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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一涵:“意義化寫作”與新世紀散文詩的形式建構
來源:《當代作家評論》 | 尤一涵  2026年11月20日09:52

介于詩與散文之間的散文詩,其文體形式和詩體建設等方面的問題長期存在。關于散文詩的形式問題,既有研究主要從其歷史成因及文類的動態性和功能性等方面展開,但有關形式建構的問題仍有待推進。新世紀以來,以周慶榮、靈焚為代表的“我們”散文詩群提出“意義化寫作”主張,并創作大量作品進行實踐。對此,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對具體篇章的闡釋和審美分析,或對具體詩人寫作特點進行探究,忽略了這種詩學主張與散文詩文體形式建構間的密切聯系。實際上,“意義化寫作”所強調的對“意義”的趨向性,不僅與文本的具體內容相關,而且會自然牽引文本,使其獲得一系列形式特征。而對更多潛在“意義”的趨向會促使寫作者進一步完成內在的形式建構:文本內立體意義關系網絡的建構,將為“意義”的衍生留出開放空間。文本的完成不僅與文本內意義網絡的自我一致性相關,文本外的閱讀和闡釋對文本亦是構成性的。這就要求一種與讀者產生良性對話的文本邀請結構被建構,以呼喚更多潛意義,使散文詩寫作擺脫身份焦慮。因此,“意義化寫作”主張對于散文詩的形式建構具有重要意義,值得深入探究。

一

對“意義”的趨向與形式特征的生成

以“我們”散文詩群為代表的新世紀散文詩人,明確以“意義化寫作”主張為綱進行寫作實踐。“意義化”指向什么?提出這一主張的周慶榮認為,要重視“目標事物關聯存在”(1)。“意義”作為“意識與各種事物的關聯方式”(2),存在于任何以公共語言寫就的文本中,“意義化寫作”要求文本在表層的可闡釋性外,自覺地趨向更多開放的潛意義。這種詩學主張不僅與寫作內容相關,與散文詩文體的形式建構也密切相關。對“意義”的趨向性會牽引文本,使形式特征自然生成。

周慶榮在《我們(二)》中寫下:“意識到世上生長著意義,我們生命的行程已走完一半,我們終于決定為意義而活。”(3)“為意義而活”不但是抒情主體的吶喊,也應視作新世紀散文詩寫作的一句宣言。“意義”在詩人筆下“生長”著,而非被寫作者所賦予。黃恩鵬的態度與之呼應:“帶我走進時間的每一個小小單元,讓我讀到失散已久的線索和記憶……因此我有時,總想為世上每一種事物尋找隱喻。”(4)“隱喻”和“意義”的內涵當然不盡相同,在周慶榮看來,“意義”指向事物的關聯方式,所以它先于寫作者的發現和闡釋存在;黃恩鵬的“隱喻”則指向寫作者對這種關聯的自覺組織,所以它需要有意識地“尋找”。這兩種態度共同闡釋著散文詩寫作者對“意義”的趨向。意義化要求文本不可僅趨向單一的、封閉的、固定的“意義”,而要趨向更多“意義”的潛在可能。為此,寫作者既要意識到“意義”自身的“生長”潛力,又要保持主動追問的態度。此處的“意義”是一種開放的關聯性,它既承認事物間的固有關系,又要求寫作者發揮闡釋的能動性。此時,“意義”雖不直接構成詩歌文本的內形式

,卻可作為詩歌內的一種本真存在為文本提供牽引力,使一定的形式特征自然生成。吳思敬指出:“不同的情緒流會催生不同的意象,這種融匯了詩人的情感與意念的意象一旦出現并運動起來,一首詩的內形式便開始成形,當它通過語言符號轉化為外形式的時候,分行便成了首要的也是自然的選擇。”(5)吳思敬認為詩人內在的情緒流是詩歌發生的起點,會引導詩歌參照詩人的心理意向獲得內形式,并自然獲得分行的外形式。詩存在一個心理起點的觀點值得參考,但此起點有多種可能性。在散文詩的形式建構中,詩人對“意義”這一本真存在的趨向,顯然可以視作比“情緒流”在邏輯上更優先的存在,它作為詩歌內的觀念性本質,會自然地使詩歌獲得一定形式特征。

