員,重要的情況,想不知道也不行?!壁w樹理尤其強調了“久”之于“深入生活”的必要性,他總結為四點:一是久則親;二是久則全;三是久則通;四是久則約。趙樹理呈示的“久”,從縱深層面來看意味秉承知識分子身份的寫作者怎樣擺脫定位為“他者”的素材搜集者形象,真正從“工農兵”的視角、情感、立場觀照與再造自身同外部世界。而時間轉至1980年,高曉聲亦有相似感喟:“我一再看到,不管碰到多大的困難,我周圍的農民兄弟,從來不消沉,他們總是振作精神,努力去克服。他們總是想盡一切辦法生活下去,并且無時無刻不在希望能過得好一些。……當在記起自己的時候,我也就會看到,我并不比他們更困難;于是我自然而然同他們一起去斗爭,……我就這樣變成了他們中間的一個?!薄熬瓦@樣變成了他們中間的一個”耦合了趙樹理期許的寫作者“深入生活”最終“變成了群眾生活中的一個成員”。但“變成了群眾生活中的一個成員”并不說明寫作層面由之照搬“群眾生活”,因為從“深入生活”的現實實踐再轉向“深入生活”后的文學實踐,這之間存在著寫作者主體如何把握現實生活與藝術生活、現實真實與藝術真實的位置向度。同樣是1980年,茹志鵑在《百合花》創作談中就自言有如此“慶幸”之處:“現在回想起來,可慶幸的一點,是沒有按著那一段真實生活來加以描紅。而是在原來的生活感受基礎上,重新捏出了一個人物,又根據這個人物的需要,再回頭來看過去的生活素材,并改造、綜合它們?!痹凇吧钊肷睢钡那疤嵯略鯓右姥瓕徝罉顺吲c實踐刻度“改造生活”與“綜合生活”,同樣是重審“深入生活”之于社會主義文學經驗的題中應有之義。如此可見,從1960年趙樹理的期許至1980年高曉聲的喟嘆與茹志鵑的自我慶幸之間,蘊含“深入生活”從價值預設到具體實踐、現實生活到藝術生活之間的過渡,這也表明之所以將“深入生活”重新歸于社會主義文學新經驗范疇,最終還是落位于改革開放語境下如何重新理解與遵循“深入生活”的實踐性旨歸。

頗具意味的是,由此反照1950—1970年代在知識青年群體中開展的“上山下鄉”運動,或可認為構成了改革開放前期中國文學頗為重要的現實經驗與思想資源的來源。而最初以“知青作家”面目步入文壇的韓少功、阿城、史鐵生、梁曉聲、葉辛等人,無疑是“新時期”在“歸來者”之外被廣泛關注的寫作者群體。他們特定的經歷背景實則承接的是趙樹理所言“久”之于“深入生活”的主張,而這些“知青作家”的現實遭遇及文學化展現,演繹為改革開放前期特殊的審美形態、審美向度。頗具意味的是,這些早年的“知青作家”對“上山下鄉”經驗的充分呈示,并非顯現于1980年前后頗具現實速寫意味且布滿“血與淚”的“傷痕文學”“知青文學”“改革文學”,而是寫作者基于更漫長歷史時期的積淀后的文本寫照。如韓少功的長篇小說《馬橋詞典》,因之后的“馬橋事件”影響而得到公共社會層面的聚焦,但這些關注的“眼球”與“口水”多停留于“事件”表征層面,鮮有深入勘探《馬橋詞典》文本本身在“世紀末”體現出的新質:“續約兩年時間的‘馬橋事件’,其實反而使《馬橋詞典》直至當下依舊被眾多研究者、批評工作者低估與誤讀?!彼^“低估與誤讀”,其也隱含于多數讀者沒有認識到《馬橋詞典》在韓少功多年“深入生活”及反思“深入生活”基礎上的深刻價值。另一方面通過《馬橋詞典》理應體察的是,早年的“深入生活”經歷對寫作者的后續影響往往貫穿終生,這在韓少功其后出版的《暗示》《山南水北》《日夜書》《修改過程》等作品中依舊有著印跡接續。從上述所舉“知青作家”延續至今的文學創作能看到,這一代寫作者盡管在隨后的寫作脈絡上或許會出現“自我變法”,但他們的觀念立場、視野結構、宗旨目標很大程度上是以特定年代在“山”與“鄉”的現實經歷(包括與之相關的、可能未必具有自覺性的“深入生活”實踐)為原點,有論者便指出“‘到生活中去’的作家,即使是空手而回,沒有創作上的直接收獲,也不應該懷疑‘到生活中去’的意義,因為‘空手’不等于‘空腦’,無形中,他的認識結構已經起了變化了。而這種變化了的認識結構,也就為以后重新認識生活時提供了更好的條件”。