散文詩在組合規則上有形式特征。一般來說,散文詩文本由完整的句與段構成,語句基本遵循語法規則,語句間的組合、段落的劃分則遵循篇章內的邏輯結構。以徐俊國的《充滿》為例:“月亮乃漂泊之客,它流浪到我頭頂就哽住了。/看到我一副失魂落魄的樣子,月亮起了憐憫之心。/我年紀輕輕卻空空蕩蕩,正好需要一個皎潔的朋友來充滿。”(6)此詩未用長句,似乎分行寫作也能成立,為什么最終以散文詩的形式呈現?因為在語法和邏輯上,先分句再分段的組合模式對文本來說更通順。首句以“月亮”為主語,第一個分句以主—系—表結構將“月亮”定性為“漂泊之客”,第二個分句則描述了“月亮”“流浪到我頭頂就哽住”的現象;次句主語仍是“月亮”,但詩人將原因狀語從句前置,使末句主語“我”的出現提前;末句主語由“月亮”切換到“我”,第一個分句中用兩個形容詞作表語說明主語的狀態,第二個分句則是主句的狀語從句。此詩雖短,卻有完整甚至精妙的邏輯結構,以“我”與“月亮”的關系為線索,以“月亮充滿了我”為文本的意義趨向點,主語逐漸由“月亮”切換到“我”,恰好呼應從“月亮”因“憐憫之心”主動停留,到“我”因“空空蕩蕩”而需要被“充滿”的過程。因為每句話都是“我”與“月亮”關系的遞進呈現,所以三句話自然構成了三個段落。伴隨著主語由“月亮”到“我”的切換,主語的狀態也由主動到被動,產生了一種動態的對稱。在這個框架下,句與句、段與段的組合模式自然生成。

散文詩文本的組合規則也有更復雜的情況,以周慶榮的組詩《詩魂——大地上空的劇場》為例。此詩以歷史典故為題材,采用詩劇的模式,以幕區分篇章,共十一幕,每一幕結構類似。開篇時詩人會交代布景和人物。每一篇中,詩人想象自己回到歷史現場,以孔丘、屈原、李白等的第一人稱視角,在典故和史料的基礎上增添諸多想象的細節,重構歷史敘事。這部詩劇的結構有一種特殊的設計感,它模仿戲劇的模式,但顯然并不以將其搬上舞臺為目的,只是為了契合其意義趨向性,即對歷史敘事進行反思。題中的“劇場”一語雙關:除了指向詩劇的形式,顯然也隱喻著“歷史”這一概念的復雜性。對于歷史的觀者來說,從歷史敘事中認識人和事,與觀賞戲劇頗相似。模仿戲劇的結構既能在文本內部設置布景和人物,以安排臺詞的形式自然地使用歷史人物的第一人稱視角和口吻,既能使已定型的歷史敘事獲得更具體、更溫情的生命力量,也能在文本外整體性地隱喻和反思,文本內外兩重意義趨向性互相呼應。這種在篇章組合規則上的精妙設計,充分展現了散文詩文體形式的特殊性。

此外,散文詩還有著聲音維度的特殊內部形式特征,具體表現在語句的音韻和律動感上,這種語音特征的生成也和文本內的意義趨向性直接關聯。比如白月的《憂郁》:“而我頻頻出現。工作工作,笑,再笑!那天從橋上歸來,從一個同類的憐憫中掙脫,像一個沒有電話的號碼,與原來的樣子再也聯系不上。//你要記住,我是一個五官不混淆、聲音清亮、骨肉統一的人。你要記住我跟你打過招呼。”(7)此詩以抒情主體的主體性為意義趨向點。“工作工作,笑,再笑!”節奏輕快短促,而“那天從橋上歸來……”一句則是連貫的長句。下一段中的“五官不混淆”“聲音清亮”“骨肉統一”三個并列短語和“你要記住”組合,構成了語音鏗鏘的長句。這種韻律和節奏的錯落效果,在句子中以寫作者的情緒流動為線索,在語義流動中自然生成。“每一件文學作品首先是一個聲音的系列,從這個聲音的系列再生出意義。”(8)聲音對于詩歌文體形式的構成作用格外突出,此詩就是典型例證。自然的情緒流形成文本的韻律和節奏,而這種有韻律有節奏的聲音序列,也構成文本內容的意義張力。

散文詩文本內的聲音特征經常由于其形式的不分行而被論者忽視。許多論者都認為分行對新詩節奏和韻律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如王澤龍認為“現代詩歌分行與現代漢語詞匯特征互為一體,共同體現分行的節奏功能”(9),羅小鳳把這種詩歌內的音韻和律動命名為“自然節韻”(10)。不同于以行為明確閱讀單位的分行詩,散文詩的閱讀單位由詞匯的語音和語義特征,以及將詞與句銜接的邏輯關系共同構成。散文詩顯然也有內部的音韻和律動節奏,此律動模式天然蘊藏在現代漢語的語音系統之中。有些散文詩甚至具有特殊的音樂性特征。如彌唱的《雪上五聲音階》組章,從標題和每一章音樂類型的命名,已能看出詩人對音樂性的追求,這種追求是此詩的每個子篇章共同趨向的“意義”。詩中一些律動和語音結構上的小設計值得留意,比如《獨唱》的開篇幾段幾乎都是語音感較連貫的長句,臨近尾聲處卻變成更靈動的短句式。倒數第二段的“從天涯,到天涯”,和上一段末尾的“從主音到主音,從夜晚到夜晚。從雪到雪”,在句法結構上一致,但詩人特意另起一段,并以逗號隔開,打破既有節奏型,帶來律動感。下一段中,詩人又以“如果你能聽見,那么這個冬天就真的接近了尾聲”收束,呼應首句“這個冬天過于漫長”(11),兩處意義相契合。組章中的五篇幾乎都遵循這樣的結構,五個相對獨立的篇章又串聯為整體,能看出詩人對古典音樂分樂章寫作模式的借鑒,加之語句自然的音韻律動,此詩的音樂性由此凸顯。可見,并非只有分行的模式才能體現詩歌的節奏功能和聲音屬性,正如彌唱所說:“那在分行中不能傾瀉的洶涌,我把它放在這些散文詩的章節里。”(12)

二

文本內意義關系網絡的建構

“意義化寫作”不僅要求文本表層的可解讀性,更要求文本趨向更多開放的潛意義,使意義衍生。因此,一種文本內立體意義關系網絡的建構就十分重要,它要求寫作者突破日常語言的規則和日常經驗的限制,組織起“對象”與“意義”間的復雜關系,并提供更多聯想性細節,為“意義”進一步衍生留出開放空間。

徐俊國在《一朵蘭花的距離》中寫道:“垂直的光照對蘭花是一種燦爛的傷害,甚至要了它的命。/疏離于人群之外,自陷幽寂,拒絕詞語的修飾和加冕。”(13)蘭花不可被陽光直射屬于日常經驗,把這種直射描述為“燦爛的傷害”,其表達模式和思維路徑都不尋常。詩人將陽光對蘭花的照射和“詞語的修飾和加冕”聯系起來,則是更加跳躍的思維路徑。陽光照射的對象是蘭花,那詞語“修飾和加冕”的對象呢?陽光的照射對蘭花是“燦爛的傷害”,那詞語的“修飾和加冕”對對象來說又如何?詩人從“陽光—蘭花”這組實寫關系中抽象出虛指的“詞語—實體”關系,進一步推演出相對抽象的(實體)“自陷幽寂,拒絕詞語的修飾和加冕”關系,這已經是對既有話語模式的反思,而“拒絕”這個主動的態度,又進一步完成了對“燦爛的傷害”的呼應和超越。由此,詩人完成了對日常語言和日常經驗模式的雙重超越。這種寫作路徑要求寫作者以追問的態度,在發現事物間關系的同時,對既有關系展開質詢,甚至嘗試重新聯系,以保持寫作的生命力。詩人由此完成了文本內意義關系網絡的建構,以“意義”為線索串聯起一系列對象,呈現出對象與對象、對象與意義、意義與意義間的復雜關系。