“實/虛”轉換、社會主義文學新空間與知識界“著重點”轉移

改革開放以來“雙百”方針在內義層面的調整與“二為”方向在對象層面的重構,以及該階段“深入生活”在“其意涵發生某種去政治化轉型”,促使寫作者以此為契機重新把握“深入生活”。而彼時“反思文學”“改革文學”等思潮的社會主義文學屬性,包括現實主義文學傳統重新被聚焦,使得“深入生活”成為多數寫作者進行文學創作的前提條件。第四次文代會以來凸顯“社會主義新人”“大寫的人”的主流意識形態導向,令寫作者的“深入生活”往往自覺聯系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主人翁”身份定位。如“改革文學”涉及的題材領域的豐贍性,也要求寫作者投身到真切也愈發復雜的現實生活。

但1980年代中期國內文學的“向內轉”趨勢,包括“意識流小說”“先鋒文學”等風尚的漸興,其出現的一個特征變化就是寫作者在創作理念上由“實”轉“虛”。以余華為例,又似乎能夠理解這種書寫轉向的邏輯必然性。王侃教授認為“余華從一開始就清醒地意識到,‘自身的膚淺來自經驗的局限’。所以,假如作家的基本文學觀建立在對‘實體經驗’的高度崇拜上,那么,不要說面對托爾斯泰和加西亞·馬爾克斯這樣的巨擘,即便是面對同時代的中國作家,如張承志和鄧剛,他在巨大的自謙和自卑中,肉眼可見地流露出難以自抑的無奈和絕望”,因此“他意識到,他必須而且完全可以與舊式現實主義的文學傳統徹底切割,……他必須像卡夫卡那樣,做文學長河的逆行者,在文學傳統之外另覓再生之地”。從這個角度講,長久以來被中國當代文學所忽視的“虛構之刃”是余華等一批不具備如張承志那樣曾在廣闊天地游馳的寫作者的新出路,而同時也理應承認這拓殖了當代中國文學一度被遮蔽的維度。但不得不引起重視之處是,對“文學”之“虛”向度的盲目追求,導致諸多寫作者出現對實體經驗的輕視,因此也就造成他們不再將“深入生活”視為寫作的必要的因式項。而延續至1990年代的“新寫實小說”“新狀態小說”“新歷史主義小說”等潮流,其內典型文本存在的普遍性問題就在于對“生活”的看似個體化同時卻愈發公式化的處理。甚至如“新寫實小說”在《鐘山》雜志形成聲勢時,《鐘山》編輯部便坦言這些小說縱然以“新寫實”為名,但底色卻是“對紛紜復雜現實情狀無從把握的一種逃避”。而響應者頻頻以預設的、片面的認知觀念編織生活,或將生活定義為混亂而又類同的“小時代”,最終導致“個體”與“生活”因自我收縮、自我臆想而扭曲變形。1990年代中期的“現實主義沖擊波”,以及談歌、關仁山、何申等人進入工廠、企業走訪調查的創作路徑,盡管有意重返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軌道,但這股創作風尚高倡的“分享艱難”在主觀構想與實際生活的錯位,包括“現實主義沖擊波”裹挾下的作家作品多將社會矛盾與人際沖突止于“問題”而無法形成超越,實則說明其時不少寫作者的“深入生活”及具體創作,依舊逃脫不了通過定期、定題材、定對象的“做客”方式圖解“人民”與“生活”,甚至是依照自己預制的情感與萎縮的想象力去強行包裹未得到徹底體驗的“生活”。也是在1990年代,國內文學界、研究界有關“民間”的討論,后續至21世紀關于“底層”“人民性”的論爭,以及錯綜復雜的觀點輸出,也揭示了“深入生活”自1980年代中后期以來的逐漸淡出,令寫作者與外部社會生活的關系愈加脆弱。生活經驗匱乏而又沉溺于空中樓閣的寫作者,其唯有的路徑只能是竭取并不可靠的“自我”。