符號學家埃科指出:“當符碼把表達系統的元素指派給被表達系統的元素時,前者成為后者的表達形式,后者就成為前者的內容。”(14)在符號學的理論框架中,詩歌作為一種審美文本被加以特殊考量,表達形式和表達內容間的關系相較日常語言復雜得多。“在審美文本中,表達平面上的歧義,必定卷入相應的內容平面上的歧義。”(15)也就是說,文本表達模式的特殊性和文本內部意義闡釋模式的特殊性密不可分,它們會互相影響、卷入,兩個平面的互相卷入會使文本產生間隙,使更多潛意義誕生。以周慶榮的《空間論》為例:“宇宙中的一顆星星,銀河系中的一顆星星,站在地球向空中望到的一個亮點,整個黑暗中的一點光。/大地上的一座山,一座山的一個坡,坡上的一棵桃樹,桃樹的一個枝,枝上的一朵花,春天里的一襲香。/動物中最高等級,一個人能用體內的骨頭保持站起來的姿勢,一個人能夠用自己獨到的語言和意念從龐大的人群中走出來,一個人的空間有時覆蓋了所有人,一個人的空間又會小得讓他無處藏身。一個人的物權證包括領空、領海和具體的房契,一個人最后的空間是地下的采礦權,發掘即永生。”(16)這首詩并未違背語法規則,在表達上仍然顯得不尋常。詩的前兩段是意象鏈的羅列,幾乎都是以表示方位的定語和量詞修飾中心詞,但僅有定語加中心詞并不能構成完整表意的句子,這使得此處的句式有一種突出的未完成感,而這樣的結構反復多次,更強調了這種未完成感。這種表達上的特殊性直接造成了內容平面的歧義。最后一句的兩個分句語法結構完整,但“物權證”“領空、領海、具體的房契”,以及“空間”和“采礦權”兩組主語和賓語在內涵上的錯位,造成了文本在內容平面上的歧義,從而使得此處的表達顯得別有深意,連語感也不尋常,此時內容平面的因素反過來對表達平面產生了影響。周慶榮認為:“文字中料峭的部分便是你的寫作價值。”(17)“料峭”實際指向了表達上超越日常語言規范、內容上超越日常經驗范疇的部分,這種對日常語言和日常經驗的超越會使文本突破固定的話語模式和單一的闡釋模式,亦突破這種模式所導致的“意義”的封閉和局限,為“意義”的進一步衍生和發展提供廣闊空間。

周慶榮曾打過這樣的比方:“泉水應該走到山外,走進莊稼地和花草樹木。讓莊稼豐收,解決人間溫飽;讓花草樹木茂盛蔥蘢,解決人間美麗。泉水在這種行走中對事物和人類就會起些作用,泉水就會變成有意義的泉水。”(18)在他看來,事物和事物間、事物和意義間、意義和意義間都應該存在一個復雜的關系網,它應該由走出山外、走入人間的具體細節為線織就,因為只有具體細節才能提供聯想性的因子,才能和更多潛在的意義可能性產生關聯,使“意義”在文本中獲得衍生的趨勢。在《空間論》的前兩段中,詩人建構了兩串意象鏈,若干意象以由遠及近的空間關系有規律地排列,詩人僅僅負責羅列,并沒有解釋羅列的依據和動機,但意象排列的規律已經提供了可供聯想的線索,串聯起意象間的邏輯關系。在第三段中,詩人建構了“保持站起來的姿勢”“從龐大的人群中走出來”和“覆蓋了所有人”“小得讓他無處藏身”兩組更復雜的對應邏輯關系,它們間也存在著可聯想的邏輯線索,這便給“意義”的解讀增添了兩條線索和更多維度。此時文本中的意象間已經織起了相當立體的復合關系網絡,但詩人始終拒絕直接闡釋意象間的關系。在文本的最后,詩人終于以“一個人最后的空間是地下的采礦權,發掘即永生”收束了這張網,以“發掘即永生”的論斷,將全詩的意義趨向性歸攏于詩題中的“空間論”。

三

與讀者對話的文本邀請結構的建構

由上文的例證不難看出,“意義的生長”不僅取決于作者在文本內有意識的設計,也與讀者在文本外對文本的理解和闡釋相關。“意義”的衍生需要建構一種有效的文本邀請結構:文本內部的意義趨向性預期著某種閱讀和解釋,文本結構的期待會呼喚出文本的“隱含讀者”,“隱含讀者”既不是具體讀者,也不是抽象概念,而是文本的邀請結構所形成的“反應網絡”(19)。這就是說,文本的完成不僅與文本內意義網絡的自我一致性相關,文本外的閱讀和闡釋作為文本的“反應網絡”,既是文本內“意義”的投射,也是其延伸,對文本來說亦是構成性的。文本邀請結構的建構,需要寫作者有意識地在文本中留出待解讀的空白,為讀者留下可通過闡釋或想象填補這些空白的線索,引導讀者參與到對文本的理解甚至再創作中,使文本向潛在讀者敞開。文本除了是詩人個人化的表達,亦有公共性和開放性特質,以此為前提,文本內的寫作者與文本外的隱含讀者只有產生良性對話關系,“意義”才會進一步衍生。