“深入生活”被指認為是歷史新階段中社會主義文學的新經驗,也部分源自改革開放(特別是進入1990年代)全球化浪潮與城市化進程中社會空間與社會主義文學空間的變動。如前所述,對于寫作者來講,并非身處某一特定空間就必然意味“深入”到這一空間對應的“生活”,相反,由于空間的重置,對那些在“城”與“鄉”之間游移且不乏焦慮感的作家而言,他們需要主動調整“自己活動的范圍”22。1993年,賈平凹在《廢都》“后記”里開篇即吐露心跡:“一晃蕩,我在城里已經住罷了二十年,但還未寫出過一部關于城的小說。”由《廢都》“后記”投射向城市空間的糾結情感,也勾連此時賈平凹極真實的惶惑?!稄U都》問世不久,李潔非便撰文呈示了一個其時多數批評者皆有所提及的問題:“賈平凹對城市這一社會機體尚未形成他自己的一個完整的看法,因而他也不知道該如何將他在城市的那些零零碎碎的見聞組織成強有力的情節結構?!焙喂视诖??梳理原因,其一是賈平凹早年鄉村經歷成為其在文壇最初嶄露頭角的經驗來源。相較寫作城市題材作品時的惶惑,賈平凹曾有言:“當年寫《商州初錄》一系列作品,我并沒有想到很多。當時最基本的想法是為了尋找我寫作的根據地,曾經數次下商州,走遍了那里的山水與村鎮,從此我再沒有成為寫作上的‘流寇’?!倍L期所依賴的寫作經驗同時可能演變為寫作者難以克服的塊壘。其二也說明“深入生活”同寫作者在某地生活(如賈平凹之于西安)的時間長短沒有必然聯系。

而從地緣政治角度觀照,由于1990年前后東歐劇變、蘇聯解體造成的社會主義陣營震動,包括“歷史終結論”的甚囂塵上,關于何謂“社會主義文學”、何謂“社會主義文學經驗”的深入討論減少,這也造成國內多數寫作者尚未及時認識到社會主義國家寫作者的“深入生活”準則之于重新敞開的中國社會主義文學空間的獨特性。結合其時國內眾多的文學創作,寫作者指認的“城市”依舊簡單地定位于“鄉村”的背立面,未曾剖析城市內部在全球化語境與市場經濟沖擊下的結構調整。而自1990年代后期始,原本為寫作者熟稔的鄉村社會也漸趨陌生化。尤其是在新的歷史語境下怎樣結合“三農”問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與新世紀農村題材進行文學想象與文學表達,成為國內寫作者迫切的創作任務。但縱觀該時期的鄉村題材書寫,寫作者描繪的鄉村生活仍多集中于新中國成立“前三十年”以及改革開放時代初期的滯后景象。正在發生的鄉村重建對鄉村題材文學創作而言是一次新的機遇,轉型進程中的中國農村與農民,不僅是當代中國文學獨創性與原創性的樣本,且是催生新的社會主義文學經典的淵藪。但寫作者沒有足夠重視這一點,寫作者也就因此淪為“城市”與“鄉村”的雙重隔膜者。