語傘有一篇用對話體寫就的散文詩《回答》,詩人在文本中設置了“主人”和“仆人”兩個角色,對話看似就在他們之間展開。開篇“主人”拋出一個問題:“我之外是什么?”而緊接著的“突然想起你的顏色。我是說除了我還有別的”,顯然很難視作明確的回答。此后“主人”語氣激烈地追問“到底是什么”,第一段的最后一句“多年以前還是多年以后?不,現在”很像自問自答,但設問的對象非常模糊,“現在”這一看似對問題的回答也不知道具體指向什么。第二段則是“仆人”的臺詞,同樣是問句與陳述句交錯,但語義模糊,很難分辨設問的對象和回答的指向。主仆二人的臺詞交替出現兩次,構成此詩的四個段落,最后一段“仆人”的臺詞和第一段中“主人”的一樣,收束于邏輯關系相對明確的一問一答:“一輩子是什么樣子?活著,然后死去。”讀者多半對這樣的文本感到困惑,但這極有可能是寫作者的有意為之。顯然,此文本期待的讀者是有著探究精神的,寫作者有意通過模糊的語義激發讀者的好奇心和探索欲,邀請讀者來嘗試解開謎題,完成文本。雖然題為《回答》,但幾乎每一個問題都沒有在文本內得到妥善的、明確的回答,甚至這些問題本身的指向性也很模糊。此文本有若干解讀的可能,如果把相鄰的疑問句和陳述句視為一問一答,那么模糊之處就需要讀者依據文本中的線索想象與填補;如果把每段文本視作單一說話者的臺詞內容按時間關系的記錄,則會發現說話者并非自言自語,只是對話者的回答和反問被作者有意省略了。比如,第一段中“主人”緊接著第一個疑問的“突然想起你的顏色。我是說我之外還有別的”,就很像是針對對話者的疑惑的補充說明,此處缺失的對話者的臺詞就需要讀者自行填補,對話者的身份及其與說話者的關系,也需要讀者自行推測。文本內出現了兩個說話者,讀者可能推測設問和回答的關系其實就發生在主仆之間,然而主仆二人模糊的臺詞,應以怎樣的邏輯解讀才能構成問答關系,也需要讀者自行推斷。甚至主仆二人的關系本身也是一個待解讀的問題,如主與仆的指稱是否暗含著某種隱喻?最后一段中“仆人”曾自問自答:“你的?你說過要互換身份。”(20)這是否暗示主仆二人實為一體?以此為前提,最后一段中“仆人”所說的“一輩子是什么樣子?活著,然后死去”,和第一段中“主人”所說的“多年以前還是多年以后?不,現在”,這兩組是否也能視作問答關系?如果把“現在”視作是對“一輩子是什么樣子”的回答,把“活著,然后死去”視作對“多年以前還是多年以后”的回答,這篇散文詩的意義趨向性就直指“存在”這個重要的元問題。但讀者的這些疑惑都不可能在文本內得到詩人的直接回答。此詩看似是文本內主仆二人的問答游戲,實際是貫穿文本內外的詩人和潛在讀者的問答游戲。讀者對文本的疑惑和解讀,是文本最終完成的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而不同的讀者必定有不同的解讀,文本于是在意義層面獲得了豐富的可闡釋性。

靈焚有一篇名為《狀態,或者意識流》的散文詩,內容以詩人意識流動的過程為線索,其中一些內容揭示著詩人、詩、讀者三者間的復雜關系。第二部分寫道:“從星座的山谷歸來,此時,剛好朋友轉來詩人樹才的散文詩,好!樹才兄也入座了,此生有福,散文詩有福啦!”此處的寫法很有趣,第一個分句是務虛的詩化表達,后面跟著的敘事和感慨在語感和情緒上卻都很寫實。這種心情顯然來自詩人對散文詩未來發展的樂觀判斷,很可能符合詩人意識流動的過程。但這種看似日常的感慨也是一種詩化的表達,它試圖反映詩人、詩和讀者間的關系,因為又有了有效的寫作實踐,所以“散文詩有福啦”。前一句的“樹才兄也入座了,此生有福”應當如何理解?它既可指向此時作為樹才讀者的作者,也可以指向剛成為散文詩寫作者的樹才,此處有著多重關系:其一,作者讀到了樹才的作品,感受到了他在文本中留下的“意義”,這是他作為讀者的“福”;其二,寫作者樹才的思維和情感借由散文詩得以宣泄,并獲得了具體的形狀,這是他作為詩人的“福”;其三,作為一種文體的散文詩吸引了新寫作者,產生了新的文本,并可預見它發展的未來,這是散文詩的“福”。除此之外還有更深層的關聯,作者讀到樹才的文本產生的感慨和對詩人與詩的關系的思考,在以意識為線索的寫作中再度入詩,產生了新的文本,它就由一種私人化的封閉情緒向著文本的潛在讀者敞開,轉化為一種面向他者的具有公共性的敘事文本,邀請讀者共思詩人、詩、讀者間的關系。詩人在下一段中引用了朋友的感慨:“詩人之間的生存太不同了,但又太相似!每一個詩人只能成全具體的‘一己’。世界之浩大,正是由于這了不起的‘一己’,所謂自由、獨特性,悉在其中。”(21)這段文字直指語言系統的對話本質,正是每一個具體的寫作者的“一己”,構成了語言系統“浩大”的開放性,許多寫作看似是私人的,實際卻是公共的、對話的,公共的語言系統恰由無數個體性的“料峭”所構成。