彼時相當數量寫作者對于所處時空內在變革缺乏“深入生活”的認識、意愿及有效途徑,也關涉1980年代后期以來國內知識界的分歧與“著重點”轉移。1990年代知識分子群體的主要分歧,通常被認為集中于“人文精神大討論”與新左派/自由主義之爭這兩個具體節點,但如此論斷也導致觀察者們對于在此前后發生的一些“細枝末節”的疏漏。2018年,李敬澤同李蔚超的對談提及1991年《人民文學》雜志社在山西召開的會議,李敬澤對這場現今業已淹沒于史料汪洋的會議有著特殊印象:“大概是1991年吧,《人民文學》在太原開了會,我沒去,朱偉他們去了,……我記得回來后他們很興奮,狀如打了仗放了炮。我記不住他們的具體觀點了,但現在讓我復述的話,我想實際上是要重建文學和知識分子與現實的關系,不是上世紀80年代那樣的關系,而是一種新的關系。……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當時強調了‘對話’。因為‘現實’正以‘問題’的方式呈現出來?!崩罹礉蛇@段表述中強調的“對話”,本應成為知識分子寫作者從1980年代末轉向1990年代后何以重新“深入生活”的認識論與方法論。而1993年發起的“人文精神大討論”作為“一個集體情緒表達”影響持續至今,但反而是這場看似熱鬧異常的跨域討論,暴露了知識分子所關注、焦慮、批判的可能是脫離實際的無效命題,而其終端是20世紀以降身為啟蒙者、立法者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失落:“自二十世紀以來,知識分子多處于邊緣地帶,但他們似乎并沒有走出虛幻,沒有走出自己的誤解,他們固執地堅持判斷性的錯誤:現實對他們太不公道了。”梳理“人文精神大討論”期間各類銳利而又略顯空疏的觀點論見,也許確如親歷者多年后的回憶所述,盡管有著美好意愿,卻是“一場徒有‘對話’形式卻無‘對話’功能的‘對話’”(張閎),未曾真正如李敬澤所期許的那樣形成“新的關系”,這也導致一部分“將自己的視野束縛在道德的層面或者現代化意識形態的框架內”的知識分子所追求的“理想的文學樣式”,也注定是被社會潮流拋棄的文學。而改革開放時代作為社會主義文學新經驗被倡導的“深入生活”,在1990年代知識界的討論中卻又是被漠視與懸置的。沒有真正將“深入生活”與“實踐性”相關聯的知識分子寫作者只是在若干命題幻象之間達成若干自我感動卻又孤立無援的“事件”。汪暉在世紀之交出版的《死火重溫》“序”里有過耐人尋味的追撫:“文章成為‘事件’,卻沒有真正的論敵,因為他們并不把它當做文章來對待,而是看做某種象征。議論就是議論,口耳之間,如入無物之陣。這實在始料未及——我不知道這是幸,還是不幸?……1993年以來,知識界已經開始了許多討論,許多重要的問題正在被過分情緒化的批判所遮蓋?!敝貙?990年代,我們注意到徘徊于理論與實踐之間的知識分子,最終只能扮演滿腹牢騷的失意者。而他們將盤綜錯雜的“生活”耐人尋味地簡化為“標題黨”式的“事件”,在此沉溺、在此狂歡。

也恰是在1990年代,有學者拋出“深入生活應該沒有任何先決條件”的觀點。此論自然有其針對“深入生活”一度被機械化、公式化的檢視與批判效用,但倘若因之便認為“深入生活”不必“任何先決條件”,似乎有值得商榷之處。要指出的是,多數作家“深入”的“生活”往往是他們熟悉的人事環境,但也因了熟悉,隨之可能生出不自知的盲區,這正如高曉聲強調的:“你要真正熟悉這些你所熟悉的人,你還得擴大你的視野,去看看另外一些人?!敝挥型ㄟ^“看看另外一些人”,才能經由交互、比較、對話等方式從更恰當的角度確認所謂“熟悉”的“生活”的位置價值,以及“生活”中變動的“人”與“問題”。至于如何“擴大視野”,包括“擴大”哪些領域的“視野”,皆意味著“深入生活”的文學實踐具有必要且必然的條件設定。而1980年代中后期以來部分對于“深入”與“生活”看似普遍化卻又隨之趨于逼仄的理解,甚或是將“深入生活”全然抽離于文學創作外,勢必造成寫作者對“生活”背后復雜的社會空間與趨勢氛圍逐漸喪失敏銳的洞察力、判斷力、分析力。因此“深入”怎樣的“生活”與怎樣“深入生活”當然首先取決于寫作者的主體選擇,但也不應忽視這兩個向度延伸出的文學與政治、文學與社會、文學與大眾等核心議題及隱含的改革開放歷史新階段社會主義文學的新命題、新經驗、新方向。

“敞開的寫作”、重建“自我”與社會主義文學的新可能

1998年由李敬澤、李大衛、邱華棟、李馮、李洱等人小范圍組織的討論,后以《集體作業——實驗文學的理論與實踐》為題出版。其中關涉“個人寫作與宏大敘事”的交流中,李洱旗幟鮮明地提出:“我覺得個人寫作必須放在經驗的層面上展開,這是基本前提;第二個前提是,寫作必須是從個人出發,而我說的‘個人’并不是封閉的,相對而言,私人寫作是比較封閉的,是自言自語的。個人寫作實際上是敞開的寫作,我理解的個人真實性是指個人跟時代之間的內在關聯,在這個立場上才能顯示個人性的缺失?!崩疃?,也是對1980年代后期始將“個人寫作”指認無關“深入生活”等文學觀點的糾偏,更關鍵的是,李洱的論述旨在重建改革開放時代寫作者進行“深入生活”的宏闊坐標。頗可玩味之處在于,同樣是1998年,韓東、朱文等人發起的“斷裂問卷”事件,或應歸納為1980年代后期以來國內文學界由“群”與“代”滑向“個”的寫作趨勢的總結性樣本。李洱在李敬澤、邱華棟等人組織的那場在當時并未引發過多關注的討論中的發言,卻標示出個體與時代、“個”“代”與“群”如何形成“敞開”關系。而李洱這段表述中引而不發卻應得到廓清的要點,即社會轉型背景下“深入生活”何以實踐,實踐何為。

李敬澤、李大衛、邱華棟、李馮、李洱:《集體作業——實驗文學的理論與實踐》,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9

而21世紀以來,尤其是中國當代社會主義文學進入新時代,“人民性”無疑是建構中國文學與“深入生活”新關系的顯豁的關鍵詞。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召開的文藝工作座談會指出:“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倍?024年《延河》雜志推出“新大眾文藝”“新大眾文藝論壇”等欄目及刊發編輯部文章《新傳媒時代與新大眾文藝的興起》以來,“新大眾文藝”成為熱議話題。作為新媒介語境下接續“人的文學”“平民文學”等傳統的重要命名,“新大眾文藝”在此過程中被反復討論的聚焦點即如何認識其內所涉的“新”,這也是使其從“醒目的命名轉換為深刻的命題”的立論前提。李敬澤認為這之中的要點是“人民性”:“新大眾文藝的根本之‘新’就是人民大眾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深度參與著文學藝術的生產傳播,進而改變和塑造著一個時代的文藝形態。”而“新大眾文藝”內嵌的“人民共創共享”新質,為強化“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提供了新的觀察視角與實踐路徑。

以“人民性”為基點,也重塑了“深入生活”在新時代社會主義文學語境下的形態特質。結合晚近中國作協等組織機構開展的“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作家定點深入生活項目”“著名作家抵達文學‘縣’場”等活動,也是從組織團體層面扶持、引導國內作家明確怎樣以“深入生活”為軸剖析“人民”與“人民性”的內涵本源與邏輯結構。這之中尤應留意,相關活動從“生活”的創作題材領域拓展寫作者的視野維度,同時也在具體的“深入”上注重寫作者的主觀意愿與社會趨勢、主旋律與多樣化的相統一。且相較之前一個時期相關組織部門對此類活動的管控,改革開放以來文學團體機構以“深入生活”引導、協調作家的過程中,也經由此類方式對自身進行必要的內部改革,進而“社會的組織功能顯得更加廣泛而有力,并發揮著積極的規范作用”。