“對話”被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爾稱作“語言的本質性事件”:“人之存在建基于語言;而語言根本上唯發生于對話中。可是,對話不僅僅是語言實行的一個方式,而毋寧說,只有作為對話,語言才是本質性的。”(22)詩歌藝術是語言的藝術,語言系統是時空中每一個使用者的有限性的疊加,正是這無數的有限性構成了它的無限性,每一個個體在使用語言時都背靠著全人類的思想資源。有效的文本邀請結構的建構不僅會為寫作爭取到更多的讀者,而且會讓他們參與到寫作活動中:在二者對話的“文本邀請結構”中,對文本的解讀也應被視作創造性勞動,因為解讀和闡釋會匯入文本原本織就的意義網絡,與文本共同抵達更廣闊的意義世界。在解讀中,“意義”會進一步衍生,使文本獲得新的生命力,向著更廣闊的世界敞開。

由此可見,散文詩文體的有效形式建構需要寫作向讀者敞開,邀請更多讀者參與到對文本的解讀中來,通過對話激發更多闡釋的可能。唯其如此,才能呼喚更多潛在的“意義”,使“意義”從文本內生長出來,使散文詩寫作真正抵達詩,并擺脫身份焦慮。

注釋:

(1)周慶榮、簫風:《保持溫度,堅持溫暖,拒絕絕望——周慶榮訪談錄》,引自http://www.plccw.com/2014/2014-09-26/219679.html。

(2)(19)趙毅衡:《哲學符號學:意義世界的形成》,第2、253頁,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23。

(3)周慶榮:《我們:英漢對照》,第99頁,惠蘭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

(4)靈焚、周慶榮、李松璋編:《時間的年輪:“我們”散文詩群作品精選集》,第77頁,深圳,海天出版社,2015。

(5)吳思敬:《新詩形式的底線在哪里》,《名作欣賞》2021年第7期。

(6)徐俊國:《充滿》,靈焚、周慶榮、李松璋編:《時間的年輪:“我們”散文詩群作品精選集》,第238頁,深圳,海天出版社,2015。

(7)白月:《天真》,第5頁,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

(8)〔美〕勒內·韋勒克、〔美〕奧斯汀·沃倫:《文學理論》

(修訂本),第146頁,劉象愚等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

(9)王澤龍:《分行與五四時期新詩形式的建構》,《文學評論》2021年第2期。

(10)羅小鳳:《新詩形式的底線是什么?——兼與吳思敬先生商榷》,《南方文壇》2023年第3期。

(11)(12)彌唱:《復調》,第51、93頁,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

(13)徐俊國:《一朵蘭花的距離》,靈焚、周慶榮、李松璋編:《時間的年輪:“我們”散文詩群作品精選集》,第240頁,深圳,海天出版社,2015。

(14)(15)〔意大利〕翁貝托·埃科:《符號學理論》,第59、314頁,唐小林、黃曉冬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23。

(16)周慶榮:《空間論》,《執燈而立》,第19頁,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21。

(17)周慶榮:《格物、及物、化物及其他——我的散文詩觀(代后記)》,《執燈而立》,第151頁,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21。

(18)周慶榮:《有遠方的人》,第177頁,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2014。

(20)語傘:《回答》,《外灘手記》,第47頁,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

(21)靈焚:《劇場》,第36頁,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

(22)〔德〕海德格爾:《海德格爾文集·荷爾德林詩的闡釋》,第41頁,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