此外,國內權威性文學獎評選活動也意在將獲獎作品作為突出標識,探索時代變奏中寫作者與“人民”“深入生活”的互動關系。以2023年揭曉的第十一屆茅盾文學獎為例,獲獎的五部長篇小說《雪山大地》(楊志軍)、《寶水》(喬葉)、《本巴》(劉亮程)、《千里江山圖》(孫甘露)、《回響》(東西),是作家秉持特定的藝術生活標尺“深入”現實生活、打通“最后一公里”的結果。楊志軍接受采訪時被問及駐扎青藏高原牧區經歷對其的創作影響時直言:“我們那時候騎著馬一個帳篷一個帳篷去采訪,有大量的時間和牧民們生活在一起。采訪任務完成了,人還在草原上,有時候一待就是幾個月甚至一年。這種經歷對一個作家非常重要。因為職業的關系,你關注到基層的很多敏感的當下性的問題,但同時你又堅實地和老百姓、和牧民群眾生活在一起,住他們的帳篷,跟他們一起勞動、娛樂、放牧、騎馬。對我來講,這些東西都融入進了我的血液?!比绻f,楊志軍的《雪山大地》承接的是趙樹理、高曉聲一脈將自己“變成了群眾生活中的一個成員”,通過“住他們的帳篷,跟他們一起勞動、娛樂、放牧、騎馬”等方式強調對作家久違的實體經驗的張揚,劉亮程的《本巴》則包含如何將龐雜(甚至是沉重)的實體經驗進行“輕處理”,某種程度上這是輾轉重提與回應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經由“深入生活”這一命題生發出的“虛/實”之辨。而關于喬葉的《寶水》,相較作者在創作談、訪談多有提及的“跑村”“泡村”,隨筆文章《要愛具體的人》或許有著更為悠遠的指涉,也更能體現喬葉對地域與生活的“漫長”的“認識、理解和感情”?!耙獝劬唧w的人,不要愛抽象的人”,意在擺脫的是對“人”與“人民”的空洞所指,也是對20世紀以來“人的文學”與“人民的文藝”對接民族精神、時代精神的再認識。而“要愛具體的人”在“深入生活”這一維度的價值指向,表明寫作者不僅僅是將“人民”的“生活”視作“寫什么”與“怎么寫”的創作來源,而更應該是“自我”與“人民”如何建構情感共同體的基礎。作為國內最具影響力與權威性的長篇小說獎項,縱然每屆茅盾文學獎的評審結果或多或少會因公眾審美趣味、文化立場的多元化傾向而形成別樣論見,但以新時代以來茅盾文學獎的評審規則、評審過程及獲獎作品的“深入生活”取徑為例,其實質也是通過文學制度層面的引領,嘗試為社會主義文學提供文學經典及其經典化研究的樣本。

而在媒介變革與受眾轉向背景下持續激發作為社會主義文學新經驗的“深入生活”,也拓展了未來朝向下現實主義文學理路的廣度與厚度。2010年《人民文學》雜志啟動“人民大地·行動者”非虛構寫作計劃,其后循此風尚出現的《要有光》《生活在臨終醫院:最后的光陰》《我的二本學生》《我在北京送快遞》等作品,映照出新大眾文藝朝向下“深入生活”的主體“變法”、實踐路徑新探與現實主義精神深化,這無疑也是“非虛構寫作”等概念在晚近被聚焦的精髓:“拒絕被生活裹挾、安排和馴化,而是主動質疑和追問世界的‘理所當然’,反思、批判性地打碎和重建人和世界的關系,重新厘定自己的位置并安放自己?!甭撓?020年“全國新時代鄉村題材創作會議”昭示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才能真正解決‘我是誰’的問題”,顯然有理由認定,這也是當前強調文學應“深入生活”的核心所指,真正意義上的“人民的文藝”在此前提下方有可能產生。

注釋從略,詳見《南方文壇》202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